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的一切，似乎都要从中国政府面对复杂经济形势的两难说起。

从2013年6月起，人们就不断听到一种叫“李克强经济学”的说法。这一说法显然是从年初开始的“安倍经济学”克隆过来的。首先发明这一说法的据说是一家外资投资银行的经济学家，其认为“李克强经济学”主要包含三大要素：一是不出台经济刺激措施；二是金融领域去杠杆化；三是调经济结构。

不知是否是一种巧合，最近十几年，中国乃至世界经济中的一些重大现象，最早都是由西方一些投资银行或经济智库的经济学家们提出的，并继而引起各国关注，最后成为一种广为流传的共识、趋势甚至政策取向。无论是“金砖国家”还是“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无不如此。

2013年，除了“安倍经济学”之外，“李克强经济学”和“默克尔经济学”也都是风靡全球的术语，无非都是希望以此来总结相关国家经济政策的成功之道。

“李克强经济学”被巴克莱银行的几位学者正式提出，是在2013年6月27日，当时距李克强上任总理正好三个半月。2013年6月中国“钱荒”的爆发，是对李克强的第一个考验。过去几年里，中国素以货币流通过多著称，似乎从不缺钱。然而从2013年6月的某一天开始，中国却突然出现了“钱荒”的怪事。当然，客观上自然有银行到期的因素，但中国金融体系里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则是“钱荒”的真正元凶。

面对这一情况，李克强的态度基本是按兵不动，因此中国央行未像人们预料的那样率先出手。也许正是李克强和中国银行当时的这一举措，让巴克莱银行的经济学者们眼前一亮：不出台经济刺激措施，这不正是李克强经济思路的主要元素吗？

于是，一个后来几乎家喻户晓甚至风靡全球的名词——“李克强经济学”就这样诞生了……

2013年6月27日，“李克强经济学”诞生。7月初的一天晚上，我在节目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容忍底线到底在哪里？”

我的想法非常简单：在中国“经济政治学”的背景下，经济大幅下滑的直接后果就是出现社会乃至政治不稳定的情况；没有任何一个领导人可以接受社会乃至政治的不稳定。既然这样，下一个逻辑问题就是：面对经济可能下降的趋势，中国政府能够容忍的底线到底在哪里？如果经济下滑到可能引发社会不稳的程度，政府是否依然遵循不出手的原则？这里的两难就在于：若不出手，则经济下滑可能引发社会不稳；但若出手过重，则2008年以后的那一幕(资产价格上升、国进民退……)又将重新上演。

果然，几天之后，我们就从媒体中不断读到中国政府领导人谈经济的上限和下限，以及告诫大家要有“底线思维”。什么是“底线思维”？很显然，这就是要对经济可能下行到什么水平有一个基本的预估和预案；一旦不行，政府还是要果断出手。

这显然已向人们传递了一个核心信息：所谓的不出台刺激措施完全不是中央决策层的思路，甚至也不符合今日中国“经济政治学”的基本原理；一旦经济下滑，底线失守，那么由此导致的社会不稳将是任何人都无法承受的.

然而对于中国决策高层而言，不出台经济刺激措施并不是没有风险的。原因很简单：如前所述，政府若不出手而任由经济下滑，那必将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但若政府出手过重，又势必导致2008年以后的那一幕重演。问题的关键是：其间的“度”到底在哪里？

未来的三年，对中国而言显然是异常关键的三年。未来三年里，中国的经济将经历周期性和结构性放缓兼而有之的挑战；而一旦经济放缓，所有深层次问题就都将浮上表层。

中国的改革，过去若干年里一直在“急不得”和“等不得”之间徘徊、挣扎。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总认为改革“急不得”，因为一急就会乱。因此，我们一直采取拖延战术，居然也就这么一路“成功”地拖延下来了。但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地拖延？为什么众多的矛盾能被缓解或掩盖？因为当时我们的经济在上升，而且经济上升的速度跑过了社会矛盾上升的速度。

但未来几年，这个优势将不复存在。我们将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要么继续依靠高投资的策略维持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以经济自由度持续下降为代价；要么开始积极的经济调整，但是以适度的经济下滑为代价。

但今天和未来的中国，为了“稳增长”，必须继续依靠投资的“急风暴雨”；但要“调结构”和“促改革”，又必须依靠“文火炖汤”式的微调。“文火炖汤”能否敌得过，或逐渐替代“急风暴雨”？这是“李克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

从这个意义上说，2014年上半年，将没有什么“李克强经济学”，有的只是“李克强难题”。而“李克强难题”能有的“解题”时间，充其量也就只有两到三个季度。换言之，最晚到2014年第三季度结束，“李克强难题”必须找到一个正确的“解题思路”。

来源: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