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东北军最高长官，张学良在锦州危机中处于重要地位。锦州危机期间,中方在该地区的兵力始终不足以与日军抗衡。日本早有驱逐东北军进入关内的意图，这与顾维钧提议的锦州中立案有着本质区别。日方以保存锦州地区中国政权为诱饵向张学良释放和谈的虚假信号，张虽很感兴趣，但撤守的前提条件在关东军的进攻之下已不复存在。最终日方的劝诱只是为张学良撤守锦州提供了借口，以蒋介石下台为标志的宁粤政争则在此间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张学良　锦州　九一八事变　宁粤政潮

锦州又称锦县，是辽宁省西南要地，为民国时期北宁路出关后的第一大站，是沟通内地与关外的要冲，所谓“凭山阻海，内屏平津，外控三省，关东有事，此为通衢”。九一八事变后，为收拾时局，张学良于锦州暂设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行署与辽宁省政府行署。日本于1931年10月对锦州实施无差别轰炸，意图逐东北军入关。因锦州防守力量有限，顾维钧曾于1931年11月24日与英、法、美三国外使商谈，讨论第三国军队进驻锦州隔断中日军队接触的可能性。但国联及列强均不愿承担责任，仅同意派遣观察员协助维持锦州局势。日本则坚决反对国联干预，并积极开展对张学良的劝诱工作。1931年12月15日，以蒋介石下野为标志的宁粤政潮引起各方波动，日本则积极向锦州进攻。孙科政府无力援助锦州战事，一味要求张学良死守锦州，张对此极为反感，最终在日军发起总攻前从锦州撤守。

通过梳理相关研究可以发现：首先，日军轰炸锦州所引起的国际反响及中方的因应，学界已有较为充分的研究。其次，锦州中立区计划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学者们主要从国民政府的对日交涉、军政要员的处置方针等视角对该计划的前因后果进行剖析，多将日本提出的锦州中立区提案视为中方相关提案交涉的延续，认为国民政府的此番提议“意外为日方作了一个球”，从而导致日方要求不已，且为日方寻求张学良直接交涉提供了借口。此外，对于张学良弃守锦州的原因，学者们从“不抵抗主义”的研究视角出发，揭示了张学良为保存实力从锦州撤守的史实，但对蒋介石下野前后张学良守锦州态度变化较少关心。也有学者认为张学良因日方劝诱“受骗撤兵”，但对于具体交涉过程则简略带过。

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该问题在以下四个方面有进一步探究的余地：其一，在锦州地区中国军队是否有优势？防守是否存在难题？其二，锦州中立计划是否为日方“助攻”?张学良对该计划持何种态度？其三，日方对张学良如何劝诱，是否促成张学良从锦州撤守？张学良对此有何应对？其四，宁粤政潮对张学良防守锦州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拟利用包括国联档案在内的多方史料，深入考察张学良弃守锦州前后的各关键节点，以期回答上述问题。

一、 锦州防守的困境

辽宁省政府行署在锦县设立之后，张学良计划以锦州为根基，为东北问题善后做准备，因此十分注意日军对锦州方面的动向。日本最早对锦州地区的进犯，始于1931年9月28日，日本以飞机至“锦县、沟帮子各处抛掷炸弹，并用机关枪扫射火车，伤毙数人”。10月8日，日本12架飞机飞至锦县，投掷“炸弹约1小时，天日为昏”。日本关东军方面在轰炸锦州当天，就炮制了对外宣传的借口，即张学良所属官兵“到南满沿线进行扰乱治安的活动”，日本在锦州侦察东北军“阴谋活动”时，被中国攻击因而正当防卫。对此，国民政府及张学良多次向国际社会驳斥日方“正当防卫”的说法，揭露日本侵略真相。彼时，东北局势不容乐观，英国人判断“满洲的局势陷入僵局，日本军事当局在当地拥有完全控制权，日本军队把目前的形势视为战争状态，中方没有恢复东北秩序的可能”。关于锦州的情况，英国驻北平公使认为，“只要中国军队在日军阵地附近集结，日军就会将其视为威胁，并坚持将其驱散”。

锦州的局势虽因江桥抗战的发展和各国对日本轰炸锦州的谴责而有所缓和，但在11月份，由于黑龙江省战局的变化，锦州地区再次紧张起来。11月18日，黑龙江省战事尚未彻底结束，日本已经开始谋划在辽西地区用兵，并向国联指责“锦州地区的中国政权利用北方发生的事件，正在给‘兵匪’的活动注以新的活力，目的是在南满铁路地区制造混乱”。11月20日，蒋作宾向蒋介石报告，日本“决心扫除东北军队，建设独立政府，至少限度亦须警察不设武备，在此计划未成之前决不停止军事动作”。对于国联方面，日本采取“不即不离态度，支吾其词，延宕时日”,且积极准备“进袭克山并将攻击满洲里、热河等处”。

那么就军事方面来说，锦州地区集中了多少军队？能否完成防守锦州的军事任务？是否与日军有着明显差距？有学者认为：“当时在锦州之东北军计有步兵4旅、骑兵2旅及炮兵1旅，系原驻锦州及自辽宁其他地区撤退至锦州者，均为该军之精锐部队……总数约在6万人左右。”再加上中原大战期间“入关的东北军两军，约8万人”。该学者认为还有中央许诺的援军，种种加在一起“张学良实有与日军一战的力量，但其对抵抗一事并无决心”。锦州地区东北军的防守力量有没有6万人之多呢？该学者统计“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撤锦州，再撤关内部队”有：“陆军独立第七旅旅长王以哲、陆军独立第十二旅旅长张廷枢、陆军独立第十九旅旅长孙德荃、陆军独立第二十旅旅长常经武、陆军骑兵第三旅旅长张树森、陆军骑兵第四旅旅长郭希鹏、陆军独立炮兵第八旅旅长刘翰东。”

细查其中的兵力情况，首先，不论是顾维钧提交国联的说帖，还是张学良在北平与李顿调查团的谈话中，均没有郭希鹏部骑兵第四旅驻通辽的说法。根据中国提交国联的说帖，驻通辽的乃是骑兵第三旅，旅长张树森。因此，郭希鹏部不应算入东北军撤锦州再撤关内的部队序列。其次，陆军独立第十二旅和炮兵第八旅一直驻扎在锦县，不存在撤至锦县的问题。王以哲的第七旅也没有参与锦州防守，只是路过锦州“经打虎山转北宁路直开北平”。结合中国代表团提交国联的说帖中关于东北军各部兵力数据看，实际参与锦州防守的部队如下：独立第十二旅9894人、独立第十九旅9487人、独立第二十旅11087人、骑兵第三旅3778人、炮兵第八旅2372人，总计不过36618人。考虑到除独立第十二旅和炮兵第八旅原驻锦州，其他部队均是关外各地陆续撤至锦州的，中途颇有损失，锦州地区中国军队的兵力，难以达到6万人。

中日双方的现存史料也能说明这一点。中国政府提交国联的说帖称：“大通线上通辽、彰武、新立屯为骑三旅各团防区。北宁干线及营沟支线上双羊甸、沟帮子、大虎山、盘山等处，为十九旅防区。甲车队主力驻沟帮子，梭巡由白旗堡以西之北宁干线，其一部分分巡营沟及大通两支线。第十二旅及第二十旅驻防大凌河车站及锦县东南北一带地区。辎重、教导队及警务处之保安队，则担任锦县及附近治安，并各县之剿匪事宜。”关宽治等人认为中国于1931年“10月上旬，集结于锦州及大虎山附近的兵力（中间从略）约2万，炮约70门”。另有日方说法称，12月中旬东北军兵力包括义勇军在内有“35000人，炮60门”，其中“独立第十二、第十九、第二十旅及炮兵十三团（野炮）、炮兵第八团（重炮）等的主力，布置在大凌河右岸地区坚固阵地”。另外还有“骑兵第三旅主力配置在镇安、彰武附近负责警戒”。义勇军的数量为在“白旗堡附近，有七八千人，盘山及其东侧一带有两三千人。除此以外，沿郑家屯以南辽河地区，合计盘踞有一万数千人”。

综上所述，锦州地区的防守力量主要为步兵第十二、第十九、第二十旅及骑兵第三旅等正规部队，加之保安队和警察武装构成。负责防守锦州城的部队不包括第十九旅的话，约2万人。加上外围的第十九旅及其他警察等队伍，防守兵力在3万人到4万人之间，后经张学良在12月初抽调，锦州的正规军数量更少。及至12月底，日军即将对锦州发起总攻时，东北军第二十旅在小凌河南侧的“女儿河附近”，实际上已经撤到锦州城外。第十九旅已经移动到与锦州直线距离130公里外的“绥中附近”。第十二旅“调驻滦州”，与锦州直线距离200多公里。原先负责锦州地区防守的3个步兵旅，没有一个在锦州城内。负责锦州城防守的骑兵第三旅加上警备队和公安队，不过15000人左右。可见，自始至终，锦州地区防守力量从来都没有6万人之众。

与此同时，日本在锦州方面配置的兵力却逐次增加。先是派遣了第二师团及第二十师团的第三十九旅团；1931年12月增加了第十师团部分兵力编成的第八混成旅团，第二十师团司令部及第十九师团部分兵力编成的混成第三十八旅团；1932年1月2日第二十师团加入对锦州方面作战，并占领锦州。日军先后有两个师团（第二、第二十师团）和两个混成旅团（第八、第三十八混成旅团）参与作战，再加上中途额外配属各部队的飞行大队、野炮兵大队、骑兵中队等。按照日军常设四单位制挽马师团的编制计算，日本先后投入锦州战场的兵力远超中方在锦州地区的防守兵力，且拥有火炮和飞机支援的优势。

因此，当时锦州地区中方的军事力量始终处于劣势地位，一旦日军对锦州地区发动进攻，中方难以坚守。1931年12月8日，朱培德即在特外委会上说明：锦州地区“据军事专家推测，前方一经接触，至多恐不过维持一星期左右。而关内队伍无论从何方面计划，皆无出关援助之可能”。远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尚有如此判断，身处一线的张学良不可能不清楚。因此，虽然张屡屡向中央保证坚守锦州并要求提供支援，但对于日方直接谈判的诱惑并不加以拒绝，希望能够通过中日直接谈判化解锦州危机。顾维钧关于锦州中立的提议，则代表了部分国府要员的想法，希望通过折冲樽俎，制止日本进攻锦州。

二、 张学良对锦州中立计划的态度

11月24日，张群向蒋报告，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拟向中国提出两照会：“1.要求将关外军队撤退至山海关以西。2.要求取缔排日运动。”得知日本意图后，蒋介石等人与顾维钧紧急商议对策，当晚（24日）顾在美国使领馆见到了英、美、法三国人员，并告知各国“日本军队正在向锦州进发”，向他们探询“是否可以采取措施防止中国和日本军队即将发生的冲突”。

经过讨论，顾维钧向英、美、法三国提出如下建议：“中国政府准备从锦州撤军，以防止冲突发生。1.当地的中国政府应继续管理该领土；2.中国警察也将保留；3.三国政府明确保证中国军队撤离后，日军不会趁机进入。”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建议仅仅是中方“作为全面解决东北问题之前的一项临时措施”。顾维钧提议三国人员，若“他们的政府准备给中国政府这样的保证，中国政府会通过国联提出这样的建议”。至于事情的发展，顾维钧称，“两天之内，其中一个国家称不可能提供担保，而另外两个国家也无法做出承诺。所以，这件事就不提了”。这就是不久后日本向国联声称中国提议东北军撤回关内的真相，实际上是中方获悉日本侵略步骤后的一次紧急行动，并没有达成实质效果。11月25日，中方向国联正式提出锦州中立化的应急方案，但该方案并未被国联采纳，各成员国仅同意以派遣中立观察员的折中办法来缓解锦州局势。

11月25日上午，特外委会开会讨论了锦州局势，议决处置办法如下：“1.向日政府提出抗议；2.通告国联；3.通告非战公约签字各国；4.电知施代表日本进攻锦州的目的在完成整个满洲之占领并为进占热河之步骤；5.请示主席；6.说明本会议决定要点及利害，电询张副司令。”据此，顾维钧致电张学良说明锦州紧急之状态，“日本所云无意进攻，恐不足信”，并告知张学良锦州如能“获各国援助，以和平方法保存，固属万幸，万一无效，只能运用自国实力以图保守”。所谓以自国实力保守，即要求张学良做好锦州防守的准备。

对于日军向锦州压迫之事，张学良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国联制止日本侵略能力有限，目前中方应该“一面急应力图自卫，一面仍应通告国联，并质问有无制止日军办法”。无论是战是和，中方须事先向国联说明，“既可表示尊重国联之诚意，且可预留将来之地步，而国联之责任亦即始终难以摆脱”。此时，张之所以对国联调解持消极观点，其因在于张学良获悉国民政府锦州中立化的设想后，有利用中日直接谈判实现锦州和平的意图。当天（26日）张学良向顾维钧透露米瑞风（原名米春霖，时任临时辽宁省政府代理省主席）与英人的谈话内容，该英人称：“国联自身本无实力，仅能调解纠纷，不能强判执行，中日事件最好中日能自谋解决办法，如肯直接交涉，国联居中监视”，以此人的看法“中国不至吃甚大亏”，如果仰仗国联解决则不可靠。

顾维钧则告知张学良，美国方面劝告中国“自动将军队撤至山海关，以期避免冲突，徐图将来依照事实、条约，将满洲问题通盘解决”。此时美国劝告中国的原因在于11月24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Henry L. Stimson)曾派员与日本交涉，币原外相表示已征求军方的意见，“保证不会有日军向锦州推进”。但如前所述，对于中国政府需要的第三方之担保，美国并不愿意承担，仅称“现在情形重在阻止战争，担保一层均尚谈不到”。因此，国民政府决定“如日方相逼太甚，我方应以实力防卫”。英、美、法等国既不愿担责，中国自然不肯放弃锦州。

实际上，不管是派遣中立观察员还是由第三国担保的中立区，日本根本不感兴趣。最初法国驻日本大使向日方传达顾维钧的提议时，日方并没有予以回应。11月25日英国大使找到币原外相，再次询问日方关于锦州中立区提议的意见。币原仍非常谨慎，认为如果日本政府轻信了顾维钧的提议并提出条件的话，很可能被中方用于指责侵害国家主权并“高调的拒绝，以迎合国民的欢心”。币原告知英方，此事应由中方先自行把军队撤回关内，以显示“撤兵并非屈从于日方的要求，而完全是中国自发的举动”。日本态度的转变，则发生在进攻锦州受阻之后。

当时，国联决议向锦州派遣中立观察员缓解冲突，史汀生也于11月27日指责日本的军事行动“完全违背了其在11月24日的承诺”。关东军方面鉴于情势，决定“令满铁沿线外之部队务须于数日内撤回原地”。为应对国际压力并制造新的争议点，27日，日本驻国际联盟代表芳泽谦吉向国联理事会主席白里安（Aristide Briand）表示，日本“原则上不反对中国政府宣布最近向法国政府提议的，中国军队从锦州地区撤至山海关以西。日本军队不会进入撤离区，除非发生危及华北日本国民生命财产安全和驻扎在这里的日军安全的严重威胁”。芳泽希望与中国直接商谈撤军事宜，表示“日本政府愿指示其有关人员在现场与中国地方当局就此做出详细安排”。

日方别有用心的提议，遭到了国民政府的驳斥和反对。几番折冲后，对于日本要求中国先行从锦州撤兵的提议，中方并不接受。日本则以中国拒绝为由，“反对理事会之决议，而撇开视察员之参加交涉”。实际上，顾维钧与英、美、法三国外使交涉事出仓促，是在日军大举向锦州进发之际，其目的“是要求日本停止前进，并开始谈判。在谈判得有结果前，使日本当局正要占领的锦州暂时中立化，在要求日本军队不进入锦州时，中国军队亦离开锦州，停驻城外，以避免出现导致严重敌对行动的冲突”。因此，该计划仅仅是缓和局势的临时措施，并不能遏制日本侵略锦州的决心。就该计划本身而言也存在种种缺陷，以至于国民政府在几日后宣布不接受该计划，并不是像顾维钧所说的单纯因为“许多国民党领袖也不同意，他们在政治上不支持蒋委员长”。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不管是张学良还是国民政府，都没有通过中立方案放弃锦州的想法。张学良曾于11月25日电令第十九旅，“如果出现与日军交战的情况，要绝对固守其地”。11月28日，辽宁省政府主席米春霖也告知英方，“日本正准备从奉天向新民屯进发，如果中方被攻击，中国会保卫锦州，但不会主动攻击，以遵守国联规定”。

12月5日，中国政府公开反对日本提请国联的锦州中立区案，并严正声明中方支持国联向锦州派遣观察员的决议，并认为该决议“解决了锦州问题”。由于英法美不担保日本停止进攻锦州，因此11月24日中方“并没有提出任何类似的建议”。中国政府告知国联，“如果理事会对日本提出的中国军队撤出中国领土的要求做出让步，中国人民将会感到诧异”，锦州地区除非有组织的大国力量来确保，否则“中国不能默许设立缓冲区”。

尽管国民政府明确反对，但张学良却对直接交涉抱有期望。张的想法正如顾维钧所说的那样，“谈判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正常方法，不管这些争端多么严重”。事实上，由于锦州军事防务存在困难，和谈并非张学良一人之主张，各方争论的重点在于要不要在日本撤兵后再行谈判，以及要不要坚持第三方介入进行谈判。在此情况下，不反对中日直接谈判的张学良就成为日方的重点突破对象。

三、 日本对张学良的劝诱及其影响

当时，日本军政当局均视锦州中国政权的存在为建设“新政权”的障碍，必须扫除。但如何达到这一目的，军政双方的想法存在分歧。以币原为首的外务省主张渐进式的蚕食，只要中国军队不撤回关内，就有机会再次制造借口出兵，“无论在何处都要实行当初的计划，这是非常明了之事”。如果东北军按日方的锦州中立化要求撤回关内，“只要当地的行政仍在旧东北政权之下，又没有军事作为后盾，不难想象其势力最终会被灭杀”。关东军则对外务省的谋略不感兴趣，期望以不受束缚的军事行动来达到目的。12月2日，关东军致电币原说明以下几点意见：首先，如果承认中国军队撤退后，锦州的行政权还在中国人手里的话，那么会给“今后满洲‘新政权’问题解决上遗留祸根”。其次，中国坚持由国联及第三方来担保，将为中日谈判中“第三国的介入开了头”。最后，将来京津地区情况变化，“万一关东军有行动的必要，恐怕会限制我军的行动”。但无论采取军事还是外交手段，日本军政双方侵占东北的目标是一致的，这也注定围绕锦州问题的中日和谈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成功的，仅是日方纵横捭阖的手段，意在促使中国锦州当局撤守，实现侵占锦州的目的。

11月29日，在币原外相的授意下，日本驻北平参事官矢野真找到张学良，称“英、法、美与中国提商拟以锦县一带为中立地域，中国军队撤至山海关，日本对此原则上甚表同意，如贵方赞成此种办法，日方即可派代表商洽”。对此，张学良提出两点，“1.希望日本最大限度不越过原遣地点即巨流河车站。2.须留少数军队在锦县一带即中立区域内，以足敷防止匪患，维持治安为度”。矢野真在回答中仅表示“未奉训令，亦不能正式答复”。张学良向国民政府汇报了此次与日谈判情况，并认为“似可与之商洽”。实际上张所提出的两点要求，日本均不会同意。巨流河站是北宁路上的交通要站，日本自然不会答应。关于军队，矢野真以个人资格劝告“中国军队全数撤退”。事实上，他所奉方针中，根本不允许中国军队进入山海关以东，条件更为苛刻。只是矢野真对张学良所提建议不直接拒绝，这也造成张一度对日方的和谈抱有希望。

张学良在29日致电蒋介石，告知与矢野真谈判情形，并询问中央意旨和列国态度。此时，张倾向于同意日方的谈判条件，并“令锦方军队照此原则准备施行”。另外，张告知顾维钧因美国态度强硬，关东军方面已撤回驻地，“日方情形缓和”，并乐观地称“我方关于接收各问题，恐应预为筹计”。可见，当时日本迫于美国压力撤回攻锦部队，张学良因之对国际力量信心增强，此点也是当时张学良相信日方谈判诚意的原因之一。

对于日本与张学良的交涉，顾维钧有着清醒的判断。就在11月29日，顾即向张学良解释，锦州中立的实现“要点在中立国派观察员居间斡旋一层”。日本径自向中国政府及锦州当地交涉，“显有撇开中立国观察员之意”。顾认为，日人用意是，“1.彼可以正由两国商洽办法为辞，请国联无庸参预，彼可于商洽时提出种种苛酷条件，从则难堪，不从即破裂。2.彼可借口于彼已撤兵，迫我撤至山海关，我若不撤，彼即责我违约，进兵攻我”。顾维钧劝张学良，日本若再派员接洽“慎勿与之讨论，以防堕其奸计”。如果日本“率队来攻”，则“以实力防御”。顾告知张学良国联决议，即“自锦县至山海关一带划为中立地，由各国派观察员往与中日两方武官接洽，期免冲突”。此外，顾维钧还向张说明日方谈判的目的。“中立地本属避免冲突之临时办法。最要之点，在日本向英法美各国为各该国认为满意之担保”，日本所称办法不仅“将担保一层完全抹煞”，而且更为苛刻，“1.华军撤至关西各地方。2.日本仅承认原则。3.日本提议内‘但书’之规定，日方可随时借口进兵，显欲诱我退兵，堕其阴谋”。

在11月30日上午的特外委会上，顾维钧向会议报告了矢野真与张学良的谈话情况，顾判断日方此番用意：“1.借此为直接交涉之张本（至少可借此作宣传把柄）。2.预先占一地步，如中国军队不退去，锦州以后发生事故，即可有所借口。”至于如何应付日本，顾认为中国“既已接受国联提议，对日领所谈当然毋庸置议”。此时，张学良正打算与日方再次商谈，为表诚意张学良甚至主动调整了锦州防务。

察觉张学良守锦态度动摇后，12月2日，顾维钧向张学良传达中执委会议的决定，“锦州一隅之保存，关系三省全部存亡。撤兵一节，若无国联或三国切实保证，吾方万不能承允，如日军不顾国联决议悍然进攻，只能竭力抵御”。为坚定张学良守锦州的决心，顾维钧告知张，宋子文答应“中央可抽调劲师归兄指挥，即财部税警团亦能拨三团约计五六千人”。12月3日，顾维钧再次劝张学良撤出锦州守军的行动“请暂从缓”，对于张所面临的财政困境，顾称已告知宋子文，“正力筹办法”。

12月4日，张学良再次会晤矢野真。张询问为何此次提案要求锦州政府撤回关内，矢野真称，上次虽没有提起，“但提到残留的地方政府应撤退，锦州政府当然应该撤退”。对此，张学良称国民政府要求其“暂且观察事情的发展”，在没有接到南京的命令之前，撤兵一事“无法做出负责任的承诺”。此时，张对日方的谈判诚意已经有所怀疑，向矢野真询问关于中方可留下卫队的条件是否有变化，以及锦州政府撤退后所属各县的归属问题，并质疑“日方对其目的有所隐瞒”。矢野真则辩称“日方并无任何隐瞒的野心”。

稍后在谈及自身处境时，张学良表示希望日方“寻求让我也有所得的方法”，如果只有日本获利，“而我却失去了东三省全部，而且被日方所敌视，又被国民视为国贼，我岂不是毫无立足之地”。对此，矢野真先是安抚张学良，虽然与日方达成协议会招致国民批评，但张“在中国北方的地位得到巩固”。而后矢野真威胁张学良，若不撤兵，那么“事态不知要恶化多少倍。届时副司令不仅会受到国民的非难，恐怕也会失去所有。此事对副司令来说是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通过此次会见，矢野真认为此时的张学良“被国内舆论压迫，需承担相当的责任，除非他为自己的将来考虑”，否则不会接受日方撤守锦州的建议。

1931年12月8日，为稳住张学良，蒋介石电询锦州形势并告以“此时锦州军队切勿撤退”。对此张向蒋汇报，“拟撤军队原为战略上应有步骤并另以得力军队布置于相当地点，庶各处皆可衔接，于战事方有把握”。蒋得回电后委婉地劝张“锦州方面军事布置在目前情形，似一动不如一静为宜”。为加强张守锦决心，蒋介石表示“航空第一队，已令其限3日内到平，归副司令指挥”。同时顾维钧亦告知张国联12月7日的会议，日方所提“自锦州至榆关划为中立区域”一事，被行政院拒绝。国联主张“双方军队应各守现驻地点，不得移动”。据此，顾维钧劝张打消“抽调驻锦军队一部分入关”的念头，以免引起误会。

尽管国民政府表示要坚守锦州，但对于锦州的防守困境却是无法解决的。朱培德于12月8日特外委会上说明，“为今之计，对付日本只有两条路：第一条路即是与日本拼命，明知其必无幸胜，而不顾一切以赴之。第二条路即是与日本商量办法”。在国府要员看来，若张学良能有牺牲精神坚守锦州，则能够为中国营造良好的国际形象，有利于争取国际援助。而张并不愿在锦州做最后牺牲，希望日本守信用，肯诚意商谈。12月9日顾维钧再致电张学良，劝其坚守锦州，“当此国人视线群集锦事之时，军队稍一移动，势必沸议全国，为兄着想，似万万不可出此”。顾维钧更向张表示，锦州局势因有视察员之存在，且国联已经决议中日各守原地“似不至有战事发生”。就当前局势来看，日人“诡诈多端，我退则彼进，彼时新政权统一东北，则不可挽救也”。对于锦州撤军一事，顾向张表示，“日方要求我方撤退锦州军队，企图以长城为边沟之界，计极险竦，中央对此点绝不让步”。顾维钧的劝告，从张的处境至全国乃至国际方面，均予以考虑，可谓中肯。但此时张学良仍希望能通过谈判解决危机，并再次给蒋去电称“良有难言之苦痛”，急盼熊式辉赴平商洽。

张所谓“难言之苦痛”有其症结所在。原因在于12月7日矢野真再次找到张学良，为了说服张学良撤守，矢野真向张学良做了许多无法兑现的承诺。如“中国军队从锦州撤军，日军将在大凌河停止”。锦州方面的“警察和通讯保障，由中国人承担”。为进一步表示日方的“诚意”，矢野真还称如果警察不够用时，“骑兵也可以留下来”。为促使张学良下撤兵的决心，当天矢野真还找到张学良的代表汤尔和，表示日方督促张学良撤守锦州“并无占领中立地带的意图”，请其尽力说服张学良撤兵。当天下午汤氏在王树常陪同下，面见张学良尽力传达日方意见，并劝张“这时候必须要迅速下定决心”。此时，张学良非常犹豫，国民政府要求其固守锦州绝不能撤兵，但如果拒绝日方建议，很可能会招致日方的军事报复。情急之下，张学良“命令王树常起草辞职电文”，汤与王从旁极力劝说：虽然与日本达成撤兵协议，张学良将遭受国民舆论和政府方面的责难，但“可以消除中日间的危机”。

在他们的劝说下，张学良同意撤兵，但提出前提条件：1.希望撤兵后，日方“不要向新民以西出动军队”。2.锦州撤退一事，如果日方“对此强制执行的话，就无法解决了”。3.相关细节的商订“如果必要的话，可以缔结秘密协议。但如果此次撤兵是按照日方要求，或者准备缔结秘密协定的内容向外界泄漏的话，恐怕此事是不可能实行了”。

当时，张学良之所以冒险接受矢野真的条件，是因为如果与日本达成满足上述条件的停战协议，可暂缓中日两国军事冲突。虽然此举将导致日军压至大凌河防线，但按照协议中国可以派遣警察、保安队留守锦州，当时警察力量是防卫锦州的重要力量之一，“辽宁省警务处新编的公安骑兵3个纵队”，即驻扎在锦州北边20里的三屯附近。原大凌河沿线防线依然可以调换警察总队予以维持。而且沿锦州北面的小凌河支流小哈喇河和二道河可以重新确立一道锦州防线，与大凌河防线相互配合，两道防线之间以北宁线为交通，运输敏捷，可共同承担锦州防务。

张学良的想法是：“首先，这将表明我们对决议或联盟的尊重和信心。第二，它防止关外局势恶化。第三，它将排除战事在关内发生的可能性。所有这些事情都可以通过这个提议来完成，当时的提议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是始终基于锦州在中国人手里。”因此，如果日本确有停战意向，就缓和锦州局势而言，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但问题在于日方并没有履约的打算，谈判的目的只是为诱导张学良撤出锦州防守兵力，以达到侵占之目的。

根据张学良的说法，矢野真在12月7日明确表示日军将停留在大凌河一线，此点与日本学者关宽治、岛田俊彦所著《满洲事变》中的记载不同。《满洲事变》一书记载了日本给矢野真的谈判方针，其中，第二条为“驻满日本军有权通过流经锦州附近之小凌河以西的地区”。第三条为“从小凌河河口沿河溯至热河省一线，直至山海关附近之长城一带奉天省地区内，在治安发生混乱时均须由日中双方协商决定其解决办法”。该书还记载，矢野真秉持此种方针与张学良的谈判遭遇了军方的反对，因此尽管“张学良做出了主动撤退的回答”，但还是在12月7日就此不了了之。就该书观点看，似乎张学良同意就上述日本提出的条件谈判，并主动撤兵以示诚意，只是由于日本军方干涉才不了了之。

首先，如果书中记载属实，那么张学良不可能接受谈判条件。原因在于该谈判方针将日军停留地点，推进至锦州附近之小凌河以西。从地图上看，这无异于将锦州让与日本，显然至少在谈判阶段张不会将锦州拱手相让。因此，大凌河的说法是可信的。其次，矢野真的谈判并没有诚意，其谈判条件随着日本在锦州方面军事的进展，从日军的停止地点到中国军政权力的保留，愈加苛刻。直到日军将发起对锦州的总攻之前，矢野真方才向张学良表明日本的真实谈判条件。

张学良虽在12月7日与日方初步达成撤兵意向，但不久就被日本新闻予以披露。顾维钧于13日发电诘问，张十分顾忌南京的反应，“返电称此事绝对没有”。此外，一旦从锦州撤军，民众的反应也是张学良无法承受的。锦州已经成为中国在关外的主权象征，是各方关注的焦点，因此张学良并没有从锦州撤守，而是选择观望南京的局势以及日本的后续行动。12月下旬，关东军方面已集合完毕，开始积极向锦州包抄。为动摇张学良，当月25日矢野真再次与张学良接触，敦促其迅速撤兵。张学良询问矢野真，“锦州是否还会留在中国人手中”。矢野真答以“以后再讨论”。张学良向矢野真诉苦，称如果从锦州撤兵，“国民甚至我自己的部下都将把我当敌人看待”。张学良希望日本政府能体谅他的难处，考虑他的将来，“采取彻底的方针”。即确保中国军队撤出锦州后，日方不侵占锦州。

至12月29日，情况则完全不同了，日军已经占领了大洼站、盘山等要地，对锦州的总攻即将开始。当天矢野真找到张学良，要求其“立即就这项建议采取行动”。张学良告以“锦州方面的全部军队也就是三个旅将会撤退，当地除了保安队和警察之外，不会残留一兵一卒”。同时，张希望“（1）日军不可以追击；（2）不许向锦州方面进兵”。为给自己留有余地，张表示撤离锦州后，要通电声明自己“并非要抛弃锦州，而是为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矢野真则强硬地表示，除了中国撤离锦州外，“日军要停在比以前更靠前的小凌河，中国军队也要全部撤退”。而且中国军队撤离时，矢野真并不保证“不会在山海关发生冲突”，仅表示“他们希望不会发生冲突”。另外，关于铁路保护的问题，矢野真在当月7日曾向张学良表示，“为了保护铁路，中国可以保留锦州和山海关之间的宪兵队”。但29日改口称：“宪兵队也将被视为军队。”关于锦州政权归属的问题，当月7日矢野真称锦州的行政权“应该掌握在中国人的手中”，但29日矢野真改口称“中国应该放弃城市（锦州）的行政权”。最后，矢野真再次威逼张学良迅速实施撤兵，如有迟疑“可能会发生并非我（日）方本意的不幸事件”。及至12月30日关东军持续向锦州方向进攻，张学良从锦州撤出大部分的军队，矢野真仍在“开导”张学良，称锦州最终将被日军占领，“如果中国自愿撤退避免冲突，那么日本外务省将获得威望，这对中国有利”。

需要指出的是，日方的劝诱虽对张学良防守锦州的态度产生影响，但张学良并非“在日本人威胁下受骗撤兵”，尽管矢野真奉命与张学良进行了多次密谈，张学良也同意撤出锦州守军，但张撤兵是有前提条件的。首先，日军不能向锦州进军，确保锦州中国政权不被颠覆。其次，撤兵事宜不能由日方强制执行。最后，撤兵的消息不能向公众泄露。如前所述，先是日方媒体公开披露了张学良与日方商谈撤兵的消息，造成张处境被动。而后关东军即向辽西进兵，导致张学良“撤兵保锦”的前提条件不复存在。加之矢野真出尔反尔的谈判态度，很难获取张学良的信任。因此，虽然张在12月7日表达了撤兵的意向，但军事上仍然不断向国民政府求援，并在锦州外围抵抗关东军的进攻。直至张学良从锦州撤军的前一天，日军第二师团在沿营口支线向锦州推进时，尚与中方守军发生交火，“以一部击退了据守阵地之敌”。一言蔽之，张学良不可能仅凭矢野真的许诺，就从锦州轻易撤兵。

那么，张学良在锦州沦陷前几天仍然与矢野真频繁接触，其意图何在？如前所述，张在12月4日的谈判中已经对日方的目的有所怀疑，所以一直采取观望态度，不仅是观察日方行动，也是在观察国民政府。在撤守锦州前，张学良早已知晓日本军事侵占锦州的意图，因此不断向孙科政府索饷索械。但张对锦州防守严重缺乏信心，急于从中脱身，而锦州又为国人视线关注的焦点，需要寻找合适的借口。在此情况下，与日方谈判撤兵则符合张学良“寻求让我也有所得的”心理，一方面可以为自己从锦州撤兵的行为辩解，以应对国内的舆论压力；另一方面也可借此揭露日本背信弃义侵占锦州的事实。张学良在撤守之后，即公开宣称此举为了“使日本丧失所有进一步侵略华北的借口”。

因此，从实际效果看，日方对张学良的劝诱，最终成为张学良从锦州撤兵的说辞。而张学良对锦州的防守态度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的平衡关系，即日本的进攻强度与国民政府的支持力度。特别是12月中旬以后，日方武力夺取锦州意图已明，此时以蒋介石下野为标志的宁粤政争，则成为影响张学良下决心的关键因素。

四、 宁粤政潮与张学良撤守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递交辞呈，请“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张学良随即致电蒋介石称，“连日亟拟入京面陈一切”，因天气之故“中途阻还”。张认为，蒋的辞职通电发出后，“人心大为动摇”，并拟跟随蒋“引咎辞职”。蒋向张学良表示，“诸事已托石曾先生面述，请兄驻平勿来京”。16日张再次致电蒋，请准予辞职。蒋下野后虽多次致电军政要员称要以“在野之身”协助政府，但人事更迭，不可避免地影响时局。当时，日本也观察到中国反张各派尚无实力开展行动，但“仍在进行阴谋活动”。此外，由于张学良与日商谈撤守锦州的消息传出后，民众团体反对情绪高涨，这两方面的原因都促使张萌生退意，但锦州紧张的局势又令张学良无法卸责脱身。

与此同时，日本则积极地为攻占锦州做军事和外交上的准备。在军事上，不断向中国东北增兵。在外交上派矢野真与张学良秘密“谈判”，拖住中国锦州当局，并在国联极力渲染东北匪患严重的假象，掩护日本侵占锦州的军事行动。1931年，日本“派遣混成第八旅团、战车1个队、野战重炮兵第六联队第二大队、独立野战重炮兵第八联队第四中队等”，向沈阳进发。当天，为掩护其增兵行动，日本致电国联称，“新的军队将从日本派去代替目前在满洲的军队。后者人数很少，按其所履行的职责已经连续执行3个多月了”。日本还称，将很快撤回由朝鲜派来的师团。

及至12月21日，为了制造借口，不撤回朝鲜师团，日本向国联称，11月26日以来中国在锦州地区的兵力“达到了28000人，人数增加的来源是第二十旅和其他人员以及第七旅的残部”。而且锦州地区土匪人数也在增加，12月中旬，土匪人数上升到“30000人”。孙科政府也注意到了日本增兵的情况，17日蒋作宾致电外交部报告日本“添派第十师一部队，近卫军及第一、第十二各师之特殊部队赴东省”。18日，蒋作宾再电外交部，日本“预定自现时起至明年正月中旬，将锦州方面各军队扫除净尽”。

在此危急情况下，孙科政府虽察觉到锦州事态紧急，但无力给予处于前线的张学良任何实质援助，只是对内要求张死守锦州，对外向国联及列强求援并作抵抗声明。此种做法，令与粤方素来不睦的张学良更加不满。1931年12月21日起，关东军以“剿匪”为借口大举向锦州方向进攻，锦州形势岌岌可危。当天，张学良致电于学忠，“日本进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此时，孙科政府正派颜惠庆寻求美国的帮助，由于之前史汀生表态反对日本进军锦州，暂时平息了危机，颜希望美国能再次出面抗议日军的侵占行动，“可能会再次产生同样的效果”。但此时不管是美方还是国联，对于关东军以讨伐匪贼为借口实施的侵略行动，在锦州尚未沦陷之前，并不愿意过度刺激日本。美国仅表示赞同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的决议。对于锦州当下的危机，美方认为已向双方政府说明，锦州问题是“一个争议双方应该可以达成协议而不发生冲突的问题”。

对于中国当时的处境，美国也是很清楚的，“国民政府被认为无力应对日本进攻锦州的危机，但人们普遍相信，在锦州不战而退的提议所引起的民众反对之下，张学良或任何中央政府均无法生存”。随着日方军事行动的开展，张学良与孙科政府的矛盾逐渐增多。据张学良12月25日致孙科政府电称，日军北路“进攻法库，以窥川武”，南路“由营口攻取田庄台”，中路“沿北宁干线，虽尚未积极前进，然彼集中新民之军队，约在1师团以上，一二日内势将向西猛烈出动”。

张学良在25日电中更表示，“以东北一隅之兵，敌强邻全国之力，强弱之势，相去悬绝，无论如何振奋，亦必无侥幸之理”。而且天津塘沽门户洞开，“锦县一带，一有冲突，彼必同时以海军迫胁我后方，并扰乱平津，使我首尾难顾”。东北军自身能力亦有限制，因“东北根据，既已全失，枪炮药弹，极感缺乏，稍一支撑，即难为继，至饷项一端，尤无办法，此间收入，以之供平时开支，尚属不敷，战时需款浩繁更何以筹措”。为此，张希望孙科政府能“火速拨现款百万元，用发目前伙食饷需”，各类炮弹50万发“于一星期内发到”，子弹“一千六百万发”，“尤请日内照拨”，并请国府调遣大军支援，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纵使殚竭愚诚，亦必无济于事”。

当天，张学良也借助东北民众救国会的声音，表达对现政府“既不宣战又不言和，既不言和又不宣战”的不满，批评政府“徒唱空言，使一隅之兵而敌敌人全国之力，存意牺牲东北健儿，以固二三人包办政府之地位”，并痛切表示，“政府自绝于东北民众，非东北民众绝于政府也”。张以此向孙科政府施加压力，促其援助锦州，同时也反映出张对粤方存有猜忌心理，担心自己的生存地位受到威胁。

对此，孙科政府当天向张学良传达中执委决议，“日本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应即电令该主任仰即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圉”。12月26日，孙科政府再次致电张学良，告以所需粮械援军各项“已由府密令财政、军政、参谋各部，迅即筹发，并分送特种外交委员会”。当天陈铭枢还向国联声明，为了避免东北局势的恶化，中国履行了国联历次决议所规定的义务，但“中国不能容忍任何人侵占领土”。顾维钧亦致电张学良“锦州方面形势紧急，日借‘剿匪’为名，势必攻取”，并传达了李济深期望张能够“饬属严密防范，悉力抵抗，以示自卫之意”。张学良于26日当天致电孙科政府称，对锦州“必尽力设法固守，但日军倾全国之力，我仅一隅之师”，而且我方粮、械不充，“实力相较，众寡悬殊”。张学良希望孙科政府关于“补充增援诸项，必须筹有确切办法”。另外，日军在天津集结重兵，“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尤须预筹应付策略，“否则空言固守，实际有所为难”。张并在电文中称自己并非“有何畏惧，关系全国存亡，情势所在”，因此不得不询问应该如何处理。28日，孙科政府再次安抚张学良，所需之补充、增援，“已分交参谋、军政两部核办”。

然而，核办并不等于已办，张学良方面仍没有得到孙科政府的任何实质性支援。28日，日军第二师团“沿营口支线开始前进”，张急切致电孙科政府“迩来日军着着进逼，锦县危急万分”，目前前方“款弹两缺”，“钧府既迭责其尽职，自应即援以实力，事出急迫”，希望政府能够“火速照拨，以济眉急”。对此，29日孙科政府告知张“已妥密交各主管机关迅速办理”。从当天张学良的回电中可知，锦州前线仍然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支援，张学良在致外交部电中，明确表明其态度。首先，锦州战事是“职责所在，何敢诿卸”。但“关于补充、增援诸端，倘政府不筹有确切办法，则恐空言固守，实有未能。东北军尽数牺牲，固非所惜。唯事关全国，无补艰危。而善后诸端，益难收拾”。张学良在电文中指出，目前日本在天津集结重兵，随时有截断锦州驻军退路的可能性，“锦州若一接触，华北大局必将同时牵动，此节尤须妥加预筹”。为此，他希望中央能拿出切实办法，而不是空言固守抵抗。

孙科政府在接到张的质询电后于30日答复，再次强调张要履行守土之责，“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盖官吏及军队均有守土应尽之责，否则外启友邦之轻视，内招人民之责备，外交因此愈陷绝境，将何辞以自解”。而对张学良提到的各种困难，则表示“陈述困难各节，均所深悉”，并指示张，“日军攻锦时，在天津或有异动，亦须预先防止”，让其自行决断办法，但并没有提出解决困难的实际方针，仅要张“深体政府之意，激励将士为国牺牲”。30日，锦州危急，驻守锦州的东北军在张学良的授意下撤至滦州，“辽省府仍留锦州办公”，另外锦东、锦西均遭日军进攻，沟帮子一带已失守。孙科等人既无具体办法援助锦州，又无法把控张学良，只好于12月31日致电蒋介石称，“日军攻锦紧迫，张主任有撤兵之情势，中央刻正责令积极抵抗，竭尽守土之责”，目前国难危急，希望蒋能够“迅速来京主持大计，集全党力量整齐步骤，以与人民共赴国难”。当天（31日）日军已经在锦州周围展开，日军第二十师团从沟帮子向锦州方向前进，与30日从新民出发的日军混成第三十九旅团密切相连。“第二师团仍一并指挥混成第三十九旅团向大凌河一线前进，掩护军的集中。”锦州最终于1932年1月3日沦陷。

弃守锦州是张学良个人决断，这是毫无疑问的。当时张学良对于处置锦州乃至华北局势，有着充分的自主权。尽管检索各类史料，不乏中央或个人对张学良处置锦州问题予以建议，但由于华北地区地处中日冲突的前沿，局势复杂多变，民众反日情绪亦十分高涨。在张学良看来，“情况很难处理”。等候南京的指示是不现实的，许多事情需要张临机处置。张学良在1932年与国联调查团李顿一行谈及锦州危机时也表示，“我从中央政府得到的指示就是这样的，我应该自行决定如何处理这种情况。我应该使处理办法不至于因为涉及日本而使军事形势恶化，又不激起国人的情绪，也不伤害国人的爱国责任感”。可见，张学良在当时局势下，有全权处置华北问题，但事情的纷杂程度，颇令他头疼。

在锦州问题上，张学良虽有决断的权力，但东北军力量有限，防守存在诸多困难。其一，如前所述，锦州的防守兵力不足以抵挡日军优势兵力和武器的进攻，对此国民政府和张学良都十分清楚。其二，从战略上讲，即使锦州战事胶着，日军也随时可能进攻天津，如宋子文所预判，日军将封锁锦州军队向关内的退路，并断绝锦州守军的援助，则锦州势不能守。其三，国民政府先后承诺的财政与兵力支持，随着国民政府内部的政争也没有了下文。其四，粤方掌权后，仅严令张学良守锦州，并无实力援助之办法。因此，守锦州的问题从一开始即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掺杂政治与外交因素的各方角力。孙科政府在援锦问题上，屡屡食言，并非因派系隔阂不愿真心助张，而是心有余力不足。自蒋下野之后，“军饷无人负责，各将领尤为惶惑”，财政极为困难。原财政部长宋子文，虽然“辞职尚未被接受，但他在上海显然对事态发展漠不关心”，短时间内孙科政府难以提供张所需粮械。至于援军，早在1931年12月初朱培德即在特外委会中说明，“关内队伍无论从何方面计划，皆无出关援助之可能”。由此观之，孙科政府严令张学良死守锦州，却不能实力支援，加重了张学良对粤方的猜忌心理，亦是张学良在日本进攻锦州的最后关头撤守的关键因素。

结语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侵略，锦州防守不但要靠军事力量，还要依靠中央政府支持以作后盾，而给予锦州方面以粮械、兵员的源源支持。外则需要积极利用国际力量斡旋，但仍要有中央政府以一贯之政策从中平衡。而此两方面条件，在锦州危机的演变过程中均发生变化。尽管宁粤双方依靠张学良坚守锦州的方针是一致的，但张学良在蒋去职前后，对锦州问题的态度截然不同。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因东北丧师失地，张学良广受批评。南方的广东派、北方的阎锡山都是“倒张”的主力，可以说张学良地位的维持，离不开蒋的支持。因此张在对日问题上，基本与蒋介石保持一致。蒋下台前，张曾表示要坚守锦州，所谓“至万不得已时，亦只有采取正当防卫，以保持国家之人格”。即便后来张学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锦州危机，但对蒋坚守锦州的命令，也表示自己有苦衷，希望蒋派亲信人员北上统筹。而粤方上台后，孙科政府对锦州多空言坚守而无实际援助，双方本有芥蒂，使得张态度更趋消极，屡屡发表对孙科政府不满之言论。美国方面也认为，“南京对张学良强烈的敌意以及在锦州缺乏支持，导致张做出目前（撤兵）的决定”。

在国际外交方面，国民政府在国联决议派遣中立观察员之后，并没有持续地推动国联在锦州地区发挥缓和地方冲突的作用，而是陷于内部政潮的纷争当中，后来更是疲于应付日本的外交攻势，并不能提出具体办法，仅空言希望国联以及列强的干涉，于事无补。日本则不断与张接触，以虚假之条件诱使张学良直接谈判。虽然张学良大受诱惑，但最终的撤守并不是由谈判促成的。有关“撤兵保锦”的谈判，仅成为张学良应付各方指责的说辞。在撤出锦州守军后，张学良按照日方许诺的条件，在锦州地区留下警察力量和骑兵部队，以维持秩序和保护铁路。日本则毫不意外地再次食言，经过短暂的交火之后侵占锦州。

（来源：《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