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使命，是为社会中的优秀年轻人提供一段“学术生活”经历。

1935年秋，任鸿隽接掌四川大学，推出一项改革措施：减少课程数目，缩减教师课时量的要求，以便师生都能“有多的时间去讨论与研究”。这看起来有些怪，因为今天流行的说法是，大学也是学校，学校就应把教学放在首位，“不上课”的大学还是大学吗？

且稍安勿躁。我们不妨从最基本的问题谈起：社会为何需要大学？把一群具有最优秀头脑也正当最好年纪的人聚在一起，给他们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使他们免受“俗务”打扰，无忧无虑地度过四年乃至更长光阴，所为何来？如若仅是要他们学习更多知识，以备职场所需，未免有些得不偿失。且不说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使得任何现成知识不久便成明日黄花，即便从事实上看，不是有很多人抱怨，大学毕业生的“实用度”不高吗？耗费如许资源去培育许多无用“人才”，岂非愚不可及？

单从职业应用的角度看，大学的成绩恐怕还不如技术学校。不过，大学原本也不是为了职业培训而设置的。任何一个健康社会，除了实用性、物质性的需要，必然还有更高一层理想，有心智的需求，即使贫穷潦倒，生活中也还是要有诗歌、艺术、哲学、记忆，哪怕仅仅出于好奇，也还想了解自己，知道天外边是什么……大学，在根本的意义上，正是为了满足此类“不急之务”而存在。

近代早期欧洲上流社会的年轻贵族在结婚或担任公职之前，大都要在私人教师或仆人陪同下，远赴异国，学习外语，观摩风俗，少则一两年，多则六七年，看起来无所事是，实际则有如成年仪式。有些佛教国家的男孩在成人之前，也都要有一段出家的经验。现代大学对人生的意义，或与此相仿：其使命是为社会中的优秀年轻人提供一段“学术生活”的历练。这当然不是说要把他们每个人都培养成为学者——这不可能也不必要，但是，无论他们将来从事何种职业，大学都应是一段不可缺少亦无可替代的经验。学术生活的训练，不仅使他们养成尊重知识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能认真听取真正专家的建议，不至颟顸莽撞；更重要的，这也将从根底处型塑他们的整个人生取向和思想方式。

那么，怎样才算过上学术生活？掌握现成知识——无论其有多么高深和前卫——显然是不够的。学术生活意味着，一个人经过严格、系统的训练，学会独立思索和探寻真理的能力，最终养成运用自己头脑的习惯。要达到这一目标，不能仅依靠通常所说的“上课”，即便是号称“研究性”和“讨论性”的课程，所起的作用也还是第二位的；更重要的应是学习者在求知欲望和实践中的主动性。在此意义上，所有的教育都是自我的教育。教师的任务乃是激发学生的智识热情，将他们领进门去，送上一程，而更关键的，是在适当时候挥手告别，将探索知识的任务交还学生本人。课堂教学是为此提供的必不可少的入门训练，好比盖楼时所用的脚手架，大厦竣工，其使命随之终结。

讲过这一层，我们对任鸿隽当年的举措应会产生一种“了解之同情”：脚手架之于建筑固属必不可少，但搭设再多脚手架，毕竟也不是建筑物本身。课程太多，不可避免地要占去学生阅读、思考、讨论和探索的时间，而后边几项才应是学术训练中最关键的环节。然而，只要看看各专业课表和本科毕业所需学分数就可知道，今日国中各大学所热衷的偏偏是搭建脚手架的活动，师生皆在课堂上花费太多光阴，无怪学生除了考试，一无所能。所以说，中国大学教育的根本弊端，并不是（至少不完全是）忽视了教学这种形式，而是无法提供起码的学术生活，甚至根本就缺乏“学术生活”的观念。没错，大学当然是学校，可是当论者心中的“学校”是以中小学为参照系的时候，这句话实际已经背离了大学之真意。生产出许多不知如何也根本无意于运用自己头脑的“人才”，正是其必然结果。可是对此结果，许多大学的应对方案却是继续添设许多与职业“无缝接轨”的课程，恐怕也只能饮鸩止渴，治丝益棼，去道愈远。

（王东杰：四川大学教授：著有《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的国立化进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