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说文》，史“从中从右”，是一人以手执“中”之象。此“中”何谓，学者历来意见纷纭，但大多数人认为此应与记录有关，而这又和政治密不可分。《易》曰：“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后世将此观念投射到天庭、地狱，于是有孙悟空在阎罗殿一笔勾销猴类生死簿之事，快则快矣，后来取经路上遇到幻化多端的六耳猕猴，跑到阎王爷那里查找其身份，却因记录无稽而无可奈何，真是自作自受。这也反过来证实刘邦入咸阳，萧何忙着收拾秦留下的图书账册，智商到底要比猴子高上一筹。

历史是一门对付时间的学问。光阴似水，人在中游，上下极目，无始无终；也像毕达哥拉斯说的，不能同时踏进同一条河流，只留下空无而已，历史记录由是重要。上帝大概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同样需要抵抗时间的霸道。《圣经》讲末日审判，特别提到一种“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件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善恶相报，看来也害怕赖账。白纸黑字，到底要坚实得多。

如《西游记》里表明的，类似的物件在中国人关于阴间的想像中同样存在。但和一般性的历史记录不同的是，此种讲法实际是把历史当做账本。我生在“文革”期间，小时不少宣传画都描绘“狗地主”藏了一本“变天账”的情形，而无产阶级的大手则无情地把它们丢到熊熊大火中，在火焰的映照下，缩在墙角中的阶级敌人嘴脸愈发丑陋。在《闪闪的红星》里，胡汉三带着“还乡团”反攻倒算，在村口大喊：“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拿了我的给我还回来”，也是这个观念的体现。前几年忽然听到大街小巷都在唱这句话，仔细听，说的却不过是80后小儿女谈恋爱赌气吵架的事，令人不由不笑，觉得时代到底变了。

但这种算账式的史观，并未随时代的改变而彻底消散，至今仍有人怀疑历史学家去“闯禁区”或者研究结论与“主流”不同，乃是要“翻旧账”。这未免小看了史家的胸怀。当然，记账也是记录的一种，似乎也是早期史官的一种责任，但现代历史学家绝不是会计。这里的一个关键是，怎样理解历史学的学科使命。培根言：“读史使人明智。”不管通常所说从历史中汲取经验，还是教训，都依赖于对人类既往经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把握。因此，历史学看起来面对的是过去，最终的落脚处仍是现在和未来。至少，研习历史应该开阔我们的心胸，知道一时的得失于整个历史不过是浮云，因而有助于社会更加和谐。天天计较尔长我短，盈亏几何，如同那歌里的一对儿，还不如趁早一拍两散。

历史学者踏入前人少有涉足的领域，为我们处理那些未曾遇到过的新境遇提供了更多的思考空间，但也不可避免要触及一些令人黯然神伤乃至痛心疾首的经历。这好比要撕开表面上已经愈合的伤疤，逼人正视，无论如何不招人喜欢。但历史学者也不是“受虐狂”，对于不愉快的历史经历，自然也是要走出去。他们之所以甘为乌鸦也要将那真相揭破让人看者，其意仍是使大家不必再蹈覆辙。比如，中、韩等国要求日本正视侵略的历史，便绝不是要求更多的赔偿，毋宁是希望翻过这沉重的一页。但偏偏有人不承认，这段历史自然如影随形，成为永远翻不过去的一页。

这道理国人容易懂，但放在自己身上，有时也转不过弯来。近十多年来成长起来的中国年轻人，对中国晚近若干年历史的无知已到了令人惊心的地步。以“文革”为例，至今缺乏翔实深入的研究，课本上有限的叙述也极为空洞教条，难以提供起码的反思资源。因此，许多年轻人偶尔获得一点与主流叙述不同的片段材料，无力将之放入更全面的历史场景中去加以考量，不是轻信便是轻疑，当然不能形成更为平实通达的看法。这对于我们走出“文革”，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有人爱说历史是个包袱，必须放下，才好前行。这里的“历史”其实主要还是“走麦城”，绝不是“过五关”那种。自然，前者远不如后者那么辉煌，当事人不想说，也还是要面向未来，或者有“立地成佛”的可能，仍然值得鼓励。然而，另一方面，既往不咎的前提首先是要正视“既往”的存在，否则，“咎”与“不咎”又有何意义？就此而言，喜欢“翻旧账”的历史学家也是引领我们真正卸下历史包袱的向导，其实可爱。

（作者为四川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