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1959年是“大跃进”的年代，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几乎人人都充满了激情，投入到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中，从全民大炼钢铁到全国人民公社化，从全面开展技术革新到全国“除四害”，毛泽东把全党和全国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人们似乎已经感觉到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即将到来。
　　从杭州会议到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整个1958年的上半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几乎就在做一件事，即筹备和动员在全国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作为这一运动的思想准备，毛泽东把注意力放在了反对保守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两个方向上。如果说反保守主义的矛头是针对党内务实派和反冒进的领导人，那么提出反教条主义则主要是针对苏联发展经济的一套做法和经验。在毛泽东看来，苏联的根本问题是“见物不见人”，依靠官僚技术阶层(专家学者自然列在其中)和他们制定的规章制度管理经济，其要害是限制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朝鲜战争期间在全国开展的几次大规模运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及爱国卫生运动等)及其结果使毛泽东领悟到，发动群众运动这种方式，不仅在夺取政权和战争时期是整合社会、积聚力量的有效手段，在巩固政权和经济建设时期，也会成为实现各种宏伟理想的法宝。所以，他在党内各种会议上大批苏联的教条和规章制度，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为“大跃进”这一群众运动扫清思想障碍。另外，在波匈事件和莫斯科会议以后，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如果说此前是苏联全面援助中国，那么现在则是苏联在经济上帮助中国，而中国在政治上帮助苏联。在中国大讲“超英赶美”的背后，实际上是在同苏联“较劲”。从1958年到1959年毛泽东的心态和国内呈现的形势看，中苏领导人之间此时发生的分歧，其实质并不在于苏联是否干预或想要干预中国的主权，而是因为赫鲁晓夫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表示了沉默和轻视的态度，恰恰是这一点激怒了毛泽东。
　　实际上，在苏联一般干部和群众中，对中国出现的新生事物最初表示了欢迎和支持的态度，即使有些疑问，也是出于关心或担心。1958年7月26日《内部参考》(第2540号)刊登了一篇新华社发自莫斯科的电讯稿，综合报道了苏联国内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看法。电讯稿说，部分苏联人“对我总路线是相信的，并表示热情的支持。这部分人大半到过中国，熟悉中国的情形，并亲眼看见过中国人民在建设中的干劲”。有人说，中国进步很快，很快就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还有人说，几年以后苏联就要向中国学习了。“但也有一些苏联同志，对我总路线并不那么完全相信。他们认为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样大的目标和任务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们认为中国技术一贯落后，建设的条件差，先进的技术干部又缺乏，因此他们认为我们现在提出的一些口号并不很现实，是说到做不到的。”如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席阿尔西莫夫说：你们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搞到5000万吨钢，没有设备你们能搞这么多吗?你们人多并不能解决钢的产量和质量问题。过去在鞍钢做过生产总顾问的布里士尼科夫说：你们1958~1959年内要生产生铁2000多万吨，我们1957年全年才生产3910万吨，你们一年内就要增加那么多，真是很难令人相信。据说，苏联科学院中国问题研究所曾专门就人民公社进行了讨论，非常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有人认为，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超过了苏联的集体农庄。由于苏联报纸对人民公社的介绍不多，所以很多人询问人民公社是什么样的组织。《真理报》11日刊登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全文。许多苏联读者希望更多地介绍中国人民公社的具体情况。有人问，人民公社是否就是共产主义，人民公社是否比集体农庄优越。
　　苏联驻华大使馆的看法也是积极的。1958年7月26日临时代办安东诺夫向国内送回一份长篇报告，在这个分发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的绝密文件中，详细介绍了中国1958年上半年经济、政治、外交的状况。报告认为：“1958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形势的特点是：工业和农业领域急剧发展的持续增长，广泛地进行加快国家技术和文化事业发展的运动(技术和文化革命)。”报告对中共的国内政策持赞同意见：“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急剧增长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这个政策在党研究制定和实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过程中得到了反映。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规定了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高速度、加强对农业发展的关注(也就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同时发展工业与农业的方针)、提高各地方机关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关于在统一领导和全面规划的条件下，同时发展中央和地方的所属工业企业，以及同时建设大、中、小型企业的方针)。”报告中还特别提到，“在研究制定总路线时，中国朋友根据自己国家的特殊条件，非常认真地借鉴了苏联的经验”。尽管报告人认为，对于中国提出的大量经济发展指数“不能被看成有充分的经济依据”，但仍强调，“这些设想应该被看作那种热情的反映，即在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而斗争的过程中，充满着整个国家的那种热情。它们的重要意义可归结为：有助于更加广泛地挖掘继续提高经济发展速度的一切潜力。”报告在结论中不仅肯定，“中国共产党执行了一条以最高的速度发展经济、加强对农业发展的关注、提高地方的作用并发挥人民群众在经济建设中的主动精神的路线，从而获得了这样巨大的经济成绩”，而且预言，中国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在钢铁产量方面15年超过英国的目标，至于其他一些指标，“在最近两三年内就能实现”。在讲到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时，报告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和农业生产中的极大热情和干劲，认为“围绕总路线在居民中的鼓动工作，其范围异常的广泛，总路线的主要思想已经逐字逐句地深入国内每个人的心中。会议决议已经成为国内经济继续快速增长的巨大推动力，并在党内和人民中激发出巨大的创造热情和主动精神”。《1958年7月26日安东诺夫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1-75。使馆还对一些专家不注意研究“中国的成功经验和成果”提出了指责，1959年1月27日，安东诺夫又向国内报告：“有一些苏联专家和科技工作者对中国的成功经验缺乏应有的兴趣，不去分析中国在大跃进过程中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出现的成果，而把自己封闭在旧知识和陈旧观念的狭小圈子里。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驻中国代表处对来华苏联专家的这一重要方面的工作，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1959年1月27日安东诺夫关于苏中科技合作情况的报告》
　　实际上，在苏联一般干部和群众中，对中国出现的新生事物最初表示了欢迎和支持的态度，即使有些疑问，也是出于关心或担心。1958年7月26日《内部参考》(第2540号)刊登了一篇新华社发自莫斯科的电讯稿，综合报道了苏联国内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看法。电讯稿说，部分苏联人“对我总路线是相信的，并表示热情的支持。这部分人大半到过中国，熟悉中国的情形，并亲眼看见过中国人民在建设中的干劲”。有人说，中国进步很快，很快就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还有人说，几年以后苏联就要向中国学习了。“但也有一些苏联同志，对我总路线并不那么完全相信。他们认为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样大的目标和任务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们认为中国技术一贯落后，建设的条件差，先进的技术干部又缺乏，因此他们认为我们现在提出的一些口号并不很现实，是说到做不到的。”如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席阿尔西莫夫说：你们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搞到5000万吨钢，没有设备你们能搞这么多吗?你们人多并不能解决钢的产量和质量问题。过去在鞍钢做过生产总顾问的布里士尼科夫说：你们1958~1959年内要生产生铁2000多万吨，我们1957年全年才生产3910万吨，你们一年内就要增加那么多，真是很难令人相信。据说，苏联科学院中国问题研究所曾专门就人民公社进行了讨论，非常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有人认为，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超过了苏联的集体农庄。由于苏联报纸对人民公社的介绍不多，所以很多人询问人民公社是什么样的组织。《真理报》11日刊登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全文。许多苏联读者希望更多地介绍中国人民公社的具体情况。有人问，人民公社是否就是共产主义，人民公社是否比集体农庄优越。
　　苏联驻华大使馆的看法也是积极的。1958年7月26日临时代办安东诺夫向国内送回一份长篇报告，在这个分发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的绝密文件中，详细介绍了中国1958年上半年经济、政治、外交的状况。报告认为：“1958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形势的特点是：工业和农业领域急剧发展的持续增长，广泛地进行加快国家技术和文化事业发展的运动(技术和文化革命)。”报告对中共的国内政策持赞同意见：“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急剧增长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这个政策在党研究制定和实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过程中得到了反映。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规定了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高速度、加强对农业发展的关注(也就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同时发展工业与农业的方针)、提高各地方机关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关于在统一领导和全面规划的条件下，同时发展中央和地方的所属工业企业，以及同时建设大、中、小型企业的方针)。”报告中还特别提到，“在研究制定总路线时，中国朋友根据自己国家的特殊条件，非常认真地借鉴了苏联的经验”。尽管报告人认为，对于中国提出的大量经济发展指数“不能被看成有充分的经济依据”，但仍强调，“这些设想应该被看作那种热情的反映，即在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而斗争的过程中，充满着整个国家的那种热情。它们的重要意义可归结为：有助于更加广泛地挖掘继续提高经济发展速度的一切潜力。”报告在结论中不仅肯定，“中国共产党执行了一条以最高的速度发展经济、加强对农业发展的关注、提高地方的作用并发挥人民群众在经济建设中的主动精神的路线，从而获得了这样巨大的经济成绩”，而且预言，中国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在钢铁产量方面15年超过英国的目标，至于其他一些指标，“在最近两三年内就能实现”。在讲到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时，报告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和农业生产中的极大热情和干劲，认为“围绕总路线在居民中的鼓动工作，其范围异常的广泛，总路线的主要思想已经逐字逐句地深入国内每个人的心中。会议决议已经成为国内经济继续快速增长的巨大推动力，并在党内和人民中激发出巨大的创造热情和主动精神”。（《1958年7月26日安东诺夫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1-75。）使馆还对一些专家不注意研究“中国的成功经验和成果”提出了指责，1959年1月27日，安东诺夫又向国内报告：“有一些苏联专家和科技工作者对中国的成功经验缺乏应有的兴趣，不去分析中国在大跃进过程中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出现的成果，而把自己封闭在旧知识和陈旧观念的狭小圈子里。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驻中国代表处对来华苏联专家的这一重要方面的工作，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1959年1月27日安东诺夫关于苏中科技合作情况的报告》）
　　但是，赫鲁晓夫并未采纳这些意见，相反，却间接地表示了对建立人民公社的不同看法。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958年12月17日刊载的记者罗伯茨的一篇文章，美国参议员汉弗莱在克里姆林宫同赫鲁晓夫进行了8个小时的谈话。在谈话中，赫鲁晓夫一直不愿意谈公社问题，只是当汉弗莱请他谈谈苏联是否打算追随中国的榜样时，赫鲁晓夫回答说：不，公社制度今天对俄国是不适宜的。他还说，无论如何这个词是用错了，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选用了这个词，因为“公社”一词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代，它是一种城市的而不是农村的管理形式。赫鲁晓夫接着说，无论如何，中国的制度实际上是反动的(reactionary)。因为——他援引马克思的话解释说——公社是建立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论基础上的。苏联很久以前就曾尝试过公社制度，但是行不通。（《内部参考》第2666号，1958年12月23日，第8~10页。从赫鲁晓夫的口气看，reactionary一词在这里译为“倒退”也许更为贴切。）另据美国报道，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在1959年1月访美期间，虽然强调苏联和中国在公社问题上没有分歧，但也同赫鲁晓夫一样说，俄国人在1918年和1919年建立了这样的公社，不久就发现如果经济不发达，公社是行不通的。他还说，除非有一种生产力非常发达的经济，否则要执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个共产主义原则是不可能的。（《内部参考》第2679号，1959年1月8日，第16页;第2688号，1959年1月19日，第24~25页。中国关于米高扬谈话的公开报道，没有这些内容。见《人民日报》1959年1月13日，第4版。关于1918~1930年苏维埃俄国在农村组建公社、劳动组合及集体农庄的详细研究，可参见沈志华《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尽管后来苏联报刊驳斥说，这是汉弗莱在造谣，（《内部参考》第2706号，1959年2月12日，第15~16页。）但谁也无法否认，其后不久赫鲁晓夫在公开场合谈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时，是在含沙射影地批评中国的人民公社。1959年1月苏共召开二十一大，赫鲁晓夫做报告时指责说：“社会不能不经过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就从资本主义跳到共产主义”，“平均主义并不意味着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是在破坏共产主义的声誉”。（沈志华、于沛编著《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1898~1991年苏共历史大事实录》，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第524页;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第516页。中国在公开报道赫鲁晓夫的讲话时，没有摘引这些内容。见《人民日报》1959年1月28日，第6版。）与此同时，驻苏使馆还报告说，苏联中国研究所的杂志《苏维埃中国学》第二期，因刊载了几篇关于中国人民公社的文章，已遵照有关部门指示停止发行，还听说该刊不久将被取消，并入《苏维埃东方学》杂志。（《1959年1月23日驻苏使馆致外交部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1919-01，第1页。）虽然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没有对这些情况做出反应，但他们心中的感受是可想而知的。
　　1959年7月28日，正当毛泽东在庐山上为彭德怀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万言书恼火的时候，秘书胡乔木送来的一份《内部参考》，犹如火上加油，让毛泽东大发雷霆。根据报道，《真理报》1959年7月21日刊载了赫鲁晓夫7月18日在波兰波兹南省波拉夫采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这是苏联报刊第一次正式发表苏联领导人对公社问题的看法，尽管只是间接地反映了对中国人民公社的评论，但证实了半年前美国的报道。赫鲁晓夫的原话是：“可以理解，把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这是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在国内战争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赫鲁晓夫接着回顾说：“曾有人下了大致是这样的论断：‘既然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那就让我们来建立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结果是大家都想生活过得好，而在公共事业上又想少花些劳动。正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赫鲁晓夫总结说：“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出的道路。它开始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组织到农业劳动组合中，在那里人们集体地工作，但是按劳取酬。我们集体农庄逐渐巩固起来了，现在是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农业的基础，是改善农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基础。”（《内部参考》第2831号，1959年7月26日，第19页。笔者对译文略做修改，参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第231~232页。）对此，毛泽东做出了强烈反应。29日，毛泽东批示：将有关材料印发会议代表，“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台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批示发出后，毛泽东意犹未尽，8月1日又将上述文件批给中联部部长王稼祥：“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390~391页。）看来，毛泽东此时不仅是把彭德怀与赫鲁晓夫挂起钩来，而且已经有心要将中苏之间的分歧公布于众了。
　　在这种情况下，当“大跃进”已经成为席卷整个中国社会的革命行动时，当中苏之间的政治矛盾日渐明朗时，大量在华苏联专家的处境自然显得十分尴尬。
　　本文节选自《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