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生是现代中国一位最杰出的学者。我之所以说他是一位最杰出的学者，我想，也许大家也跟我一样想，他完全配得上这个称呼；他之所以配得上这个称呼，我以为，仅凭他是中国现代白话文一代宗师这一条就足够了。至于他的一生主张和践行自由，肯定为中国社会的自由进步立下了永不销蚀的丰碑！另外，他在晚年喜谈乐道“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这两个格言，我以为，更为他的一生增添了无尽的光彩！
格言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大家都知道，“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格言源出于范仲淹的《灵鸟赋》。谈到范仲淹，人们最为喜闻乐道的是他的《岳阳楼记》这个名篇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至于范仲淹在中国历史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在此，我还想不惜笔墨，做一点相关性的介评。
首先，我想谈到的是范仲淹的独立人格。
史载：范仲淹生于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八月二日（9月5日），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父亲范墉，端拱初年（988年）赴徐州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徐州军事长官的秘书），990年病逝。母亲谢氏贫困无靠，只得抱着两岁的范仲淹，改嫁山东淄州长山县河南村(今邹平县长山镇范公村)朱文翰。范仲淹也改其姓，取名朱说（通“悦”）。一个偶然的事件，范仲淹发现自己原来是望亭范家之子。这件事使范仲淹深受刺激和震惊，他决心脱离朱家，自树门户，再接母归。于是他毅然辞别母亲，徒步求学去了。
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二十三岁的范仲淹来到睢阳应天府书院(旧址在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应天府后来改名南京，应天府书院由此又叫南都学舍。范仲淹在此发奋读书。其间，范仲淹的一个同学、南京留守（南京的最高长官）的儿子看他常年吃粥，便送他些美食。然而，他竟一口不尝，听任佳肴发霉。直到人家怪罪起来，他才长揖致谢说：“我已安于划粥割齑的生活，担心一享受美餐，日后就咽不下粥和咸菜了。”
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迷信道教的宋真宗率领百官到亳州（今安徽省亳州市）去朝拜太清宫。浩浩荡荡的车马路过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整个城市轰动了，人们争先恐后去看皇帝，但惟独他闭门不出，仍然埋头读书。有个要好的同学特地跑来劝他：“快去看，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但范仲淹只随口说了句：“将来再见也不晚”，便头也不抬地继续读他的书了。果然，第二年他得中进士。不久，他被任命为广德军的司理参军（广德军位置在今安徽广德县一带，司理参军是掌管讼狱、审理案件的官员，从九品）。接着，又调任为集庆军节度推官（集庆军辖境位置在今安徽亳州一带，节度推官是幕职官，从八品）。至此，他便把母亲接来赡养，并正式恢复了范姓，改名仲淹，字希文。从此，他开始了他长达30多年的政治生涯。
其次，我想谈到的是范仲淹的敢言直言。
范仲淹的一生完全称得上是中国专制帝制之下反复上演的又一部充满戏剧色彩的荒诞剧：在“昏君”、“奸臣”的拨弄之下，“忠臣”范仲淹一会儿因言而贬，一会儿又因言而升，又一会儿又因言而贬……。
景祐三年(1036年) ，范仲淹看到宰相吕夷简大开后门，滥用私党，朝政腐败不堪，根据调查，他绘制了一张“百官图”呈给仁宗。在仁宗面前，他指着图中开列的众官调升情况，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的批评。对此，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范仲淹便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狡诈。吕夷简便诬蔑范仲淹勾结朋党，离间君臣。 范、吕之争的是非曲直，不少人都看得分明。偏偏吕夷简老谋深算，善于利用君主之势而最终取胜。仁宗这年二十七岁，尚无子嗣。据说范仲淹曾关心过仁宗的继承人问题，或许谈论过立什么皇太弟侄为储之类的事。这事虽出于振兴宋廷的至诚和忠直之心，但却不免有损仁宗的自尊。加上吕夷简从旁中伤，范仲淹便被褫夺了待制职衔，贬为饶州知州。后来几乎又被贬死岭南……，
综观范仲淹一生的言功论绩，我以为，最为突出的，是他在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认真总结自己为官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撰写出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呈送给仁宗。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范仲淹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其主要内容是：1、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那时，升降官员不问劳逸如何，不看政绩好坏，只以资历为准。故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苟且，无所作为。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绩，破格提拔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2、抑侥幸，即限制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径。当时，大官每年都要自荐其子弟充京官，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经过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这样一个接一个地进入朝廷，不仅增加了国库开支，而且这些纨绔子弟又不干正事，只知相互包庇，结党营私。基于国家政治的清明和减少财政开支的考虑，应该限制大官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充任馆阁要职。3、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首先应该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这样，学生有真才实学，进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实了。4、择长官。针对当时分布在州县两级官不称职者十居八九的状况，范仲淹建议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北宋州以上的一级监察和财政区划）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能员，罢免不才；选派地方官要通过认真地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5、均公田。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认为，供给不均，怎能要求官员尽职办事呢？他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洁为政；对那些违法的人，也可予以惩办或撤职了。6、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穷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事，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且长期实行。7、修武备，即整治军备。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费。京师的这种制度如果成功了，再由各地仿照执行。8、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另外，还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便处处都没有阻隔皇恩的现象了。9、重命令，即要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范仲淹认为，法度是要示信于民，如今却颁行不久便随即更改，为此朝廷必须讨论哪些可以长久推行的条令，删去繁杂冗赘的条款，裁定为皇帝制命和国家法令，颁布下去。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10、减徭役。范仲淹认为如今户口已然减少，而民间对官府的供给，却更加繁重。应将户口少的县裁减为镇，将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各署，并为一院；职官厅差人干的杂役，可派一些州城兵士去承担，将那些本不该承担公役的人，全部放回农村。这样，民间便不再为繁重的困扰而忧愁了。
《条陈十事》呈上后，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员对之商量后，表示赞同，便逐渐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倡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也就得以付诸实施了。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政治局面就开始有了新的面貌：官僚机构开始精简；以往凭家势做官的子弟，受到重重限制；昔日单凭资历晋升的官僚，增加了调查业绩品德等手续；有特殊才干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科举中，突出了实用议论文的考核；全国普遍办起了学校。
就是这样一些以维护皇家利益为中心的改革设想，也落得好景不长。庆历五年(1045年)初，曾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范仲淹和富弼被撤去军政要职。皇佑三年(1051年)，范仲淹在连遭贬谪、连转任所后，又移任青州。青州的冬寒，加重了他的疾病。第二年(1052年)又调往颍州，他坚持扶疾上任。但只赶到徐州，便在五月二十日（6月19日）溘然长逝，享年六十四岁。
从范仲淹的一生行止来看，在一千年前的暗无天日的皇权专制之下，范仲淹尚能做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对于我们今人，面对当年范仲淹的所作所为，我真的不知道，这对我们今人是一个激励，还是一个讽刺？！
格言二：“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胡适先生晚年喜欢的第二个格言是：“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据史实：1959年3月14日《自由中国》杂志第26卷第6期发表了胡适先生著名的《容忍与自由》一文。在文章的一开头，胡适先生写道：“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了母校康耐尔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我们谈到英国史学大师阿克顿一生准备要著作一部‘自由之史’，没有完成他就死了。布尔先生那天谈话很多，有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他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胡适先生最欣赏这句话，说：“他这句话我越想越觉得是一句不可磨灭的格言。”为此，胡适先生说：“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胡适先生对“容忍与自由”的探索和思考并非一天两天。早在1948年9月4日，他在北平电台演讲《自由主义》时，就对“容忍与自由”的关系作了非常富有针对性的阐释，他说：“自由主义在这两百年的演讲史上，还有一个特殊的、空前的政治意义，就是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向来政治斗争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被压的人是没有好日子过的，但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却渐渐养成了一种容忍异己的度量与风气。因为政权是多数人民授予的，在朝执政权的党一旦失去了多数人民的支持，就成了在野党了，所以执政权的人都得准备下台时坐冷板凳的生活，而个个少数党都有逐渐变成多数党的可能。甚至于极少数人的信仰与主张，‘好像一粒芥子，在各种种子里是顶小的，等到他生长起来，却比各种菜蔬都大，竟成了小树，空中的飞鸟可以来停在他的枝上。’（《新约•马太福音十四章》，圣地的芥菜可以高到十英尺）人们能这样想，就不能不存容忍别人的态度了，就不能不尊重少数人的自由了”。
请听，胡适先生对自由和容忍的关系的论述是多么的好！针对我们今天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态，胡适先生的这些论述是多么的切中要害啊！面对当前中国的政治现实，我们重温胡适先生晚年喜欢的这两个格言，此时，我（们）的心情，大可与一千多年前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时的心情状态一比！我们扪心自问：此刻，我们的心情是悲、还是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