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八个半月纠左”是指从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的7月16日毛泽东印发彭德怀的信这八个半月时间内，毛泽东、党中央试图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犯“左”倾错误的一段历史。“八个半月纠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济发展战略转折的可能，但没有能够实现战略转折；庐山会议本来可以成为实现战略转折的契机，但由于庐山会议后半段从纠“左”向反右逆转，结果使“大跃进”运动在1960年变本加厉，其造成的灾难更是雪上加霜。

[关键词] “八个半月纠左” 大跃进 人民公社化 庐山会议

经济发展战略转变与经济发展战略转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①根据这一区分，1953-1965年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过程呈现出战略转变与战略转折相互交替的状态。基于此，我认为，我国“文革”前“一五”后这段经济发展战略演变历史，从整体轮廓构架上看，基本上是清晰明了的。但这并不是说，这段历史的每个问题都清楚明了了。相反，我认为，对于这段历史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我们去研究、去探索。譬如说，如何从经济发展战略转变与转折的角度看发生在“大跃进”运动中的“八个半月纠左”，就是其中一个很有必要提出来予以探讨的问题。

何谓“八个半月纠左”？所谓“八个半月纠左”，是指从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的7月16日毛泽东印发彭德怀的信这八个半月时间内，毛泽东、党中央试图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犯“左”倾错误的一段历史。那么，根据经济发展战略转变和经济发展战略转折的定义，试问，“八个半月纠左”是否引起了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折或转变？或者说，“八个半月纠左”是“大跃进”运动的中断，还是“大跃进”运动的继续？本文想就这个问题谈些认识。

一、“八个半月纠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济发展战略转折的可能

1958年5月八大会议过后，“大跃进”运动以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为标志进入高潮，9、10月达到巅峰。到秋冬之间，党中央、毛泽东开始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了不少乱子。为了能够继续推进“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毛泽东带头提出并要求纠正他已经觉察到的这一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这样，“八个半月纠左”由此而生。

实际上，我认为，“八个半月纠左”是由七次半会议构成的。

按照时间顺序，这七次半会议分别是：1958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年11月至12月在武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1959年2、3月间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年3、4月间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1959年4月初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1959年4月中下旬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半次会议是指1959年7、8月间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前半段。

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很多人“急急忙忙往前闯”，有一大堆混乱思想，大有要很快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业，消灭商品生产之势的情景，认为，需要对这些同志做说服工作，需要让大家冷静下来，“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②

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人民公社的兴起给予极高评价，同时阐述了几个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企图澄清思想上和工作中已经产生的混乱。

第一，针对那种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倾向，《决议》指出：不能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更不能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人民公社目前基本上仍然是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农业生产合作化变为人民公社，并不是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更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原则，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我们既然热衷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衷于发展生产力，大力实现工业化，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那样做只能使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倾向，而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第二，针对那种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倾向，《决议》指出：在今后一个必要的时期内，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的，因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

第三，《决议》规定：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包括房屋）和存款，在公有化以后仍然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毛泽东在他的讲话中着重指出：人民公社的主要问题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不了解公社的所有制也要有一个发展过程，公社一成立，就取消了生产队所有制，实行完全的公社所有制。“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农民的很大恐慌。毛泽东强调，平均主义的倾向否认各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即否定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过分集中的倾向否定生产队的所有制，否定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调到公社来。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等价交换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一个不能违反的经济法则，违反了它，就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我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尚且不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对于农民的劳动成果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的一个批语，进一步指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在内部还讲了党内的主要锋芒还是反“左”。

为了纠正上述两种倾向，毛泽东提出十四句话，作为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即：“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第二次郑州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和方针，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接着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文件。这两个文件都规定：生产队（有的地方叫生产大队，大体相当原高级社的范围）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的所有制目前还是公社的主要基础。后一个文件进一步规定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有的地方叫生产大队，大体相当原来的初级社），作为包产单位，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管理权限；并且决定将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公社化过程中平调财物的旧帐一般不算的规定，改为旧帐一般要算：凡是县社调用生产队的劳力、资财，或者社队调用社员的私人财物，都要进行清理，如数归还，或者折价补偿。毛泽东强调：算帐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于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否则，群众不能解怨气，干部也会被毁掉。

在庐山会议召开前以及开始开会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同一些领导干部谈话，明确肯定陈云提出的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安排好，这是关系六亿五千万人安定不安定的问题。他进一步提出，过去安排经济计划的次序是重、轻、农，今后要倒过来，按农、轻、重安排，就是要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首先要把农业搞好。他还指出：在整个经济工作中，综合平衡是个根本问题。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

由上可见，毛泽东、党中央在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中旬这段时间内对大跃进中全党所犯的“左”倾错误的认识，已经开始接近触及这些错误的本质。如果按照这一基本认识继续深入纠正下去，大跃进运动就有可能被中止，大跃进运动所采用的错误的发展战略就有可能被抛弃。但是，可能仅仅只是可能，事情的结果并没有把这一可能变为事实。

二、“八个半月纠左”没有能够实现战略转折

“八个半月纠左”没有能够实现战略转折。究其原因：

第一，“八个半月纠左”是在坚持“左”倾指导思想、坚持“大跃进”前提下的纠“左”，因而很难实现否定以赶超为目的的发展战略的根本转折。

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和党中央首先是极高地评价和肯定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认为北戴河会议后几个月的实践，找到了以钢为纲发展工业的道路，找到了人民公社这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好组织形式，总之，“找到了一条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③毛泽东和党中央自八大二次会议和北戴河会议以来一直期望以“最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从而争取能早日实现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和向共产主义过渡，并且把追求“最高速度”作为发展战略的中心点。事实表明，在整个大跃进运动过程中，包括“八个半月纠左”，这个发展战略的中心点没有变。

到第二次郑州会议时，虽然纠“左”比第一次会议前进了一步，但是，对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想法和时间预计，却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毛泽东在会议上说：苦战三年，再搞十二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经过审定的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则说：实现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进而实现全民所有制，“时间大约需要有两个五年计划”，“然后，在经过几个发展阶段，在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以后，社会主义的公社就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公社。” ④

可见，毛泽东在八个半月中领导的纠“左”，是在充分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大前提下，作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纠正的；是从十年、十五年或再多些时间赶上美国，并开始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左”倾战略目标的角度，来纠正比这更性急的“左”。毛泽东为什么要提出来纠“左”？其目的是完全为了能够更好地“大跃进”和为向共产主义过渡早作准备。正因如此，他一方面领导和催促全党在工作上纠“左”，批评说“有些人太热了一点”，“只爱热”；另一方面，又在思想上强调反右，批评说“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观潮派、算帐派，属于这一类。”⑤也因为如此，当第二次郑州会议刚结束时，他便在一封党内通信中提出：“总之，3月份可以基本上澄清和解决人民公社问题中一大堆糊涂思想和矛盾抵触问题。4月份起，全党全民就可以一个意向地展开今天的大跃进了。” ⑥

由此可见，“八个半月纠左”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坚持“大跃进”的“左”倾指导思想，因此，也就不可能实现否定“大跃进”的发展战略上的根本转折。

第二，“八个半月纠左”过程中，各项指标得不到有效控制，仍然居高难下。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会上通过了《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决议》对1958年的国民经济发展作了不切实际的高估计，认为“粮食、棉花、钢铁、煤炭、机械等主要产品都将比1957年增长一倍或一倍以上”。在此基础上，审查和修改北戴河会议所拟议的1959年经济计划的初步方案，决定了新的指标。规定钢指标1800万到2000万吨，比北戴河会议指标降低了900万到1000万吨，比1958年将增长82％；煤4.2亿吨，比北戴河会议上升了0.5亿吨，比1958年将增长56％；粮食10500亿斤，比北戴河会议上升了500亿斤到2500亿斤，比1958年预计数7500亿斤增长40％；棉花一亿担，比北戴河会议上升了1000万担或平齐，比1958年预计数6100万担增长49％。除钢的指标明显下降外，其他的有所上升或平齐。这说明“大跃进”运动中追求高指标的热劲还尚未下来。《决议》说：“1959年是我国苦战三年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要求继续反对保守，破除迷信，争取“实现比1958年更大的跃进”。

1959年4月初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肯定中央政治局关于人民公社的决定，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有的中央委员曾提出利用召开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会，公开修改一些过去宣布过的高指标，未能得到多数中委的支持。全会通过的1959年计划，除对基本建设投资又作调整，由360亿元降为260～280亿元外，其他高指标大都未变。钢仍为1800万吨，只是内部说明其中好钢为1650万吨，1958年的1100万吨钢中好钢为800万吨。

1958年4月18日至25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批准了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确定的1959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将这些高指标正式公布。

由此可见，“八个半月纠左”没能遏制住以高指标为其根本特征之一的“大跃进”运动的发展势头。

第三，“八个半月纠左”没有能够扭转各种比例失调，“大跃进”运动带来的混乱状况得不到有效治理。

“八个半月纠左”期间，由于指导“大跃进”运动的“左”的思想和追求高速度、高指标、以钢为纲的表现形式没有得到根本扭转，整个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秩序混乱、形势严峻。

首先，1959年的夏季农作物播种面积比1958年减少了1.1亿亩，即减少了20％，有30％左右的春播土地缺乏底肥，终于发现“今年农业生产任务有完不成的危险”。

其次，农作物收购情况不好。夏粮、油菜等的征购刚开始，便出现进度很慢、远达不到要求的情况。到4月底，全国油脂库存降到9.9亿斤，比上年同期减少了2.6亿斤。到6月底，国库周转粮的库存不足340亿斤，比1958年6月底减少26亿斤，比历史上最好的1956年6月减少了87亿斤，下降到5年来同期的最低点。

再次，副食品和其他生活日用品供应紧张。195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通知各地：实用植物油供应四处告急，国家无法面面兼顾，今后4个月基本停止农村供应。市场上鱼、肉、蛋脱销。许多工业商品缺货，偶尔到货，排队成龙。

另外，以钢为纲的高指标，不仅造成工农业生产比例失调，也使得工业内部比例严重失调。数量上升，质量下降，总产值上升，商品产值下降。产品不配套而积压，原材料缺乏，动力不足，互相争挤，设备维修差，损害严重，事故增多。钢铁生产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上半年仅产了530万吨，距半年900万吨的产量计划差距很大，但已经把国民经济冲乱了。

最后，货币发行和流通量过大，通货膨胀。1958年样样“大办”，扩大了预算内和计划外的基本建设投资，支出很大一笔钱；1958年新增职工达2082万人，1959年1月至4月工资总额比上年同期多开29.8亿元；商业中预付货款和赊销商品扩大了社会购买力，也过多地消耗了储备物资；国家财政也陆续发放了对1958年群众炼铁亏损部分补助款23亿元，也成为社会购买力增加的一个重大因素。结果造成社会购买力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商品生产增长速度。到1959年5月，社会购买力已超过商品供应量达50亿元。

从上可见，“八个半月纠左”没有能够治理“大跃进”运动带来的各种比例失调和经济状况混乱现象，因而也就无法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大转折。

三、庐山会议本来可以成为实现战略转折的契机，但由于庐山会议后半段从纠“左”向反右逆转，结果使“大跃进”运动在1960年变本加厉，其造成的灾难更是雪上加霜。

“八个半月纠左”虽然造成了战略转折的某种可能，但由于是在坚持“左”倾指导思想前提下的纠“左”，最终没有实现战略转折。更有甚者，随着“反右倾”斗争的全面开展和继续“大跃进”，国民经济所遭受的损失可谓是雪上加霜。

首先，指导思想上的“左”倾愈演愈烈。

在“八个半月纠左”过程中，人们认为，“大跃进”的一个主要教训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使得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在反右倾中，这种正确认识被当作“谬论”加以批判，硬说“我国国民经济中主要比例关系是协调的，正常的”。对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紧张状态，视而不见，硬说“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极为良好”。1959年上半年降低一些过高指标的正确措施，被指责为“由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兴风作浪”而制造的一个“小马鞍形”。在整顿人民公社过程中出现的包工、包产到户的创造，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给压下去了。这段时间的中心口号是：反右倾，鼓干劲，掀起新的大跃进高潮。庐山会议确定1959年钢指标调低为1200万吨，作为政治任务，靠拼设备、拼资源的蛮干，到年底完成了1387万吨。1960年要求实现“比上年更好的大跃进”，钢指标定为1840万吨，也不顾一切地“保住”了。此时还提出三年、五年、八年实现农村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为促进这种过渡，用平调生产队的劳力和财物“大办”各种社有经济的做法又在盛行。农村公共食堂，作为有助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大事，要求全国大办，不要例外。城市人民公社也在许多中小城市挂起了牌子。总之，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此持续了更长的时间，造成了更大的危害。

其次，坚持以钢为纲的大跃进，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局面继续加剧。一是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调。1958年到1960年三年，积累率分别达到33.9％、43.9％、39.6％，大大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较高的平均积累率24.2％。这当然为一大批工矿的建设打了基础，但是，只有经过调整才能形成可靠的生产能力。二是工农业比例失调，重工业畸形发展。从1957年到1960年，重工业增长2.3倍，而农业却下降了22.8％。三是工业内部各部门比例失调，钢铁生产挤占大量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使其他部门无法正常进行生产。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增加大量职工和投资，造成财政收支不平衡以及社会购买力和可供商品的比例严重失调，出现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市场紧张。

再次，农业生产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主要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的一再发展，尤其是高估产高征购，严重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加上从1959年起，我国农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农副产品产量急剧下降。1959年的粮食产量仅为3400亿斤，比1958年实际产量4000亿斤减少600亿斤，而当时却被估计为5400亿斤，认为比庐山会议公布的“经过核实”（其实还有浮夸）的1958年产量5000亿斤增加8％。由于估产偏高，当年征购粮食反比上年增加173亿斤，达到1348亿斤，超过实际产量的三分之一。1960年粮食产量进一步降为2870亿斤，比1959年又减少530亿斤，跌落到1951年水平。棉花也跌落到1951年水平，油料跌落到建国时水平。轻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国家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

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城乡人民平均的粮食消费量就少了19.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23.7％。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23％。猪肉人均消费量减少70％。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九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原本希望快一些让人民群众过上较好的日子，结果却出现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误的最严重的后果和教训。

由此可见，如果按照此前给战略转变和战略转折所下的定义来衡量“八个半月纠左”这一特殊历史事件，我认为，“八个半月纠左”既不是上一个发展战略在下一阶段的进一步转变，也不是对上一个发展战略的中止、否定或转折，这一特殊历史阶段之所以特殊，就在于它一度造成了战略转折的可能但又未实现转折，或者说，它既不是战略转变，也不是战略转折。从这个意义上看，“八个半月纠左”只是一个短暂的纠“左”浪花，或者说是一次流产的纠“左”。

注释：

①储成仿：《新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重大转折研究（1953—1965）》，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第7页。

②毛泽东：《关于读书的建议》，1958年11月9日。

③《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届全体会议公报》，1958年12月10日。

④《郑州会议记录》，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

⑤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1958年12月1日。

⑥毛泽东：《党内通信——关于召开讨论人民公社为主题的6级干部大会问题》，1959年3月9日

注：此文节选自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1953-1965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重大转折研究》(199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