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大学有国立、省立和私立之分。理论上,国立大学由教育部直辖,校长由中央任命,经费来自国库。省立大学是各省所办,经费和管理都由地方负责。国立学校是基于对全国教育通盘考虑设立的,其数不一,“地点亦不从同,而无分省界则一。” ① 事实上,国立大学不但总是要落实到“地方”,且往往由省立和私立大学发展而来,故多有一个“国立化”过程 ② 。这一过程牵涉到高等教育体制各方面,尤因两类学校主管机关不同,常伴随着中央与地方的势力较量,其激烈程度随着中央对地方实际控制能力的大小而变化。
在这方面,国立四川大学(以下简称“川大”)具有一定代表性。它是1931年由设在成都的三所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其前身为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以下分别简称“师大”、“高师”)、国立成都大学(以下简称“成大”)和公立四川大学(以下简称“公立川大”)合并成的 ③ 。作为国立大学,川大自始就处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受到二三十年代四川及全国政局的影· 180 ·响,其国立化程度又成为衡量中央和地方当局力量对比的一个重要指标;而知识界(大学师生)随着自己所处局势的变化也对中央和地方各有应对,使此一进程更为复杂。
川大的国立化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1)1935年以前。四川政治为中央政府的实际控制能力所不及,处在半独立状态。学校虽名国立,实是一所地方性大学。川大师生为了对抗地方势力的控制,积极寻求中央的支持,成为此一时期国立化的基本特征。(2)1935年到抗战爆发初期。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两位校长任鸿隽和张颐大力推进国立化,使川大从地方力量的控制下解脱出来,并着力消除学校地方色彩。而中央则将此视为权力扩张的一部分,又使国立化带上了中央化色彩。(3)随着抗战爆发,川大的国立化基本完成,学校被牢固地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但这一结果却使川大人与中央产生了分歧。
对于这一个案,早有学者加以注意。任以都教授曾将四川大学的国立化视为“中央政府扩张权力”的表现及高等教育通过“国家复兴”得以“进步”的双向过程 ① 。不过,她只是一笔带过,所述也集中在1935年下半年到1937年上半年,难以洞察此事背后更为复杂的多元因素。《四川大学史稿》也略有述及,但主要意图在于川大的发展,对此关注不足。 ②
这一事例的启发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川大的国立化进程是二三十年代国家统一运动的一部分。对此问题,既存研究多从政治史或政治思想史的视角切入,忽视了其本有的广泛性。 ③事实上,统一不但程度不同地体现在“国家”所及的各个领域,远非狭义的政治史所能涵盖,且具体内涵也更为多元。以川大论,在国立化进程的不同时期,对于不同的人,国立化的具体含义和目标都不尽相同,实际上反映出时人对于“国家”的多重体认。
其次,它展示了中央和地方在一个特定空间围绕着“国家”这一深具象征意义的事物所产生的权力关系及其演变过程,启示我们对“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state-making)理论在近代中国的适应性做出进一步的探询;同时,身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知识界对二者的应对使问题突破了狭义政治的领域,揭示出那一时期学术和政治之间的微妙互动关系。
本文希望通过对这一高等教育领域个案的叙述,对中国现代“国家”观念及具体落实情形做一粗浅分析。需要说明的是,川大国立化进程历时较久,内情复杂,不少重要问题多由细事积聚而成。因篇幅所限,只能撮其要者,以明大略。
一、国立大学与地方大学的名实错位
20世纪20—30年代中期的四川,政治上陷入内争,既不太参与全国性的行动,也为全国性目光所忽略,成为一处国中“异乡”。 ④ 四川大学身处其中,也深受影响。学校虽从1916年就经中央批准正式定名国立(成都高师),但直到30年代初,仍具有很强的地方色彩。
国立学校经费本应由国库供给,但成都高师经费是在四川省教育经费下垫拨的,且从高师到师大,均无改进。这除了和全国教育经费的拮据有关,也受四川政局的影响。事实上,当时就有一笔“国费”掌握在四川地方军人之手,即四川盐余。该款项自民初就被地方军人截留,1918年北洋政府无奈将其划归地方,使截留合法化。 ① 高师自改为国立以后,就一直谋求使用这笔款项,中央政府也颇表赞同。但“地方割据”已是事实,中央对地方不得不抱“逊让”态度。如1927年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就表示,师大经费使用盐余的建议“事属可行。但事实上能否如数划拨,本会难以悬断,故该校预算书交由该省教育厅会同财政厅审核办理见复”。由于地方军人不肯让步,终于不能成功。 ②
其时国民政府还立足未稳,所求多为形式上的统一。1928年东北易帜前,蒋介石建议把张学良列入国民政府委员名单,表示“人的问题尚在其次,最要紧的是地方问题”。但在“反政府”的方面,则强调形式之统一并不重要。李宗仁致电张学良即称:“所贵乎统一者,要在精神一致,不在形式偶合。”张也一度告诉蒋,东北“易帜固为袍泽之良友,不易帜亦为精神之信徒”,希望达成“不拘形式之统一”。③时蒋介石关心的可能更多是所谓“法统”,故可在实际上做出让步。但对于李、张等“地方实力派”来说,“精神统一”既可免去“割据”之名,又有较大的自由度;“形式统一”却真使自己成为“地方”。即此可见双方关怀的差距所在。至于四川则因基本上不与“中央”为难,故自北洋政府开始就能大体“自治”。
但“实”若不能保,“名”也可能随之流失。在理论上,国家之名应由中央“垄断”。然国既由地方合成,在中央无实力“专断”的情况下,由于物质资源控制在地方之手,使地方反比中央更有实力运用“国家”这一象征资源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民间的赞同和中央政府的“容忍”,表明那一时期“国家”在人们的认知和实践中的多歧性。这一点可以从成都大学的兴起中看出。
成大之名原系高师校长傅振烈提出,但遭到不少高师学生和毕业生的反对。傅不久即因支持者杨森败出成都而离职,继杨控制成都的四川善后督办刘湘却对此牌子极感兴趣。1926年初,在他召集的四川善后会议上通过了成立国立成都大学、年拨国税盐余60万元作为经费的决议。在刘湘的提议下,四川省长公署并聘请与刘交好的张澜为校长。显然,就法理而言,成大等于地方上新办的一所大学,不应名国立,但由于其与高师模糊的历史渊源,使其一直得以使用国立之名。更具“实质性”的是,成大因与刘湘的密切关系,获得了高师(师大)孜孜以求而不得的国税支持,一跃成为成都高校中办学条件最好和师资力量最强者,不能不使真正的国立学校不满。
1930年4月,时任师大校长在《国立成都师范大学一览》中抱怨道:“本大学自民国十六年六月经前大学院明令定为国立……迄今届满三年,尚未蒙政府确定国税为本大学经费,以致办理困难。” ④ “明令定为国立”和“确定国税为本大学经费”两句,原文以大号黑体字排印,显系“关键词”,乃针对成大“僭称”国立而强调自己的国立才是中央“明令”的。
更重要的是,在一般人认知中,“实力”还可决定“名”的真伪。时在成大任教的吴芳吉在1927年底和1928年初的几封信中提到,“成都所有省立学校,今年十一个月之中,仅发过薪水两月。故凡省立学校教师,无不啼饥号寒,难于度日……成大系国立,情形稍好”。“成大虽穷,究能月得几成,较诸省立学校不名一钱者,固在天上。” ① 其实,较诸成大,师大更是国立,但因使用省款,反有被“开除”出国立的危险。也就是说,至少在吴芳吉的眼里, “实” (经费)已有意无意间成为判断国立与否的标准了。因此,在统一尚在有名无实的阶段, “国家”一名便无法为中央专有。而其时的地方“军阀”也并不认为所谓的中央政府真具有道义上的正当性。刘湘就曾暗示,如果自己因为是“带兵的官”而被认作“军阀”的话,蒋介石也是“军阀”。 ② 换言之,中央与“国家”的合法性关联,只能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上。
既然实比名更有力量,真正的国立大学也不得不向地方靠拢。这从高师(师大)学生对于校长人选的态度变化可以看出。1924年,杨森任命其秘书傅振烈为高师校长,立刻受到高师学生反对。一个重要理由就是高师属于国立,校长应由中央简任,不应由省政府任命:“西南教育被蹂躏久矣,堂堂校长,屡出兵间,敝校国立于斯,亦数苦其荼毒” ③ 。及至学校升格师大,由于经费不充,办学困难,校长更换频繁。除了首任代理校长龚道耕以外,其余三任均为四川省政府“照会”,实系任命,而都未遇到反抗。1930年9月,校长周光鲁辞职,师大学生甚至组织请愿团,呈请驻防师大所在皇城地区的李其相边防军总部“照会贤能,接充校长”。 ④
短短数年,学生已呈主动“地方化”之势。1924年高师学生反对傅振烈宣言中“屡出兵间”一语,明显表达了对军人干政的不满。但那毕竟还是具有省政府名义的军人,今师大学生寻求“庇护”的李其相,不过适驻防现场,名更不正,却成为主动争取的对象;“校长出兵间”已大致为教育界一些人所实际认可了。同时,学校格局的背后本有地方军人的竞争,成大即自始受到刘湘支持。
1931年9月底,新任四川省主席兼国民政府委员刘文辉命令将“三大”合并组成“国立四川大学”,并于11月9日完成。早在1928年,旅沪川人郑宾于等就请求合并四川省内各大学以组成国立川大,国民政府大学院曾向四川省教育厅转发其呈文,认为“所陈各节,似尚切实可行”,要求教育厅“从速筹划” ⑤ 。但因各校立场相距太大,又各有后台撑腰,此事不了了之,中央方面也无下文。此次合并及具体办法,都是刘文辉主持,采用强力,仅一个多月就完成,这也是他在四川军人中“崛起”的表现。
“三大”合并后,刘湘、李其相在四川高等教育领域的势力为刘文辉收编,成为他“统一”四川的一部分。学校成立后,刘文辉多所赞助, “视若己出”,与刘湘对成大如出一辙。“二刘”对国立大学的兴趣,与“国家”作为一种象征性资源的性质分不开。如同他们常常利用“中央”授予的各种头衔对其他军人发布命令所表明的,在地方政治竞争中,掌握“国家”这一象征性“资本”,被认为具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作用(实际是否达到又是另一回事)。可知“国家”虽已成为虚悬象征,在“基层”仍具有不小的说服力。
一方面,国立川大仍为地方性的;另一方面,其国立名义的象征性影响又把川大卷入地方政局的波动之中。不久,刘湘和刘文辉爆发大战,刘文辉败走西康,刘湘宣告四川“统一”。在刘湘看来实属刘文辉势力范围的川大,于其治川初期,遇到了不少麻烦。
战争一开始,川大经费就为“二刘”提走,战后也没有恢复正常,每月均有拖欠;学校陷入旷日持久的经费危机中,为此与刘湘交涉不断,刘湘则以“拖”的方法对付。1933年12月,成都报纸报道,刘湘要求四川省教育厅如有现款则“尽先拨给省立十二校……余款再行拨发各受补助学校”。川大当即公函省教育厅,谓“本大学按月应拨省款,实系本大学经费之一部……自无视同补助之理。且此项经费,本年以来,贵厅拖欠至十余万,所有省立各校,均较本大学领到◆数为多”。 ① 在地方当局的考虑中,川大排在省立学校之后,成大压倒师大式的情形依然未变。
1933年下半年,一场更严重的危机发生了。9月中旬,刘湘为筹措“围剿”川东红军的经费,决定变卖川大皇城校产。校长王兆荣不得不向行政院、教育部及社会各界名流呼吁求援,川大师生也发表多项宣言表示反对。 ② 事件拖了三个多月,虽最终因刘湘“剿赤”失败不了了之,却使川大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愈发紧张。
处在这种状况下的川大师生,对地方政府的态度可想而知。因此,他们极力推动学校的国立化,要求中央政府干预地方政府对川大的“处置”。但问题是,其时中央政府自有一套行为逻辑,教育被视为政治的一部分,川大在全国教育中的地位实与四川在全国的政治地位相表里。而自北洋政府到初期的国民政府,对不太参与全国性竞争的四川军人和四川政治都不太“管”,在教育方面同样如此。比如,北京和南京两政府的教育部既未明令承认、也都未明令否认成大为国立。这当然是因为中央洞悉成大背后有地方力量的支持,“得罪”既不愿,“顺应”又不甘,只有悬挂起来,以维持“法统”。
同时,“统一”既是“形式”上的,则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关系便有“嫡系”与否的区别。在这一套系统中,不但是名分不正的成大,连高师、师大和国立川大也并不被视为真正的国立。如北洋政府国务院1922年编印的中央教育机构设置及编制表“隶属机关”一栏中,只列入了北京、武昌和沈阳三所高师,并无同样号称国立的成都、南京和广州高师。 ③ 大概此三校均由省费办理,故不被认为“隶属”中央。可知吴芳吉用以判断国立与否的标准并非异想天开,应该反映了不少时人心中实际的认知。
国立川大初期,情形依然未发生大的变化。虽然教育部《民国二十年度全国高等教育概况统计表》中“国立各大学”部分列入了川大 ④ ,但1932年编印的《教育部职员录》“直辖国立院校校长名单”一部分,仍无四川省内任何一所大学校长的名字 ⑤ 。这也许提示了川大已为“国立”却仍非中央直辖的尴尬地位,故国立川大经费自始就未列入国家财政预算,而是沿用前例,自行向各方交涉提取。经过校长王兆荣的努力,财政部在“民国二十二年度国家总预算”中列入川大补助费30万元。按照规则,国立大学经费本应列入教育文化费。因此,王兆荣抱怨这一方案使各界人士对川大地位“将有所怀疑”。直到1934年3月,经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川大才在经费上“得与各国立大学一律平列”。 ①
地方性的国立大学这一矛盾现象,实是追求国家“形式统一”的产物。而同为国立,又被中央分为“直辖”与否。这一方面表现出中央与地方既要保存各自力量又须给对方以“面子”的微妙关系,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国家”与“中央”相关而不相同的认知具有的广泛性:地方既可使用“国家”之名,中央也在实际上给其留下余地,只是在其中做出了非正式的区分。这其实反加强了地方的力量。张澜在1931年5月上书行政院,要求教育部明确发表成大为“国立大学”,这样“既足昭示国家恢宏教育,无间于偏远;亦不使人妄疑该部有漠视西南教育之心,而敢于自外”。 ②
张澜的话自然有其特殊意图,但确抓到了问题关键:因中央立意有偏,遂使人“敢于自外”。故要真正统一,中央必须“无间于偏远”才行。不过,当时的中央对统一四川虽有意而不以为急,张澜的说服力也就有限。
二、“国立化”与“中央化”的纠葛
“国家”与“中央”的疏离,恰是川大在1933年以后陷入严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失去了地方军人的庇护,川大较前更需寻求中央的支持。可是,中央远在南京,又不视川大为“自己人”,故学校虽有不少抗争,仍不得不仰地方政府鼻息,国立化只成为川大人的一厢情愿。这种情况直到1935年才有大的改变,当时中央为防止日本迫在眉睫的侵略而确定了建设西南的方针 ③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参谋团于是年初入川,四川的半独立状态被打破,开始了“地方中央化”过程,川大的国立化也被正式提上日程。
“地方中央化”作为“国家统一”的实质性步骤,标志着中央权力在地方上的扩展。而川大的国立化也首先体现在教育部对学校的管理上。1935年5月,教育部首次派出视察专员到川大视察。7月,教育部根据他们的报告,同时向四川省教育厅和川大下达训令,在四川全省范围内进行院系调整:(1)重庆大学(以下简称“重大”)定为省立,先设理、工两院,原有农学院和文学院并入川大;(2)原四川省立农学院并入川大;(3)原四川省立工学院并入重大;(4)重大原有学生需一律甄别呈部备案;(5)省立农、工两院经费分别划拨川大、重大。④
此次院系调整的重心是川大和重大。重大是在刘湘支持下办起来的,刘还曾一度兼任校长。该校也一直未向教育部备案,因此常为人诟病。1934年,川政刚统一不久,就有人指出“重大乃因防区制下特殊之产物”,要求将重大并入川大,“以树统一之先声。” ⑤ 此次院系调整、审订重大性质,正是“统一”的表征。
随着中央势力抵达四川,川大在国内的地位开始上升。1935年春夏之间,川大突然“群贤毕至”:天津《大公报》总编张季鸾、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与《大公报》负责人吴鼎昌先后到校演讲。三位都强调四川人应打破省界,担负起复兴中华民族的使命 ① ,颇可看出其时亲中央知识分子的关怀所在。7月1日和8日,正在成都视察的蒋介石连续两次指定在川大举行“总理纪念周”并讲话,内容虽无何新鲜之处,却象征着川大作为中央在川机关的角色得到了最高当局的认可,成了中央的“自己人”。这也使川大成为中央和地方的较力场所。
双方的第一个回合体现为川大校长的任命问题。校长人选一向是四川军人控制学校的主要手段。刘湘把王兆荣视为刘文辉一派,向蒋介石提出了川大易长的建议。其时国民政府急于与刘交好,且王兆荣和中央本无“交情”,故此议得到蒋介石的赞同。不过,选择谁为继任者,双方意见却不一致。刘湘提出的候选人是张澜 ② 。但张与国民党的关系一直不好,其时又在起劲地宣传“川人治川”,蒋介石当然不会同意。国民政府选中的是任鸿隽。
任鸿隽其时为中国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下简称“中基会”)干事长,曾先后被国民政府征召为四川省教育厅厅长、国立中央大学校长而均未就。他对地方“割据”势力向持否定态度,因隶籍四川,对四川军人批评尤多,重心是批评20年代以后四川成为“四川人之四川”,并建议中央政府“用实力严行制止”。 ③ 他与中央的关系是王兆荣、张澜等人不能比的。作为自由派知识分子,任氏对国民党的政策虽颇多批评,但出于“国家”的考虑,又不得不认同国民政府,其立场近乎胡适所谓“诤臣” ④ 。
任鸿隽在川大校长任上自觉地推行“国立化”政策。他批评此前川大的“国立”二字名不副实,故要“把`国立' 二字真实化” ⑤ ,所针对的正是“四川人之四川”:“四川不能说是四川大学的四川,四川大学不能说是四川的大学”,川大是“中国的大学”, “要以全国为我们的目标,无论人才的造就,学术上的探讨,但应与全国要有关系。” ⑥ 这除了与他对政治上“分裂”的警惕有关外,还有更深一层关切。在任鸿隽看来,中国“分裂”的现实源于传统乡土观念的浓重。他曾在自传里说:“吾父在时,无日不思返浙江原籍(任氏祖籍浙江———引者注)。吾辈则乡土观念甚轻,以为吾中国人自命为中国人足矣,于此中复自画为某省某县人,有何意义?” ⑦换言之,他要用“中国人”的大认同取代“某省某县”的小认同。
实际上,乡土观念与国家观念的关系甚是复杂。20世纪初和20年代初均曾有人倡导经“爱乡”而“爱国”的思路 ⑧ 。不过,到了30年代中期,外患已在眉睫,安内以攘外的急迫性大大增加,故在任鸿隽这样的读书人看来,乡土观念就完全成为国家观念的对立面了。黄炎培1936年3月4日在川大的演讲,即希望川大学生“就是做梦也要做国家的梦,不要做思乡的梦” ① 。翁文灏等人在川大的演讲,亦集中于此。
出此考虑,任鸿隽曾专门提醒川大学生“不必”成立“同乡会等狭义的组织”,要学生“准备将来做一个国际上的大人物,不然也要做一国的国士,不要准备只做一县或一乡的乡人”。②他在川大推进的“国立化”,主要集中在“消除”地方性方面。包括:人事的刷新、生源的扩大、课程的整理、设备的完善。此处以人事和生源的变化为例,对此略做分析。
1935年上半年,四川人在学校的重要职员中占了80%,在教员中占了约73%;这两个数字在1936年下半年分别降为约39%和约59%,非四川省籍人士则相应地分别上升为约61%和约41%。③在重要职员中,外省人远远超出了本省人,占了近2 3的数目。这还不算像任鸿隽这样省籍认同并不明显的川人。虽然相对于大量的教师而言,重要职员只占少数,却对学校的大政方针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学生方面,川大生源一向以四川为主,兼有部分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的学生。以1934—1935年为例,在校生共793人,川籍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96%强,外省学生中云、贵学生又占到近80%。 ④ 1936年夏,任鸿隽决定在平、津、京、沪、粤、陕等地设立考场,“使省外各地青年都有来学的机会,要使本校属于整个国家的,不因为地理上的限制,而成为西南的一个组织。” ⑤ 这次招到新生和转学生共164人,外省学生占了15%;从省区分布上看,新增6个距四川较远的省份。⑥虽然并没有改变学生籍贯的基本构成,却使川大在向“属于整个国家的大学”的方向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任鸿隽的另一治校目标是“现代化”:“四川大学要与(于?)世界上求生存竞争,使他成为现代化的大学。我们要把眼光放大,看看世界上的学术进步到什么地方,我们就应急起直追才对。” ⑦ 对于任鸿隽这样的“西化”知识分子来说, “国立化”和“现代化”是内在相通的,而“现代化”实是“国立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子目与具体实现的途径。他说:“我们从文化方面看,以为中国的文化,都偏于沿海口岸。”⑧整个西部地区,文化不够发达。四川既要负“民族复兴”的责任,必须向沿海口岸看齐。任氏显然是把“沿海口岸”看作“理想中国”的代表。因此,川大的“国立化”同时就要求其“现代化”。
任鸿隽提倡的川大“国立化”虽有和“地方中央化”同调之处,但侧重点亦有不同,更偏于“国家”。不过此一区别在当时表现得不甚明显,而中央政府则对任鸿隽抱着大力支持的态度。据现存记录,蒋介石从1935年9月到1936年7月底在成都、南京数次接见任鸿隽,表示愿意亲自主持任氏改建川大校舍的计划,并令四川省政府、重庆行营和国民政府分别承担一部。另外,自1935年起,川大经费由嘉定(今乐山市)中国银行按月拨付,前此一直困扰川大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中央的支持是川大国立化程度提高的最重要保障。不过,正如川大易长之事所表明的,地方政府并不想放弃川大这块地盘,而这必然和中央发生冲突。事实上,作为中央与地方的竞争空间,川大的国立化进程与双方权势格局的变化密不可分。 ① 川大和地方政府围绕皇城校址产权的争论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早在1926年,刘湘曾与四川省长赖心辉一起将皇城城基丈量变卖,当时即经高师否认。国立川大成立后,又多次与地方政府交涉,均未有结果。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皇城到底是国产还是省产这一问题上。川大一直坚持皇城系旧贡院产业,“而旧贡院全址,在前清时即属国有财产,中华民国成立,迭经中央核准,陆续完全拨充前高师、前师大及本大学管理用益”。省政府则坚持皇城产权归地方所有。 ② 实际上,官产而有“国产”、“省产”的划分,是到了晚清新政以后才出现的新观念,此前并无明确的区分。 ③ 故川大和地方都可从历史上找证据而均不能说服对方,在没有一个高出二者的权威力量予以裁决的情况下,这场争论只能旷日持久而不分高下。
这一状况随着“地方中央化”有了改变。1936年5月起,川大为了改建校舍,决定清理校产,双方围绕皇城归属权的问题再起纠纷。但此时川大可以更有效地寻求中央的支持,四川省政府的态度也有了转圜。一方面,他们仍然坚持前议,谓皇城地基“系属官产,应归省有”。另一方面又表示“自今日起,承认皇城旧址全部为贵校管业”。在保全面子的前提下做出了实际让步。同时,省政府还在学校的要求下,命令公安局协助川大清理校产,颇表示合作的态度。不过,问题并不这样简单。省府表示,此前被地方政府出卖的城基,只能由川大自行赎回。 ④ 川大一面力争产权国有,一面表示经费有限,并请求中央向地方施压。一时间,三方函电交驰,而终无进展。
1936年10月,四川省政府又突然提出新的构想,建议川大迁出城外。任鸿隽和教育部最初对此并不赞同,但耐不住省府一拖再拖,终于答应。“地方中央化”初期,中央政府力量虽然进入四川,但其政策既要通过地方政府方能落实,又必须给地方留有“面子”,故在川大校产这样并非“军国大事”的问题上,最后仍是中央方面做出让步。
“地方中央化”既是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的竞争过程,又凸显出国家与中央关系的复杂性。在理论上,国家与中央互为象征,但在不少地方“实力派”人物的眼中,中央本身的资格就很可疑,更谈不上国家的代表。因此,在中央的宣传中, “地方中央化”乃是国家统一的实质化,但在地方则更倾向于“望文生义”即从中央政府权力扩张的角度理解“统一”。这不免使他们对任鸿隽这样“无党”知识分子的立场发生误解。如前所述,任鸿隽致力于川大的“国立化”,源自他明确的“中国人”立场,但他与中央意见的“不谋而合”以及中央政府对他的支持,都使他被地方人士误为“中央人”。⑤1936年春夏之际,任的夫人陈衡哲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题为《川行琐记》的三篇文章,对四川社会多有批评,更在川人中掀起轩然大波,被认为对四川心存歧视。加之任鸿隽在川大的改革得罪了不少教师,经地方军政势力的有意识运作,在省、旅外川人一时呼应,终使任氏在1937年夏辞职。 ①
任鸿隽辞职后,刘湘通过张群向教育部长王世杰推荐晏阳初继任,再次试图将川大并入地方政府势力范围。②按理晏阳初并非刘湘一派,其资力也并非不可为川大校长,但因其系刘湘推荐,王世杰并未应允。经过再三考虑,他向行政院提名任鸿隽推荐的哲学家张颐代理川大校长。校长人选问题在中央和地方竞争中处在重要地位,通过控制校长的任免权,川大被牢牢掌握在中央手中。
三、从“国立化”到“党化”
张颐接任后不久,抗战爆发,东部大批高校师生内迁,为川大国立化程度的迅速提高创造了条件。1937年9月,张颐在迎新大会上欢迎从各地来的借读生,即表示:“本校既属国立,合全国为一家,应无主客之分。” ③ 到1939年4月,时任校长程天放就对外宣布:“战前川大地方色彩较为浓厚,因学生大多数为川籍。战事发生后,外省学生人数达三分之一以上,现时可为一名副其实之国立大学。” ④
不过,如前所述,“国立化”在“全国化”同时也意味着“中央化”。此又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中央对学校的支持,一是中央对学校的控制。最初,后者的意义主要表现为与地方政府争夺川大的控制权,乃是中央与地方之争的一部分。但随着中央权力在地方的稳固和扩张,尤其是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以后,四川由僻远之区变成京畿之地,中央在竞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其控制对象也开始转向知识界。这使得中央和川大师生的关系发生逆转。此前,中央在川大人的心目中主要被视为象征性的支援力量,但随着“国立化”的完成,却成为学校师生的“对手”。其间的吊诡之处颇能表现那一时期政治与学术关系的复杂性及“国立化”的多重意涵。
1935年以前,四川内战频繁,川大师生受害良多,对地方军人极为不满。20年代初曾在成都高师读书的姜亮夫先生就回忆说,高师学生是“在枪炮声中读书”的,这使他们“对四川军阀非常厌恶”。他曾在毕业典礼上代表毕业生致辞说:“今天在这里的一切人要明白,这块地方属中央,不属四川省;成都高师要象个国立大学,不要被地方扰挠!”此话一出, “掌声不绝达二三分钟之久,大家情绪振奋!”⑤姜先生的回忆在某些细节上不尽准确,其表达的国立学校不应“被地方扰挠”的想法,却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当年高师人所谓的国立化,主要是针对地方军政力量对学校生活的干预,这也是很长一段时期川大师生对国立化的理解。前引1924年高师学生反傅宣言,就强调地方势力无权管理国立学校。20年代后期,师大虽在“实利”的驱使下有主动“地方化”的倾向,但遇到危及生存的问题,仍会搬出国立的牌子。如1928年师大反对被合并,即表示:“本校直属中央,凡发生变更及废止,依法应遵中央明令办理,此外似不容任何人干涉或支配。” ① 这一传统到了国立川大的初期仍被继承。1933—1934年川大为制止刘湘变卖皇城校产,亦在各类宣言和对外谈话中反复强调“本大学校产之皇城地址,历经中央核准”, “故地方军政机关,倘未呈奉中央核准,实属无权处置”。 ②
换言之,此一时期川大人对“国立化”的追求更多是自卫性质的。他们也知道中央在四川形同虚设,无法起到实际上的保护作用。但国立之名却为他们提供了一种象征性的保护的力量,至少可使地方军人处在“不义”境地,引起社会同情。事实上,不少川大人是否愿意真正国立化,是值得考虑的。高师和师大人最希望实现国立化的大概只有经费问题,其他方面就未必了。1926年,成都各省立专门学校就注意到,“高师预算,因号称国立,不肯受省政府之限制;又以前川省为自给省份,并不肯受教部之考核” ③ 。地方不便管,中央管不到,国立学校的身份实使高师获得了一个相对自主的空间,恐怕才是高师人向往的“国立”状态。
这实际上涉及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公立川大文学院长向楚曾回忆说,他长院时曾请徐炯讲学,因“此校乃省立,有伸缩余地”;“但不久三大学合并,此事便废”。 ④ 这表明,省立大学比国立大学更有“伸缩余地”,一旦真正国立,学校的自主性便要消失。但向本人却是川大国立化的积极推动者之一。盖其时中央尚远,管到多少亦未可知,地方政府却是现实的威胁,故其向往中央,并不奇怪。
不过,四川政局动荡,地方政府本身就不稳定,对学校自然疏于管理。军人对教育的破坏,主要在战争带来的后果上,特别表现为办学经费的紧张和教、学环境的恶劣。他们虽也任命校长,但主要着眼于“权力”本身,通常并不干预教师进退,对“主义”亦并无特别的关怀,故其时环境虽不利于学术和教育的发展,但并不威胁学校的“学术自由”。
中央就不同。执政的国民党自有其一套“主义”,干涉教育的“兴趣”实较北洋军人和地方力量浓厚,也更具体细微。此在川政统一初期尚不明显,其时的“主要矛盾”是中央与地方的竞争,且教育部长王世杰偏向自由知识分子,对“党化教育”并不起劲,任鸿隽更是“党化教育”的反对者 ⑤ 。故在任氏长校时期,“党义”虽是部定课程,正致力于国立化的川大却并未开设,显然将国民党与国家(甚至中央)区别得很清楚。抗战爆发后情况开始有所变化。1937年下半年,川大党义课正式开班。此课虽不为多数师生所喜,但既是“规定”,也只有消极应对。
1938年初,陈立夫接任教育部长后,实行了一系列以整齐划一为目标的措施,被认为推行“党化教育” ⑥ ,亦开始波及川大。当年底,国民政府免去张颐的川大代理校长职务,发表刚刚卸任的驻德大使程天放为校长,遂使川大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一下子紧张起来。文学院长朱光潜、农学院长董时进和理学院长魏时珍发起了拒程运动。其中朱和董均为“无党”的自由知识分子,他们之所以“拒程”,主要出于维护“学术自由”的理想,盖程天放属CC派,又曾在浙江大学校长任上推行“党化教育”甚力;魏系青年党员,该党在川大势力较大,他的参与除了“学术自由”的考虑外,也有防御国民党抢夺地盘的因素。另一部分人抱着“川人长川大”的想法,认为川大校长由外省人担任,不免视蜀中无人。由于“党争”和“地域之争”都属私斗而非公言,三派基本统一在“学术自由”的口号下。他们通过通电、宣言、运动私人关系以至公开罢课的方式要求中央收回成命,持续27天,并获得了相当一部分学生的支援。
在校园以外,运动还得到了成都绅耆和四川军人邓锡侯、潘文华或明或暗的支持,仍有地方与中央竞争的潜台词。川大师生也主动地利用这一竞争关系,向地方力量求助。据吴虞1938年12月20号的日记:“川大教授举代表见王治易(即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引者),请主张公道。治易云,此国立大学,我不便言。” ① 此前,川大与地方当局一直摩擦不断,每引“中央”为援,现在成为“名副其实之国立大学”,却要开始对付中央,并引地方力量为助。虽不免“见风使舵”之嫌,却提示出其前后态度一致的一面,即希望学术能独立于政治。
问题是四川地方政府的情况也已发生了变化。四川军人中最有力量的刘湘已死,邓锡侯、潘文华等均无实权,执政的王缵绪则是亲中央派。所谓“不便言”乃是推辞,其掌握的四川省政府机关报《兴中日报》自始即对“拒程运动”大加讨伐。程天放终在教育部长陈立夫的强力支持下到校,事件以张颐、朱光潜等人的辞职告终。 ②
程天放长校后,川大校内“党化”教育的倾向得到了明显的加强。程在校内大建国民党组织,并亲自介绍川大师生400多人及私立华西大学校长张凌高等人加入国民党。1941年教育部四川省教育视察团视察在川各高校(含内迁的中央大学、武汉大学等)后表示:“就各校党务团务工作现状言,似以四川大学及华西大学为最佳。” ③ 可见两校在“党化”教育方面的成功。
就学理而言,国立化的结果并不一定影响到学术自由,川大的情况和程天放个人的政治背景及“拒程运动”的政治化有关。不过,类似的情形并非川大独有。一般说来,北洋政府“主义”色彩较弱,教育政策相对宽松,教学质量也自然大打折扣。国民政府成立后,加强了教育管理,而学术环境也多少受到影响。 ④
“拒程运动”及其结局具有多重的启示意义。首先,运动的失败提示“学术自由”与政治局势之间的紧张(tension)。如前所述,1935年以前,川大虽然在地方军政力量的控制下,但大多数时间仍有一定的自主空间,如能获得地方军人的“庇护”,还会得到一些实际利益(当然,此利益亦是相对的)。形成学校具有自主空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校处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并非一方所能专控。此一时期,川大人对国立化的推动,本是为了抵制地方政治力量的干预;但随着国立化的进行,中央的力量得到强化,其原有的自主空间不仅没有扩大,反而缩小。
其次,这也提示国民党中央和知识界对于“国家”的不同看法。拒绝中央任命的校长一类事件在平、津、沪、宁等被任鸿隽视为中国“中心地区”的国立大学早已屡见不鲜,而川大则因长期处在边缘,相对“平静”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拒程”的发生恐怕也是川大国立化成功的表现。但这显然不是中央心目中的国立化,而是经各国立大学的实践形成的一个“典范”。川大教师在“拒程”宣言中强调:“政治有党派,而学术无党派;政治有恩仇,而学术无恩仇,此所谓学术独立者,并非强为高论,实学术本身之性质有以致之” ① ,颇可见中国传统读书人一向秉持的“道高于势”的理想。不过, “道”原本和超出“国”的“天下”相联,此处的“学术”则与“党派”相对而与“国”相应。知识界本不以为“国立化”即“中央化”,更不必是“党化”,这一区别虽在现实中并不完全明晰,却不时可见。 ② 因此,较之诸前任,程天放是最“中央”的一个,却最不受川大人的欢迎。
值得注意的是,与“国立化”程度的提升和“党化”教育的加强相应,程天放也试图与地方派搞好关系。以向楚为例,他虽是国民党员,但政治色彩不浓,在地方上享有声望。他是川大元老,在王兆荣时期一直任文学院长,并经常出面与地方当局交涉。到了任鸿隽和张颐时期,文学院长一直由新派人物担任,向楚在校务活动中也较为沉寂。“拒程”开始后,由于要得到地方势力的支持,向楚等人的地位得到“复兴”,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程到校后,再以向楚为文学院长,并多有倚重。根据“川大档案”所存记录,1939年1月—1942年10月,程天放外出16次,其间,校务由向楚代理8次之多,占了一半,当非偶然。 ③
人类学家弗思曾经在一些新兴的自治国家发现,因新的政府试图塑造一个与前政权有区别的新形象而有复兴传统的现象 ④ 。向楚作为地方民间领袖对知识界和中央政权均有吸引力,说明“民”的象征性政治潜力因“民国”这一国家形象的树立得到强化,而在中央和地方的竞争中具有了超越性地位。这种潜力不一定成为现实,但各方出于与政治有关的目的对这一非政治的力量加以有意识地利用,说明其作用不可忽视。
四、结 论
川大的国立化进程历时甚长,其间不管是全国和四川的政局还是学校的状况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国立化虽是其中的一条“主线”,但在不同的时间,随着不同的情势,对不同的参与者来说,国立化的实际意味并不完全相同。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一直希望能够控制川大,除了实际利益外,更重要的恐怕是出于掌握“国家”这一象征性资源的考虑,其目的又随着时间不同而变化。1933年以前, “国家”是军人内争的“道义”资本;1935年以后,则是与中央竞争的“战场”。对于中央政府,1935年前容忍一所地方性的国立大学存在,主要在维持国家形式上的统一,并有同地方“修好”的意味。1935年以后,川大的国立化则是中央乃至国民党权力向地方的延伸。因此,此一时期的川大成为中央与地方的竞争场所。双方的策略也随着彼此力量的消长而有不同,总体说来是既要维持自己的权力所及,又要给对方留有余地。
在知识界的考虑中,国立化其实主要是赢得自主空间和获得某些实际利益如经费的手段,背后更有“道高于势”的理想,而具体对象也随现实情势变化而改变,其作为一种策略既可是“反地方”的,又可以是“反中央”的。换言之,国立化的涵义并不以中央为趋归,而自有其更带超越性的关怀。在这一进程中,中央并不总是被视为“国家”的当然代表者,很多时候,“国家”反成为“中央”、“地方”和知识界争夺的目标。
这就启发我们对近来学界关于近代中国“国家建设”问题的讨论加以反思。这一理论多采国家行政力量基层化的视角,着眼于“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权力渗透,其理论前提则将各级的行政力量视为一个整体,均为“国家”之代表,从而构建出“传统—现代”、“国家—社会”的二元分析框架。 ① 但此一思路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近代中国,尚可讨论。
一方面,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官”和“民”的区分在理论上似比“中央”与“地方”的区分更为重要。后者在现实政治中虽确实存在,且所谓“藩镇”与中央的对立或对抗也不是偶然现象,但在理论上思考甚而区分“中央”与“地方”,恐怕要到晚清以降了。尽管中国以前并无近代西方那样的“国家”观念,将所有的行政层级笼统视为“国家”之代表,却可能更近所谓“前近代”中国的官、民之分;从“国家”中正式区别出“中央”和“地方”,并认可双方的相对独立性,则是一“近代”现象。而“中央”和“地方”在政治生活中的长久冲突,更表明各级政权的实情与理论上的“一以贯之”相去甚远。
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中“道高于势”的传统仍在近代潜存且与某些西来观念如“学术自由”等结合并发挥着其力量。沿此思路,“国家”实超越了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层级划分,具有独立的意涵,故虽因“地方割据”的现实而使中央在与地方竞争中作为“国家”的代表者受到了知识界的拥护,但这一竞争仍需经过“道义”的考量,中央并不必然被视为国家的化身。川大国立化进程中“国家”、“中央”和“地方”在人们的认知和实践的层面上所呈现的错综关系,提示着“国家”在近代中国的具体意味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文责任编辑:徐思彦〕
作者简介：王东杰, 1971年生, 四川大学历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