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捐赠《鲁迅全集》及有关资料一事的披露，以及书中所夹《鲁迅先生研究纲领》（以下称“《纲领》”）的发现，向研究者提出一些有待深入探讨的相关课题，或研究方向，如，“鲁迅与张学良”或“张学良与鲁迅”，“鲁迅与国民党高层军政人士”，乃至“国民党与鲁迅”；同时，为“鲁迅传播学”（包括鲁迅著作的出版与流布，宣传与教育，社会影响，等等），“萧军与鲁迅（鲁迅研究）”，还包括“现代政党与监禁（监控）制度”，以及“中共与张学良”，等等，提供了新的个案或例证。这些，均尚待开掘。

关于“鲁迅与张学良”或“张学良与鲁迅”的研究，由捐书及《纲领》就引出几个具体问题，值得进一步考索。所涉及的主要是三个方面：一、张学良对《鲁迅全集》及相关资料的购（收）藏、研读情况；二、《纲领》的摘录及抄写；三、张学良所藏《鲁迅全集》的版本学意义。对此，本文试写出一己之见。

一 张学良与《鲁迅全集》

据王锡荣先生的大作《珍贵的历史文献——记张学良<鲁迅先生研究纲领>》（以下称“王文”）介绍，1993年11月，台湾《传记文学》某文报道了“张学良将军将他私人庋藏了半个世纪的藏书捐赠给了台湾东海大学图书馆”，“其中有《鲁迅全集》（署鲁迅全集编委会编印，民国二十七年长沙出版）和《鲁迅的创作方法及其他》（景宋等著，读书出版社民国三十一年出版）。”（1）

如深入考究上引捐书一事的相关细节，似可分谈两点。

（一）张学良所捐《鲁迅全集》及研究资料，如系他购买的，他为什么购买？是在什么时候，又是怎样买到的？

1946年4月19日，张学良在致蒋介石信中说：“十年以来，良涉猎书籍门类甚广，自从病后，专以明史为目标，一切文艺掌故，皆为（按，疑应为“以”）明代为着眼……”（2）。他又于《杂忆随感漫录·二十年的生活》中云，“这二十年的岁月……看了些我在过去未曾读过的书”（3）。据此，《鲁迅全集》及研究资料，可能是张学良因“涉猎书籍门类甚广”、要读“过去未曾读过的书”，而主动购买。

再一个原因，是出于“对鲁迅产生浓厚兴趣”，而“使他对鲁迅产生浓厚兴趣的，是何凝编的《鲁迅杂感选集》。”此说的依据为，张学良1941年10月27日在日记中所写“读何凝编的《鲁迅杂感选集》”的深切感受（4）。

至于在什么时候，又是怎样买到的？

据王文称，张学良在《鲁迅全集》与《鲁迅的创作方法及其他》两书上，均有题款，记录了时间、地点。两题款分别是：“毅庵，三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购于刘衙”，“毅庵，三十二年一月十七日购于刘衙”。按，“（民国）三十二年”，即1943年，这是购书时间。关于购书地点的两个“购于刘衙”，不能按照一般意义，解作“在刘衙购买的”，而应理解为“在刘衙幽禁期间购买的”。正如王文所说，二书“都购于1943年他被幽禁于贵州开阳县刘衙（刘育乡）期间”。。因为，在“荒凉闭塞”的刘衙，乃至“古有蛮州之称”的开阳县这样的小县城，应是难以买到的（5）。处于抗战后期的1943年，张学良只有托请他人，在“陪都”重庆，或昆明、桂林这些未沦陷的文化中心城市，距离最近的地方，也要在省城贵阳，才能买到大部头的《鲁迅全集》，以及比较专门的鲁迅研究著作。

关于购书时间，近有一说：“1942年7月28日，张学良还托人买到一部旧的《鲁迅全集》。”（6）但不知有何根据。这比张学良本人在扉页上所题购书日期：“三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1943年7月26日），提早了一年。张氏自己在书上所写时间，应是确切的。

至于托请何人，有文章说，“（张学良）所藏《鲁迅全集》为长沙版，1943年在贵州开阳县软禁时托看守购买，亲笔写下《鲁迅研究提纲》（按，应为《鲁迅先生研究纲领》）”。（7）但另有资料说，“（在刘衙）和张将军一起失去自由的五个人，除赵四小姐外，还有张学良的随行副官，与张将军形同母子（的）一个老妈子，一个四川来的姓陈的厨师，另一个是专门打理张学良的生活杂务（的）姓许的老头子，都住在这里，与张将军患难与共。”（8）比较而言，请随行副官在外出办事、购物时，顺便（或专门）买书的可能性更大一些。看守毕竟负有看管张学良之责，不是为张办事的。再就是，或者托在外地的朋友、熟人代为选购。为了研究明史，他就是这样，“到处托人买书”（9）。（二书购买时间相距约半年，这似乎说明，张学良虽被幽禁，军统特务对他的监视，如看什么书，怎样与外界联系，等等，并不十分严密。）

以上说的是，二书是请人在城市代买的。还有一种可能，书是友人赠送的。（友人赠书而题作“购于”云云，也许是为了掩饰。）这位友人，最大可能就是：重视并精于统战和情报工作，又对张氏十分关注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10）。自然，这只是一种可能；实际情况如何，有待深入挖掘史料，进一步考订。下文还将有所涉及。

（二）张学良对《鲁迅全集》研读情况如何？

据研究者考索，“他（张学良）至晚在1941年就已经在阅读鲁迅的著作”（11），此“鲁迅的著作”系指瞿秋白（何凝）所编《鲁迅杂感选集》一书。除上引1941年10月27日，他所写日记可证外，还有“1942年5月23日，他在读书笔记中写下了《鲁迅的伟大》”，“1942年8月27日，张学良在读书笔记中写道：‘鲁迅先生的文章是刺了我的伤痕……’”（12）这些，均为1943年7月26日购得（或获赠）《鲁迅全集》之前，他阅读《鲁迅杂感选集》时，在日记、笔记中写下的心得感受。

由阅读《鲁迅杂感选集》而产生浓厚兴趣，进而收藏一部《鲁迅全集》。那么，张学良此后对这部《全集》阅读情况如何？

康文先生在《想起一则<鲁迅全集>传奇》（13）一文中提到，“1947年12月9日的《新民晚报》上，便有《鲁迅全集传奇》一文，提及当时有消息说张将军在台，日以研读《鲁迅全集》消遣……”。又称，“如今台湾《传记文学》披露的情况，又证明张将军曾日夕研读《鲁迅全集》，亦是事实。”

可商榷者，前句“有消息说”，可能是不准确的。据研究者考证：（1938年11月，张学良被幽禁于贵州修文县阳明洞后，）“在阳明洞，张学良所看的书籍，很快集中于王阳明和明史。……他写了大量的笔记，摘录了许多卡片。”“幽居台湾的初期，成为张学良明史研究最有效的时期。”直到1960年，“张学良在宋美龄劝说下皈依了基督教。此后，他不再信佛，也不再治史，其明史研究和佛教信仰宣告结束。”（14）上引致蒋介石信，亦云“自从病后，专以明史为目标”（15）。可见，“在台，日以研读《鲁迅全集》消遣”之说，恐无实际根据。

后句说的“事实”，如仅以存有一部《鲁迅全集》且内夹一纸《纲领》（拙写前文已考明，《纲领》非张学良所拟）为依据，这依据是不充足的。尽人皆知，藏书者对自己所藏各种图书，有的精读，有的略读，有的备 查，有的只是随手翻翻，就束之高阁，还有的本打算细读，甚至订了阅读计划，准备了参考资料，但后来或者改了主意，或者半途而废，等等，不一而足。并非每一 本、每一部，都能够日夕研读，这也是无法做到的。何况，上引资料显示，张学良在长期广泛阅读中，更专注于王阳明（前期）和明史（后期），尤其“专以明史为目标”。

要“证明张将军曾日夕研读《鲁迅全集》”是不是“事实”，有两个途径。

一是，查阅张氏遗稿中，是否存有1943年7月26日收藏《鲁迅全集》以后，相关的研读记载、笔记或摘录卡片之类。有资料介绍，“张学良博览群书，喜欢把中意的章节抄录下来。1953年他用 钢笔抄录了《斯大林的工作方法和斯大林论政略和政策》约4000字。他在1953年4月4日日记中摘有美国著名诗人朗费罗的名句以自勉‘人生是奋斗的战 场，到处充满了血滴和火光。不要作甘受宰割的牛羊，在战斗中要精神焕发、步伐昂扬。’”（16）近年，纸媒和网上刊有《张学良“阳明洞”里读马列》一文，且配发《张学良读马列主义理论笔记的部分手稿》（影印件）（17）。但迄今尚未见到关于研读《鲁迅全集》的类似信息或资料。究竟有没有呢？或者，尚须等待《张学良日记》及有关文献公开出版，或继续刊布？或者，要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查其所保存的张氏档案？

二是，前往接受张学良赠书的台中市东海大学图书馆，查阅张氏所赠《鲁迅全集》，看捐赠者是否在书上留下批注，加有圈点、线条 等符号，表明书的主人确实认真研读过。这是不难做到的。有兴趣、有条件的研究者，如赴台访问、参会、旅游等，不妨趋前一查。也可请台湾友人代为查阅。自 然，如果没有发现批注之类，并不能证明书主人没有认真研读过；但如发现有，则是确曾研读过的明证。

二 《鲁迅先生研究纲领》的摘录与抄写

以《纲领》相比于萧军《鲁迅研究会成立经过》（以下称《经过》）（18）中的6条提纲，前者虽主要出自后者，却是删繁就简，比后者精炼而醒目。（《经过》是讲话稿，有一些叙述、说明性的话，可谓无关宏旨。）摘录时还作了文字调整，使摘录稿完整、顺畅。只有个别字、词疏误，如将“散文”误作“韵文”、将“国外”置为“外国”之类。这表明摘录者具有相当的学养。

那么，是谁摘录的呢？有两种可能：书的主人，或者其他某人。

如是书主人所摘，就有一个先决条件，他必须存有收录《经过》的延安版《鲁迅研究丛刊》（下称“《丛刊》”）第一辑，否则无从摘起。萧军曾说，延安版《丛刊》第一辑“只印了一千本”。（19）可以设想，这1000本书，大部分应留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还有其他根据地和解放区，可能流入重庆若干本，不会太多。据萧军《致胡风（1942、7、27、）》云：“（延安）鲁迅研究会曾出过一本丛刊，不知你见过没有？寄出去恐你也收不到，待你到了重庆再说罢。”（20）可见，在国统区要读到《丛刊》第一辑，是并不十分容易的。因此，张学良购买的机遇应该不大。他如果存有此书，更大可能是重庆方面的中共人士赠送的。究竟他是否收存有延安版《丛刊》第一辑，同样可至台中东海大学图书馆查询。这是第一种可能。

第二种可能，即其他某人所摘，这大半就是赠送给他一套《鲁迅全集》（或者还有别的书）的相关人士（比如，周恩来指定某位作家、学者），随书附一页经摘录而成的《纲领》，供其研读参考。或者是，他自买了一套《全集》，但觉得对鲁迅不甚了解，特地托请有研究的学者，讲一讲研读鲁迅的门径，于是就收到这一《纲领》。倘系第二种可能，现在考索究竟是何人摘录（包括何人抄写）的，已非常困难。

这里，似可根据“是谁摘录的”，来反推张学良所捐《鲁迅全集》的来源。即：如果他没有收藏（或看到、阅读过）收有《经过》的《丛刊》第一辑，他就无法据以摘录出《纲领》；《丛刊》第一辑既然是延安所出，中共人士就更熟悉，更方便根据其中的《经过》进行摘录，因而增加了这一可能性：正是中共方面，如周恩来，赠送《鲁迅全集》给张学良，连同一份供阅读参考的《纲领》。

再考索《纲领》是何人抄写的。不难看出，《纲领》手迹不是摘录初稿，而是誊清稿。正如王文所说：“这篇文字……写得工整清晰，并且竟然毫无修改，令人惊异。”《鲁迅研究月刊》说，《纲领》是“张学良将军亲笔稿”（21），自然意味着手迹也是张氏亲笔，即他亲自抄写。王文则前面先说，“找来张学良的其它手迹（与《纲领》手迹）对照，发现二者字体完全不同。”但后文又说，“至于（《纲领》）字迹与其它手迹不同，是因为我所看到的其它手迹是毛笔书写，而这篇文字系用钢笔书写，而在张学良先生与东海大学接洽中有多处用钢笔书写的字体，则与此文字体完全吻合，可以认定这篇文字出自张学良先生手笔无疑。”

以上“亲笔”说和“张学良先生手笔”说，应可质疑。这涉及笔迹鉴定。《纲领》手迹字体端正、流畅，略有点楷隶或行隶韵味，行款格式中规中矩，应是文人或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士所写，不像张学良这样的武将所为。与《张学良遗稿 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张学良口述历史》等书所收多幅张氏手迹（毛笔书写的、钢笔书写的，贵州时期的、台湾时期的，都有一些），以及媒体、网上刊出的《张学良“阳明洞”里读马列》手迹（钢笔书写，涂改较多），均明显不同。

在《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中，收有一幅夫人赵一荻的手迹，上有隶书体“大使命”三字。这是否表明：赵夫人喜写隶书？而《纲领》正是她依据张学良的摘录初稿（如果是张学良所摘）誊清的？这是有可能的。据悉，“他（张学良）搜集了不少有关明史的资料，积累了许多卡片，写下了不少心得笔记，这些都由赵一荻整理抄正，以备将来著书立说之用。”（22）这表明，由夫人代为誊写，是“夫唱妇随”的寻常事体，并不稀罕。王文说，“张学良先生与东海大学接洽中有多处用钢笔书写的字体，则与此文字体完全吻合”。也许这“完全吻合”的，正说明二者同为赵夫人手笔：“与东海大学接洽”之事（信函往来），为什么不可能是请夫人经手操办？

三 张学良所藏《鲁迅全集》的版本学意义

据王文记述，张学良捐赠给台湾东海大学的《鲁迅全集》，“署鲁迅全集编委会编印，民国二十七年长沙出版”。这部由“鲁迅全集编委会编印”，于1938年在“长沙出版”的《鲁迅全集》，是一个关于鲁迅传播学的新信息，也是一个新的探索课题。

先要考查1938年版《鲁迅全集》出版过程。据所见资料，说法有些不同。如：

《<鲁迅全集>的几种版本》（以下称《版本》）（23）、《鲁迅著作出版史上的四座丰碑——<鲁迅全集>四大版本编印纪程》（以下称《纪程》）（24）均说，曾经“正式成立”（或由蔡元培“发起”）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之后“组成《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并“设立了鲁迅全集出版社”。

但据参与《鲁迅全集》出版工作、且是主持者之一的胡愈之回忆：“我的印象没有正式成立过‘鲁迅纪念委员会’。鲁迅去世时成立过治丧委员会。至于‘纪念委员会’是后来为了出版鲁迅全集才用上这个名称的。”（25）

另一篇，《1938年版<鲁迅全集>出版始末》一文说，“许广平与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当机立断，由上海复社以民间的方式运作出版全集。‘复社’是一家有明显左倾倾向的‘地下书店’及出版团体，上海沦陷后，为方便出版如斯诺《西行漫记》之类的红色书籍，由胡愈之牵头成立，社址设在胡愈之家里，成员有郑振铎、许广平……”（26）

《建国前鲁迅纪念记事录（一）》（下称“《记事录一》”）的说法是，“（1938年）1月 在上海文化界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胡愈之发起组织‘复社’，并决定主持出版《鲁迅全集》。复社设于巨鹿路胡仲持家，主要成员由（有）胡愈之、张宗麟……”（27）

这两篇，或肯定“发起组织”复社，或说它是一家“出版团体”。胡愈之则说的是：“书（按，指《西行漫记》）上印着是由‘复社’出版的。‘复社’是临时想出来的名称，根本 没有一个出版机关，是通过个人集资并发卖的。”“（《鲁迅全集》）用‘复社’的名字出版不行了，就搞了个‘鲁迅纪念委员会’的名称。‘纪念委员会’实际上 只用会长蔡元培，副会长宋庆龄的名字，是为了对付国民党的。……书上写着‘鲁迅纪念委员会’出版。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有别的‘纪念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没开过会，除出全集外，也没搞过什么活动。”（28）

可是，据《关于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的几份文件》（下称“《文件》”）一文考证，“（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自1936年11月1日成立至次年7月18日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在上海华安大厦正式宣布成立时结束。”（29）

《记事录一》亦有关于鲁迅纪念委员会及其筹备会的成立、活动等的多次记载。

萧军写道：“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在上海华安大厦成立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大会我也去参加了。”（30）

由此可知，“正式成立”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之说，确是有史实根据的；胡愈老说“没有正式成立过”，可能 是记忆有误。（除了借助其名义用于宣传，以及出版《鲁迅全集》之外，纪念委员会并未做多少实际事情，反倒是其筹备会开展了一些工作，因此“正式成立过”之 事在胡愈老的“印象”中消失。）

但他所说“‘复社’是临时想出来的名称”，不可能不准确，因为他就是主持者，他最清楚。他没有提到《版本》、《纪程》二文所说的“组成《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并“设立了鲁迅全集出版社”之事。（这是自然的，在其“印象”中，纪念委员会尚且只是“名称”，它更不可能再“组成”、“设立”什么。）《文件》、《记事录一》亦未涉及或记载，所谓编委会、出版社相关情事。

看来，这“《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并未“组成”；“鲁迅全集出版社”，则像复社一样，是为了方便《鲁迅全集》的出版，而“临时想出来的名称”，并非实际存在。（还可举一个实例，叶紫、萧军为了“合法”出版《丰收》、《八月的乡村》，就设定了“出版者 奴隶社”与“发行者 容光书局”的名称，印在版权页。两者也是“想出来的名称”。据萧军记述：“要有个堂堂正正的书店名字，还要有地址，这由叶紫想出来了……还得有个‘社’的名称，这社名是由我想出来的”。（31））

关于成立（组成）《鲁迅全集》编委会之事（以及复社），孙郁先生在《周恩来无法赠送尼克松 <鲁迅全集>的五版风云》中亦说：“承担这项任务的是上海的‘复社’，这是具有左倾倾向的出版团体……不久就在友人的动议下开始了筹备工作，组成了编辑委员会，他们是蔡元培、马裕藻、许寿裳、沈兼士、茅盾、周作人、许广平等。参与编辑的有近百人，一时许多作家学者自愿地加入了这个行列。”（32）

周海婴先生则说：“为此（按，指编校《鲁迅全集》）专门成立了编辑委员会，热心的朋友陆续前来报到”、“（编校人员的）每日午餐由编委会供应。”（33）据此所说，好像编委会就设在家里。

但许广平在《<鲁迅全集>编校后记》中只说：“约同许寿裳先生商请蔡元培、马裕藻、沈兼士、茅盾、周作人诸先生同意，任全集编辑委员。”（34）并未说已经“组成了编辑委员会”，而且就设在自己家里。

冯雪峰于1951年曾撰文道： “一九三八年由许广平先生、胡愈之同志等为编辑与出版的主要负责人，在上海文化界和爱国人士的援助之下，曾经编辑出版了二十大卷的《鲁迅全集》，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的唯一的全集。”（35）也只提到许、胡二人为主要负责人，未说有编委会，乃至复社。

以上考辨的是，与1938年版《鲁迅全集》出版有关的几个组织和机构。

再看关于版权页的记载和出版时间，有关说法也不尽相同与精准。

如《版本》说，纪念本记载“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 复社出版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八月一日印刷”；普及本“版权页与纪念本大体相同”（按，未说如何“大体相同”）；“在1938年8月问世”。

《纪程》说法是：“依据全集初版本版权页的记载，它们分别是：1938年6月15日‘鲁迅全集出版社’初版的普及本（1500部）；同年8月1日以‘复社’名义出版的甲、乙两种精制的纪念本……都只印了200部。”（按，未提编者。）

《记事录一》的记载为：“（1938年）8月1日，《鲁迅全集》纪念本出版（按版权页印刷日期）。”（按，未提及复社与普及本出版时间。）

验之以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所藏，情况是：

国图——“鲁迅全集（1—20卷） 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 上海 复社 1938年出版”（36）。

上图——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在该馆近代文献库收藏有第1~8卷、第10卷、第14卷；所提供的各卷版权页相关信息有：“著者鲁迅, 周树人, 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 鲁迅全集出版社 民国二十七年六月十五日[1938.6.15]出版发行”。（ 从网上，利用上海图书馆公共查询目录检索。）

南图——“鲁迅全集 二十卷 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纂 1938年8月再版 鲁迅全集出版社”。（37）

根据以上引述情况，可以大致确定：关于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出版——其编者是“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出版地是“上海”；出版者是“复社”（纪念本），或“鲁迅全集出版社”（普及本）；出版时间分别是“1938年8月1日”、“1938年6月15日”，问世（最早出版）时间是“1936年6月15日”。应存疑的是，南图所藏系“1938年8月再版”；是不是普及本在6月15日出版后，至8月间，又“再版”（重印）一次？此事，诸论者未提及，待考。

以上大体厘清了出版的几个要件，再回到张学良捐赠的《鲁迅全集》，值得考究的问题有三项：编者，出版时间，出版地。

“鲁迅全集编委会编印”——异于上述“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

出版时间和出版地相关联，“民国二十七年长沙出版”——1938年，除了在上海出版以外，同时或稍后，还在长沙出版过？（为什么是长沙，而不是武汉或重庆？）真如有的文章所说，有“长沙版”《鲁迅全集》（见上文所引）吗？这闻所未闻，似乎不可能。

冯雪峰曾说：“这全集（按，指1938年版），在上海共印过四次，东北翻印过一次，据许广平先生凭记忆的统计是一共印了九千五百部上下。”（38）

王士菁也说过类似的话：“在全国解放前，这部《全集》在上海共印过四次，在大连印过一次，总数约在九千五百部左右……”(39) 都没有说在长沙印过。

但是，如今就是有这样一部在长沙印的全集在，就是这样“署”的。

于此，似有两方面工作可做：一是，在大陆寻访、调查，看能否找到“长沙版”《鲁迅全集》。如果真有此版全集，应该不会只有张学良所捐那一套存世，成海内孤本；也许在湘、川、黔、桂、渝等南方诸省、市，在各级各类地方和单位图书馆、读书人家、藏书者、旧书市场等处，会有惊喜的发现。

二是，前去台中东海大学图书馆，查验这部赠书的版权页，看它是否与所署“鲁迅全集编委会编印，民国二十七年长沙出版”相吻合；再研究其板式、用纸、印刷、装帧等的特点，与上海版进行比较，做出鉴定。

也许，这部远在海峡彼岸的张氏藏书，真能重写《鲁迅全集》出版史，至少要新加上一笔，倒也说不定。

（2011年2月 改讫）

注释：

（1）王锡荣：《珍贵的历史文献——记张学良<鲁迅先生研究纲领>》，《上海鲁迅研究》第8辑，1997年10月，百家出版社出版。

（2）、（3） 窦应泰编著：《张学良遗稿 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第159、119页，作家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

（4）参看郭双林：《鲁迅著作对张学良的影响》，《人民日报》2010年9月3日第7版。

（5）据《贵阳文史杂志》（2009年1期）所刊《张学良将军幽禁贵阳之谜》（署“本刊记者”）一文介绍，“开阳县是张学良将军在大陆幽禁时间最长的地方”（1942、2、—1944、12、），“古有蛮州之称的开阳，三面环江，只有西走旱路才可抵达贵阳……刘育，地势险要，荒凉闭塞，离开阳县城8公里，原名刘家衙。”

（6） 同（4）。

（7）李迅：《张学良的书香情缘》，上海《世纪》（双月刊）2003年第1.期。又见于吴孟庆编：《政海拾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

（8） 同（5）。

（9）张天社：《张学良的明史研究始末》，《百年潮》2008年第9期。所据为《文摘报》2008年12月18日第6版摘录文。

（10）作此推测的依据为：1、有先例，如，周恩来曾通过中共地下党，秘密地将进步书刊，送给关在狱中的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参看：常希梅《杜重远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党史文苑》 2 005年第20 期 。）2、周恩来称张学良为自己的“老朋友”，张被软禁后，一直悬挂在心；张则曾写密信给周恩来，说“弟目下（闲）居读书，一切甚得，请勿远念。”为此，向张提供阅读材料，应是十分可能的。（参看：1网上《 中国共产党新闻 · 党史人物纪念馆 · 周恩来纪念馆 》：毕万闻《周恩来与幽禁中的张学良》；2《 东北新闻网 · 新闻中心 · 东北 · 大话历史 》：《 忆周恩来与张学良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情缘》，未署名。）3、周恩来当时正在重庆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挑选鲁迅著作、资料等，派人设法送张，并非十分困难。4、周恩来很看重《鲁迅全集》，1960年代，曾赠送一套《鲁迅全集》给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1972年又赠送一套给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参看：孙郁《周恩来无法赠送尼克松 <鲁迅全集>的五版风云》，《北京日报》2005年12月31日）

　 （11）、（12） 同（4）。

（13）刊于《上海鲁迅研究》第8辑，1997年10月，百家出版社出版。

（14）同（9）。

（15）据 新华网 2001年10月16日 《新闻资料：张学良将军大事年表》：“1941年5月，患急性阑尾炎，住贵阳中央医院手术治疗。出院后，移居贵阳黔灵山麒麟洞。”信中“自从病后”之“病”，即指此。

（16）据《张学良哥大口述历史记录尚需校勘》，《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6月21日。又，上文已引，张学良阅读《鲁迅杂感选集》，写有日记、笔记之类。

（17）参看互联网《 人民网 · 理论 · 文史纵览 · 历史 》，窦应泰：《张学良“阳明洞”里读马列》，来源： 《北京日报》 2006年10月30日。在《张学良遗稿 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一书中，亦有相应内容的记述。

（18）原刊于延安版《鲁迅研究丛刊》第一辑；收入《萧军全集》第十一卷（《散文》），第428—433页，题作《延安鲁迅研究会成立经过》，华夏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

（19）萧军：《纪念鲁迅先生诞生百周年和他逝世四十五年有感》，《萧军全集》第十二卷（《散文》），第543页。

（20）《萧军全集》第十六卷（《书信》），第148页。

（21）《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9期（总第185期）：《张学良将军亲笔稿<鲁迅先生研究纲领>》（手迹复印件）。

(22) 同（9）。

(23) 王锡荣：《<鲁迅全集>的几种版本》，收入唐弢等著《鲁迅著作版本丛谈》，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8月第一版。

（24）张小鼎：《鲁迅著作出版史上的四座丰碑——<鲁迅全集>四大版本编印纪程》，收入郑欣淼 孙郁 刘增人主编《1981—2005：多维视野中的鲁迅研究》（下册），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

（25）、（28） 胡愈之 冯雪峰：《谈有关鲁迅的一些事情》，鲁迅研究资料编辑部编《鲁迅研究资料》（一），文物出版社，1976年10月。

（26）薛林荣：《1938年版<鲁迅全集>出版始末》，《人民政协报》2009年7月31日。（所据为网上资料）

（27）凌月麟：《建国前鲁迅纪念记事录（一）》，上海鲁迅纪念馆《纪念与研究》第九辑（1986、12、），1987年4月出版。

（29）杨志华 沈卓人：《关于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的几份文件》，上海鲁迅纪念馆《纪念与研究》第九辑（1986、12、），1987年4月出版。

（30）、（31） 萧军：《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之《第七部 在鲁迅身边的日子》，第277、262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一版。按，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成立日期应为1937年7月18日。

（32）原载《北京日报》2005年12月31日，所据为网上检索到的文本。按，此处所引这段话，又见于孙郁：《混血的时代·在<鲁迅全集>的背后》，第30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

（33）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第124、126页，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9月第一版。

（34）马蹄疾辑录；《许广平忆鲁迅》，第8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第一版。

（35）、（38） 冯雪峰：《关于鲁迅著作的编校注释和出版》，《雪峰文集》第四卷，第567、56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7月第一版。（原刊于1951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

（36）唐弢等著《鲁迅著作版本丛谈》之《附录 鲁迅著作版本展览书目》，第237页。

（37）南京图书馆编：《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 鲁迅著译及研究资料目录》，第1页，南京图书馆印刷厂印，1981年8月。

（39）王士菁：《一个无私的忘我的人》，包子衍 袁绍发编：《回忆雪峰》，第250，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7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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