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两次会议很值得放在一起来探讨。这两次会议就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及八届八中全会和1978年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
庐山会议开会时的议题，是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的错误，但会议中间却转向了批右倾，后来的八届八中全会作出了批彭德怀、反右倾的决议；而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农业问题，讨论怎样“抓纲治国”——即怎样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经济建设，但会议期间却转向了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清算，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则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开始了“纲”的转移——由“以阶级斗争为纲”逐步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会议过程的相似之处是：会议的议题转了。
这两次会议，都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对于庐山会议及八届八中全会，彭总当时的看法是：庐山会议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以后谁也不敢说真话了，党风、民主作风怎么办”？当年在会议中挨整并给我们留下了记录这次会议的全貌的李锐的看法是：“庐山之变影响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至深且巨，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从此升级，引入党内，直到中央领导层。终于导致十年动乱的到来。”
邓小平的分析则更深刻，更振聋发聩：“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的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是具有转折性的，其伟大功绩不用多说。
由这两次会议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我们也就找到了把这两次会议联系起来谈点看法的脉络：前一次会议开启了党和国家民主生活不正常的先河，成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后一次会议，则结束了党和国家民主生活不正常的状况，废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一个“开启”，一个“结束”——这里是就广义而言的，两次会议也是衔接的。虽然两次会议所导致的不同结果因素很多，但关键是，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与正常。
庐山会议：领袖无制约，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
1959年的庐山会议无论是先期的纠“左”，抑或急转而至的反右批彭，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内正常政治生活的扭曲。由此导致的庐山会议及其后一段时期，党内正常政治生活被破坏，经济建设被无情的政治斗争所左右。
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彭德怀就“大跃进”问题向毛泽东提出意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毛泽东却大为恼火，认为彭德怀“从打击斯大林后，服从赫鲁晓夫”，“要鞭我的活尸”。甚至说“如果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跑到农村去”，“另外组织解放军”。毛泽东的这些话，把彭德怀本来是属于党内政治生活正常的举动，推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庐山会议的与会者，也面临着选择：要么维护毛泽东的凌驾于组织之上的个人权威，要么维护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
按照常理来说，参加庐山会议的人，都是在党内生活了多年的中央和各部门的领导者，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是非常熟悉的，相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会认为彭德怀的举动是错误的，与党内的民主原则相违背的。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一些与会者也都了解到了“大跃进”的恶果，并不都同意毛泽东的看法。张闻天的夫人回忆她和张闻天于1959年初春外出调查的情形时写道：“这时‘共产风’的恶果已经显露出来，云南、海南岛都发出了饿死人的警报！”4月间中共广东省委已经向中央报告饿死了一百余人了。
政治局候补委员、主管工交的副总理薄一波对“大跃进”造成的危害有直接的感受。这年彭德怀在湖南时，与薄老相遇，两人对“浮夸要害死人的”的情况深有同感；关于工交方面，在会前，他让经济专家薛暮桥收集、整理了一份材料，准备在会上拿出来。可是会议初期他没参加，会议转向后，这份材料也只好成为废纸了。
另一位政治局委员、掌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四月间举行的上海会议结束后与张闻天同车返京途中曾对张表示：“对人民公社是不满意的”，“跃进速度太快了”，“大炼钢铁不合算”，“搞得左过分了”。
粮食部部长陈国栋也知道，他后来回忆说：“一九五九年七、八月间，我在参加庐山会议时，就已经坐不住了，白天黑夜都有人打电话来催要粮食。很多城市，如沈阳、大连等都只有几天的库存了，有些地区农民也缺粮，要靠国家供应。”
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李锐等等，这些后来成为反党集团的人，他们了解得更多。即使是为毛“大跃进”起推波助澜的柯庆施，“也带了一些纠‘左’的材料上山”。
从以上两方面来讲，绝大多数的与会者应该支持彭德怀的举动，应该维护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但是，历史的事实却走向了反面：绝大多数的与会者选择了支持毛泽东。于是，庐山会议成为践踏党内政治生活原则、全党动员维护和树立毛泽东个人绝对权威的会议。
薄一波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说句心里话，在他（指彭德怀）受到严厉批评后，我已全然没有这个胆量去如实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了，事实上我也不得不和大家参加了对彭德怀等同志的错误批判。”薄老这种自责的心态，透露出会场上没有民主可言的气氛。
由于被批评者丧失了说话和反批评的权利，其所作的自我批评也绝不可能是发自肺腑的，只能是采取“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在众目睽睽之下，彭等只能“自我毁灭自己”。至此，民主的集体领导原则让位于个人主观意志决断。以后，党内政治生活更加异常起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迟迟未能恢复，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正是庐山会议前后言不由衷的自我批评与滥用批评武器的真实结果。
建国后，封建宗法的家长制作风一度左右党内政治生活，以致庐山会议参与者李锐悲叹，在党的最高领导层大会上“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讲半句公道话”。庐山会议批彭时，不少同志出于善意曾规劝彭等能“改过自新”。老帅们更是语重心长：“毛泽东健在时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已只剩下集中，而更可悲的是，个人代替集体处理党务的行为已被相当一部分人坦然接受。所以庐山会议的批彭决定顺理成章地写上：全体同志“畅所欲言”，意见高度一致，“团结”亦是空前的，彭本人亦“坦白交待”，大家在一片“满意”的氛围中结束了旷日持久的会议，全国则继续吹响跃进的号角，为“赶超”而努力。
庐山会议上许多人并不就彭信所反映的问题本身进行议政，而是以领袖在关键时刻一贯正确的定论出发，关注的是如何“维护”领袖个人威信而置集体领导原则和所反映问题的是非于不顾，这样的事实是很发人深省的。这种神化领袖的极端做法所导致的恶果只能是：党和人民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有序健康的政治生活被践踏。其历史的后果就是邓小平所指出的，成为“文革”十年内乱践踏民主与法制的悲剧的重要原因。
中央工作会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真正民主的会议
粉碎“四人帮”后，尽管在一段时间内，主流媒体又制造了对华国锋的新的个人崇拜。按照这种个人崇拜，按照“两个凡是”，党内健康的政治生活是谈不到的。但是，给党和国家造成了空前严重破坏的十年“文革”，毕竟使一些人思考。思考的结果虽然有很多，但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了破坏，成为人们的共识。1978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把这一共识在会上淋漓尽致地作了发挥，出现了党的历史上不多见的民主的政治气氛。
按照当时的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说法，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主要有三个议题：一是讨论农业问题，一是讨论1979和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一是讨论李先念副主席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但是，会议在第二天就转向了。转向的原因是，陈云作了后来被认为是“爆炸性”的发言。陈云的发言，开列了一系列与毛泽东有关的“遗留问题”，包括彭德怀在内的一系列冤假错案。
参加会议的人知道，这一系列冤假错案，都是在不符合党内政治生活原则的情况下发生的。但这些问题的讨论，大致是集中自1959年以来，或者说是更早一点的1957年反右以来，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被严重破坏上。有了这样的共识，与会者把会议的议题由原来具体的经济发展问题，转到了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上来。
大将粟裕在东北组发言指出，“四人帮”的破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我们党内民主生活极不正常。批评只能在上级对下级或平级间进行，下级不能批评或不敢批评上级，甚至党的会议上也不能批评，否则就是反党。
有人在讨论中指出，“文化大革命”中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开国元勋被整得家破人亡，令人痛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根本的一条，就是党内的生活极不正常，党内缺乏应有的民主，党内的正确意见不能正常表达，党员的权利没有保障，坏人得不到监督，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生活准则受到严重破坏。。
谭震林在华北组发言时深情地回顾了党的优良传统，他说：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朱德、陈毅有不同意见就开会辩论，吵嘴，那时不叫反毛主席。一个领导人，如果人家讲了不同意他的话就叫反他，那还有什么民主集中制。我提议把党的民主集中制，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各级领导以身作则，很好地实行民主集中制。
徐向前在西北组发言提出：现在党内外心有余悸的状况仍然存在，有些人讲话有顾虑，不能把心里话全部倾吐出来。因此应该广开言路，让人把心里话讲出来。
胡耀邦在西北组发言指出：多年来，我们党的生活极不正常。党内生活不健全，就不可能保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坏人坏事就制服不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民主生活开始活跃了，但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与会者在发言中谈到，要保障民主，要保障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必须加强法制建设。
徐向前在西北组发言提出，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实现“四化”，一方面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法制的施行。
有的同志在发言中提出，要使群众有讲话的条件和机会，要保证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得以实现，无论什么人违法，都要受到法律制裁。
中央工作会议开了36天，与会者都可以畅所欲言。这些党内的高级领导，不知参加过多少次中央的会议，但没有人像今天这样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与会者可以指名道姓地批评，包括对中央主席、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的指名道姓的批评。有时候，这种批评尽管比较尖锐，但是不但没有不让别人申辩的压力，而且中央的常委还在一个小组会对这种批评给予表扬。这样，敢于讲话的人多了，会议的《简报》也比其他的会议要多得多，总共出了500多期，按照胡耀邦的估计，有150万字，相当于两部《红楼梦》，近三部《三国演义》。11月26日，谭震林感慨地说道：“从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像这次会议这样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是第一次。这样真正地实行民主集中制，也是第一次。”
中央工作会议最精彩的一幕，还在于邓小平和叶剑英在大会闭幕时的讲话。这两位德高望重的领导人的讲话，把会议的民主气氛向纵深推进。
叶剑英讲话中的引言部分，对会议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这次会议，大家畅所欲言，充分讨论，开展了批评，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也不同程度地作了自我批评，这是我党兴旺发达的标志。在讲话中的第二部分，叶剑英专门讲了“发扬民主，加强法制”的问题。他说：
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地建设社会主义。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广开才路，及时地发现我们党的优秀人才，把他们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中去。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保障广大干部和群众有对领导实行监督和批评的权利，从而有可能及时发现和揭露像林彪、“四人帮”一类的阴谋家、野心家、两面派，巩固我们的政权，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切实的保证。
在讲了这三个“只有充分发扬民主”之后，叶剑英用列宁的话作了概括：“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证它所取得的胜利。”
在讲话中，叶剑英还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具有虚心倾听群众意见、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他批评有些领导同志，“嘴里也天天喊要批评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可是稍微尖锐的意见一来，他们的面孔就立刻拉长了。他们只会批评别人，从不批评自己，老虎屁股摸不得。”
针对与会者对法制的呼唤，叶剑英指出，我国的法制从建国以来还没有很好地健全起来。林彪、“四人帮”所以能够为所欲为也是钻了我们这个空子。他们砸烂公、检、法，践踏社会主义法制，有多少人被整死，这是一个血的教训。这使我们从反面懂得，一个国家非有法律和制度不可。这种法律和制度要有稳定性、连续性，它是人民制订的，代表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利益，一定要具有极大的权威，只有经过法律程序才能修改，而不以任何领导人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在人民自己的法律面前，一定要实行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我们党、国家、人民受林彪、“四人帮”之流个人特权的灾难太深重了。
邓小平的讲话题目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这个被称为“新时代的宣言书”的讲话中，邓小平直来直去地阐述了解放思想的重大意义：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如何解放思想，邓小平强调民主的重要性：
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
邓小平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发扬民主：
群众提了些意见应该允许，即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一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要保证人民有说话的权利，要在党内充分发扬民主，邓小平认为，加强法制建设是先决条件。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程序，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宣告圆满结束。12月18日到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的意见，三中全会通过了全党遵循的公报。公报指出：
全会认为，这次会议和会议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两个会议的整个过程中，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增强了团结。会议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全会决定，一定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
公报根据会议的意见，专门讲到了加强民主和法制的问题：
会议对民主和法制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会议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需要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必须坚决反对。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由于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使党的统一领导和各个生产组织的有效指挥建立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要重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各级领导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进行适当的解释说服。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其意义和功绩已深入人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建立如此伟大的历史功绩，根本的原因在于这次会议议决的各项大政方针，是顺应历史潮流、合乎人民心愿的。而这次会议和为它作了充分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之所以开得很好、很成功，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恢复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作风，党内的政治生活正常了。
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庐山会议及八届八中全会，给中国历史带来严重的恶果；而党内政治生活正常的中央工作会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则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其迥异的结果，恰恰印证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一段话：
党内生活是否正常，首先党中央和各级领导机构的政治生活是否正常，确实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根本问题。
党内生活是否正常，关键在于制度
党内生活是否正常，关键在于是否充分发扬民主；而能否充分发扬民主，关键在于是把民主作为一种手段还是作为一种目的，关键还在于民主制度的确立。
其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中，在解决革命任务、革命形式、革命道路等重大问题上，始终把争取民主作为中心内容。毛泽东曾坦言：“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即使面对强敌日本的入侵，毛泽东也十分重视民主自由的问题。他告诫全党：“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延安时期，共产党内已经建立了民主制度的思想。有了民主的指导思想，我们党在根据地、在边区、解放区，率先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抗日民主政权、人民民主政权；党内民主生活的正常化，使党的七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等重大会议，都是体现了充分的民主的会议。
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却忽视了民主的问题，不仅党内生活如此，党外也是如此。我们所走的一些弯路，如庐山会议的“一言堂”也恰恰是因为没有正确解决民主问题。
在毛泽东看来，民主只是领导人的一种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而非制度，换句话说，毛泽东始终认为民主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类似这样的话，毛泽东说过好多，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毛泽东作为领袖的博大胸怀和气度。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在毛泽东看来，民主是由领导人掌握的，党员和人民说话的权利，是要领导人通过“让”的方式才能实现。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更加直言不讳地说：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
因为毛泽东始终不把民主看成一种制度，所以让不让党员说话，就由党的领导人来掌握了。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就不让人讲话了。在庐山会议前，党内就有不少同志对当时左倾错误持有异议。但他们常常在“右倾”、“白旗”之类政治帽子的威胁下，不敢反映真实情况和批评缺点。庐山会议前期，一些同志仍然感到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一再要求进一步发扬民主。所以，张闻天同志才说，老讲不怕杀头不行，还要领导上造成一种风气、一种环境，使下面敢提意见。庐山会议后期，在大反“右倾”的紧张气氛下，则更不容党内存在不同声音，不少人更加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试想，如果民主在当时作为一种健全的制度的话，毛泽东这种不要人讲话的错误做法还能存在吗？
因为有了庐山会议的教训，有了因庐山会议而引起的党内生活不民主所导致的“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所以，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绝大多数与会者认识到了民主作为一种制度的必要性。前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强调指出：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在党的决议中将民主看作是一种制度，并将民主与法制联系在一起讲，这恐怕还是第一次。
此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将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就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颁布了《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将三中全会公报所提出的将民主制度化的思想，首先在党内予以确认，并成为全党所遵循的准则。
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当法拉奇对中国能够避免再次发生诸如“文革”这样的可怕的事情表示怀疑时，邓小平没有从正面回答，而是这样说道：
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10天以后，邓小平的一个讲话被中央政治局通过。这就是他在1980年8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讲话的题目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提出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思想：
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
邓小平的讲话，以其非凡的勇气，对党内所存在的专制制度进行了批判。他虽然是从防止“文革”的悲剧重演这个角度来阐述的，但他讲话的总的目的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有很多人至今仍认为，这是研究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重要篇章。可惜的是，邓小平这一重要思想，在以后的岁月里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当然，其中的原因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不断实践的问题，是一个尚需探索的课题，这也是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实现的。但相比庐山会议时期的党内政治生活，我们党毕竟有了很大的进步。
由庐山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引起的话题，使我们不禁联想起50多年前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谈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上，找到了"民主"这一条正确道路，完成了打破"历史周期率"理论探索的第一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方面继续探索和实践。邓小平坚持了毛泽东民主理论的正确成分，提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法治思想，从毛泽东的“让”民主转向将民主制度化，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大突破，是政治体制改革所迈出的重大的一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进一步总结了改革开放20年来的新经验，继承了邓小平的民主和法治思想，作出了新的概括，提出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这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新贡献。
回顾历史，当然是要着眼于未来。对如何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还得用毛泽东的那句人人耳熟能详的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大约是党内党外关心国家命运的大多数人的清醒认识。薄一波对此有过精辟的概括。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薄老说：“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使我们深深地感到，开拓‘民主新路’，打破‘这周期率’，不可能一次完成，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不但今天我们还不能说已完全‘跳出这周期率’，就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认为也不要去说这个话。任务尚未完成，全党仍须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