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5年以来，首都北京的房价问题牵动着社会各界人士的“心”，不管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还是单纯的社会观察家，都试图对这一看似扑朔迷离的现象给出一种更加合理的解释。经济学家自然成为分析“本学术领域话题”的权威，但他们很多人的房价预期不断被“现实”所证伪，甚至连国务院的调控努力都变得脆弱无力，这就更增加了首都“高房价”现象的神秘色彩。

也有经济学家明确提出“北京房价高是因为购买房者太有钱”这样直截了当的解释，这实际上还是从市场供求关系的纯经济学角度提出的勇敢观点，而没有再仅仅将关注点放在了所谓的“投机者”身上。社会学家孙立平用“家庭结构”的视角对北京高房价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与独生子女政策助推了北京等大城市的房价膨胀，应当算作另类的解释路径。以上两种观点都承认了需求拉动效应和市场购买力强劲的现实，只是后者进一步分析了这种购买力形成的社会基础。笔者认同这种分析基础，但是又认为这些分析还远远不够，首都的高房价现象还与更为复杂的中国政治文化与社会心理存在着重大关系，而且呈现出了普遍性与独特性原因相结合的“问题滋生机制”。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不均衡主要体现在区域间的不平衡方面，政策因素的作用十分鲜明，很多新兴城市都是在国家政策格外关照的宏观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北京更不例外。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是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大量的中央财政资金都被优先用在这片土地上，从而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和可以获取超额利润的行业，外来人口的数量也就持续增加，其中不乏少数创业成功人士。在这些外来人口发财致富并且逐渐具备购房能力的同时，北京的城市空间特别是土地使用却是被严格控制的，这必然会造成就业容量与城市空间容量之间的断裂，也就是商品房必然供不应求的现实，这属于所谓的结构性紧张问题。

这种商品房市场的“结构性紧张”现象出现之后，北京的房价必然开始不断攀升；按照一般的市场经济规律，这时候应该出现“理性选择”作用下的人口流出或者市场供给增加的现象，但是两者恰恰都未出现，因此问题非但未得到解决，而且呈现出了恶性膨胀的发展态势。那么这种“市场失灵”现象的原因在哪里呢？这必须诉诸于对中国政治文化与社会心理学的分析。

在首都“高房价”现象面前，国家政府既不能有效增加土地和房源供给，又不能采取措施促进外来人口“返乡”，问题当然不能得到解决。房源问题得不到解决是因为中国政治文化从来都是“讲究规划”，个体利益服从整体需要，庄严的天安门广场和紫禁城就是这种政治文化的鲜明写照，因此，大量的公共用地就挤压了住房建设的用地，即使废弃铁路旁边的贫民窟也不断地被清理掉，北漂族成员戴海飞的“蛋形蜗居”也因为影响小区形象而被搬迁。在这种情况下，北京主城区实际上已无“廉价地块”，新建住房只得向郊区扩张，但又限于就业岗位的高度集中和交通设施的不完善，远郊区的土地供给也只能是“远水难解近渴”。

随后的问题就是：外来人口何以甘愿承受“做房奴”甚至“蜗居租赁房”的生活代价呢？其原因同样在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与社会心理。通过与许多在京外来人口的访谈，笔者发现他们大多具有一种“官本位”思想，认为只要能够在北京生活下去就可以在自己的家乡父老面前证实自己的能力，就可以获得某种荣耀与心理的满足感。很多农村地区确实也存在着这种大众心理，即认为在首都生活的人比其他地方的人“在人格上高一等”，能在北京购房买车是很多人的最高生活理想，天子脚下的臣民天然具有一种社会地位的优越感。正是在这种社会心理的作用之下，很多的外来务工者甘心忍辱负重，也不愿意返回家乡，低经济收入者为了“维持面子”而从事着“非理性”选择的职业，默默承受来自各方面的歧视，这种大众心理又导致了首都“低级劳动力”的充足供给，进一步降低了他们提高各方面待遇的要价砝码，集体行动的负面逻辑也就鲜明地暴露出来；同时，外来人口当中的高经济收入者则省吃俭用，为购房做着充分的筹备。

前一种外来人的行为拉动了北京的房屋租赁价格不断提高，从而增加了旧村拆迁的阻力，抬高了被拆迁户向政府和开发商的要价，变相地增加了商品房建设的成本；而后者则直接拉动了商品房价格的急剧攀升，而其共同的结果就是极大地催生了首都住房价格的持续上升。显然，北京住房需求持续上升的原因不在于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而是由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与大众心理导致的，经济资源与人口的“不正常”聚集与少数大城市发展空间的局限性之间存在着难以协调的冲突，这必然导致首都的“高房价”现象。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北京房价过高与部分投机资金的介入有关，但是这毕竟不是最根本的原因，而且这些投机资金的介入同样与中国特有的“官本位”社会思想有关，比如个别山西煤老板到北京购房的动机未必始终都抱着“经济投机”的思想，很多人是为了以此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即使纯粹的投机者也是因为已经看到了“大好前景”才敢于进行冒险，他们深刻理解了首都广大“中产阶层”的心思，认定这是一桩稳操胜券的交易，刚性需求拉动下的价格上涨已经不是几项政策可以改变的大趋势。相信如果没有对北京“潜在购房者”的心理透视，这些投机者也会变得谨慎行事，而不会展现那种“志在必得”的高姿态。

只要国家仍旧奉行“少数地区先富起来”的社会发展政策，城乡之间的差距就会不断扩大，因为这个所谓的“少数’只能是城市，而不会是农村；只要政府不能够采取措施消除“学而优则仕”的大众观念，首都北京的人口膨胀还会持续下去，因为国人会自发地产生“对京城生活的幻想”。在城乡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和人口逐渐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出现一个自由市场经济规律支配的土地流转市场，很多大城市都会面临“高房价”的问题，这是北京房价问题的普遍性缘由，其共同基础就是“半拉子”市场经济的自然效应。此外，由于中国特殊政治文化与大众心理的顽强存在，作为首都的北京对很多具有“流动可能”的人口具有着超乎寻常的吸引力，这种略带神秘色彩的“价值合理性”行为必然导致解决北京房价问题的异常艰难，这是北京房价问题的特殊性缘由。

当经济学家面对北京“高房价”问题而一筹莫展的时候，是否曾考虑到其他学科取经呢？经济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更是一种心理现象。理解了作为某种经济现象的社会与大众心理基础，也许很多不正常的表现就变得十分正常，很多不能用“既有规律”解释的问题却可以用另外一种常识来解释。当我们更加深刻与全面的对某种经济现象有了理解之后，相应的解决对策也就不难寻觅了，只是这些对策往往是过于宏大而难以执行，至少难以在短期内诞生。但是面对复杂的经济与社会问题，除了接受这种艰难抉择之外，还有更好的出路吗？客观上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是不能解决，过于强求反而容易招致更坏的结果。

辛允星 ，浙江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 讲师，地址：浙江省金华市迎宾大道688号，邮编：32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