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今天未名湖畔的北大是当年燕京大学的旧址，燕京大学的创始人司徒雷登的遗愿就是能将他骨灰埋在燕园，历时数十年，几经周折，这个简单的遗愿最终还是没有实现，直到三年前，他的骨灰在杭州郊外的一个普通公墓入土。如果说燕京大学已在近一个甲子前消失在历史的深处，未名湖是北大所在地，“北大之父”、举世敬仰的蔡元培校长归骨北大，在未名湖畔选一块地，应该是没有问题了。遗憾的是多少年来，多少北大校友、知识界、新闻界人士不断呼吁，同样迄今未能实现。

1940年春天蔡元培先生在香港病故，当时国共两党一致给了他最高的评价，毛泽东从延安发出的唁电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当时正值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华北早已沦陷，北大迁到昆明，与清华、南开合组西南联大，兵荒马乱之中，蔡先生只能在香港下葬，墓地在香港岛西南角山坡的“华人永远坟场”。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曾任《大公报》副总编辑兼《新晚报》总编辑的罗孚一直呼吁让蔡先生归骨北大。1985年，他在《蔡元培的坟》文中说，“整个山坡上，从下到上，又从上到下，堆满了一座座坟墓，又不是一排一排有规律地陈列着；那格局是杂乱的。……万坟如海，蔡元培的坟墓就淹没在这样的一坡坟海之中。”此文曾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结果无人理睬。

相隔十来年，西南联大外语系出身的翻译家巫宁坤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得知蔡先生的墓仍在香港的坟场，情景十分萧条，给北大写了一封信：“恳请母校早日迎蔡孑民先生之灵归葬于北大校园，供世世代代莘莘学子瞻仰。所需经费如有困难，可发动校友捐献，本人自当带头……”这一次北大校长办公室倒是回复了，见过这封信复印件的罗孚在《关于蔡元培的坟》文中引用如下：“北大现在的校园为原燕京大学旧址，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后，北京大学由沙滩迁到这里。校园的主要部分已于1994年3月，由北京市政府列属文物保护区，该文物保护区必须保存现有格局，一切翻修和重建事宜，皆需遵照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批准后，才得执行，学校方面无权动土。没有列入文物保护区的校园，如学生宿舍、食堂、文体中心等，楼间的距离甚窄，声闹喧杂，又不是安排蔡先生墓葬的适当场所。”罗孚老人对此提出质疑，蔡先生的墓本身就是文物，对北大而言，这是尤为珍贵的文物。如果真的重视此事，为什么不向有关方面提出请求，从文物保护着眼将蔡墓迁葬北大，这本身就是对文物的保护。(罗孚《文苑缤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131页)

北大校友的同样呼吁也一直没有断过。2003年1月，罗孚在《金庸小说，革命文学？文学革命？》文中再提此事，“蔡元培先生是北大的老校长。但他的骸骨却是葬在香港的，埋在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山坡上的千万坟墓当中。拥挤不堪的，使人有活人住在山边木屋区之感。我当年为此感到十分不妥，在香港和后来在北京，都在报上发表过文章，主张搬迁这坟墓回内地，回北京，回北大，这才能消除人们对这拥挤的不安。‘北京十年’后，我回到香港，又为此在报上呼吁了一次，但一次都得不到回应。”(同上，374页。)他不无沉痛地说：“我自然人微言轻。在某些不学无术的大人先生眼中，蔡先生似乎也还不够重。“(同上，133页)

如今罗孚先生已在香港谢世，他的八卷本《罗孚文集》在北京问世，其中至少有四篇文章呼吁蔡先生归骨北大的。想到蔡先生与北大的深厚渊源，而今他奠定的北大传统早已随风而逝，即使想归骨北大也不能，怎么不令世上所有爱蔡先生、敬慕蔡先生的国人黯然无语。今日之北大实在愧对蔡先生，这样的北大，其实蔡先生的遗骸不归来也罢。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之际，诗人、杂文家邵燕祥先生在广东《同舟共进》杂志发表的《让孑民先生安息》一文说，蔡先生归骨北大之议不成，也不必遗憾，“即使归葬未名湖畔，对蔡先生来说，那也只是‘燕园’；而蔡先生曾主校政的北大，他抗战流亡中至死魂牵梦萦的，应是在沙滩的红楼。昔之红楼，久已拨作他用，楼后校园，早就填满了简易楼房，而‘孑民堂’则属文化部机关所有：老北大旧址，倒更是‘楼间的距离甚窄，声闹喧杂，又不是安排蔡先生墓葬的适当场所’了。”他说，倒不如让蔡先生在香港的“华人永远坟场”安息下去。

蔡先生不能归骨北大，无损于蔡先生一丝一毫，倒是大大有损于今日之北大，一个容不下蔡先生骸骨的北大，会是一个蔡先生开创的兼容并包的北大吗？会是一个有容乃大的大学吗？这些问号，在这个浅薄浮躁的唯物质化时代里注定了无人理会，还是让蔡先生在遥远的香港仔山坡上，日日夜夜面朝大海，或听海涛闲话，或闻惊涛拍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