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华民族这个老实人数百年历经磨难后，又一次迎来“盛世”时，这个老实人内心的愉悦是无与伦比的，内心的冲动是触手可摸的。恰恰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周边又不太平，而且还将越来越不太平。于是，历史上从未有过思想启蒙和精神洗礼的中国人，其内心的冲动是否可能会演变成另一场骚动？

今日中国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倾向，就是民间对军事的近乎狂热般的热情。只要对近年中国各地电视台的栏目收视率做一个粗略关注就可发现，任何与中国发展有关的题材，只要与军事沾上点边，那基本上就不愁成不了“收视拉动器”。

一般来说，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有着相当数量的军事爱好者或发烧友，这是一种无可非议的常态。但如果当这种对军事的热情，从军事发烧友较大规模地蔓延到民间，并在民间形成一股对军事的热情，人们就需要予以谨慎的对待了。

今日中国：军事发烧，思想漠然

对现阶段的中国而言，这在相当程度上是中国崛起并随之带来的民族自豪感的反映。经历了过去数百年的积弱贫穷之后，在中华民族的集体心灵深处，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悲情。这种悲情既见之于中华民族百年前的焦虑和骚动，也见之于其今天的自豪与某种程度的膨胀。

对一个曾经积弱贫穷的民族来说，渴望强大无可非议，但强大的目的又是什么？强大的途径到底在哪里？对军事的热情若不伴随对思想的追寻，那么前景便有点堪忧了。

今天中国的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亦即在军事热上升的同时，是民间对思想的淡漠。从人性的角度说，一个对思想不感兴趣的人，可能是一个能干之士，但必定不是一个有深度的人；以此类推，一个对思想不感兴趣的民族，可能是一个发展迅速甚至具有极大潜能的民族，但必定不是一个能长久持续稳定发展，而且能稳健地把握自己发展方向的民族，因为在这个民族的内心深处，充满了浮躁和茫然。

德国崛起期：理性民族的愚昧

这种思想的漠然，某种程度上有点类似百年前的德国和日本。百年前的德日两国一如今天的中国，经济、军事迅速发展，但思想却处于低位运行的状态。

在欧洲，英国工业革命后，英、法、荷兰等国，都历经了思想启蒙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潮。一方面是经济和军事实力的高度发展，另一方面则是由知识界启动的大规模的思想启蒙和精神洗礼的进程；两者数百年的进程，伴随着英、法、荷兰等国的政治历史。

二战后，当清算纳粹罪行时，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希特勒只能产生在德国；希特勒若是产生在英法两国，那么以这两国人们的幽默，都早已将他赶下了台，或者根本就不会让他上台。”其实，将希特勒在德国起家归咎于德国人缺乏幽默，是肤浅了一点。希特勒之所以只能产生于德国，而不可能产生于英法两国，真正的原因在于英法在经济崛起期历经思想启蒙和精神洗礼的进程，现代文明、民主、自由、公平的思想早已深深地扎根于这两个民族人们的心灵深处。因此，若希特勒产生在英法两国，鼓噪“德意志民族优越”、“将犹太人从地球上灭绝”时，法国大革命后早已深入人心的“人生来平等”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将会与这一法西斯思想产生严重冲突，而最终会成功地将希特勒拉下马，或根本就不会让纳粹思想盛行于英法两国。

而德国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当英、法、荷兰等国正在经历人道主义、思想启蒙的洗礼时，德意志民族依然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的黑暗统治之下，专制主义体制犹如一张大网，将德意志任何灿烂思想的火种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那个时代的德国人，就其灵性而言，充满了高度的理性和逻辑精神；但就其思想文明程度而言，却又处于极度的愚昧之中。因此，千万不要以为一个优秀的民族就必然会走向现代文明，正如千万不要以为一个高智商的人就必然会成为思想开明之士一样。理性、逻辑和精神愚昧，在1945年前的德国，竟然如此天衣无缝地融合在德意志民族的集体精神世界的深处。

换言之，在德国崛起的年代里，德意志民族的精神世界没有同时展开一场思想启蒙和精神洗礼的进程，这一点与法国和英国的情况形成截然反差。因此，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意志民族犹如一个完成发育的强壮少年，一夜醒来，发现全球市场和势力范围已被攫取和分配殆尽，而此时少年的肌肉已足够强壮，再加上手上又正好有一挺“重型机枪”，因此德国加入世界范围的帝国主义的争夺便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而两次均由德国发动的世界大战的悲剧也就在这时埋下了伏笔。

也许我们没有权利指责每一个普通的德意志民众。作为普通民众，每个人都有人性的优点和弱点；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可能苛求每一个普通民众都成为思想深邃的“圣人”。但我们却有足够的理由指责那个年代的德意志知识精英，因为他们在德意志民族的崛起期，没有承担起足够的思想启蒙和精神洗礼的重任。

崛起期日本：茫然的爱国主义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崛起期的日本民族身上。1860年代，和中国一样被西方的船坚炮利打开了国门的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的进程。这是日本民族的第一次现代化努力，可谓成功和失败参半，其经验教训十分值得今天的人们梳理和总结。就成功的一面而言，“明治维新”与近邻中国的“洋务运动”相比，无疑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导致日本在三十年不到的时间里，从一个落后的农工业国一跃而为先进的工业国和军事强国，并加入到世界列强的对世界的争夺中。

然而，正是这种对世界的争夺，种下了日本民族在二十世纪悲剧的种子，其根源来自于明治维新期间日本没有同时展开思想启蒙和精神洗礼的进程。相反，在“明治维新”的历史进程中，日本始终存在两种国家主义的倾向，一是由官方推动的国家主义，另一类则是以国民为中心的国家主义；前者后来发展成为军国主义，而后者则与自由主义、平民主义结合，发展成为在野运动的思想基础。

按照日本当代思想家松本三之介的观点，在野的自发的国家主义，与官方推行的国家主义，在两个基本点上是相通的，一是国家独立，二是政治价值高于一切。值得注意的是平民国家主义的政治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它来自于成为国民之前的文化心理因素，即认为政治权力万能，对权力顶礼膜拜的臣民的心理，很容易使人对政治心驰神往。

松本三之介认为，近代日本的精神道路，是围绕着国家主义这一核心所作的向心运动，即便是对平民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解，也总是离开它们的现实基础——市民生活和个人自由，而从国家主义的立场，作急功近利的解释。例如明治时期的首要问题是国家独立问题，国家主义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理所当然地自明治精神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而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则必须围绕着国家主义来展开，充当国家主义的辅助工具。

最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明治时代大思想家福泽谕吉的思想演变历程。福泽早年鼓吹开化和自由思想，而晚年却成为了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者。福泽在明治时代风靡一时的《文明论之概略》中认为，文明是“人类万事”的目的，只要有利于文明的发展，则无论君主制或共和制都“可以不闻其名而取其实”；以此类推，无论和平还是战争，只要有利于文明的发展，哪怕将整个日本置于背水一战的地步，“纵然全国4000万人种尽灭，也不后退一步”。甲午战争后，福泽为日本打败了过去的老师——中国而“激动得热泪盈眶”，狂呼日本的胜利是“文明对野蛮的胜利”，均源于这一十分茫然的思维逻辑。

这一茫然思维逻辑的后果，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日本身上，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换言之，如果明治崛起时代的日本的思想家能少一点茫然，多一点对其国民的思想引领，而不是误导，那么当日本真正崛起之后，日本民族所经历的磨难也许就会少很多。

当然，历史不可重复，但历史的教训却可以汲取，尤其对百年后同样处于崛起进程中的中国。

警惕茫然走向骚动

这种警示，并不是指中华民族必然会走向对外武力之路。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基本上是一个平和、安详的民族，但老实人也可能有骚动的一面。当中华民族这个老实人数百年历经磨难后，又一次迎来“盛世”时，这个老实人内心的愉悦是无与伦比的，内心的冲动是触手可摸的。

恰恰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周边又不太平，而且还将越来越不太平。于是，历史上从未有过思想启蒙和精神洗礼的中国人，其内心的冲动是否可能会演变成另一场骚动？虽然这一定不是百年前中华民族处于低谷时的骚动，虽然人们尚无法预知未来几十年复杂的地区战略格局将导致中国人做出什么样的抉择，但目前中国民间这种军事发烧，思想漠然的状况，无论如何都会使中国的未来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更何况，即便有一天中国民间忽然对思想感兴趣了，人们也要十分警惕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民间对军事的狂热很可能在下一阶段就导致极端思想的产生。届时，若中国再没有现代文明思想占据主导地位，那么情况就有点堪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