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也许确实可以制造族群的对立，但"更多的历史"会帮助我们消除这种隔膜和紧张

拙文《一个中国，"多史"教育》（见2011年9月1日南方周末《自由谈》）发表后，引起了一些读者的担忧。他们提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增进国内各族群融合，强化"中华民族"的大认同，"多史"教育不但无助于消弭族群界限，反而会加深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造成更大的隔阂与分裂。显然，他们的立场绝不是狭隘的"大汉族主义"，立意和目标皆与拙文有相近处，故有特别回应的必要。

首先要说明的是，拙文采用的是"族群"一词，而很多读者似乎都理解成了"民族"。就本文探讨的问题来说，这两个概念的意义是不同的："民族"乃是20世纪中国"民族识别"政策的产物，"族群"则是对历史"自然"发展过程的一种描述。中国历史上存在各种人群，区分标准极为多元，界限也变动不居。举一个最近的例子，王明珂教授曾整理过一本《川西民俗调查记录1929》，其作者之一黎光明是回民，却并不妨碍他自认"汉人"。但后来通行的"民族"概念，却把不同族群之间的"边界"清晰化也凝固化了，以致我们今日已无法想象，一个人可以既是"回民"，又是"汉人"。而这一区分经过长期使用，已经"深入人心"，即使很多建议弱化"民族意识"的读者也常脱口说出"作为一个汉族"一类话，正表明要消除"民族意识"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要靠大家自觉努力，占多数的"汉人"尤须反求诸己，不必一味厚责于人。

读者之所以担心"多史教育"会造成族群分裂，也是因为历史常被视为塑造"民族"自觉的工具，而少数族群的历史记忆和"中华民族"的认同又往往被认为非此即彼的零和关系，因此，他们认为，要维系一个中国的意识，少数族群就势必要放弃自己的历史记忆。确实，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被记住，对人类历史来说，"遗忘"反倒是常态。但"自然"的遗忘和有人刻意安排的"失忆"是不同的。法国剧作家卡里埃尔讲过一个故事：亚历山大大帝曾向一人学习预言未来的技能，此人要求亚历山大在学习过程中千万不要去想鳄鱼的左眼，结果亚历山大不得不放弃学业。卡里埃尔说："当有人不让你想某样东西，你就只能想它了。禁忌成就义务。"一个族群的记忆被人为压制，反而会刺激人们不断回忆起那些令他们感到屈辱和愤怒的事件，而他们忘掉的，却是原本同时也存在着的族群之间的温情与合作。

因此，淡化"民族"界限，绝不应无视而且应该尊重族群的既存差异。任何时候，人群内部都会存在不同的"小群体"，关键在于，这种区分是人们"自然"交往的结果，还是少数几个人的精心"设计"。熟悉历史的人知道，今日中国境内的大多数"民族"都是不同族群混合的产物，而很多读者自居的"汉族"，成分是最为复杂的。这是中国历史开放性的体现，也是中国历史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而这显然不是单讲"汉人史"所能说清的。实际上，只从一个族群的内部看历史，给人的感受仿佛是此疆彼界，万古如斯；兼听不同族群的故事，才知道这种"疆界"乃是各种力量塑造的结果，本非天经地义，自然也可以变更。"历史"也许确实可以制造族群的对立，但"更多的历史"会帮助我们消除这种隔膜和紧张。"多史教育"意在拓展人们的眼光，也势必会开放他们的心灵。

最后，很多读者的看法也暴露出他们（至少在潜意识里）太过相信管理知识的必要性了，似乎多元历史记忆的存在本身就是危险品，必须加以规划、过滤和控制，使其整齐划一，才会保障社会安全。反过来，他们也太过轻视真相的正面建设作用以及人性自身的坚忍与善良了：坚忍，因为他不会屈服于外在的压力而放弃内心的尊严；善良，因为他最终愿意选择宽容与和平。有读者来信，说拙文"思考很人文，但是没有考虑到现实"。推测其意，大约是认为现实生活中族群矛盾的尖锐已不容乐观，宽容与和平不能靠少数人的善意达到。这话当然不是没有道理，但应该知道，"现实"也是在不断变化中的，事情的恶化或者好转都取决于我们的言行。既然任何"族群"都是由"人"组成的，我们当然有理由相信，"人文"的力量最终可以决定"现实"的面貌。

（作者为四川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