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不止一次选读和通读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但在最近的一次阅读中，第一次注意到注释存在不少问题，似乎注释者群体中缺乏真正精通西方语言文化的人，也缺乏严谨和通贯的总校读。
以下以2005年的最近一版为例，抽取第四卷和第五卷的几处以管窥这部现代经典在注释中存在的问题。
第四卷中《三闲集 吊与贺》一文对“岂明”作注时写道， “即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语丝》的编者和撰稿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但任伪职。” 作为读者，读到这里感觉非常奇怪，周作人是鲁迅之弟，两人的亲缘关系与思想文化关系是纠结缠绕，无法斩断的，如此在注释中完全不提，可能会让稍缺基本史实的年轻读者根本想不到二人的关系。周作人的作品早就公开发行，其人一生功过俱付历史评议，实在想不出他和鲁迅的亲兄弟关系有什么可回避的。同一书到了《通信》一文中，“岂明”再次出现，注释里仍然只作“岂明（周作人）”。对周作人的注释或许应当参照对“景宋”（许广平）作注时称呼“鲁迅夫人”，称为“鲁迅之弟”。
《鲁迅全集》注释的一个问题是没有很好地处理英美作家和名人的名字。在《三闲集 “醉眼”中的朦胧》注释中提到美国进步作家辛克莱的名字时，使用了完整的拼写Upton Sinclair ，这是正确的，但这只是沿用的鲁迅在自己原文中的拼写。在《鲁迅全集》注释的其他诸多地方，英文姓名中名字常常以第一个字母加点代替，例如221页的注释中把达尔文写成“C. R. Darwin” 而不是按一般惯例写成Charles Darwin，页237的注释中把莎士比亚写成W. Shakespeare 而非常见的William Shakespeare 也让人感到古怪，并且同样可能造成阅读障碍。事实上，在英美文化中，把名字略缩成第一个字母的做法并不常见，即使有，也是由作者自愿选择的署名方式，例如美国的清史学者R. Kent Guy，理由包括名字太长（在这方面俄语名字因为一般偏长，所以略缩的做法较常见），或者不愿意和家族中其他人重名等。除此以外，当编辑或其他人书面提到一个人的时候，不可能擅自略缩他人的名字。
另一个问题是在一个人名最初出现的时候不注释，后来才注释。比如第四卷《三闲集 文艺与革命》中出现法国诗人“波特来耳”（波德莱尔）（页81），未加任何注释，可能注者在“波特来耳”在第四卷出现时实在拿不准是谁，干脆略去不管， 也未像同卷《南腔北调集 “连环图画”辩护》一文那样为“希该尔”加一个“未详”的注释。（页462）当诗人“波特来耳”后来再次出现在同一卷中的《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一文中时，才得到了注释（页234）。这条注释中沿用鲁迅这篇文章原文中的“波特来尔”，未注明是否和前面的诗人“波特来耳”是同一人，并指出鲁迅可能有笔误。注者也没有使用或介绍诗人名字的当代中文通译“波德莱尔”。
前后不连贯还出现在同一卷第108页的“戈蒂叶”。在这里，“十九世纪法国作家戈蒂叶” （页108）既没有像其他欧美人物一样获得母语（法语）原名标注，也没有被标出生卒年月，不知是否注者信息不足。在同一卷《二心集》的注释中，“十九世纪法国文学批评家圣佩韦” （页196） 仍然没有法语原名，但配上了生卒年月，待遇似稍高。
注释中的一些负面的评价语言是值得商榷的。对“波特来尔” （波德莱尔）的评价是“描写病态心理，歌颂死亡，充满悲观厌世情绪”。当代读者只需要读一下翻译家郑克鲁在《波德莱尔诗歌精选》（2000年版）中对波德莱尔生平和不幸的童年的介绍，就会发现《鲁迅全集》的注释是多么的无情和不公正，而恰恰是鲁迅自己在《文艺与革命》正文里提到那个没有注释的“波特来耳” 时，准确而深刻地指出，“他底厌弃人生，恰恰是他的渴慕人生之反一面的表白”。（页81）
另外，第五卷《为翻译辩护》一文在注释康德的时候，不仅没有简要和公正地介绍康德的哲学成就，反而用一句“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出版于1871年。这是一部难懂的著作” 来概括康德哲学。笔者对这样的措辞感到非常惊讶。首先，“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出版于1871年” 这个短句中的逗号就大可不必，改成“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出版于1871年”读起来自然而顺畅。更重要的是，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以“难懂”两字来概括，再辅以一段海涅的冗长文字来说明《纯粹理性批判》是何等灰色，枯燥，僵硬，冷漠——这种立场先行的做法既偏离了对鲁迅著作进行注释应有的专业和中立，也偏离了康德所属的哲学史脉络。如果以提供背景知识为目的注释康德，就应该简要顾及其三大批判，道德形而上学和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定评，而无须在《鲁迅全集》里对康德进行一场轻率武断的判决。类似的问题还见于第五卷《花边文学 女人未必多说谎》中的对叔本华的一句话论断：“他一生反对妇女解放，在所著的《妇女论》中污蔑妇女虚伪，愚昧，无是非之心。”（页447）
对第四卷《二心集》中的《知难行难》里的罗隆基的注释则在事实方面不尽准确。“曾留学美国” （页349）一句忽略了罗隆基后来转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的事实，如果说成“曾留学美国和英国”会更准确。
知识未能更新是另一个缺陷。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四卷《南腔北调集 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中竟然仍把宋庆龄注释为“广东文昌人”（页512），仿佛全然不知海南1988年建省，或者可以明显看出只是沿袭了1981年旧版的说法不作更改，从这里实在看不出“新版”新在何处。
另外存在注释不准确的问题。鲁迅在《南腔北调集 关于翻译》一文中提到“德国的尉特甫格（Karl Wittvogel）”。在其注释中，注者沿袭了鲁迅的写法“尉特甫格” 却不加上通行的当代译名，生卒年月则写作（1897-？），然后做了一点简介。其实，此人正是以涉及中国古代史的“东方专制主义”和“水利文明”理论闻名于世并引起巨大争议的“魏特夫”（ Karl wittfogel），生卒年月应为1896-1988。注释者显然对此人了解不足。
重复注释。第四卷中《二心集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对达尔文已经有较为详尽的注释（页221），但在第五卷的《准风月谈 为翻译辩护》中，把达尔文又注释了一次（页276），却又不如第一次详细，也不提醒读者参看上一卷中相关注释。如果假定读者成套购书读书，那么在第五卷里可以让读者参看第四卷的相关注释，如果假定有的人只读部分，那么对同一个达尔文的注释，只读第五卷的人看到的比只读第四卷的人简略，这似乎不太说得过去。
英文拼写错误更是到了闹笑话的地步。第四卷《南腔北调集 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的注释提到“上海《字林西报》”（页513），按说这里就应该提供一下《字林西报》这份大名鼎鼎的英文报纸的英文名字和相关注释，然而没有。到了第五卷里，在为《伪自由书 王道诗话》作序时，《字林西报》的详细介绍却出现了。可惜的是，报纸的英文名字North China Daily News (直译：华北每日新闻) 竟然被拼成了North China Dairy News（页52-53）一个字母之差，谬以万里，比鲁迅嘲讽过的“牛奶路”还离谱，“华北每日新闻” 竟变成了“华北乳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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