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十一长假期间，有网友在老挝万象旅游时意外地发现了一辆中国的公务执法车，并将之拍下发到微博上。经有关方面调查，驾驶云E84547车辆的赵朝魏系楚雄州农业局执法支队支队长，此次出境未向楚雄州农业局领导报告，属个人行为。楚雄州委、州政府决定：一、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责成楚雄州农业局对赵朝魏先行免职，待情况调查清楚后再做处理；二、对云E84547车辆进行封存……调查处理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中国经济网10月8日)
网友曝光，有关部门迅速调查，各方皆大欢喜，这似乎是一个圆满结局。有人开始欢呼这是网络监督的伟大胜利：“网络的快速发展，大大拓展了民众参与国家事务、监督干部行为的空间。从陕西的‘周老虎’事件、云南的‘躲猫猫’事件等，无不显示了网络民意表达在推动依法治国、惩治腐败中的作用。”
不过，我并不否定是网络监督的胜利，但是，也只是一次偶然的胜利。因为，这次不过是赵支队长玩大了，将执法车开出国外私用了，这把火恐怕是连领导都包不住了。因为，如果领导说，他开公车出国是因公，那领导也得解释清楚，到老挝万象到底有什么公干？如果解释不清楚，这把火恐怕就会烧到领导身，领导也就只能丢卒保帅，承认未向领导报告。试想一下，倘若这台执法车不是在国庆时期并且是开到国外，恐怕领导就会承认这是公车公用，有关方面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就是我们有无数的公车在节假日出外，或者在平时停留在酒店、餐馆附近无人问津，即便是网络曝光，也得不到处理的原因。因此，可不可以这样说，网络监督是有用的，但更重要的是赵支队长自己玩大了，以后公车私用，别用到国外就没有事了。
如今的公车问题，其实远不止赵支队长那样的公车私用，而是从公车私用进化到更高级的阶段——公车私有。2000年至2003年，湖北随州下辖的广水市调离干部带走公车15辆；2003年至2009年，带走公车13辆，其中退回5辆。到广水市的“走读官员”，俨然将广水纳税人的钱当作私人财产，来一个干部就带走一台车。即便是在人大常委委员拍案而起，要求清查带走的公车，还有15辆公车没有追加，而且，问题严重的是，随着当地党政领导换届，又将有一批官员被调离广水，又一批公车又将被这些高升的官员带走。
同样进行了网络监督，赵支队长公车私用被问责，而广水市一帮官员公车私用，居然公车都无法追回。这个中原因，令人回味无穷。赵支队长不过是一个区区科级干部，而广水市一帮官员却是处级至少是副处级实权干部，因此，即使是媒体曝光了又怎么了，有关方面还不是柿子拿着软的捏，能敷衍网络就敷衍一下算了。在我们这个国度，说到底，公车私用、公车私有的问题，还是一个权力必须受到制约的问题。
要遏制公车私用、公车私有，不能光满足到网络监督，更应当落实公民的权利，要让公民真正享有“问责”的权利，由公民自己而不是依靠政府权力，通过人大、司法等多种渠道来启动对滥用权力的官员问责程序：不仅对于在国外公车私用可以启动问责，对于国内公车私用也可以启动问责；不仅对于低级别官员可以启动问责，对于高级别官员也可以启动问责；不仅对公车私用、公车私有可以启动问责；，对于“三公经费”拒不公开也可以启动启动问责。公民社会，不仅有网络监督，更需要公民问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