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8月24日，张学良经在上海任市长的蒋介石密友幕僚张群转给正在南昌的蒋介石一封电报。这封电报首先是以张群的口吻向蒋介石致书，固谓“顷接汉卿电，称近来对日外交情形紧迫，彼国朝野上下公然密谋侵占我东北（彼方谓为满蒙），势甚积极，不可终日。”接下来直接照抄张学良的原文：

弟曾尽力设法以谋疏解，终鲜效果，所有一切经维寅兄电达左右，荷蒙鉴誉，转呈总座，至深佩感。近数日来，情况益紧，……日人方面属有意动作，现已揭开面目，必将另造事端以为借口。似此情形，恐非退避所能了事。弟为此事，日夜焦虑，我兄卓识尽筹，对日外交研究有素，当此危急之时，我方应用何法以为应付，尚祈详赐指示并请密陈总座决定方策。……总座明烛，几先对此必有良谋，亟望与外交方面负责人员切实商讨，指示遵行，不胜企祷。

张学良承认自己已经“严令各地方官民特别注意避免冲突”，但日人的“有意动作现已解开面目。”接下来，在张群面前以“弟”自称的张学良又说了一句话，“弟意以为对日各种悬案应立即与之开诚谈判”。

这里有几层意思：1，张学良此时已经看清了日本的侵略图谋故但一筹莫展,因而紧急致电张群，且钦佩张群“对日外交研究有素”；2，张学良对日本挑衅的应对是把自身放在国家“对日外交”的框架内考虑的，故而需要向中央请示；3，张学良确实感到一味退让不是办法，但他主张的是“开诚谈判”，并不是兵戎相见；4，张学良也执行了“严令各地方官民特别注意避免冲突”的政策；5，这封电报同时说明，最迟至8月24日，张学良并没有从蒋介石处获得关于如何应对日军异动的具体指示，所以才需要仔细说明情况并敦促蒋介石和张群拿出办法。（附注:电文的最后一个词是回到张群口吻称“谨转陈”，然后是张群的落款“群叩敬”）由于张学良和顾维钧的密切关系—二者在1931年7月专门就东北局势面谈--有理由认为张学良对中日紧张局势的判断，对中日展开高层外交的呼吁，乃至后来对国际联盟的信赖，都有顾维钧的影响。（见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86页）

张学良在1931年9月8日给蒋介石的齐申电中是这样说的：

日人于朝鲜暴动案发生后，百计寻事，特饬文武地方官竭力避免。近为中村失踪之事，由驻沈总领事严重交涉，语多挟制，东京方面陆军人员尤为激昂，显有借端侵略状态。我方已派人前往肇事地点详查，良不能亲自回辽，万分焦急。……内忧外患，应付殊难，仅密奉闻，敬乞指示。

事实上，这两封电报证明了张学良虽然已经进一步洞穿了日本人“借端侵略”的野心，但仍然看不出张学良有明显的请战的语气，他再次重申自己对东北抗日情绪的抑制，而对解决的请示没有超出外交范畴，只是请求中央采取更为积极和有效的外交手段。在十天后的九一八当晚张学良从北平发给东北军参谋长荣臻的电报中，张仍强调要“尊重国联和平宗旨。”徐中约指出，“出于某种不得而知的原因，他（蒋介石）并没有寻求与东京直接谈判。南京政府的这种政策经常被简单化地称作不抵抗政策，但实际上它是一种『不抵抗、不妥协和不直接谈判』的混合。这样一种消极的方法是很难达到积极的结果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548页）把这段批评和张学良的8月24日电报对照，显而易见，张学良作为当事人提出的“开诚谈判”，即徐中约作为史学家提出的“直接谈判”，被蒋介石置若罔闻。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于9月19日从北平发给蒋介石一封电报：

提前、万急、限即刻到南昌转呈蒋主席钧鉴。密。顷接沈阳臧主席、荣参谋长皓卯电称，日兵自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应。日兵竟致侵入营房，举火焚烧，并将我兵驱逐出营，同时用野炮轰击北大营及兵工厂。该厂至现时止，尚未损失。北大营迫击炮库被炸，迫击炮厂亦被占领，死伤守兵待查。城内外警察各分所，均被日兵射击。警士被驱逐出、无线电发报台亦被侵入。向日领迭次交涉，乃以军队之行动，外官不能直接制止等语相告，显系支吾。并云，由我军破坏南满路之桥梁而起，实属捏词。截至本日午前五时，尚未停止枪炮。以上等情，均经通知各国领事，伊等尚无表示。职等现均主张，坚持不与抵抗，以免地方靡烂。余容续电，并已转电南京政府，等情。旋又接沈阳无线电台公报，日军已于今晨六时三十分大队入城，将各机关占领。现各通讯电报电话一律不通，北宁路皇姑屯站已为日军占领，交通只通马三家孚。最后情况不明，谨先电闻，余容继陈。张学良，效密机科密。

这封2016年年底解密的电报中，再次可见张学良一方面对日本行为极其愤概，一方面继续执行中央既定的消极方针。

9月19日，蒋介石也有一通致张学良电，可以看作蒋介石对九一八事变的首次和正式回应。

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蒋中正叩。皓戌

按杨天石教授的引述和解释，戌指的是夜里约21点至22点之间。根据民国电报日期代码规则，19日兼用“皓”和“效”。这两封电报的收发都在同一天。从时间上看，张学良提到的事件最新进展是“（日军）今晨（19日）六时三十分大队入城”，这封效电应该在上午开会以后紧急发往南昌，而不太会拖到夜里十点以后，也谈不上拖延，说张学良没有及时报告应该是不公正的。但到了当天夜里蒋介石才发出皓电，而其中对事件的了解却来自上海而非直接来自北平张学良处，还要“据东京消息”，其“盼时刻电告”的语气像是根本没有看到过张学良关于详细“近情”的效电，这就有点让人费解了。在张学良致蒋介石电文的“转呈”过程中似乎出现了延误或其他问题。

笔者在台北“国史馆档案文物查询系统”中并未见到收录此一已经出版的电文手迹（在线查询系统所收电报原文日期从9月18日跳到了9月20日，19日这天空白），也没有见到对张学良前述两封电报的正面答复，但查到一则9月21日的蒋介石致张学良电报，“弟刻回京。对外交事，须待面商。请兄即命驾来京面叙。何日命驾盼复。中正叩。”这应该是指九一八以后的对日交涉。

按“国史馆档案文物查询系统”的收录情况，从1929年1月2日开始到1931年9月21日电报，蒋介石对外共发出电报3570封，其中直接发给张学良的只有24封。这24封中除了1929年7月24日电报明确指示张学良在中东路事件中对苏俄“须力避战端”以外，并无任何电报指令张学良如何应对日本，绝大多数电报都是关于内政问题，甚至包括请张学良保护从苏联回国的宋庆龄（1929年1月29日），和同年11月26日发出的“东北独立支持，中央负疚良多，已嘱宋子文汇奉一百万元。”总体看来，蒋介石对张学良发出的电报语气客气，尊重，但从对苏俄“须力避战端”来看，在外交问题上蒋介石早在1929年就是以权威口吻对张学良讲话的。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蒋介石在19日夜里获得了关于关东军进攻的情报后，他当夜对张学良的指令也仅仅限于辟谣和宣传，是加强舆论战而非进行任何军事应对，也不是寻求和东京直接谈判——这和张学良采取的向日本驻沈阳总领事进行低层级交涉，并通知各国领事基本一致。同在9月19日，南京政府向国联正式投诉日本，20日蒋致张电报则以“面商”带过。

在1931年9月22日蒋介石致烟台驻军刘珍年师长的电文中，指令就明确得多了：

哿辰电悉。日军侵鲁，已提出国际联盟。此时我国应上下一致，严守纪律，确定步骤，勿为日人借口。故先劝告民中（众）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轨外行动，以待国际之公理与国内之团结，须为有计划之举动。如果其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时须忍耐坚定，静镇谨守之。

在这里，蒋介石和几天前对张学良一样要求低调反应，不刺激日本，并强调国际联盟的作用。而在同一天，国联对中国在9月19日提出的申诉做出决议：“通知中日两国，勿使事态扩大”和“与中日两国协商，两国立即撤兵”，并将决议通知并非会员国的美国。这似乎也使南京政府看到了一丝希望。

如果不再纠结于“九一八当晚”，蒋介石是否下了“命令”这个问题，而是注意九一八前后的相关信函，电文，外交举动，则还是可以明确地看出，蒋介石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寄望于国联调解，因而“忍痛含恨，暂取逆来顺受态度”的政策取向。无论如何评价，蒋介石作为最高军事领导人在当时当地不鼓励，乃至不容许武力抵抗日本是不争的事实。

与此同时，张学良也没有表现出非要抵抗的意图，而同样采取，或是接受了交由国联裁决的国策。在晚年接受日本NHK采访的时候，张学良说：“我认为战争不符合日本政府的利益，觉得日本政府一定会出手阻止关东军”，及其对唐德刚教授所说的“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其实说的是他对日本政府和军队关系的误判。上述的电报表明，张学良至迟在万宝山事件以后，对日本对华野心已经看得很清楚，而且感到焦虑。他没有看清的，只是日本国内政治情形。

在日本国内，滨口雄幸首相在1930年被右翼份子刺杀。1931年3月和10月，日本青年军官又发动了两次未遂政变。在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看来，夺取满蒙是日本最终和美国摊牌的重要一步。美国学者AndrewGordon认为，虽然日本最高军政当局是否“批准”关东军的激进行动在日本国内也仍然争论不休，但滨口雄幸的继任者以及官僚派系“立宪政友会”虽然知道关东军将采取激进行动，但对其行动的后续反应却是微弱的。滨口雄幸的继任者，原外相币原喜重郎对华持相对温和态度，但屡屡受到军方攻击，后者意在挑战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继1922年华盛顿九国公约后对日本海军的制约。九一八事变爆发时的日本首相为若槻礼次郎。在咄咄逼人的军方面前，若槻礼次郎内阁处境极为困难，最终未能控制半独立的关东军发动的满洲事变，并于1931年12月倒台（MikisoHane,ModernJapan：AHistoricalSurvey,p.260）虽然若槻礼次郎的继任者犬养毅相对更同情关东军，却也在1932年5月被右翼极端份子刺杀而死。

以后视的眼光来看，“觉得日本政府一定会出手阻止关东军”显然是张学良的重大误判。事实上，关东军在事件后提交给日本政府的报告中，把双方摩擦的责任全部推到中方头上，强调自己是为了保护日本侨民安全而不得不先发制人（郑培凯，史景迁编，TheSearchforModernChinaADocumentaryCollection,p.280）。这也可以看作日本国内政府对事件持默许态度的一个原因。如果就日本的侵华野心来说，张学良后来是是看清了的，原本为驻守南满铁路而设置的日本关东军与日本内阁之间如何博弈，权势如何消长，关东军又将如何报告事件的本质，张学良在当时确实看不透。再往前推，张学良在其1928年8月和日本特使林权助密谈中，已经表达过“日本当亦不至于冒干涉中国内政之不韪”的臆测。这里说明，误判的根源是抱着侥幸心理对已经十分严峻的局势作了过于乐观的预估。

1931年的中国面临的情况也可以说是极为复杂。外部，由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活动以反共名义进行，英美法均作壁上观，甚至希望日本进而进兵苏联。（见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稿》253页）而南京政府又因为反共而已经和苏联翻脸，1929年张学良还因为中东路和苏联大打出手。内部，“长江大水灾，两广独立，江西剿共，均使国民政府穷于应付”。在这种国际孤立，国内动荡的情况下，站在蒋介石还是张学良的角度，即使多少看清了大略情形，但采取在公开场合忍让克制，寻求外交解决的态度，似乎是可以给以历史的理解的。万宝山事件发生的1931年7月，蒋介石正忙于第三次“围剿”。九月初，第三次“围剿”失败。此时的蒋介石的工作日程上，东北军和关东军的摩擦暂时是被当成一个地方事件来应对的。

的确，从蒋介石9月19日的日记里可以看出其内心强烈的悲愤和耻辱感，但是从字里行间也能看出一些问题。例如，他在日记里抱怨“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显得对民众信心不足，甚至给国民扣上一顶“无爱国之心”的帽子，又说要“唤醒民众”，然而对表现出爱国之心的北平学生，七君子，西安学生又极力压制，岂非自相矛盾？即便从策略来说，蒋的失败之处也在于未能把抗日作为凝聚国民爱国心，重新组织社会的契机。这一点，张学良晚年对蒋的评价倒是公允的：“是个守旧的人”。

读史者囿于过往的一些当事人证词而纠结于“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是否下令不抵抗，在今天看来是历史探寻中的一个应该跨越的误区了。在史学大家郭廷以的1973年完成初稿的《近代中国史纲》中，就已经没有追究这个问题。在他的笔下，九一八事件前有好几个关键时间节点：1930年5月，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表示要以武力驱逐张学良；1931年3月，参谋石原莞尔鼓吹满蒙独立，制定相关作战大纲；1931年7月，日本间谍中村被杀，成为日本步步紧逼的接口。而在中国方面，此前的1931年5月，张学良已经接到辽宁省主席臧士毅的请示，但“张未加重视”，在7月中村事件发生后张仍然命令东北政务委员会要力避冲突。同月12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称“现非对日作战之时”（注：“国史馆档案文物查询系统”中也无这封电报，整个七月的电文显示蒋在集中力量对付石友三）；23日，蒋介石通电全国宣布“攘外应先安内。”迟至9月6日，张学良仍然命令沈阳军事负责人，要求“万分容忍，不与抵抗，以免事态扩大。”这样，九一八事件发生前的一系列应对方针基本上已经注定了后来的结果。郭廷以并没有提到传闻中被认为至关重要的，蒋介石明令不抵抗的铣(8月16日)电，更没有说在九一八当晚蒋发了任何指令（现在已被彻底证伪），但从上述的逻辑链来看，有没有这个铣电，对于整个对策的事实及责任认定都不会有决定性的影响。关键问题正如郭廷以最后总结的，“中国希望于国联的一无所得。”

如果在后来解密的电文乃至日记基础上再观这段叙事，可以认为蒋介石和张学良在这一事件上所负的责任是无法分割的，张学良也无法替谁背锅。因为后人对当时撤兵责任和所谓“当晚”的“命令”问题穷追不舍，导致张学良晚年在访谈中也反复澄清：”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绝对不是的”，以及“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但这些表述只可以理解为：“中央”当时可能确实并没有一个明言“不抵抗”的命令，但这并不表明“中央”没有一个事实上不抵抗或者暂缓抵抗的，具有稳定性的政策或策略。因此，就最狭义和最直接的当晚如何应对来说，九一八撤退或许“和蒋介石无关”，但放在一个更长的时段内看则绝不可能无关。晚年张学良不论出于何种动机大包大揽，否定“中央”的责任和某个具体文电的存在，也无非是为了应对访谈者可以预料的穷追猛打，但提问者的思维则已经因以前的一些材料乃至传言而固化和跑偏：1，要不就是蒋不抵抗，要不就是张不抵抗；2，一定有个“不抵抗”手令作为“定罪”的证据。

读史者有时会不由自主地进入到审理刑事案的思维方式：某个政治人物针对某事必定下了一条白纸黑字的“命令”。进而，如果在档案里找到这条“下令不抵抗原件”则证明为真，而找不到这条“命令”，或者认为此命令被销毁，则证明为伪或不可证明。现实中，领导人的价值取向和政策应对往往是通过一系列的方式—面谈，书信，电文等等，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阐述，表达的。

笔者以为，访谈者针对“谁下命令”的提问本身也过于狭隘，很容易让张学良以当事人的权威口吻，就“责任”，“电令”问题做出断然和简化的回答。假如提问人改换问法，比如问张学良，既然你当时是“自个儿”做出了决定，那么这个不抵抗的决定是否违背了中央的意图？你是否因不抵抗而受到斥责？是否在此前就如何应对主动和中央有过沟通和默契，内容是什么？蒋介石在面谈中说了什么？（而非死追有无下令“不抵抗”）倘如此，整个对话及其传递的信息因为关注焦点的转移就会完全不一样了。

蒋介石的传记作者陶涵（JayTalor）也注意到了晚年张学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包揽了误判和撤退东北军的责任。在《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中，陶涵认为，张学良的行动也不能完全解读为误判，实际上也有对现实的冷静估计，因为东北军虽然号称二十万，其实多数在干预中原大战以后已经集中在关内河北，而日军看似只有一万人，但在朝鲜驻有大量而且可以迅速调集的预备兵力。据日本方面的数据，关东军兵力为10，400人，东北军220，000人，其中一半在关内。（郑培凯，史景迁编，TheSearchforModernChinaADocumentaryCollection,p.280）人。同时，陶涵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为蒋介石刻意辩护。他指出，在蒋介石回到南京直接和张学良面谈以后，既没有命令东北军反攻，也没有派中央军驰援，因为蒋介石误认为只要中国强烈坚持对东北的主权，日本就不至于在这一地区寻求霸权，而这一绥靖政策一直延续到西安事变。陶涵从侧面进行的质疑也说明作为当事人的张学良针对一个狭义的问题所作的夫子自道本身不能代替历史事实。

陶涵也没有去考据所谓铣电的真伪问题，而是和郭廷以所作的一样，关注蒋介石在长时段内的实际行动及其背后的政策连贯性。从这个角度看，铣电即使真如张学良后来反复否认的那样不存在，也无法改变蒋介石在中日冲突中长期采取克制，以至显得消极，乃至绥靖的事实。当然，这种总体和明显可见的消极和后来的日记史料中证明的暗中积极备战并没有矛盾，可以看作一种不为时人所知的策略，诚如陈永发教授所说：“采取安内攘外政策，本来就是为了争取时间。”（《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联经出版公司，2001年）

笔者认为，从时序和逻辑上说，张学良在8月24日电报里焦虑地寻求“良谋”，而“恐非退避所能了事”一句已经暗含某种对关于“退避”的指示的质疑和抗辩之意。即使8月16日的来自蒋介石的明确指示—“铣电”不存在，“退避”这一原则也一定以其他形式表述过（徐中约的叙述采信“1931年9月11日，蒋中正告诫少帅不要与日本人交战”）而张学良在执行中央意图的同时，内心也已经有所保留。这一质疑随着时间推移，局势变化，各种偶然因素叠加，当然是越来越强，终至不可收拾了。以张学良1937年在军事法庭的抗辩来看，其内容聚焦在对西安事变本身的定性和对自身违纪的定性两个问题，似没有出现当场拿出电报这样的桥段。如果张学良当时仍然期待“蒋介石能够实践允诺，具体实施新政策”（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出版公司1995年，372页），自己也希望尽快返回西安，拿出1931年的“密电”无异于撕破脸皮，也是不符合逻辑的。

就行政管辖权限而言，张学良在1928年年底易帜后确实保有东北四省的自主权。这一点蒋介石本人和张学良都在回忆中确认过。蒋介石曾写到：“东北在九一八以前，仅名义上归属中央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对蒋而言，九一八使张学良失去其地盘而不得不附从于蒋，简直是坏事变好事，因为他竟然说“东北军队反得因此而完全统一于中央。”（《少帅春秋》岳麓书社2017年）这也可以帮助理解，不论下不下具体命令，张学良撤出东北这一结果，就蒋钳制异己，对全国实施军政统一的计划而言，是因祸得福，乐见其成。

张学良在晚年的采访中自称东北的内政外交都由他一人说了算，但是这将不能解释他何以需要焦灼地向张群发电报并向蒋介石反复请示如何应对。电报内容说明，即使在内部行政的意义上东北有高度的自治权（注意蒋介石并没有提“外交权”），但前面已经证明，在涉及中苏关系这样国家层面的大事时，蒋介石1929年即直接向张学良下过指示，因此张学良在1931年8月24日电报中说“尚祈详赐指示”和“总座洞烛先机对此必有良谋”是肺腑之言，也是遵守此前的约定。事实上，早在1928年10月18日，蒋介石即对东北驻南京代表明确表示“奉方外交由中央负责，不使汉卿为难。”同年12月，蒋介石再次以亲笔信声明此点。（张魁堂，《张学良在台湾》，新华出版社1990年，第56页）

九一八以后，蒋张二人的互动也开始变得微妙。据张学良回忆，九一八后，蒋介石派汪精卫，宋子文持亲笔信到北平拜访他，敦促他“跟日本打一下子。”汪精卫解释说，“要跟日本人打一打，做个样子。要不这样，政府恐怕就维持不住了。”张学良反驳说，“你中央是不是有所准备？你真要打，那我打。你不介入，（只）让我敷衍一下子，舍掉我（那我不干）。”张接着说，“他军事委员会有权呐，他给我下命令发动，我就得发动。他下命令了吗？你要跟我商量...我就是这个意见。”（《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94-95页）。这里可见，九一八后，“中央”转而要求张学良打一下以缓解国内舆论的强大压力，但同时又不下正式命令要张执行而以蒋介石私人信函和拍说客的方式进行商谈。张学良则钻了个空子，以中央本身并无准备，又不正式下令而拒绝配合，目的是保存己方实力，但也算是看透了“中央”的前后不一。“你不介入，（只）让我敷衍一下子”这句话再次说明，张学良即使到了晚年，即使亲口否定“中央下令不抵抗”，也无法否认“中央”的“不介入”立场和他本人的不满。在这段回忆里，因为他聚焦于抨击汪精卫，似乎忘记要为“中央”辩护了。

笔者指出张学良和蒋介石1931年在东北对日交涉问题上其实半斤八两，因此应该责任共担，并非止于追责或辩诬，也不试图去说清唐德刚教授所说的这个“历史学上永远解决不了的是非问题”，而是想说明在1931年的特定历史情景中，就对日策略而言，两者都一度同意以外交而非军事方式为先，都赞同一定程度的克制和忍让，也都夸大地误判了日本政府，国际联盟和英美干预的作用。与此同时，这些外交层面的处理与蒋介石实际的暗中备战之间也并不矛盾，因为蒋介石的对日思维十分复杂，而真实的历史上不会存在绝对单一，互相对立的抵抗或妥协。

今人应该超越追责算账，从这一系列事件中获得一些超越性的反思，其中包括张学良对局势作过于乐观的估计，幻想日本应该不会如何如何，其实对任何局势都不妨从最坏处着眼设想；第二是蒋介石对民众信心不足，又过于寄望国联调解和“公理处断”，未能充分了解英美对中国危机作壁上观的轻视，冷漠和自利态度；第三，考虑到张学良经过计算先不敢打后不愿打，而蒋介石觉得东北军全部入关更便于他下一步整治修理，这里还有现实政治博弈的一面不容忽略，可谓是“各自想拳经”；第四，张学良的受访，口述，书面回忆因场合，对象，问题而异。有时大而化之，大包大揽，经常前后矛盾，有些话实在不能脱离语境单独采信。提问者似乎也囿于过往对“是非”的过度追究而把问题问死，未能把握访谈的主动权；第五，新公布的档案证据应该纳入到宏大和完整的历史范畴中看，不必作为读史者打无谓口水仗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