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边讨论了近代四川学术的兴起及其与全国范围内学术典范转移的关联，这在学术界多被视为近代“蜀学”勃兴之相。不过，“蜀学”在实际上是否自成一格是一回事，蜀人有未自觉意识到“蜀学”的存在并将其作为一种追求目标是另一回事，后者自然要以前者为基础（倘本无学而自认有学，实可笑），并对前者产生实际的影响，但仍是一独立问题，而这又是和近代四川地方认同的兴起分不开的。
这要再次回到清代四川作为一个移民社会的特征上。移民及其后裔通常会在社会层面上经过一个由分到合、在心理层面上经过一个由保持强烈的原乡记忆到转向对新家乡的认同（但未必排斥原乡感）的过程。不过，这涉及到集体心态的问题，过程持续既久，标准相对模糊，又很难划分出明确的阶段性标志，非常难以把握；同时，四川地域辽阔，对于不同地区乃至具体的个人（包括叙述者和记录者）来说，答案也存在着很大差异。一般说来，大多数移民后裔都自居为一个“四川人”，大约已到了光绪时期甚至是清季民初了（参看第一章）。从这一角度看，近代蜀学概念的流变，也可以视为这一心态在学术文化上的体现。
对地方文献的整理是清代四川地方认同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和体现。李调元已经鉴于“川中书少”，开始整理乡梓文献，编有《蜀碑记》、《蜀碑记补》等著作。[1]嘉庆初，朱遐唐购得明人杨慎（1488—1559）所编《全蜀艺文志》一书稿本，加以校对，付梓刊行，距此书成稿已257年（自明嘉靖辛丑至清嘉庆丁巳）。此后，经安岳谭言蔼、绵竹唐张友、犍为张汝杰、金堂陈一津等人整理后重刊。光绪三十一年，安岳邹兰生又一次将其整理印行。值得注意的是，应邀为此书作序的广西全州俞廷举（曾任四川定水知县）云：“李穆堂曰：凡能拾人遗文残稿，而代存之者，功德当与哺弃儿、埋枯骨同。夫以本地之文献，本地之人，尤当爱惜而表章之”。
历史名人之书自可流传，“若迁客骚人、隐逸缁黄辈，名位未著人间，其所作零星碎锦，片羽只光，必附青云乃显者，不得是刻，不几湮没弗传乎？噫，亦幸矣！使升庵诸公闻之，固未有不鼓掌称快者。然蜀之贤士大夫多矣，百余年来，何以任其湮没，不闻续刻于前，而必俟我遐唐，始得重刻一新？噫，亦甚危矣！使升庵诸公闻之，又未有不喟然叹者乎！”[2]此书的整理刻印是与四川地方社会、文化重建的进程相吻合的。事实上，首次将此书整理出版的朱遐唐只是曾在蜀为官（曾任四川永宁知县）、寓居蜀地的湖北江陵人，而参与此书后来整理重刻工作的便都是川人了，其中如谭言蔼还是移民后裔。这种“本地之人”表彰“本地之文献”的过程，折射出四川士人对蜀地认同感的增强。
对乡邦文献的整理既体现出士人的地方认同感，也强化了这种认同。前引同治《仁寿县志》说四川在宋代文化彬彬而历经元、明、清三代犹未能复原的感慨，就揭示了作者对地方文化发展状况的关注。嘉庆《双流县志》的编者也流露出类似的不安：“双流当宋元明时，世家遗俗，相沿七八百载”。经“明季兵燹后，招集雁户，苟安苟得”，风俗沦丧，“砥砺无由”。[3]
历史的辉煌与晚近的黯淡对比鲜明，造成川省读书人长期存在一种文化焦虑感。吴之英在写杨慎的《桂湖》诗的序中说：“英尝谓吾蜀自汉室初兴，司马相如以文章冠天下，厥后异代间生，虽类聚无多，皆有清拔之才，震熿当世。慎之在明，亦天生独使者也。而由慎至今，未有作者，是可慨已！”[4]宣统元年，谢无量也慨叹道：“蜀兴自人皇以来，蜀山巨灵尚矣，巴黔则有神农之祥焉，峨眉则有黄帝受经咨道之迹焉。凡大酋秘藏三坟之文，彪炳恢奇，露见乎岩壁，不可胜数”，直到“秦灭蜀置郡县，犹代以文章冠天下。降至元明之际，兵火盗贼相接，遗民熸焉”，遂至“典籍畔散，风雅响息”。[5]
这种焦虑感和四川地方认同感的强化结合在一起，流传甚广。聂荣臻（1899—1992）曾云，由于交通不便，清政府很难控制“富饶”的四川，“同时，四川人民富有反抗精神，对清王朝的统治并不买账，不断掀起各种斗争。因此，清政府对四川人民是又气又恨，统治手段特别残酷”。他在小时候听过一个传说：
清朝的官员扬言，“你们四川人想中状元，除非是石头开花马生角”，可见对四川人厌恶之深。可是，四川人还是争了一口气，有个叫骆成骧的四川人，考中了清朝最后一科状元。……四川人都觉得骆成骧给四川出了气，争了光，把他中状元的事情传为佳话，说什么“骆”字拆开是“马”字和“各”字，“角”和“各”在我们四川是谐音，也就说成是马真的生了角了。[6]
“石头开花马生角”，街谈巷议，当然不足为据。不过，这个传说一方面折射了地方认同感在川人中的普及，另一方面也流露了对四川文化不具备全国性地位的不满，代表一种流行的社会心态，是非常传神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传说把川人不中状元与“清朝官员”的嫉恨联系起来，[7]似乎问题主要是由于外来歧视造成的，既有一种屈辱感，也已隐隐透露出川人文化自信心的提升。按四川曾有民谣云：“光绪乙未年，势不比从前。”[8]即指骆成骧于光绪乙未科（1895年）中状元之事，再次表明此事对四川地方社会心态的影响。[9]
蜀学在全国文化中的地位是清末民国时期四川学者持续关注的问题。直到傅增湘（1872—1949）编《宋代蜀文辑存》时还说，自己研习目录之学，“于乡邦文献尤三致意焉。后阅《宋史》，见吾蜀人名登列传者至一百五十余人，其人类以政治、学术有名于当代。设纂其遗文，汇为一编，扬蜀国之光华，即以彰一朝之文治，岂非不朽盛业乎？乃稽之簿录，《四库》所存两宋蜀人之集，不越三十家；且有本集久亡，而由《大典》辑出者，又居其半。然后知蜀都耆旧之文，历四朝七八百年，沦丧于兵尘，摧毁于蠹屑者，正不知纪极”。于“叹伤”之余，遂“怵然于网罗放失之责”。[10]动机和吴之英相似，都对蜀学长期处于“边缘”的地位不满，但关注点显然又不相同。吴氏承认有清以来四川文化一直处在衰落之中，而思以振兴之，傅增湘则更多强调蜀中文献长期隐没不彰而欲以表彰之。二人所述并非同一时段，宜乎所见不同，但从表述重点来看，傅增湘对四川文化的自信心已经增强很多。
这和川人地方意识的勃兴有关。清末四川留日学生所办《四川》杂志有一篇题为《过去之四川》的文章。作者自称，其“意在溯文明之变迁，考先贤之旧事，明攻守之得失，叙治乱之由来。使读者参观过去陈迹，即知吾四川未始不可以有为，感怀现在之心生，希望将来之念起”。文章把四川的历史追溯至人皇时期，谓人皇有弟八人，分封宇内，巴蜀居其一。据此，“其血统之尊，固足矜尚；其建国之古，亦无与伦比者。特异如是，维我蜀人。尚论至此，岂不足多乎！”[11]作者显然忘记了，即使原始蜀人的血统真可上溯至“人皇”，但“我蜀人”多为明清移民后裔，实与之无关。不过，制造谱系历来是凝聚族群认同的重要手段，作者的目的显然不在考镜史实，他着意提拔蜀人历史地位，实是要激动其救国心的动机所致。
事实上，早在《四川》之前，就有一批川籍革命党人看到杭州、安徽、湖州、绍兴、宁波等地都办有白话报，浙江更是“各府都办得有白话报”，而“我们四川一省，一种白话报都莫有”，深以为“可耻可恨”，创办了《鹃声》杂志。发刊者以“山河子弟”为笔名，在《说鹃声》一文中，声称刊名典出于杜宇传说，“原来是望我们四川人，听了‘鹃声’二字，就想起来亡国的惨历史，触目惊心，自然动了些感情，把整个报买一份来看看”。因不如人而感到“可耻可恨”和为杂志定名“鹃声”，都是蜀人地方意识自觉的表现。虽和《过去之四川》一文着力强调四川历史的荣光不同，意向是一致的：川人在中国的救亡事业中，负有重大使命。
在作者看来，四川地广人众，“岂惟是中国有一无二的第一大省吗？就与日本比较起来，还要多一倍呢！”以财力而言，亦异常“雄富”。其风土、气候、历史、社会、文学、美术，“无不与黄河流域、珠江流域以及扬子江下游三河系绝不相混，如别辟一新天地”，而“负有一独立国的资格”。他呼吁道：“列位想想，我们生在如此可有为之四川，不能如德国造成一个联邦国家，为各省的领袖，以与日本争亚细亚之霸权，那也就太辜负四川了”。然“据四川人现在的程度看来，岂但不敢望与日本比肩，并且为各省同胞所不耻，不骂我们是川老鼠，就骂四川人有奴隶性质，为中国民族中之最劣种。说到这里，做报的人，也就不能不为四川前途痛哭了”。[12]
按这里所述有关四川的一些言论，实已流传很久。如“川老鼠”一词，王闿运光绪六年回湘探亲返蜀途中所作诗中，即有“乘车入鼠穴”句，可知其时此类说法已经流行。又此前王氏仍在湘中时，二少年问“往俄往蜀孰利”，王云：“蜀亦外国也。”[13]和此文作者所言四川“负有一独立国的资格”异曲同工。惟王氏不无揶揄之意，此处则一转而成正面形象。
《说鹃声》作者一面强调四川在地理、历史上的优势与独特性，另一面又强调川民“程度”不够。这种喜忧交杂的情绪，也在立宪党人所办的《蜀报》中流露出来。创办者在发刊词中，首先依据“政治学家之界说”，提出立宪国民的标准为：“人民无反对立宪心，为消极立宪国民的程度；人民有希立宪心，为积极立宪国民的程度。”但是，持此一标准以衡量川人，不禁令人失望：“吾蜀虽地居西偏，得天下风气之后，苟非丧心病狂，必无反对立宪之意思。第较诸大江南北沿海各行省，被发撄冠，上以强聒其君父，下以提倡其乡闾者，固瞠乎若后矣”。这令作者产生一种焦虑感：“中国国会制成立，早暮虽不可知，使幸而得请，以吾蜀委随期间，碌碌无所表见，固可耻；不幸而不得请，当局者或以边省人民程度不齐为辞，则以吾蜀之不自振拔，而使天下不速蒙国会之利，甚且陷中国于意外之危亡”，不能不使人“大惧深忧”。为此，他们创办了《蜀报》，意在开化蜀人。[14]
作者承认川省人民程度落后于国内其他一些地区，但强调惟其如此，若蜀人“不自振拔”，便有可能累及全国。这里的看法与《说鹃声》一文不尽相同。《说鹃声》主要强调四川在自然资源和文化方面的优越，进而提出四川在全国地位的重要性；此文则对此未置一词，反而是从非常消极的方面论证四川的重要。不过，两位作者显然都同意，四川一隅的局势，实际关系到整个中国。1903年，蜀人钟云舫（1847—1911）赠诗岑春煊（1861—1933）谓：“天下常山首西蜀，蜀中治乱关全局”，[15]也是同样意思。[16]
从地理上看，四川自成单元，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的交通都不方便；在社会与文化方面也自成风气，以致一般印象皆认为其不够发达，缺乏全国性的影响力。不过，正如前述《说鹃声》一文所提示的，一旦国内形势发生变化，那些造成边缘的因素，便可能一变而成为优势。1911年，梁启超在《为川汉铁路事敬告全蜀父老》文中说：
我蜀僻处西陲，距海岸最远，以交通之不便，故开化稍后于中原，而外力之侵入，受其影响者亦较缓。今日沿江沿海各要区，已亡之羊，不可追矣。惟全蜀一片干净土，其地力之丰、民数之繁、天险之固，皆非他省可逮。识者谓我族终有蜀，则中国虽亡犹可以图存，非过言也。[17]
这是特意讲给川人听的，不免有夸张成分，但亦可与前引蜀人言论相互发明，代表了其时的一股思潮（然其影响力主要也还是在四川人中）。
梁启超对四川的表扬，主要集中在地理、人口等“硬件”方面，至于学术则不甚许可：
四川夙产文士，学者希焉。晚明成都杨升庵慎以杂博闻，入清乃有新繁燕峰费密传其父经虞之学，而师孙夏峰，友万季野、李恕谷，著书大抨击宋儒，实思想界革命急先锋也。康熙中叶，则达县唐铸万甄著《潜书》，颇阐名理，洞时务。然两人皆流寓江淮，受他邦影响不小也。同光间王壬秋为蜀书院师，其弟子有井研廖季平平治今文经学，晚乃穿凿怪诞，不可究诘。[18]
梁氏强调，有成就的四川学人均“受他邦影响不小”，对蜀学显然不大看得上。其他各家虽未明言，但如前所说，其所提及者每只廖平一人，且多将廖平视为王闿运一线传人，当然还是“受他邦影响”的意思。
不过，蒙文通在《议蜀学》一文里提到的几个经今文家（张惠言、孔广森、庄存与）中，根本未及王闿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他又发表《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更是明确提出：“前乎廖师者”，有陈寿祺（1771—1834）、陈乔枞（1809—1869）父子、陈立（1809—1869）等，“皆究洞于师法，而知礼制为要。然大本未立，故仍多参差出入。廖师推本清代经术，常称二陈著论，渐别古今。廖师之今文学固出自王湘绮之门，然实接近二陈一派之今文学，实综合群言而建其枢极也”。[19]
以廖平直接二陈，正蒙先生所谓“知师固莫如弟子”也。按廖平甚不欲依傍王闿运门墙，蜀人知之颇详。吴虞笔记中，曾记下廖平一段闲话：“王湘潭于经学乃半路出家，所为《春秋例表》，至于自己亦不能寻检。世或谓湘潭为讲今学，真冤枉也。”此明是看不起王氏学问，不以自己的学问出于王氏所授，正欲求独立之谓也。吴氏又记，廖自云其“居蜀时，未敢自信其说”；出蜀后，交接俞樾（1821—1907）等当世学界大老，“以所怀疑质之，皆莫能解，胆乃益大。于湘潭之学，不肯依傍”。王闿运对此亦心知肚明，曾谓其子王代功、弟子杨度乃“依我以立名”，廖平则“思外我以立名”，而终许其“能自立”。至王死后，廖平祭文“亦有避水画火之语”。[20]此段回忆甚是生动。可知其先“未敢自信”者，正因久处“边地”所致，内心早有独立的意向，与外间学术界的交往终于强化了廖平信心。如果吴虞所转述的是廖平原话的话，则还暗示着如果在外间不能获得印证，廖平或也不会明确独立于湘潭之外。
吴虞又记胡安澜（1856—1939）云：
季平长游湖北，历指《书目答问》之谬误。南皮爽然久之，曰：“予老矣，岂能再与汝递受业帖子耶？”是后，南皮颇言高邮派之非（湘潭即高邮一派）。南方人士，知受季平之影响，谓廖说若行，南方经学，罕能立足，遂授意吴郁生，而参劾季平丈之事发生矣。（赵启霖为湘潭弟子，以廖学与湘潭参商，亦大不洽。）故南皮之亡，同学公祭，季平丈独痛哭，盖感南皮之相知也。[21]
王闿运为“高邮”一派，似是胡氏的独家报道，他人似无言此者，不过，他注意到廖平最与张之洞亲近是很重要的。而张氏亦深知廖者，惟之洞不以经学名，则廖所得仍出于自悟。胡安澜推测季平被劾出于经学内部学派之争，尤与廖学不肯依傍王闿运有关，是否有据，仍待考证，惟其云“廖说若行，南方经学，罕能立足”，则可知蜀中学人不但把廖学视为独立一家，且视为有清经学正统的革命派。从廖平“未敢自信”而“胆益大”，再到蜀人传言廖说可推倒“南方经学”，蜀人对蜀学的信心不断增强，一望而知。
廖平学术自成一派，也得到章太炎的认可。章氏最初在《訄书》中说廖平“传”王闿运学，后改为：“闿运弟子，有井研廖平，自名其学，时有新义，以庄周为儒术，左氏为六经总传，说虽不根，然犹愈于魏源辈绝无伦类者。”则已承认廖学非王学延续，而是独成一家了。廖平逝世后，太炎受廖平后人请托撰为墓文，再次强调：
初，君受学湘潭王翁，其后说渐异，王翁颇非之。清大学士南皮张之洞尤重君。及君以大统说《周礼》，之洞遗书，以为风疾马良，去道愈远。而有为之徒见君前后异论，谓君受之洞贿，著书自驳，此岂足以污君者哉？君学有根柢，于古近经说无不窥，非若康氏之剽窃者；应物端和，未尝有倨容，又非若康氏自拟玄圣居之不疑者也。顾其智虑过锐，流于谲奇，以是与朴学异趣。
并谓，因“世人猥以君与康氏并论”，故特撰文，“为辨其妄云”。[22]则廖学不但异于王，亦不同于康，确可谓“自名其学”也。
蜀人为学求自立，非独廖平为然。吴之英自述其祖父授其为文之法：“古昔有鸿文，高韵何清丽！已近咫剿袭，已远咫缪戾。不远亦不近，孤立求真谛。理质意自卓，气赢辞有系。我学非古法，我法非今制。格律会精神，得诸天地际。”这里“孤立求真谛”、“非古法”、“非今制”几句，皆写出其自求一格的胸怀。吴之英论自己的学术来源，也说：
蜀都广乡学，石室仍新构。郡县悬高材，弟子聿来凑。大师据尊席，列坐承口授。我时与讲会，默默无往复。先生故设辞，诘屈引灵窦。颤而机初触，捷而意与遘。终乃搰搰而，精爽交驰骤。先生兀惊咨，为汝遐老耇。我为说我法，家世传以旧。[23]
这一段所述是在尊经书院从王闿运学的情形，而主题在强调其治经之法来自家传。故吴、廖学术不同，而均不甚认可其学出自王氏则一，均和一般认知不同。
廖平曾云，德阳刘子碓“心思精锐，好辟新说”，读《今古学考》后，“以为治经不讲今、古，是为野战”，但“讲今、古，又不免拾人牙慧”，故“不肯治经”，而“耑攻诗辞”。[24]此又是一自立门户的例子。又，廖、吴同门有富顺陈崇哲，亦修习经学，早亡。吴之英言其论学宗旨云：“习见郑、何列同异，不嫌贾、马更短长。各具真识求独到，出我入我自门墙。”[25]这最后一句既可能是陈氏真意，也可能是吴之英“仁者见仁”的评论，不过无论如何，这些都反映出蜀中学者不但在学术风格上确有其独到之处，在主观意识上亦以追求独立为治学目标，不能说不是近代蜀学勃兴的一个重要心理动力。
汪国垣（1887—1967）对近代四川诗派颇为赞赏，而言蜀中诗派渊源曰：“张广雅督学蜀中，以雅正导其先路；王湘绮讲学尊经，以绮靡振其宗风。风声所树，沾溉靡涯。惟蜀中诗派，自有其渊源可寻，广雅、湘绮虽启迪之，蜀人未能尽弃其所学而学之也。”他还引述陈衍（1856—1937）论赵熙语，认为四川诗人所作“甚肖蜀中山水”，而引申谓：“诗人每与地域山水相发”。[26]胡先骕（1894—1968）论赵熙词，亦云：“昔人尝称文章在得江山之助，征诸往事每每而信”。赵熙生于峨眉山下，“于此故倍能擅场”。[27]钱基博也说，吴虞“诗之取径，则与闿运颇殊；独文章为合辙”。[28]这些观察均注意到蜀人诗词独成一格，自有脉络可寻。
事实上，论及文学，蜀人之气确要充足许多。吴之英有自杨慎以后蜀中无有“作者”的感慨，而乡人赵正和挽吴联亦说：“蜀士号能文，自扬、马而还，旷世逸才人几个？”[29]二人看法似颇谦让，但“蜀士号能文”一句，也流露出几许得意。赵熙更认为，四川经学或不逮人，而文学直可谓天下第一：“巴蜀以文章盛，谈者谓司马相如后，文学彬彬比齐鲁，此或经术然耳；若其文章，则楚骚外无伦比也。二千年夏声，至于今而寂，今之世又自奴于海外之言。惟荣也为僻乡，今求学于斯，而为举世所不为者，诗其一也。”[30]19三十年代，罗念生仍表示：“我的家乡自来是重文轻武的，这是几千年来的历史风尚。”[31]
汉学家在传统上对文士是不屑一顾的。在讲究“识字”的时代，以诗文名，并不入考据家的法眼。不过，到了骆成骧，已试图把诗文和汉学打为一气。他在咏乐山尔雅台（相传为郭璞注《尔雅》处）的一首诗中写道：
北顾凌云颠，相如赋成气欲仙；南瞻尔雅台，舍人注笔去不回。登高作赋古亦有，宋玉以下无此才。人重五言起苏、李，谁念歌行先从马、郭开。文章尔雅本经艺，读书万卷先识字。孔门诵诗三百篇，草木鸟兽勖多识。遍摉训诂笺六经，商也言诗比肩赐。汉家朴学重渊源，蜀士多才富根柢。相如绿绮咏求凰，《上林》沉博起《凡将》。舍人已注虫鱼尽，余韵高歌和柏梁。[32]
通过“文章尔雅本经艺”一句，司马相如代表的文学传统和郭璞（276—324）象征的“朴学”传统被连在一起，而这都可以在四川的文化史上找到源头。由此，骆成骧乃有信心说出“蜀士多才富根柢”一语：蜀士并不只有文才，文才的背后实植根于“经艺”的厚重。在此意义上，历史上的蜀学也为朴学提供了一个源头。
据此，我们在晚清以来的蜀中学人身上，可以同时看到两种心理取向，一是追求独立的治学态度，一是越来越强的文化自信，而这两个方面又是相互关联的。近代史家张森楷（1858—1928）的学生赖皋翔（1907—1993）曾云：“尊经生的风气，是自己深造有得，以为‘闭门造车，出而合辙’，所以不大愿看外省人的著作。”[33]张森楷曾在尊经书院和锦江书院都读过书，此处的描述或者是赖氏体会出来的，或者就出自张氏本人的自述。但无论如何，这八个字用来形容不少近代四川学人的神彩，还是非常传神的，而它们也的确同时涵盖了独立与自信两层意思。一旦这两种心态结合起来，作为一个“学派”意义的“蜀学”概念就是呼之欲出之事了。
[1]沈振辉：《李调元与〈蜀碑记补〉》，收在周少川主编：《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8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4页。
[2]谭言蔼：《重校全蜀艺文志跋》；俞廷举：《全蜀艺文志序》，均见杨慎编：《全蜀艺文志》，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15、14页。
[3]汪士侃纂修：（嘉庆）《双流县志》，卷1“风俗”，清嘉庆十九年（1814）刻本，第1页。
[4]吴之英：《桂湖》，收在《吴之英诗文集》，第55页。
[5]谢无量：《存古学堂募捐启》，《蜀报文汇》第4期，第1页。
[6]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3页。
[7]这大约是非常接近民间传说本意的，但也未必是“清朝官员”所言；至于强调此与“四川人民富有反抗精神”有关，便只能是聂荣臻这样一个革命家的诠释了。
[8]李朝正：《明清巴蜀文化论稿》，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31页。
[9]吴玉章则提供了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乙未科殿试的时候，清帝光绪要大家不拘陈例，直言无讳。骆成骧就根据这个精神投机取巧，他写的殿试对策不仅摭拾了一些变法维新的词句，而且还打破了以往对策文章的规格。光绪帝—看，认定是康有为写的，便把他点为状元。等到打开密封，才知道写这篇文章的并不是广东的康有为而是四川的骆成骧。”按照吴氏的看法，此事的意义在于“助长了‘新学’在四川的流行”（《辛亥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年，第40页）。吴玉章是革命家，宜乎所见与一般川人不同。不过，从地方意识的角度看，这个传说也透露出一部分川人在潜意识里仍未能完全建立文化上的自信力（骆成骧中状元乃是歪打正着），这正是长期处在边缘者的心态；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这一传说则再次把蜀学与康有为的今文经学连在一起，恐怕也非偶然。
[10]傅增湘：《宋代蜀文辑存序》，收在《藏园群书题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053页。
[11]金沙：《过去之四川》，《四川》第1号，1907年12月5日，第3、4—5页。
[12]本段和前段，见山河子弟：《说鹃声》，原刊《鹃声》第1期，1905年9月，收在张枬、王忍之编：《辛亥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第563、564页。
[13]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第2卷，第896、881页。
[14]叶治钧：《发刊词》，原刊《蜀报》第1期，1910年8月，收在张枬、王忍之编《辛亥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716页。
[15]钟云舫：《送岑大帅移督两广》，转引自钟家源：《清末诗人钟云舫诗谳始末》，收在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5页。
[16]应该指出的是，其时各省人士均有本省关系全国一类言论，故此心态实非川人所独有。
[17]梁启超：《为川汉铁路事敬告全蜀父老》，收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五（下），第37页。
[18]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收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一，第80页。这里需要稍做辨析的是，唐甄确是一生流寓在外，不能算入蜀学之列；费密则系有家学渊源者，与唐甄不同。
[19]蒙文通：《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第105页。
[20]吴虞：《爱智庐随笔》，第91、93—94页。蒙文通也谈到，廖讲经学与王不同，“湘绮不高兴。廖先生说：‘先生画水，弟子画火，但是画是从老师那里学的，问题不在画水画火。’”见蒙文通：《治学杂语》，第51页。蒙先生这里所记廖平言的侧重点不同，但要在王氏之外求学术独立的意思是很清楚的。
[21]吴虞：《爱智庐随笔》，第91页。按廖平被参劾事，见李伏伽、廖幼平：《经学大师廖平》，收在四川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四川省文史馆编：《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页。
[22]分见章太炎：《清儒（二）》、《清故龙安府学教授廖君墓志铭》，均收在徐亮工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第17、101页。
[23]吴之英：《叙感》，收在《吴之英诗文集》，第6、8—9页。
[24]廖平：《知圣篇》，收在《廖平选集》上册，第205页。
[25]吴之英：《闻陈崇哲病》，收在《吴之英诗文集》，第31页。
[26]汪国垣：《论近代诗派与地域：西蜀派》，收在《赵熙集》，第1356—1357页。
[27]胡先骕：《评赵尧生香宋词》，收在《胡先骕文存》上卷，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第99页。
[28]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80、81页。
[29]赵正和挽联，收在《吴之英诗文集》，第122页。
[30]赵熙：《〈唐歌行〉叙》，收在《赵熙集》，第1222页。按此书为赵熙主讲荣县文学社时教材。
[31]罗念生：《芙蓉城》，《罗念生全集》第9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5页。
[32]骆成骧：《尔雅台》，传度等编：《乌尤山诗》，乐山：乌尤寺雕版雕版印行，1937年，第6页。此书由韦兵兄提供。
[33]赖皋翔：《我所知的张森楷先生》，收在《赖皋翔文史杂论》下册，张学渊编辑校注，自印本，出版时间不详，第4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