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两年前，即2006年，在纪念鲁迅诞生125周年、逝世70周年的日子里，有媒体披露过这样一段话：
“在周海婴的记忆里，他的出生完全是‘出人意料’的，他说：‘我的出生是一个意外。母亲告诉我，当时他们觉得生存环境非常危险、恶劣，朝不保夕，有个孩子是拖累。但是后来他们避孕失败，我就意外降临了。’”(1)
此前，别的纸媒已刊登过大意相同的口述文字：
“母亲告诉我（按：指周海婴），我是她和父亲避孕失败的产物――母亲觉得当时的环境很危险、很不安定，所以一直没要孩子。”(2)
其实，早在2001年9月出版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周海婴先生就已说过类似的话：
“我是意外降临于人世的。原因是母亲和父亲避孕失败。”(3)
如上所引，周海婴先生反复述说的，有关他意外出生的情况，可能会引起人们探究的兴趣。
众所周知，鲁迅结过两次婚。——准确说，应为：先是在1906年，“夏秋间 奉母命回国与绍兴府山阴县朱安女士完婚”（4），自称是为母亲娶儿媳妇，有夫妻之名而无其实；后因爱而结合，于1927年10月8日，“与许广平开始同居生活”(5),终于建立起一个充满温馨的小家庭。
鲁迅和朱女士结婚二十余年，与许女士同居近十载，却只有一子，就是1929年（民国十八年）出生的海婴。这非常符合五六十年后，中国政府推行的“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
这是为什么？
当然不是鲁迅有先见之明，要为后人做榜样。也不是他的生育能力不强，想多要子女而不可得。——试比较他的胞弟周建人，就有子嗣六人：与日籍妻子羽太芳子生育三子女（长女周鞠子，即马理，长子周丰二，次子周丰三），又和王蕴华结合，生育三女（周晔、周瑾、周蕖）。
究其实，鲁迅之于子女，原本一个也不想要。正如周海婴先生所言，鲁迅确实视生孩子为拖累和苦恼之事。海婴的出世，是因“偶失注意”而来。
中国人历来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积谷防饥，养儿防老”……鲁迅不认同这种传统的生育观、家庭观。他为什么要违背传统和古训，想使自己“断子绝孙”？
对此，鲁迅作过阐述。他在写给一位青年朋友的信中，回答了对方有关生子的询问。他说：
“孩子（按：指海婴）生于前年九月间，今已一岁半，男也，以其为生于上海之婴孩，故名之曰海婴。我不信人死而魂存，亦无求于后嗣，虽无子女，素不介怀。后顾无忧，反以为快。今则多此一累，与几只书箱，同觉笨重，每当迁徙之际，大加擘画之劳。但既已生之，必须育之，尚何言哉。”（6）
这是说，基于自身理念（不求后继有人），和个人追求（轻身前进，解除后顾之忧），而不想要孩子。
一个多月后，在写给同一朋友的另一复信中，他进一步谈了这个问题（对方于来信中有所询问和讨论，故而作答），言称：
“生今之世，而多孩子，诚为累赘之事，然生产之费，问题尚轻，大者乃在将来之教育，国无常经，个人更无所措手，我本以绝后顾之忧为目的，而偶失注意，遂有婴儿，念其将来，亦常惆怅，然而事已如此，亦无奈何，长吉诗云：己生须己养，荷担出门去，只得加倍服务，为孺子牛耳，尚何言哉。”（7）
从这一番议论可以看出，鲁迅还把个人的生育，放在时代（“今之世”）和社会（“国无常经”的“国”）的大背景下来考虑。他认为，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不宜多生孩子。因为除了沉重的经济负担、生活开支之外，教育是一更大问题。对此（如何教育孩子），国家、社会没有一个解决办法，个人也就“无所措手”。 当然，鲁迅是现实主义者，既因一时疏忽（可见鲁迅是讲究避孕的）而有了孩子，不管怎样“忧”，怎样“常惆怅”和“无奈何”，也要把养育，特别是教育孩子的责任承担起来。这很合于古人的观点，“养不教，父之过”。鲁迅并不一味反对传统。
对于社会生育问题，鲁迅主张“节育法”：一对夫妻有两个孩子，就已足矣，不要“更有增益”。在上引第二封信中，他说：“兄之孩子，虽倍于我，但倘不更有增益，似尚力有可为，所必要者，此后当行节育法也。唯须不懈，乃有成效，因此事繁琐，易致疏失，一不注意，便又往往怀孕矣。”在对青年人谆谆告诫，提示方法和经验（失败的教训）之后，他接着感慨道：“求子者日夜祝祷而无功，不欲者稍不经意而辄妊，此人间之所以多苦恼欤。”可以看出，在这两种苦恼中，他尝受了 “稍不经意而辄妊”的苦恼。
二、
关于生育孩子的问题，除了在上述两信，鲁迅对同一位友人，比较集中的谈论了自己的观点外，在致其他友人的书信中，也有所涉及。在杂文中，更有专门论述。
说到生子负担，他在写给另一友人的信中说：“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以至头白，前年又生一孩子，责任更无了期矣。”（8）此信所谓“负担”，应主要指经济负担，可和上引之信互相参看。
在杂文中，鲁迅对中国有人以“人口众多”自傲，以及对中国家庭多生孩子而忽视教育的状况，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他指出：
“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9）
在拷问“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于改变的么？”指明如不反对复古守旧，“中国便永远免不掉反复着先前的运命”时，鲁迅又随手捻来“人口众多”论，予以否定：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用了这许多好材料，难道竟不过老是演一出轮回把戏而已么？”（10）
在书信、杂文之外，鲁迅有关生育、家庭的理念，也融入他的小说之中，从一个侧面再现了社会现实。
旧时社会里的，什么“多子多福”，什么“弄璋”之喜、“弄瓦”之乐，什么“含饴弄孙”的快慰，这些所谓“天伦之乐”，全和他小说中的人物无缘。
读他的小说，显现于眼前的，要么是鳏夫，如潦倒士子孔乙己（《孔乙己》），发疯的读书人“狂人”（《狂人日记》）、陈士成（《白光》），社会奋斗失败者吕纬甫（《在酒楼上》）、魏连殳（《孤独者》），破产农夫兼游民阿Q（《阿Q正传》）, 以及《长明灯》中的“疯子”……要么是孤儿寡母，如夏四奶奶和夏瑜（《药》），单四嫂子和宝儿（《明天》），祥林嫂和阿毛（《祝福》）。而且，这些寡母，最终都失掉了宝贝一样的独子（夏瑜被砍头，宝儿病夭，阿毛被狼吃），真够可怜的。作为与夏四奶奶和夏瑜母子的对照家庭，《药》中的华老栓和华大妈夫妻，精心呵护着他们唯一的患病孩子小栓。可是，这孩子吃了人血（夏瑜之血）馒头后，还是被痨病夺去了性命。两代人合力“栓”（“老栓”、“小栓”），最终没能“栓”住一条命。就连鲁四老爷（《祝福》）、赵太爷和钱太爷（《阿Q正传》）这样的乡绅，也不见有儿孙满堂的幸福。《故乡》中的庄稼汉闰土，是鲁迅小说所写唯一多子的人物，其家境却是：尽管“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也还是“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这因为，“多子”正是他贫穷的首要根源，其次才是“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鲁迅的理性思考和他在小说中的艺术表现，可谓相得益彰，互相印证。
三、
鲁迅生育观、家庭观是怎样形成的？这种理念的形成，自然基于他对中国社会状况的实际观察，以及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深刻思考。同时，不排除受到《中国人气质》一书的启发。
美国传教士史密斯（中文名字是明恩溥）所著《中国人气质》，是一部很受鲁迅推崇的书。（鲁迅生前曾多次表示，希望有人能将此书译介到中国，借以引起国人的自省和变革。直至去世前14日，还提出此希望。）在这本书中，多处写到了中国的“人口众多”现象。如：
“旅行者从中国生活现象中得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人口过多。中国似乎到处是人。”
“在这个广阔帝国，足迹所至之处，都可以使人口过剩的最初印象得到证实。”
“在中国各地，城市和乡村，最引人注目的是成群结队的孩子……”
“必须牢记中国人口是稠密的。”……
书中写到了“人多”与“贫穷”的关系：
“像在中国这样人口无比稠密的国家中，人口众多的家庭挤住在狭窄的住所里……”
“最贫穷的人家也要继续让孩子早年成婚，只要能够勉强维生，这些孩子也要抚养一个大家庭。由于这种或它种原因，结果是造成大部分人生活艰难，从最字面的意思解释，就是做一日吃一日，仅够糊口。”
著者对原因的分析，和提出的解决办法是：
“中国人传宗接代的愿望是如此不可抑制，根据财力，应该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其它许多国家都这样做了，中国却效果较差。”（11）
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出版于1894年，所写是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中国人。据著者估计，当时“中国人口大约两亿五千万”(12)。在距今一百多年前，在还只有两亿五千万人时，史密斯就看出中国的人口问题，指出中国应“控制人口增长”。这不能不说是：观察敏锐而精细，而且具有远见卓识。他应该是第一个提出中国应节制生育的人，比山格夫人（即 玛格丽特·桑格， Sanger Margaret，1883-1966 ，美国节制生育运动创始人 ）来华（1922年4月）宣传节制生育，早20多年。（13）
据《中国人气质》中文本译者研究：“我们有充分把握得出如下结论：鲁迅1902年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期间就已细读了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按：指日译本）……。以后也仍以极大兴趣思考此书，受到了重要影响。”（14）因此，有理由相信，鲁迅对中国人生育、家庭问题的思考和主张，受到了史密斯《中国人气质》的影响。
这种影响，甚至可从两人著作的文字、细节上看出来。如：读鲁迅杂文中“（中国）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等句，再读史密斯所写“在中国各地，城市和乡村，最引人注目的是成群结队的孩子……”，就有似曾相识之感。《中国人气质》关于贫穷人家早婚、人口多、生活艰难的描述，正可以《故乡》中人物闰土的家境为例证。如果大胆推测：鲁迅在塑造闰土形象时，想到了史密斯有关中国贫穷人家的描述，“受到了重要影响”。这推测，也许并不荒唐，因为两者是如此契合。只不过，史氏是对普遍现象的泛泛评说，鲁迅则是对典型人物作艺术描写。
（ 2008.10）
注释：
1、霍燕妮：《周海婴回忆鲁迅日常趣事》，《扬子晚报》2006年10月14日，A31版。
2、周海婴口述、李菁整理：《周海婴：还父亲一个真面目》，《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第1期。
3、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第1页，南海出版公司出版，2001年9月第1版。
4、据《鲁迅著译年表》，《鲁迅全集》（以下省作《全集》）第16卷第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5、同上，第21页。
6、1931年3月6日《致李秉中》，《全集》第12卷第41－42页。
7、1931年4月15日《致李秉中》，《全集》第12卷第43页。
8、1932年6月5日《致台静农》，《全集》第12卷第89页。
9、《热风·随感录二十五》，《全集》第1卷第295页。
10、《华盖集·忽然想到（一至四） 》，《全集》第3卷第18页。
11、以上引文，见【美】亚瑟·亨·史密斯著、张梦阳 王丽娟译《中国人气质》第103页、104页、143页、160页、143页，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12、同上书，第104页。
13、参看《华盖集续编·新的蔷薇》注释7，《全集》第3卷第295页。
14、《中国人气质》 第283－284页。
（刊《上海鲁迅研究》09年春季号，题作《鲁迅的生育观》。此为原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