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有的文化》
［美］雅克·巴赞著，中信出版社2014年8月
在中国，美国文化史家雅克·巴赞以《从黎明到衰落》一书为人所知。这部巨著追溯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化发展历程，笔墨自由往返于文学、艺术、思想、科学、宗教、饮食诸领域之间，开阖有致，意态从容，令人眼光迷乱，而又脉络分明，用中国传统的才、学、识三项标准衡量，每一项皆居上品。
最近又读到巴赞的一本小书《我们应有的文化》，主题集中于当代文化，时间恰好与《从黎明到衰落》衔接，而以直抒胸臆为主，尤可见出其不同寻常的见解。打开书，没翻几页，就眼前一亮：“艺术和文化不应被放在大学中。文化本身与学术研究本身格格不入，大学不可能是文化艺术的家园。”巴赞不是做了一辈子学术研究吗？他的文化教养之丰厚有目共睹，何以有此激烈言辞？大学被当作文化的家园，文化不安放在大学中，难道要流落街头？
其实，巴赞的考虑很简单：“通过专业化，文化被委托给专家了；文化已经不再是其分享者用来完善自己精神的财富了。”换言之，他反对的主要是对待文化的“专业化”态度：文化从此沦为少数专家的谋生工具，他们每日生产更多的文化知识和更细密的文化分析，却使文化更加远离自身意义——“通过引导整个思想和举止，为更持久但不那么明显的目的服务”。在此意义上，“关于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是一种“职业性专业”，正和“人文学科”截然相对。
我自己是从事人文学术研究的，这无疑是个有益提醒。不过，我的看法是，分析和知识都是文化存在的肥沃土壤，专业研究并不一定就是文化的敌人。当然，长期养成的职业习性确也使得学者有把文化从生活中拉出而将其“标本化”的危险，因此，研究者必须有足够的自省意识。用巴赞常常使用的一个词来说，对自己的职业，我们也需要有一种“敏感”精神。这个概念是巴赞赋予“文化”的一个特性：文化“并不分析”，无法计算，只可“通过观照来把握事物整体的性质”，因而也难以“直接向别人表达”，只能采用“意象”来“暗示”。它“是通过内心敏感性来理解、记忆和欣赏的。它们以整体的形式，供人们进行观照，而不是进行分析和量度”。
这里涉及了两个关键概念，一是整体，一是直觉（采取分析方式来处理这段话，似乎正与巴赞的教导严重背离，不过我也只是借此表明，学术研究有时也是我们达致文化的脚手架）。这其实更像是日常的生活经验：我们时刻需要做出许多判断，它们非常迅捷，不可能反复思量，却往往八九不离十。事实上，巴赞本人就把阅读比作“观看人的面孔”。我们观看各样的面孔，积攒了无数经验，作为下意识中的行动指南，但通常不会将之归纳为一些明确法则。阅读也是如此。在那些“明显远离诗歌的领域中”，我们“不断积累”各种知识，直到某天，它们不经意地与某句诗文发生共鸣，立刻产生巨大冲击力，使我们一下子得以深入其核心地带，产生更加丰富的理解。就此，我们有了第三个相关的概念：积累。它意味着一种“不经意”的从容态度：我们相信人的心灵具有深刻的创造力，它保留着一条隐秘小径，不愿意对任何洋洋得意的人开放。
“敏感”精神的重要，是由“生活”的特性决定的：它“充满规律性”，但不成“体系”，要善于生活，就必须“知道如何辨别状态，如何权衡状态实现的或然性”。不过，若仅止于此，生活本身不已足够，我们又何需文化？这是由于，与人性的辽阔与深邃相比，一个人实际触及的都只是生活的极小部分，太过有限，甚至令我们无法对自己的一手经验进行准确定位。因此，即使只是为了更准确地把握我们自己的狭窄世界，也必须借助于更宽广、更多样的二手经验，这需要由极为丰富的精致文化产品来提供。
另一方面，巴赞写于1980年代的这些文字，也有其强烈的针对性。他对现代社会有一个绝妙比喻——塑料。塑料“具备僵硬和柔韧两个特点”，面对压力，“它并不以自然方式适应”，而是“延伸和维持，直到破裂为止”。本来，一种社会行为如何评价，并无固定标准，“得根据习惯和环境来判断”，需要我们具备“一定程度上理性和睿智的相对主义”。但现代社会养成的“深思熟虑的盘算”态度，却把各种传统都视为“任意的”“没有道理的”，在推动极端相对主义盛行的同时，也严重侵蚀了人们过往所依赖的环境，以致心灵丧失健康的弹性，社会在貌似宽容的面孔下，隐藏着随时“破裂”的危险。
这也就是当代社会为何更需要人文学科的原因。这些学科的思维习惯，非常类似于那些“富有思想的人在生活中信奉的‘理论’”——不过是些“常识”和“对环境的高度敏感性”。它们不提供“抽象结论”，只供应一些“具体体验”。但它们致力于恢复和扩展我们的生活经验，复苏心灵的感受力（其中当然也包括了人文研究者对自己专业的重新观照），而这种“敏感”精神实际关系到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意义。这里我愿引用宋儒程颢的一句话来说明这个问题：“医书有以手足风顽谓之四体不仁，为其疾痛不与知焉，非不仁而何？”一个充满“仁”的世界，有赖于激活每个人内心中的敏锐感觉，有赖于人文学科的健康成长。虽然我们也须知道，从人文学科抵达这个宏伟理想的道路并不是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