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战略选择。金融作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动能和基石，服务数字经济发展是新时代赋予的重要使命。文章指出，要实现金融有效支持数字经济，不能只关注数字经济主体的融资规模等中间目标，更需要考虑通过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而追求的最终目标，如增长、就业、可持续发展、社会福利等。
当前，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挑战，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迫切需要实现转型升级，其中发展数字经济成为增强经济内生动力的重要切入点。自从199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全面阐述数字经济的潜在趋势以来，其内涵已经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通过的《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作出界定，“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血脉，当然应该支持数字经济发展，尤其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的引领下，需努力探索实现金融与数字经济共赢发展的中国特色道路。
一、厘清思路 服务国民经济
第一步，需要厘清金融支持数字经济核心要素的思路。
数字经济运行中最重要的因素，包括数据、新技术（算法、算力）和新基建。与之相应，金融需要支持与助力数据要素的有效利用、新技术的创新与演进、新基建的优化等。
一则，当前众多行业面临从数据要素到数据资产的升级难题，金融业也需直面相关挑战。例如，部分银行业机构已经开始围绕财政部关于企业数据资产入表的新规，探讨未来在业务活动中，如何进一步有效利用数据资源、数据资产。即便短期内利用数据资产做抵押融资还存在诸多障碍，也起码可以在原有的各类信用融资业务基础上，通过运用数据资产进行“数据增信”。
二则，科技金融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五篇大文章”之一，更好地支持技术进步，是金融助力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围绕人工智能、分布式技术、互联技术、安全技术等，无论是在底层重大技术层面，还是在应用型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层面，现有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尽管已经取得长足进步，但整体上支持力度仍然不足，支持效率还有待改善。
三则，发展数字经济离不开新型基础设施的支撑，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等，它们共同构成了广义的现代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对此，如何运用金融的力量服务新基建的建设、优化、升级、维护等，也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挑战。
第二步，需要探讨金融支持数字经济相关主体的模式。
数字化全面影响着不同的国民经济部门，企业部门、居民部门、政府部门都面临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机遇与挑战。对此，金融服务也不能缺位。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中的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都对应了企业部门数字化转型的不同环节，也促生了全新的金融服务创新模式。例如，当数字化驱动传统供应链金融迭代为产业链金融，便天然地使资金链、数据链、产业链内生融合在一起，单个企业的金融需求转化为整个产业链的金融需求，由此带来一系列非常有价值的创新。事实上，在金融支持产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相关模式的效果已经充分展现。再如，面对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应的金融支持既有共性特征，也有差异化特点，都可深入探索特色金融产品、服务与机制创新。
数字经济发展也离不开居民部门及政府部门更好地拥抱数字化，对此金融同样可以有所着力。例如，在利用数字化手段改善居民福利方面，已经产生了大量的新产业、新领域，数字经济发展的早期动力，也是给居民带来更好的服务与体验。虽然我国在服务居民的数字化模式方面，已在全球居于前列，但仍然有大量创新领域可以挖掘，相应的金融服务也大有文章可做，可以进一步通过金融助力居民部门数字化。同时，政府部门为了不断提升政策能力与服务效率，也在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对此，在政府服务、税收管理等诸多领域，都可以探索金融提供支持的路径和重点。
在金融支持各经济部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还需要关注几大经济部门的金融需求特点。传统的金融需求包括支付结算、融资与投资、风险管理、信息管理等。在实践中，除了各方关注较多的融资需求之外，其他需求也需要多元化考虑，例如在诸多金融产品设计中，风险管理往往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科技金融、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等探索中，如果设置了有效的风险管理与分担模式，金融供给与需求就能够更高效、主动地结合。再如在推动居民部门数字化进一步提升的过程中，数字化支付、数字化消费金融与财富管理创新，都是为了实现金融与数字化融合共生、共同服务居民福利改善。
二、支持平台经济 加强自身数字化
对于经济运行来说，无论在宏观层面还是中观层面，都要考虑投入产出问题，其中组织模式的升级能够优化生产函数。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最为典型的组织模式就是平台经济，它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数字化时代的规模经济。
长期以来，学界和业界都对平台经济高度关注，平台经济的本质是利用特定的制度安排，有效组织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规模经济最优、各方利益共赢。虽然目前平台经济模式在各国都遇到了一些反垄断挑战，但显然其对于经济运行仍是利大于弊的，也难以简单用传统反垄断手段把大型平台企业拆分，因为这会影响到其正面效应的发挥。例如，我国平台企业进入支付领域，虽然带来了某些挑战，但也使得消费者享受到了全球较低的零售支付费率，从银行卡到非银电子钱包，费率水平基本低于千分之六，而海外零售支付费率通常为2%～3%。
由此可见，金融因素与平台经济模式发展也是相辅相成的，而金融如何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也是金融支持数字经济绕不开的重要环节之一。
同时，金融部门自身的数字化问题也需系统审视。国家统计局界定的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范畴，涵盖了许多金融部门的子行业。由此我们看到，金融正是数字经济最关键的部门之一。
事实上，现代金融业就是某种特殊的信息处理行业，当信息技术发生重大迭代的时候，金融要素、功能、形态都会发生重大变化。要促使金融更好地服务数字经济，助力产业数字化转型，首先需要实现金融自身的数字化升级与变革，这也是金融助力数字经济的重要起点。
作为“五篇大文章”之一，数字金融的发展重点在于金融行业如何有效地拥抱新技术、利用数据资源、推动原有金融主体提质增效、实现更多的创新业务与场景落地、把握好风险与安全、建设好数字金融基础设施与生态，等等。对此，也需要进一步研究相关的衡量指标和评价标准，从而更有效地衡量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数字金融的创新规模等，以此夯实金融助力数字经济的基础。
三、明确目标 放眼全球
要实现金融有效支持数字经济，不能只关注数字经济主体的融资规模等中间目标，更需要考虑通过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而追求的最终目标，如增长、就业、可持续发展、社会福利等。
首先，金融支持数字经济发展需落到促进增长之上。在早期信息技术发展过程中，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悖论，即为什么计算机产业快速演进，但在增长统计中体现不出应有价值。近年来，虽然索洛悖论的分析范式已经受到冲击，但仍然可以看到某些类似问题，如近年来我国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但并没有显著反映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数据统计结果上。
其次，就业作为全球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目标的优先选项，也是金融支持数字经济的重要着力点，尤其是在当前我国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挑战之时。
再次，数字经济的绿色与可持续发展也是重中之重，因为其并非天然是绿色、低碳的，数字经济的迭代有时可能带来更高能耗甚至非绿现象。由此，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既需要摒除那些低效、负面的活动，也要接受可能带来高能耗、但具有更好的经济社会效益的活动。对此，金融作为重要的“催化剂”，需要从理论逻辑上把握引导数字经济与绿色低碳相互融合的关键点。
最后，金融支持数字经济最终也是为了改善社会福利。此举究竟给居民部门带来怎样的价值，能否消除数字鸿沟等，都是金融研究的重要课题。总体看，当金融支持数字经济再往前走一步，需要衡量最终目标时，反过来作为约束变量再看金融服务数字经济的模式与渠道，有一些问题就值得重新思考。
事实上，在开放条件下，无论是数字经济还是金融体系，其特征与边界都变得有所不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特别提到了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就此而言未来的金融发展需要基于全球视野来看待；同时，数字经济更是对冲“逆全球化”的重要领域，所以受到各国的高度关注，也是全球少有的经济发展亮点和共识。因此，全球化的金融加上对冲逆全球化的数字经济，二者结合产生出大量全新的研究领域。如果只基于国内视角，则不一定把握得住问题的关键。例如，我国的移动支付发展令全球瞩目，但可能更多是基于国内特定的场景和监管生态，如果走向全球则需重构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由此，增加一个开放条件，金融支持数字经济就需要考虑诸多全新的挑战。
目前我们讨论的金融支持数字经济发展，都是基于“中心化”模式探讨的，在可能的“去中心化”模式下会带来什么变化，同样值得深思。一方面，在去中心化思路下全球已经出现众多具有生命力的商业模式；另一方面，去中心化的金融模式也扑面而来，它是一种全新的、依托于智能合约、自动完成的新型交易制度，虽然存在新的风险与挑战，但其生命力也不容置疑。1月上旬，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首次批准了11只比特币现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上市交易，更是引起了多方热议。由此，当去中心化的数字经济、数字金融模式与中心化模式逐渐并存时，金融与数字经济之间将会出现许多更具挑战性的命题。
作者：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杨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