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国全球战略重心长期置于欧洲。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形势与世界格局的变化，美国加大了对亚洲的关注与投入。2009年奥巴马入主白宫后，首次提出美国要“重返亚洲”，将其战略重心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2012年1月，在奥巴马总统亲自主持下，五角大楼推出美国“新战略报告”，正式提出将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地区。
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等全方位要素，而以军事战略重心东移为先导和基础，即其主要表现为军事战略东移。一年来，美国加紧展开军事重心东移亚太布局。
第一，强化在亚太的军事存在，使之成为其全球主要军事战略区。为缓解面临的“财政悬崖”，奥巴马政府决定削减财政预算，不得不拿庞大的军事预算“开刀”，从2012年起10年削减军费4970亿美元，裁减军人10万，大幅压缩包括欧洲驻军在内的海外驻军，但亚太驻军不仅不受影响，其军力不减反增：一是美在亚太地区的海军力量不断增强，目前部署在亚太的海军舰只的占比达52%，未来数年这一比例将提升到60%[1]。同时，继续在亚太前沿屯兵10万，甚至在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等国驻军人数还有所增加。二是将更多尖端武器聚集亚太。美把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撤出的大量高效能武器转移到亚太盟国，还在日本部署了8架号称“决定未来战争胜利”的“神器”——“猛禽”，即F22隐形战机和多达12架最先进的“鱼鹰”式军机[2]；为在亚太前沿建立战略侦察网，把比侦察卫星性能还优越的“捕食者”、“死神”、“全球鹰”无人战略侦察机部署在前沿基地，其监控范围能覆盖整个亚太地区，尤其能扫描和掌握其认为是“战略对手”的军事设施与活动情况；增设反导系统，在日本北部已建一套AN/TPY-Z型X波段反导预警雷达的基础上，2012年6月决定在日本南部再建一套，并计划在某个东南亚国建第三套[2]，从而形成“圆弧形”反导雷达系统，以能更精确地跟踪“敌国”发射的弹道导弹。美国希望以此来确保它在亚太地区的全面攻防优势。三是扩展军事基地与军力活动范围。冷战结束后一段时期，美国从东南亚撤走了基地和驻军。近年来，配合其战略重心东移，它通过同有关国家加强军事关系，租借或取得其基地或设施的使用权，大举重返东南亚。该方式使美国能以更小的成本而得到与兴建大规模军事基地同样的效果。
目前美军已获得菲律宾的苏比克湾与克拉克基地，新加坡的樟宜基地及泰国的乌塔堡基地的使用权，其军舰还可以在越南金兰湾停靠维修和补给[3]，从而形成了一个以樟宜基地为中心的东南亚基地群，与南面的澳新基地群及北面的日韩基地群遥相呼应，构成了其太平洋舰队纵横整个西太平洋的基地网。美国还以维护南海“自由航行”为由，将其海军常驻范围从东北亚扩展到东南亚；继在南海和苏禄海部署驱逐舰，还已与新加坡就在新部署4艘濒海
战斗舰达成一致[4]。这些举措有利于美加强对整个西太平洋特别是南海战略通道的控制。
第二，在亚太频繁举行军事演习，成为美国展示军力军威的主舞台。美国极端重视军演的作用，将其视为炫耀超强军力军威、强化实战能力、密切与盟国及友军的协调合作、提高协同作战水平以及威慑现实与潜在战略对手的有效途径。亚太作为美国海外最大和最重要的战略区之一，是其举行军演、展示军力军威的主要地区。近一年来，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该地区的军演活动得到空前强化。首先，军演频度创历史之最。仅在2012年上半年举行的联合军演即达20余次，所有这些军演都是由美军主导和组织实施的。其次，大规模扩容。其中不少军演的规模与涉演国之多都是空前的，如美泰“金色眼镜蛇”军演原来主要是双边性质，但这次有7个国家参演，另有7个国家参与策划，10个国家派出观察员；2012年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的参演国由2010年的14国猛增至22国，几乎涉及所有亚太国家，演习时间长达55天，出动了44艘舰艇、200余架战机和2.5万名官兵[5]。再次，
有更强的实战性和指向性。如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包括实战演习、两栖作战演习和指挥所演习；美日澳“对抗北方—2012”联合军演中，美国空军第18“侵略者”中队客串红色空军与友军空战，实战色彩浓厚。往年的军演中除美韩联合军演明确针对朝鲜外，其余的一般避免以特定国家为针对目标。而2012年的有些军演则明显含有针对中国的意图。如“山樱—61”美日电脑模拟军演中，明确将中国和朝鲜设为假想敌；从8、9月间美日在关岛附近举行的联合“夺岛演习”，正当中日钓鱼岛争端激化之际，其矛头实际上是指向中国，日本防卫厅官员毫不避讳地说：“演习是以中国军队进攻钓鱼岛所展开的夺岛战役为剧本”[6]。可见，近一年美国在亚太举行军演的频度、强度、所召集参演国家之多和指向性之明，都是前所未有的，也是美在其他地区举行的军演所不可比拟的。这是美国实施战略重心东移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其战略重心东置亚太的重要表征。
第三，强化同盟关系，加固战略依托。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根本目的在于阻滞该地区非西方大国的崛起，有效地控制盟国，以建立对整个亚太地区的独家主导，为确立其全球霸主地位铺平道路。美国要大展这一“宏图”尚须利用和借助日、韩、澳等重要盟国，后者亦离不开美国的安全保护与支撑。此外，由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同美国“同气连理”，日、韩、澳等国也都愿意大力支持与配合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美国通过调整或扩建军事基地，进驻更多先进的尖端武器和扩大联合军演等手段拉紧了同盟国的关系，将后者紧拴在其亚太新战略的轨道上。
与此同时，美国还用同样手段大力加强同潜在的盟国及合作伙伴的军事关系。美国冷战时期的盟国菲律宾和泰国向其开放基地供其军队使用。美同不少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合作也得到提升，如新加坡就同意美国在新部署4艘濒海战斗舰，俨然成了美国的新“盟国”；就连曾是美国侵略战争受害国的越南也允许美国军舰“停靠”其港口，并同美国举行有军事演习性质的“海军交流活动”，两国的军事合作取得重要进展。
第四，美国战略重心转移是全方位的。在军事战略领域是如此，在其他重要领域也是如此。外交上，国务卿希拉里在2011年11月发表的《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中，明确宣示将美国的外交重置于亚太，随即加大了对其外交投入；在2012年2月制定的2013财年外交预算中，将对欧洲、中亚等地区的预算减少18%[7]，而对亚太则不减反增。奥巴马政府尤着力调整与加强原先相对薄弱的对东盟外交，破天荒地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协议》，挤进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并大力改善同它一贯敌视的包括缅甸在内的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如史无前例地对缅甸进行国事访问。当前，美国同东盟及其成员国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在亚太地区的外交态势显著增强。在经济领域，奥巴马政府对亚太地区更是情有独钟。为加速把对外经济重心东移亚太，建构美国主控的亚太经贸体系，奥巴马政府采取了两大举措：一是把实施“出口翻番”战略的重点对象定在亚太，二是加紧推行“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议（TPP）”。一年来，美国的努力取得一定成效，在对其他方向出口下滑的同时，对亚太地区的出口却逆势上扬；把日本拉入TPP谈判进程，泰国亦表示了加入的意向，使之朝前发展迈出了关键步伐。
二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不是突发性的，而是一个随着国际形势和世界战略格局的变化与美国的海外利益调整而逐渐积累的过程。美国这一战略新布局全面展开，有着极其深刻的原因和背景。
其一，世界战略重心移向亚洲。世界地缘战略中心长期在欧洲。随着亚洲崛起，欧亚力量此消彼长，全球地缘战略中心快速由欧洲向亚洲转移。首先，亚洲的经济总量已超过欧洲。冷战结束以来，欧洲经济持续低迷，2007年以后连续爆发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经济两次陷于衰退，实力地位显著下降。而同期亚洲经济快速增长，近20年中亚洲经济平均增速超过7%，约为欧洲经济平均增速的3倍，2010年亚洲GDP达19.66万亿美元，已超过欧洲的19.04万亿美元和北美的17.49万亿美元[8]。
最近两年，由于欧美深陷债务危机或“财政悬崖”，特别是欧盟2012年经济负增长已成定局，亚洲的经济增速进一步拉大了与欧美的距离。2012年，亚洲的GDP、外贸总额和外汇储备可望分别突破21万亿美元、9万亿美元和7万亿美元，大幅领先于欧美。亚洲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可望达50%以上，超过美欧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之和，已成为世界经济主要中心之一和全球最大的商品市场，也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其次，亚洲的战略分量重于欧洲。具有世界影响和实力增长最快的大国集中在亚洲，中国和日本分别是世界第二、三大经济体，印度和俄罗斯已跻身世界前十大经济体之列；中、俄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全球实际拥有核武器的9个国家中的5个在亚洲；中东、中亚、西伯利亚等世界主要能源及其他战略资源中心也在亚洲。这些使亚洲有着无与伦比的战略重要性。再次，作为亚洲主体的大东亚地区的区域整合与内聚力愈益增强。东盟一体化进程日益深化，不久前宣布到2015年实现建成共同体的目标，届时将成为世界上仅次于欧盟的最重要一体化实体；东盟与中、日、韩之间的“10+1”和“10+3”对话与合作机制以及东亚峰会机制不断深入发展，东亚主要国家中日韩的自贸区谈判业已启动。这些为东亚一体化整合奠定了良好基础。特别是在2012年11月举行的东盟10国及东盟自贸伙伴国会议，中、日、韩和印、澳、新计划启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标志着大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将得以进一步提速。东亚区域一体化建设的发展有利于其战略地位的提升。最后，亚洲是全球发展潜力最大的地区，崛起势头方兴未艾。经合组织的专家预计，未来20年以至更长时间内，亚洲经济将继续以远高于欧美的速度强劲增长。到2030年亚洲的经济总量、外贸总额、外汇储备总量都将超过欧美之和而成为世界经济与财富中心。美国政要和媒体纷纷断言21世纪是“亚洲世纪”。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洲正是对世界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重心东移亚洲的应然反应。
其二，中国持续强劲发展，国力加速追赶美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超9.5%，2002~2011年的10年间，中国经济平均增速更达10.7%，是美国年均增速的近4倍，经济总量由占世界4.4%提高至10%，不断拉近了同美国的距离。2000年中国的GDP仅为美国的1/10，2011年猛增至48%。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前三季度仍增长7.7%，全年有望超过预定的7.5%的目标，将是美国同年经济增速的3倍多，中国经济总量有望达美国经济总量的一半。2011年中国外贸总额达3.6876万亿美元，仅比美国同年外贸总额少447.6亿美元；2012年中国外贸总额有望达3.9万亿美元，超过美国跃升为世界最大对外贸易国。截至2012年10月底，中国外汇储备达3.29万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1/3。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早在2007年就已超美国。这些说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的经济、科技和国防实力不断取得重大进展，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软实力同步大幅提升。中国综合国力一再跃升，被美国视为对其独超地位的最大挑战者，深为美国所忌。同时，中美对地区的影响力也发生了不利于美国的变化。中国积极参加了包括东盟地区论坛、“10+1”、“10+3”、东亚峰会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等大东亚地区所有区域合作机制，并为推动这些合作机制与组织朝正确方向发展发挥了不可或缺的独特作用，对区域一体化做出了重要贡献。美国却被挡在大多数亚洲合作机制门外，特别是近些年来中国同地区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的速度远超美国，已取代美国成为日、韩和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国。
美国从冷战思维和“绝不当老二”的霸道逻辑出发，看不惯中国发展壮大和对地区影响力的提升，把社会主义中国视为其主要竞争对手和对其独超霸权地位的最大潜在“威胁”。美战略重心东移即实现所谓的“战略再平衡”，主要着力点就是应对、防范与强化遏制中国，以阻挠中国的复兴进程。其三，亚太地区是世界热点多发带，诸如朝鲜核问题，半岛南北对立，日本同中国、俄罗斯及韩国的领土争端，台湾问题，南海争端，印巴克什米尔争端，南亚和东南亚的恐怖主义等重大热点都集中在大东亚即西太平洋前沿地区。这一地区还是“核门槛”国家多、核扩散形势严重之区。这些热点问题普遍有所升温，造成地区形势震荡并潜伏着对抗的危险。这些问题能否得到有效管控与解决，不但攸关美国亚太战略的成败，也攸关其驻亚太军队、盟国以至美国本土的安全，牵动美国的战略神经。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将更多的资源和力量投放亚太，主旨之一就是更有效地应对和管控热点问题，使之不至恶化失控，并确保其朝有利于美国的方向解决。
其四，美国海外利益重心东移亚太。美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利益重心长期在欧洲。随着世界战略重心移向亚洲板块，其海外利益重心逐渐由欧洲向亚洲转移，地缘政治特别是地缘经济利益主要集中在亚洲。后冷战时期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同欧洲的经贸关系呈下降趋势，同亚洲的经贸关系则急剧上升，对亚洲贸易和投资的增长速度大幅领先于对欧洲，亚洲日益成为美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主要地区。以贸易为例，新世纪伊始，美国同亚洲的贸易与对亚洲的出口即已超过同欧洲的贸易与对欧洲的出口。到2006年，美国同欧盟25国的贸易总额为5445亿美元，其中美国出口为2140亿美元；美国同大东亚地区的贸易总额为8755亿美元，其中美国出口为2570亿美元。2011年，美欧贸易总额为6364亿美元，其中美国出口2686亿美元；同年美国仅同东亚“10+3”的贸易总额即达12074亿美元，其中美国出口3525亿美元。亚洲国家还是美国债券市场的主要投资者，仅中国和日本到2012年9月底就持有美国国债23107亿美元[9]，占外国债权人所持美国国债的43%，这对美国弥补巨额财政赤字，保持预算平衡与金融稳定起了很大作用。美国为维护在亚洲的巨大利益和获取更多更大利益，其战略重心东移是不可避免的。
三
美国坚持推行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其战略重心东移，实际上是在亚太地区加强战略扩张，是造成地区形势变幻的主要负面因素和不稳定因素。中国首当其冲，周边环境尤其是安全环境面临极其严重的挑战。
其一，美国对华地缘战略压力显著增大。美国将在亚太加强军事存在和战略部署作为实施“空海一体战”的主战场，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国的。美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强化军事同盟关系，扩展军事基地，部署濒海战舰，增加先进的战略侦察和实战军器，扩大和完善反导系统，有对华建构“新月形”战略围堵的意图。日本媒体甚至称已形成美国主导的亚太对华包围圈[10]。美还将第二岛链中心之关岛建成其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大幅提升从第二岛链向第一岛链投送军力与快速反应的能力；在西太平洋前沿中国领海附近频繁举行大规模军演；坚持对中国实施抵近战略侦察。凡此种种，对中国安全构成直接或间接、现实与潜在的威胁与挑战。
其二，中国领土主权遭受前所罕见的严峻挑战。中国和一些邻国在南海、东海存在岛屿及海洋权益争端。以往这些争端虽然有起伏，但保持相对稳定。在美国声称重返亚洲尤其是全面展开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的布局后，南海、东海风云突变。美国公然介入与其毫无关系的岛屿争端，将钓鱼岛纳入美日安保条约的防御范围，希拉里甚至说美国在南海有“基本利益”[11]，支持一些东南亚国家将南海问题国际化的主张。所谓国际化就是“美国化”，就是为美国直接插手南海问题制造合理依据。美国还或明或暗指责中国关于南海问题的正当合理立场。由于美国搅局，有些国家更加肆意侵犯中国的主权，日本还悍然决定“收购”中国的固有领土钓鱼岛，宣布将其国有化，陷中日关系于一场严重危机，几乎将两国拉入对抗的边缘。在中国同有关邻国岛屿之争激化之后，美国口头上表示对这些争端“不持立场”，实际上却采取倾向性明显甚至带有浓厚军事色彩的举措，如2012年下半年中日钓鱼岛争端加剧后，美先后同日举行“夺岛演习”，派航母编队到钓鱼岛附近海域游弋，在日本增设反导雷达；4月发生黄岩岛事件以后，美不仅与菲进行联合军演，还向菲出售两艘汉密尔顿级巡舰；在越南国会通过“海洋法”，把中国的南沙群岛、西沙群岛包含在越“主权管辖”范围内之后，美国派军舰抵越，同越举行海上交流活动。美国的偏向和搅局使南海、东海问题更加复杂化，增大了中国维护合法权益的难度。
其三，中国睦邻关系受到严重干扰。美在将战略重心东移的同时，宣扬所谓“中国威胁论”，不断挑起亚洲邻国对中国的疑虑。美利用军演和向一些国家提供有条件援助等方式，拉拢它们亲近美国和疏离中国，甚至用赤裸裸的挑拨离间手段在中国与友好邻国之间打进楔子。美还在东亚地区“拉帮结派”，企图组建以美日韩澳四盟国为轴心、以其他亲美国家为外围的所谓“民主国家同盟”，以产生合力制华的效应。美国采用一系列手法，通过败坏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损害中国与邻国的睦邻友好与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以达到干扰和阻滞中国发展进程的目的。
其四，对中国地缘经济利益的负面影响。中国充分发挥地缘邻近的优势，在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已取代美国，成为亚太新兴经济体和日韩澳等美国盟国的最大贸易伙伴。
美国对此倍感失落，为挽回颓势，进而谋取在亚太区域经合机制中的主导作用和重新夺回在东亚经济关系中的龙头老大地位，力推TPP，挤进东亚峰会，以架空APEC和削弱以至边缘化其他区域经合组织，并将亚洲定为其出口翻番战略的重点地区。美国亚太经济新战略，挤压和弱化中国在区域经合机制中的空间和作用，削弱中国在区域经济关系中地位意图明显，这将对中国进一步拓展区域经济空间尤其是扩大对亚太国家的出口造成不利影响。
四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对中国构成的挑战和负面影响是严重的，但实际效用和影响有限。对此既应高度警觉，妥善应对，也宜全面客观理性地看待，不要夸大其事，更无须草木皆兵。
第一，美国此举的基本动因是出于适应世界地缘战略重心向亚洲倾斜和美国对外利益重心向亚洲转移的客观需要。亚洲现在对美国全球战略和国家发展全局影响之大，超过了世界其他各洲。美国格外重视亚洲并将战略重心移向亚洲是形势使然。同时，美国此举并不完全是针对中国，而是有多重战略考量和目的，其中包括防范与应对俄罗斯东向战略，便于压制与封锁朝鲜，遏制亚太盟国对美离心倾向和谋求确立其对亚太事务的控制和主导等。应对中国崛起只是其中主要目的之一。
第二，美国所谓亚太“战略再平衡”，是在美中力量对比及在亚洲的影响消长出现有利于中国而不利于美国的显著变化下发生的。美国以此加强对华遏制，意在牵制和阻挠中国崛起和中国在亚洲影响的不断扩大，以扭转美国在竞争中的劣势。此举主要是一种防范、威慑态势，而非将中国作为敌手蓄意对抗以至主动进攻。不碰触中国核心利益底线，避免与中国发生正面碰撞，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仍是美国重大利益所在和主要政策取向。
第三，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并不意味着它改变对华接触与遏制、以接触为主的政策，以及将中国定为合作伙伴与竞争对手、以合作伙伴为主的关系定位。事实上，近一年来，在美国将战略重心加速东移的同时，中美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取得了此前少有的重要进展。这充分反映了重视与发展对华关系仍是美国朝野共识，对话、接触、交流、合作仍是中美关系的基调与主流。
第四，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不全是负面的。如加强美日同盟固然有遏制中国的一面，但也有防止日本发展核武器和重新军国主义化的作用。美国将亚洲定为出口倍增战略的重点目标，势必会更加重视和着力加强同亚洲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有利于推进中美关系的发展。
第五，美国在亚洲难以“拉帮结派”对付中国。中国长期实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友邻政策，深得人心，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得到长足发展。特别是中国是大多数亚太国家主要经贸伙伴和最大出口对象，其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中国。它们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只会坚持对华友好，而不会同中国对立，搞坏对华关系。它们独立自主意识和民族自尊心很强，其所以欢迎美国重返亚太，主要出于更好地在大国中搞平衡，以更好地确保自身利益，而不愿意也不会充当美国遏华战略的棋子和马前卒。美国企图在亚太地区拼凑“东方北约”和“民主国家同盟”以围堵中国，是注定不会得逞的。更重要的是对美国亚太战略的制约因素仍多：中东地区阿拉伯世界的动乱、巴以冲突、伊朗核问题长期难解，甚至还会进一步加剧；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的严重后遗症将长期存在；恐怖主义仍在蔓延猖獗；俄罗斯在欧洲方向对美国的牵制；特别是美国自身实力地位愈益下降，对外扩张更加力不从心，使其难以集中力量专营亚太，阻遏中国强大和独主亚太沉浮的目标必将落空。
来源:《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