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之野:从老舍《猫城记》谈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73 次 更新时间:2011-12-08 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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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桑【名著与名画】系列

我曾戏谑地对年轻朋友说,文学是搞“旧文”的。这是针对“媒体新闻”而言。

其实,这话太不准确。文学的任务,是作家要把自己所经历的、所感痛彻心身之事,加上百倍的思索、艺术酿造呈献给当代,更主要是给未来的读者的。这一工程之伟大,往往不在于同代人认可与否,而在于来世,所以才有“泽披后世枯槁当年”的说法。

——因此,要说文学艺术该为谁服务?准确说,服务于未来。

现代人知道老舍先生的,大多熟悉他的京味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和《茶馆》什么的。因为这些作品都是写旧中国的,尤其反映旧中国的苦难,这是后来的社会管理者比较推崇的,自然就洛阳纸贵。可老舍先生有一部真正惊世骇俗的小说,叫《猫城记》,我们大多数人却闻所未闻。这足见文化控制是一桩多么可怕而令人深索的事情。

说是有一架飞往火星的飞机(或叫飞船)突然与火星碰撞,搞得机毁人亡,只有“我”幸存了下来——于是奇迹发生;“我”被带到外星的猫城,来到一群长着猫脸的人中间。

说这猫城,也是有两万多年文明史古国,古代时他们就与外国人争战过,且还打过胜仗;可在最近五百年中他们热衷于内讧、自相残杀,结果倒把怎么跟外国人打仗的观念乃至经验都忘在了脑后——这样,他们一心对内,致使自己的猫文明渐渐退化。“我”就亲眼目睹了一场猫人与矮子兵的战争……可惜到最后,猫城居然在战争中覆没。此外,这些猫人退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自皇家到平民家常期食用一种叫“迷叶”的食物;一天不吃便自上而下“瘾”无可忍。而“他们的医生就是——噢,他们没有医生”。

看,老舍先生的这番手笔,与他那已经令我们啧舌不止的京味小说何其迥异。由此,也使 我们对老舍先生的艺术思维之广博、思想认识之深刻有了较之以往的全然翻新。

其实,一听即知,这是老舍先生作为中国近代文学大师,杂糅了当时西方正流行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黑色幽默等艺术手段,针对中国文化,针对华族人“好窝里斗”的劣根性而写一部对整个民族有着深痛喻时警世意义一部难能可贵的大作。这部小说远远超出老舍先生那些多见苦难却较少有反思意识的其他小说,是先生的一部颠峰之作;是我们在经历了十年文革浩劫之后反思起来越加觉得十分珍贵的一部文学作品。历史没法假设。但我们可以推想,如果这部书在上世纪中叶,也就是小说诞生的年代——1932年就曾得到国内上上下下的珍视,让人们以此反思灵魂、反思文化,起码在后来中国的几度内乱中也能减少些损失吧。当然,一个民族的劣根性不是一部小说能解决的;我这种思考,也许会被很多“聪明人”认为是荒谬、无知、迂腐、可笑的,可显笨的我却是这样想过。

西方读者是不俗的,他们对这小说的题材格调十分喜爱。瑞典文学院认为这是一部超越时代的作品,曾讨论老舍先生的诺奖提名;但因先生那时已勇投了太平湖,才把这殊荣让同处亚洲的川端康成捡去了。这样,跟沈从文的悲剧一样,中国再次失机于诺奖。

生命是脆弱的;文学家的生命似乎更脆弱些。像老舍和沈老这样的民族文化精英,我们是否该给予些起码的爱护呐?尤其他们的优秀作品——他们那些让我们一时还搞不懂甚至有些逆反的作品,我们能否先予珍视而少做些即兴结论呢?要知道文学艺术往往没有对当代的逆反性,也就失去了“她”的未来性。这就是“泽披后世枯槁当年”之解。

西方有一种艺术流派叫“达达主义”;他们的基本主张就是反传统、反审美、反常规、反理性、反统治的;有人说这是“虚无主义”的,我看不是。这不过是我们常说的“矫枉必须过正”罢了。人的视角与思维总在习惯的轨道上绳规尺墨地运行,那样好嘛?

这又让我想起达利的那幅《内战的预感》的画了。不知怎么?每逢见到这幅画,我都思想多多——被“她”那触目惊心的形象打动着——乍看,那显然是两个人在争斗,因为他们明显的具有两颗头脑,且都蓬头憔面、苦不堪言;可你若细审,他们又是一个身体分出的两半——上面的一位只有一个乳房和一只腿及脚;下面的一位只有一条胳膊及手、残缺的上身、木块似的臀;一个被踩在脚下,却能伸出一只强健的胳膊和手恶狠狠地抓住上面的那个的占优势者的乳房,用力挤奶……他们其余肢体都哪去了?显然在相互残害中失去——散落在地上……上面还有见不到一丝蔚蓝的天空,大地上一片狼藉……

——该说,这是我们中国人可联想多多的情景吧。

达利是位西班牙艺术家,而西班牙历史上是长期受异族统治而内战并不多见的国家。可达利这位“超现实主义”大师、画坛“怪才”、“20世纪艺术魔法大师”——却能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内战”之前的“预感”有如此深透独道的醒悟,并能通过如此精准的、撼人心魂的画面将其表现出来,实在令人钦敬乃至膜拜。艺术的恒久价值就在于“她”的普世意义;达利的这幅《内战的预感》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为中国人而画的。

——这与老舍先生的《猫城记》有异曲同“功”之妙。

这也再一次让我们理解了文学艺术家们的良知是相通的,是超越种族、国界乃至历史的,是那些只会在现实矛盾中转圈圈的社会管理者无法企及的,值得他们潜心学习的。当然,这也间接指向一个道理——文学艺术家之功能就是给民众和社会管理者的灵魂医病。

(本文作者又名余辔扶桑,此文曾发《鸭绿江》2010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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