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鲁迅在逝世前58天（即1936年8月23日），于患病中写了一篇《“这也是生活”??》。他说：“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1】这是他的生活观的最终陈述。就鲁迅本人而言，当然也是这样。因此，关注鲁迅不同时期（尤其晚年）日常生活的“枝叶”，对于认识他的“全部可歌可泣”，和他一生结出的“花果”，应该非常必要。
比如过年（春节）。在中国，一年365天，四时节庆，春节居于首位。鲁迅的最后10年，是在上海度过的。他在上海如何过年？
应该先辨析鲁迅对“过年”及有关词语的使用。自公历引入我国以来，“过年”的“年”，就有旧年（即旧历年，又称阴历年，正式名称是夏历年或农历年）和新年（即新历年，又称阳历年，正式名称是公历年）之分，都可叫“过年”。但受传统习俗影响，人们更多用于指称旧历年，即社会普遍重视春节，不看重公历新年。（在祖国大陆，春节法定放假3天，香港放假3天，台湾放假4天，新年均只放假1天，此即为明证。）鲁迅对“过年”一词的用法，大体与此相同。（据粗略统计，在《鲁迅全集》中，“过年”一词出现31次，确指公历新年的只有7次，其余均指春节。）
与此相关的是，夏历新年的名称、叫法。尽人皆知，其名称是“春节”。但鲁迅似不接受此叫法。鲁迅日记所含24个春节，有8次记“旧历元旦”，9次记“旧历××元旦”（“××”为干支年份），或“阴历××元旦”，或“××元旦”，即称“元旦”的共17次。只有3次记为“春节休假”，另3次只记“休假”，1次日记佚（1922年）。在文章、诗歌中，“元旦”出现4次，指夏历和公历的，各2次。书信（包括附诗）中出现“元旦”7次，指夏历的4次，指公历的3次。总之，鲁迅称春节为“元旦”。这是为什么？
鲁迅是袭用传统名称。我国古代，自汉武帝恢复夏历以后，历代均以正月初一为元旦。辛亥革命后，革命政府决定废除阴历，改用公历（阳历），将夏历元旦改为春节。鲁迅当时曾就“阴阳历的区别”、“采取阳历的用意”进行过宣讲【2】。但在长时期里，公历未能推行开，“春节”之名也未被民众接受；只是把过年分为“过阴历年”、“过阳历年”两种，而且重前者，轻后者。鲁迅后来在《习惯与改革》中，曾就“禁用阴历”一事进行评论，指出：改革者应对“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3】因此，他对语言的使用，与社会大众保持一致，以“过年”指称过夏历年，用传统名称“元旦”（或加“旧历”之类词语）称正月初一。在包括日记在内的《鲁迅全集》中，“春节”一词只出现三次（1918、1919、1921这三年的日记），以后未再使用。对社会上“爱阴历”年，也有所肯定（见下文第6节引述）。
经数十年社会变革，直到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使用“公元纪年法”，将夏历正月初一称春节，将公历1月1日定为元旦，才获得人民群众的普遍认可。从此，“春节”和“元旦”有了明确区分。这已是鲁迅逝世14年之后的事。
二、
对鲁迅如何过年，不妨从广州时期谈起，便于比较。
1927年1月18日，鲁迅从厦门来到广州。按夏历计算，这天正是腊月十五。俗云：“吃过腊八饭，就把年来办。”正是在羊城市民家家忙于筹备过年的氛围中，鲁迅来到了这座南国名城。
初到广州，又赶上过年，面对全新的生活、工作、活动，鲁迅异常忙碌、紧张。他连日接待来访者，参加会议，发表演说，共产党组织与其联系??忙得连吃饭工夫也没有。他在信中向友人“诉苦”：“日日忙于会客及赴会演说，也很苦恼”【4】，“来访者太多”【5】，“我现在真太忙了，连吃饭工夫也没有。”【6】一位几次访问过他的中山大学学生回忆道：“他（鲁迅）是得不到安静了。题字的，谈话的，撰序的，问难的，一天到晚的闹个不已。”【7】尽管如此，他还要接近民众，走向十字街头，考察广州世风民情。他看到，广州市面繁荣，饮食也便当，虽然贵一点，而质料殊佳。就是民情，也比别处活泼得多。总之，鲁迅以自己的繁忙迎来春节，努力适应新的战斗环境。
既是过年，总要有过年的活动和气氛。他应邀去同事家，共吃年夜饭，与来拜年的年轻人欢叙。还忙中偷闲，游公园，逛花市，调节生活，享受一点节日的快乐。
春节前，在夏历祭灶日（1月26 日），他应邀出席中山大学医科的欢迎会，演讲半小时后，特地到东郊花园小坐，一面休息，一面观赏园中景物。次日，在赴中山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演说后，又游了珠江中海珠岛上的海珠公园。
广州的年宵花市（又名迎春花市），素来脍炙人口，所谓“满城炮竹迎春夜，到处花团锦簇天”，是羊城人民欢度春节的传统盛会。（其惯例是，每年春节前，各地花农把各种鲜花盆景、名卉异果，运到“十三行”一带街区，搭棚设市出售。节前三天开市，昼夜展销，到除夕之夜形成高潮，初一凌晨散市。）鲁迅从少年时代起，就爱花、养花。既来广州，对岭南地区的奇花异草，他自然很想趁花市盛会，前去领略一番。年二十九（1月31日）夜晚，他与正热恋中的许广平、爱徒孙伏园一起，“秉烛夜游”，逛了花市。徜徉在花海中，眼看繁花锦绣，姹紫嫣红，耳听人们操着广州话欢声笑语，他享受生活的情趣，品味爱情、友情的温馨。【8】
另一次春节出游是，年初三（2月4日）到越秀山的游玩。这天上午，鲁迅由四日前（1月30日）新来相聚（此前为追随鲁迅，从厦门大学转学并相伴来中山大学）的学生廖立峨，以及许广平、孙伏园陪同【9】，特地到市北，游羊城最大的公园——越秀公园。在园内，参观名胜古迹，登高俯瞰全城景色，一直玩到下午，非常尽兴。谁知鲁迅从高处跳下时，被微耸的土堆绊了一下，跌伤了脚，只好坐车返回。这伤，使他忍受了好多天的痛苦，真是意外。此事，鲁迅后来在书信、文章中都曾提及。
鲁迅在广州过年，生活上获得许广平的种种关爱、照顾。除帮助安排住处，相伴，带路出去吃饭、逛街、看电影??外，由于担心鲁迅饮食不习惯，许广平还亲送食物到大钟楼鲁迅住屋。据鲁迅日记，节前三天（1月30日）“广平来并赠土鲮鱼六尾”，年初一（2月2 日）“广平来并赠食品四种”……可谓无微不至。此后，在鲁迅居留广州的8个多月里，都是如此。这种关爱、照顾，为他们后来到上海组建家庭，开始新的生活，打下了基础。
三、
1927年9月27日下午，鲁迅与许广平离开广州，10月3日午后抵达上海。
和试住广州不足一年、只过一个春节不同：上海是鲁迅经过选择而后定居的城市，并且终老于此；他在上海生活10载，过年9次。9个春节的过法，各有不同，大体上可分三段。
1928至1930这三年的春节，是“随随便便的度过”。这“随随便便的度过”，是许广平的说法：“向来，我们无所谓元旦，也无所谓节日的。??总是随随便便的度过了。”【10】
1928年的春节（1月23日），是鲁迅与许广平组建家庭、和胞弟周建人一家在上海团聚的第一个春节。年前、年后几天，除19日“同三弟及广平游市”并逛书店，以及与友人往来应酬（招饮、拜年）外，鲁迅仅以与亲人同看电影，作为过年的庆祝、娱乐方式。而且，接连看了三个夜晚：20日“晚同蕴如、、晔儿、三弟及广平往明星戏院观电影《海鹰》。”21日“晚观电影，同去六人。”22日“旧历除夕也，夜同三弟及广平往民（明）星戏院观电影《疯人院》。”【11】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据粗略统计，鲁迅寓居上海10年，看电影109次（场）。只有两年（1928年、1929年）选在过年时看电影，而春节三天晚上连着看，仅见于1928年。这表明，鲁迅“闲时也看看电影（这是上海旅居以来的事情，以前不的），算是唯一的娱乐了。”【12】过年时也如此。第二，鲁迅在上海看电影，此前和此后多是“同三弟及广平”一起。过年这几天，则异乎寻常的邀上周建人全家（包括夫人王蕴如和两个幼小的女儿）共同看。这显示两家的春节大团圆，透露出鲁迅关于家庭亲族关系应整体和谐的理念，以及对下一代的关爱和尊重。
1929年过年（2月10日），鲁迅仍以逛书店、看电影为休息、娱乐。不同的是，一、赠春节礼物给夫人；二、邀来柔石一同过年。节前，鲁迅接连两日（8日、9日）“往内山书店”。8日在书店，“得《草花模样》一部，赠广平。”【13】见于鲁迅日记记载的，鲁迅以物品“赠广平”共9次，其中赠书8次，过年赠书仅此一次。这时，许广平已是“准妈妈”。（鲁迅日记1929年9月27日：“晨八时广平生一男。”【14】2月已处在初孕期。）过年时，以描绘“草花模样”的日文（这期间，鲁迅正继续教许广平学习日文）休闲画册（古谷红麟绘）赠爱妻，这应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春节礼物。（日记记述买此书，不用“买”、“购”等常用词，而用“得”字，其中似含有意外获得的惊喜感情。）除夕当晚，邀来柔石，与鲁迅、周建人两家同吃年夜饭。此事，鲁迅日记未记，只见于柔石的记述：“今天是旧历十二月三十日。……从吃夜饭起，一直就坐在周先生那里。夜饭的菜是好的，鸡肉都有，并叫我喝了两杯外国酒。饭后的谈天，我们四人，（还有建人先生同许先生）??什么都谈，文学，哲学，风俗，习惯，同回想、希望，精神是愉悦的”。【15】年初二（11日），又在“午后同柔石、三弟及广平往爱普庐观电影。”【16】柔石是鲁迅的忠诚学生、亲密战友，是“唯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17】鲁迅把“离开父母妻子，独身在上海”【18】过年的柔石邀来家里，共同欢度传统佳节，体现了他对青年战友的深厚情谊和生活关怀。
1930年的春节（1月30日），是鲁迅移居上海以来最忙的春节。（在日记中，未见关于游市、观电影之类休闲、娱乐活动的记述。）即使过年，也“‘不晓得，什么是休息，什么是娱乐。’工作，工作！”【19】这期间的工作，包括著译（春节前完成《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春节后完成《艺术与哲学，伦理》、《文艺的大众化》等多篇译文、论文）、编辑（应邀主编《文艺研究》，与冯雪峰、柔石合编《萌芽》月刊，与柔石合编《艺苑朝华》等），以及社会活动、革命文艺活动（如参与发起和筹备“中国自由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等。
春节几日，更为鼓励和关助张友松、韩侍桁等文学青年，付出时间、精力和心血（包括物质、金钱方面的关爱、帮助）。张友松是得到鲁迅多方扶持与援助的春潮书局的创办人之一（创办人还有夏康农、林熙盛），也是主持人。（该书局出版多种文艺、政治等方面的书籍，还曾在鲁迅指导、帮助下，编印《春潮》月刊。）1929年间，与鲁迅交往频繁，向鲁迅求教、求助。1930年春节前的1月里，10次来鲁迅寓所。他这时正筹办婚事。为此，鲁迅于除夕前一日（28日），“下午同三弟往街买铝制什器八件，共泉七元，拟赠友松也。”除夕（29日）这天，“晨托扫街人寄友松信并什器八件，贺其结婚，又以孩子衣帽各一事属转赠夏康农（按，即春潮书局另一创办人），贺其生子”。【20】因此，张、夏和书局另一合伙经营者党修甫，年初一结伴来给鲁迅拜年并致谢。 同样在此前就受到鲁迅关注、支持的文学青年韩侍桁，刚从外地回到上海，也于过年时（除夕、初一、初三、初五）接连来鲁迅寓所，问候、拜年和求助。鲁迅“假侍桁泉廿”，并帮助他住入景云里，成为近邻，来往更方便。数日后，鲁迅即“邀侍桁、雪峰、柔石往中有天夜饭。”【21】介绍他认识革命文艺界人士，后来参加了“左联”。（韩侍珩转向“第三种人”，是以后的事，鲁迅当时无法预见。）以上，只是两个实例。鲁迅对文学青年、后生孺子的关爱、帮助，是随时随地，无分什么平时、节日的。而且，这种关助既适时，又实用。
四、
鲁迅1931、1932两年的春节，和此前、此后的春节相比，大不相同，是在避祸中度过的。可谓多灾多难。
1931年1月17、18日，五位左翼青年作家（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和李伟森）先后被捕，鲁迅受到牵连。经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协助，联系好内山的可靠朋友与田丰藩开设的花园庄旅馆。（这是一家日本人来沪常住的旅馆，相对安全一些。）鲁迅于1月20日，“下午偕广平携海婴并许媪移居花园庄”【22】，开始他在上海的又一次避难生活。（鲁迅在上海避难四次，第一次是1930年3月19日至4月19日。这是第二次。）春节（2月17日）就是在旅馆的一问狭窄小屋（原为工友所住）里度过的。大年三十，他和夫人许广平“托王蕴如制肴三种”，从家里带到旅馆，“于晚食之”，算是除夕的晚餐。当时正好蒋径三造访，鲁迅“因留之同饭”【23】，是一顿特别的年夜饭。鲁迅之所以“留之同饭”，因为蒋径三是鲁迅在广州时期就来往密切的青年朋友，“并非泛泛之交”【24】。据《鲁迅日记》，鲁迅这次避难期间，由于信息和安全的原因，来花园庄慰问、看望的友人，仅有“内山及其夫人来”一次（1月30日），和“晚蒋径三来”（1月23日）、“晚径三来”（2月6日）、“径三适来”（2月16日）三次。【25】可见鲁迅对他的信任、亲近。除这位“老朋友”外，鲁迅在花园庄还结识一位“新知己”，而且是“老外”，即当时同住花园庄的日本大学生长尾景和。他们由初识、交谈，到“常常烤着火彻夜长谈”【26】，从而结下了真诚的友情。鲁迅特地于除夕前一日（2月15日），即小年夜，回寓所“为长尾景和君作字一幅”【27】，相赠作为春节礼物。鲁迅结束避难生活，回旧寓的第二天，又赠书、赠字给他。后来，长尾景和返国辞行，二人依依不舍，鲁迅说：“你回到日本之后，请给我写信。”【28】鲁迅在避难中过年，而对旧友新知如此热情亲切，可看出他的重情重义，平易近人。应该说，他也是性情中人。
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队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即“一二八”淞沪战争），鲁迅所住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突陷火线中，血刃塞途，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29】29日，战事激烈，“终日在枪炮声中”。30日一早，日军到寓所检查、骚扰；经内山完造建议，“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内山书店，只携衣被数事。”【30】鲁迅一家“和周建人家小、女工……共十口人，挤在书店的一间楼上。女工、小孩和大人一起过着几个人挤在一起大被同眠的生活，窗户是用厚棉被遮住的，在暗黑沉闷的时日里，度过了整整一星期”【31】。2月4日（除夕前一天），鲁迅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的暴行。6日（春节），因所避居的北四川路内山书店处在战区之内，很不安全，又在内山完造帮助下，“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十人一室，席地而卧。”【32】大年初一，鲁迅带领家人（“一无所携，只自身及妇竖共三人耳”【33】）就这样在东藏西躲，再次搬迁中，度过了他一生中最糟糕的春节。直至3月19日上午，才携眷回旧寓。如果可以说，上一次在避难中过年，是因“内忧”（阶级压迫，反动势力对革命者的迫害）造成，那么，这一次的，则是由“外患”（帝国主义的入侵）引起。后者给鲁迅带来的祸害、痛苦，更加沉重。国家、民族的内忧外患，伴随鲁迅一生，何止过年时节。正是在终生与内忧外患的斗争中，彰显出他的高尚品格，生命意义。
¨魄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这是鲁迅对当时艰难生活（包括过年）的真实写照。（此诗即写于在花园庄避难时的一个深夜里。）
五、
鲁迅曾说：“舍间是向不过年的，无论新旧”【34】。但在晚年（1933至1936年），他对待过年的态度有了变化。
变化始于1933年春节（1月26日）。这一年，终于可以在自己家中过年，所以鲁迅格外珍视。他在日记中感慨：“盖如此度岁，不能得者已二年矣。”为庆贺“旧历除夕”，由夫人“治少许肴”，特地邀来同在拉摩斯公寓寄住的冯雪峰，和自己一家人同吃年夜饭。他要和这位亲密战友，同享难得的节日欢娱，同辞旧岁。年夜饭后，鲁迅“又买花爆十余，与海婴同登屋顶燃放之”【35】。以这种方式，和爱子在嬉戏中迎接新年。他带着四岁的海婴，爬上公寓四楼楼顶，一连放了十多种烟花爆竹，这确实非同寻常。这是因为，“过年过节”是“孩子们所盼望的”【36】，而对他们来说，“一年中最高兴的时节，自然要数除夕了。”【37】可是，此前接连两年，海婴都随父母在逃难中过年，幼小的心灵饱尝了惊恐和不安。此番带孩子尽情尽兴燃放花炮，自是一种补偿。正如《答客诮》（写于此前二十几天）一诗所写：“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38】出于同一原因，在几天后（初六），当王蕴如送来一笔82元稿费，鲁迅即“分赠蕴如、广平各二十，自买《周汉遗宝》一本”，同时也“为海婴买玩具三种”【39】。
大年初一，以写字、作诗寄兴抒情，赠送友人。（此前26天，即过公历新年时，在除夕那天，已经“为知人写字五幅，皆自作诗”【40】。）这天，鲁迅为许寿裳、望月玉成等友人一连写了四幅字（其一因不满意，“已而毁之”）。有悼念“左联”五烈士的旧作《无题》，有新写的《赠画师》和《二十二年元旦（按：即1933年春节）》。三首诗都写了“春”（“惯于长夜过春时”，“只研朱墨作春山”，“打牌声里又新春”），或思念死难烈士，或向往光明未来，或谴责达官贵人，均为新春佳节的感怀和思考。
至于工作和战斗，并未因过年而放松。年二十九（1月24日），鲁迅写了《逃的辩护》、《观斗》两文。年后几天，又接连写出《论“赴难”和“逃难”》、《学生和玉佛》、《崇实》、《电的利弊》等多篇作品。年前（除夕下午）、年后（初五）都前往中央研究院，出席“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会议，为组织营救被拘捕的爱国师生和进步人士而谋划和奔走。
六、
从1934年开始，鲁迅对过年态度的变化，由行动（实际过年方式）和自述（写日记），进而改为发表言论。（最后三年日记，不再写如何过年。）由“行”到“言”的改变，体现了思考的过程，以及思想的成熟（某种理念、态度的形成）。“言”的形式是论文（短论，即杂文）和书信。
鲁迅晚年的“过年观”，集中体现于杂文《过年》。此篇写于1934年2月15日（年初二），是一篇对春节的“专论”。用一篇文章专谈过年，在鲁迅全部作品中，此系绝无仅有，在同时代其他作家、论者中，亦属罕见，更不必说它的战斗性、深刻性，以及语言的犀利和精炼。此文系有感而发，其感第一来自于时局，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即反动当局对民众的压迫和限制（不许过旧年，“什么佳节都被绞死”……）；第二来自于自身数年来过年的经历、遭际与思考。这也正是内容的两个主要方面：揭露反对派对人民应有权利（休息娱乐，集会庆祝，发表言论等）的防遏、绞杀，对进步力量的镇压，以及御用文人（“英雄的作家”）有关的喧嚣鼓噪；充分肯定过年及其习俗，赞赏人们过旧历年（即春节）表现出的“格外的庆贺”，“比去年还热闹”，“比新历年还起劲”。两个方面，一破一立，紧密结合，即：通过揭示“不许过年”之荒谬，论证“应该过年”之正当和必要。文章末尾，“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41】这既是对过年意义的实证，又是对“防遏”“绞死”者的有力回击，显示出顽强的斗争精神。由此也可了解，鲁迅这年春节是怎样过的。
最后两年（1935、1936）过年，鲁迅频繁在书信中谈论过年。（这在鲁迅，过去未曾有过；相比于其他文人学士，亦当不多。）1935年，从公历新年到夏历春节，有六封信谈到过年。如：“阴历年关，恐怕是更不容易过的。”【42】“百业凋敝不堪，阴历年关，必有许多大铺倒闭的。”【43】彰显对社会民生的密切关注。除夕之夜，写信对友人说：“十多年前，我看见人家过旧历年，是反对的，现在却心平气和，觉得倒还热闹，还买了一批花炮，明夜要放了。”【44】年初一，又写信告诉另一友人：“今年却亦借口新年（按，即春节），烹酒煮肉，且买花炮，夜则放之，盖终年被迫被困，苦得够了，人亦何苦不暂时吃一通乎。”【45】表明对过年态度的明显改变，以及过年的意义和方式。
1936年新年、春节期间，鲁迅也有六封信谈及过年（度岁）。除继续关注社会（“上海今年过年，很静，大不如去年，内地穷了，洋人无血可吸，似乎也不甚兴高采烈。”【46】）外，还对新年、旧年，做了比较。年二十八，致友人信云：“大家准备过年，究竟还是爱阴历。”【47】另写一信告诉母亲：“上海这几天颇冷，大有过年景象，这里也还是阴历十二月底像过年。”【48】春节期间，他特意请青年友人吃饭、谈事。年前10天，先写信告诉萧军：“在旧历年内，邀些人吃一回饭。”【49】年二十五，“晚同广平携海婴往梁园夜饭，并邀萧军等，共十一人。”【50】年初六，又邀黄河清（即黄源）“往陶陶居夜饭，并邀胡风、周文二君，广平亦携海婴去。”【51】这是他与友人并爱妻爱子一起，最后的春节聚餐。
七、
燃放烟花爆竹，是过年的一项重要娱乐活动。鲁迅对此，也像对待过年一样，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
鲁迅对爆竹，本是不感兴趣，乃至厌恶、反对的。他曾明确表示否定：“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52】在居留北京的14年里，他的杂文，一再以讽刺的笔调写爆竹，如：“爆竹毕毕剥剥地都祀过财神了”【53】，“坐听着远远近近的爆竹声，知道灶君先生们都在陆续上天，向玉皇大帝讲他的东家的坏话去了”【54】，“爆竹毕剥砰确的放起来，据说这算是过年”【55】，等等。在小说《祝福》中，更以“晚云中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在近旁而极响的爆竹声”、“毕毕剥剥的鞭炮”【56】等的精细摹写，反衬祥林嫂在富人过年祝福中，“穷死”街头的悲惨。可见鲁迅对爆竹憎恶之深，简直视为富豪权贵们的享乐工具。这种憎恶，和当时北京的政治环境，以及他观察社会的平民视角，都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对燃放爆竹的弊端，他也有切身感受：“旧除夕也，夜爆竹大作，失眠。” 【57】
1926年8月，他离京去厦门大学任教。在当年双十节（民国时期的国庆节），他听到庆祝仪式上的爆竹声，感受大不相同。他写信告诉许广平：“今天是双十节，却使我欢喜非常，??我因为听北京过年的鞭爆听厌了，对鞭爆有了恶感，这回才觉得却也好听。”【58】许广平对此做了很好的解释：鲁迅之所以对北京过年的鞭炮声有恶感，“是因为北京的鞭炮声，代表了陈旧腐朽的一面，所以厌恶。而厦门的鞭炮声带来了新鲜希望，所以就‘这回才觉得却也好听’、‘欢喜非常’了。”【59】
如果说，鲁迅对爆竹态度的变化，先只是表现于听时的感受和心情大为改变（北京时期“听厌”，厦门时期“好听”），那么，后来在上海，就进而表现于行动：为求“热闹”，图“高兴”，他亲自动手燃放。这一变化，自然与他对过年看法的改变，以及对孩子的关爱，有紧密的联系。
在上海的最后几年，每逢春节，他都要带孩子（海婴，以及周建人的女儿）燃放烟花爆竹，热热闹闹，让自己和孩子高兴。对此，鲁迅看得很重，他特地写在日记里、文章中，还写信告诉朋友。（有关文字，上文已有所引录。）他的子、侄辈后人，如周海婴先生，周晔女士，都在各自的回忆录中，生动、细致地描绘了当年的燃放场面，以及鲁迅燃放时的表情、态度，可资佐证。下面是两个片段：
“到了春节要燃放花炮、烟花”，“当时我们都不敢点，父亲（鲁迅）也不插手，因为有建人叔叔在。??焰火压轴戏是一个‘花筒’，小碗直径，半尺多高。点燃时喷出一蓬二米高的银花，一分钟便熄灭了。我们带着余兴未尽的依恋，在父母‘明年再买！’的许诺中下楼。”【60】
“父亲（周建人）放完爆竹，轮到伯父（鲁迅）放花筒了。火花在我们眼前飞舞，艳丽的色彩映在伯父的脸上。我突然注意到他脸上的表情，那么慈祥，那么愉快，眉毛、眼睛，还有额上一条条的皱纹，都现出心底的欢笑来。他的脸上充满了自然而和谐的美，似乎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61】
八、
几点认识。
鲁迅受传统文化（包括民间习俗）影响，对春节、端午、中秋三大传统节日，都相当关注。（在《鲁迅日记》中，对三个节日均做记载。）但只有对春节的态度，经历了从“反对”到“心平气和”的明显改变；在晚年，才对过年习俗有所认同和回归。其原因：
一、春节是民间第一节日，社会的贫富悬殊，所谓“几家欢乐几家愁”，在过年时表现得最为鲜明。对穷人而言，春节就是“年关”。（“年关”一词，在《全集》中出现8次。）基于对社会底层中祥林嫂、孔乙己、阿Q一样的贫苦者的同情和关爱，基于对自己家庭变故（“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切身感受，所以长时期对“过年”取排拒态度。
二、经过观察思考，对“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因而注意到只有春节是百姓“自家的东西”，是“悲愤者和劳作者”可以“休息和高兴”【62】的日子。
三、在上海组建新的家庭，有了海婴，尤其经历了在避难中过年之后，深深感受到春节在促进家庭、亲族和谐，关爱、教育后代，以及增进友情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以发表言论，肯定春节的意义，过好年，来回击反动当局的某些倒行逆施：不许过旧年，倡导“新生活运动”【63】，等等。
鲁迅认为，“过年本来没有什么深意义，随便那天都好，明年的元旦，决不会和今年的除夕就不同”【64】；对“社会上所珍重的‘夏历’过年”“必须大放爆竹”，【65】其看法曾有所保留。还对友人说过：“中国尊重旧历（按，指旧历新年）也尊重新历，??我对两者都相应不理。”【66】这些都是对其过年观的表述。具体说来，他从广州到上海的前三年，春节均为“随随便便的度过”，即包括在“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按，此处“二十三年”，指从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时起，至1934年写《过年》时止）之中。晚年对过年习俗的认同，更多的是认同其意义，回归的只是某些过年方式和活动，如“烹酒煮肉，且买花炮，夜则放之”之类。即使吃年夜饭，也是“治少许肴”，并不像一些人家，大操大办，大吃大喝。
总之，他的过年，以及他的日常安排，是为了“休息和高兴”，为了正常生活，服从于事业和工作，服务于家庭和亲友。这就是鲁迅对过年所持的态度和选择的方式。研究鲁迅如何过年，可使对其人格的认识，更加丰富，更加全面；从而深深感悟到：他的日常生活，亦有可歌可泣之处。同时，对于今人如何看待传统节日，以及用何种方式过年（如要不要燃放烟花爆竹之类）过节，亦可从中获得启迪。其所提对于“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这一见解，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
注释：
【1】《鲁迅全集》（以下省作《全集》）第6卷60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孙伏园：《第一个阳历元旦》，据《孙伏园散文选集）181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3】【17】《全集》第4卷224、481页。
【4】【5】【6】《270126致韦素园》、《270129致许寿裳》、《270221致李霁野》，《全集》第11卷527、528、531页。
【7】清水：《我怀念到鲁迅先生》，据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4辑27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8】《鲁迅日记》1926年1月31日：“夜同伏园、广平观市上。”此处所记“夜……观”的“市上”是何处？鲁迅未明说。试比较同月19日“午后晴，阅市”、21日“下午游小北”、26日午后“至东郊花园小坐”、27日下午“游海珠公园”等处所记的时间（均为午后或下午）和用词（阅、游、小坐），可推知：鲁迅1月31日（除夕前一日，花市已开市两天）之“夜”（夜晚）所“观”（观赏）的“市上”，应为经许广平推荐（并导游）的年宵花市。因为只有花市适宜夜晚观赏。又，《在钟楼上》所述对广州印象——“奇异的花果，特别的语言，可以淆乱游子的耳目”（《全集》第4卷33页），应主要是（至少包括）游览、观赏花市的感受。
【9】鲁迅日记1927年2月4日：“上午同廖立峨等游毓秀山……”文中“等”字略去了什么人？四卷本《鲁迅年谱》的此日谱文说：“与许广平、廖立峨登越秀山，从高处跃下伤足。”（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增订本）》第2卷37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即认为日记中的“等”字，只略去许广平一人。实则略去的还应有孙伏园。根据是：孙伏园早于鲁迅一个月从厦门到广州，为鲁迅的到来做准备工作。从1月19日“晨伏园、广平来访，助为移入中山大学”（鲁迅日记1927年1月19日，《全集》第14卷639页）后，孙伏园即与鲁迅在大钟楼相邻而居，几乎每日生活在一起。鲁迅日记中连日记载着“同伏园、广平”夜餐、饮茗、观电影、观市上之类，三人多半形影不离。还有，23日夜单独“同伏园观电影”、29日晚单独“同伏园至大兴公司浴”并夜餐。由此可见，鲁迅年初三游越秀山，应包括有孙伏园随行作伴。又，《年谱》作“与许广平、廖立峨登越秀山”云云，记述二人的先后次序而以许广平居前，亦与日记以廖为主的文意不合。因此，似应说：“与廖立峨、许广平、孙伏园游越秀山……”
【10】许广平：《元旦忆感》，《欣慰的纪念》17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1】【13】【14】【16】【20】【21】【22】【23】【27】【57】《全集》第14卷699、753、781、753、807、809、866、869、869、447页。
【12】许广平：《鲁迅的生活之二》，同【10】155页。
【15】【18】《柔石日记》，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研究资料》第7辑54、55页。
【19】许广平：《献词》，同【10】卷首插页。
【24】《360918致许杰》，《全集》第13卷427页。
【25】另据冯雪峰的《回忆鲁迅》，冯雪峰也曾不止一次到花园庄，与鲁迅会晤。见该书88、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6】【28】长尾景和：《在上海“花园庄”我认识了鲁迅》，沈尹默等著《回忆伟大的鲁迅》210、217页，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
【29】《320222致许寿裳》，《全集》第12卷68页。
【30】【32】【35】【39】【40】【50】【51】《全集》第15卷4、4、60、61、45、279、280页。
【31】许广平：《鲁迅回忆录》93页，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
【33】《320229致李秉中》，《全集》第12卷68页。
【34】【45】《350204致杨霁云》，《全集》第13卷43页。
【36】【37】【56】《全集》第2卷261、244、5页。
【38】【65】《全集》第7卷439、179页。
【41】【52】【62】《全集》第5卷441、440、15页。
【42】【43】【44】《350104致母亲》、《350106致曹靖华》、《350203致黄源》，《全集》第13卷6、9、41页。
【46】【47】【48】【49】《360105致曹靖华》、《360121致曹靖华》、《360121致母亲》、（360114致萧军》，《全集》第13卷283、293、294、289页。
【53】【54】【55】《全集》第3卷10、247、185页。
【58】《全集》第11卷149页。
【59】许广平：《鲁迅回忆录》66页，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
【60】周海婴：《鲁迅和我七十年》43页，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
【61】周晔：《伯父的最后岁月——鲁迅在上海》272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63】《350204致杨霁云》：“况且新生活自有有力之政府主持，我辈小百姓，大可不必凑趣，自寻枯槁之道也……。”《全集》第13卷43——44页。
【64】《全集》第6卷217页。
【66】《340108致增田涉》，《全集》第13卷553页。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