核心提示：近年来，中国很多著名学者对国内科研管理、科研机构进行改革的呼声不断。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的不断蜕化的现象，可以作为中国科研机构改革的一个小的缩影，从中可以看出改革所面临的困境。
近年来，中国很多著名学者对国内科研管理、科研机构进行改革的呼声不断。而实际上，这种呼声自从改革开放之初就有。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政府也推行了某些改革。比如曾推行过对事业单位进行了类别的区分，有些科研机构转制成为企业，有些科研机构变成了非全额拨款等，尽管这些改革方案或多或少都未能贯彻到底。
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中国科研机构的自主性问题却始终没能得到解决。尽管在次贷风暴之后，欧美国家财政紧张，很多都在削减科研经费，但中国却凸现优势地不断追加科研经费的投入。因此，科研经费的投入问题，早已不是国内所面临的主要的瓶颈和障碍。中国的科研问题出在其它方面。中国科研机构的归属问题和治理问题始终没得到解决，尽管有大量的经费投入，但很多科研机构仍然在沿用传统的官僚/科层管理方式，这已经严重背离了学术研究的目标价值，而且在大量经费投入的刺激之下，对权力和资本的追逐媾和在一起，已经构成为中国科研发展的最大障碍。
以笔者所在的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为例，2009年新上任的领导最近刚刚出台了一套事业单位的岗位设置改革方案。在这个方案中，惊现这样一种仿佛计划经济时代重现的思路：研究所下属研究室全面进行重新设置，并且要和上级科委的处室任务挂钩。也就是说，今后研究所的每个研究室完全抛弃掉学科和研究方向的限制，根据自己对应服务的几个上级科委的处室，来确定自己的工作内容和计划，以此来整合全所工作内容，提高对上级政府“两委一院”（上海市科委和科技党委、上海科学院）的服务效率。
这个逆中央改革精神而动，处心积虑地“为领导服务”的指导思想，真让人大跌眼镜。据笔者所知，由国务院审议通过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早已于2010年6月公布，该纲要明确声称：“要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这也就是说，在中央的层面已经行成了这样的共识，科研机构的改革应该走向学术自主的道路，而不能再延续计划经济的行政统辖一切的道路。
在西方，甚至在我们的近邻日本和印度，学术独立和科研机构自治的规范早已深入人心。德国的威廉姆.洪堡在19世纪初就阐述过大学自主的思想，日本的福泽渝吉，也早在100多年前非常清晰地表达过学术应当独立于政治的思想。而且，不但大学和基础研究应当如此，就如美国的兰德公司，这样一家带有政府军方背景和市场商业色彩的科研机构，也仍然是相对独立于美国官方的控制。兰德公司的内部研究室设置，也绝不可能会根据哪几个政府衙门的处室工作或者几个大客户的即时需求来量身定做的。
回顾历史，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是国内一家老牌软科学研究机构，它诞生于改革开放之初。在最初阶段，由于这家研究机构的领导人级别较高，而且担任要职的都是大牌研究员。比如，在最初几届领导班子中，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周克曾兼任所长，核心领导中也有刘吉、夏禹龙、冯之浚等大牌学者。所以这家机构能够保持相当的独立性，视野也相当开阔。在当时，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在国内可以说是同行中的佼佼者，一度引领国内软科学研究的潮流。但很遗憾的是，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当时所具备的这种独立性，具有很大程度的偶然性，而缺乏持久有效的制度保障。此后，随着开创者的逐渐淡出，一些老牌研究员也升迁成为官员而调任，导致这家研究机构失去了最初的锋芒。由于单位领导的级别和影响力大大下降，它的地位也日趋尴尬，最后干脆变成了上级政府单位处室的小官僚都可以指手画脚随意指挥的“痔囊”。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的不断蜕化的现象，可以作为中国科研机构改革的一个小的缩影，从中可以看出改革所面临的困境。如果中国科研机构改革的目的，确实是要追求科研机构的自主性，追求学术的独立，最终实现创新制造创意，那么一家研究机构的地位、隶属关系、它的领导人的产生过程，这些问题也必须用某种新的改革方案来确定。传统的由上级政府部门来委派研究机构领导人选的简单方式，可能是有问题的，它导致研究机构很轻易就会落入官本位的俗套，迅速丧失独立性。不改革这样一些基本制度，一家小小的研究所，终究难免成为上级官员指手画脚的牺牲品。因此，在学术机构领导人的产生过程中，改革方向应当以学术共同体的评价为首要考虑，而不再是上级官员。
上海的另一个更大规模的科研机构，上海科学院，也同样面临着类似的尴尬地位。不同于中科院，也不同于北京科学院等地方科研院所，上科院这家机构基本上作为一个虚拟实体而存在，对下属几乎所有研究单位都缺乏有效的控制力。这些下属研究单位，虽然名义上归属于上科院系统，但在实际运行中却都被一些掌握职权的部门（如科委或其它部委）所调遣，上科院实际上根本无力组织这些机构协同运作。而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源于上科院这一单位在建院之初就缺乏长远的考虑和规划，只是出于一些干部人事安排上的特殊考虑而得以创建。
由于官员控制着经费，控制着财权和人事权，那么一家下属研究机构就很难摆脱掉政治对学术的干扰，在上级官僚的权力威慑下，内部在人事竞争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学术“逆淘汰”。也就是说，真正在科学研究上不断下功夫的人，可能很快就会成为权力竞争和资源竞争过程中的弱者，并逐渐被边缘化，最终淘汰出局。而那些能够不断赢得权力和资本掌握者青睐的人，虽然他们未必在科学研究中取得创造性成果，却可以不断在博弈过程中胜出，并且越做越大。最近在国内越来越受到关注的学术造假、抄袭剽窃等问题，在实质上要归结为缺乏制约的权力腐化。正是在上述的逆淘汰过程中，由于政府官员的权力过大，责权不对等，就必然会源源不断地采用各种手法收买笼络善于察言观色的知识分子，不断形成权力-知识同盟并大肆制造出既得利益及路径依赖的特殊知识产品。长此以往，这就会不断制造出越来越强大的改革障碍。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无论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或者软科学，一家研究机构的领导人的产生，都应当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上级政府的控制。在科研经费的支持方面，以美国为代表，政府也都是用合同竞标方式来把任务明确分派给研究机构，不可能存在以某种上下级关系的“包养”方式来支持科研机构的做法。除非一家科研机构可以被纳入政府体系，成为公务员系统的一部分，不然面向上级衙门处室而设置研究方向，只能理解为违背规范的行为。毕竟，科研机构有自身不同于政府衙门的运行特点，不能简单地用官僚/科层管理架构加以束缚，不然科研机构难免会丧失掉自身的创新活力。如果要增强科研机构的创新活力，就必须确立学界自治和学术独立的原则，并建立有效的竞争和监督机制，这样才能同时提高学术研究的质量和效率。而现有机制由于既缺乏自主又缺乏真正有效的监管，导致科研活动只注重表面效益，却基本忽视了内的质量。
对于科研机构来说，一项改革，如果不是基于学术自主的改革，只怕改来改去，折腾半天，人们最终会发现这样的改革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而只是轻易花掉天文数字般的经费，同时制造出一堆本来没人要，却被权贵阶层用纳税人的钱轻易挥霍采购的废纸。但很遗憾，在中国，很多这样的废纸产品却被看作科研成果而到处扩散传播，而很多本来有价值的科研方案，却因为被上级官员授意定性为无用，连废纸都不如而被扼杀于摇篮中。
这样的科研机构改革，若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制造问题，那改了还不如不改。但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虽然中央已经认识到了问题，但由于强大的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牵制，导致改革阻力重重，深层次改革无法得到贯彻和推行，很多规划最后都变成了空话。这一点在上海的一些科研机构表现的尤为明显，这种科研机构相对于强势政府的弱势地位，导致机构独立性逐渐丧失，人员的竞争循环向扭曲的方向发育。长期维持下去，就形成了恶性循环，造就了特有的难题。这种障碍也形成了中国科研机构改革的困境。
作者简介：王键，毕业于北京大学，在上海从事科研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