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之后，新一代领导层面临的十分重要的任务，是舒缓日益严峻的社会矛盾和各种暴力事件。这里有两个目标：一、中短期内，相当程度地舒缓矛盾的激烈程度；二、中长期内，釜底抽薪解决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深层诱因。

中国实行市场经济20年来的重大偏差是，政商高度结合不但导致社会呈现“哑铃型”结构（即富人和穷人庞大，中产阶层负荷沉重），更重要的是导致“富人富得来路不明，穷人穷得心有不甘”这一十分危险、几乎酝酿着革命种子的社会基础。中国各地此起彼伏的社会风波，已经让人明显嗅出了这一点。

因此，新一代领导层能否在维稳思路方面有战略性重大调整，与能否下定决心退出市场一样，成为未来三年里一个关键性的观察指标。

中国近年发生在各地的社会稳定事件，表面上看似乎只是“星星之火”。但如何使“星星之火”不致形成“燎原”之势？这里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切入口。

中国国家机器这些年的做法是刚性维稳，从治安和舆论两方面入手的控制措施日趋严厉，其结果是治标不治本，社会气氛和官民关系更为紧张。近年虽有广东等地的“创稳”思维和举措，但似乎依然远水救不了近火，也未见广泛推广，各地社会矛盾和治安形势依然严峻。

中国国家机器对社会矛盾的性质及其程度，显然存在严重误判。今天星星点点的社会稳定事件，有两个特点不容忽视：一、这些社会事件迄今都不以推翻现政权为目的，而都有其十分具体的诱因；二、这些事件即便加起来，其程度也尚未达到动摇现政权的目的。

但这不等于人们可以继续拖延对这些社会稳定事件的诱因的解决，更不等于可以采取刚性维稳的方法来解决（实际上是激化）矛盾。事实上，若任由这一趋势蔓延下去，那么中共所担心的执政基础受到损害，将早晚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不仅如此，若任由这一趋势蔓延，那么未来三、五年内各地的社会风波将继续激化，最后导致难以收拾的局面。

正确把握和区分各类骚乱的本质

当前摆在中国国家机器面前的问题有两个：一、从深层上，如何认知市场经济的深层规律，以培育社会来逐渐化解矛盾？二、从表层上，如何改刚性维稳为柔性创稳，不再以暴制暴，继续激化本已逐渐升级的社会矛盾？

这里又有几个问题需要仔细研究：一、各地出现的社会稳定事件，其来源和性质到底是什么？二、这些社会事件与今天迅速转型的社会和政府之间，又是一种什么关系？

这几年的各地社会稳定事件，就来源而言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类：一、因土地问题而产生的纠纷，如广东乌坎村事件；二、因劳资纠纷而产生的风潮，如珠江三角洲一带不断出现的工潮；三、因上马非环保项目而出现的民间抗议风潮，如几年前的厦门PX风波、今年的什邡、启东和宁波事件等；四、因执法不公而导致的民间抗议，如几年前的贵州瓮安事件等。

上面的几大类社会稳定事件，就其性质而言又可以分成几种：一是直接与政府或政权机关有关的，如执法不公而引起的事件；二是纯粹在社会层面产生的纠纷，与政府并没有直接关联；三、虽是社会层面产生的纠纷，但由于背后有政府的参与或影子，因此民间抗议的矛头很容易对准政府。

由于在大多数事件背后都有政府的影子，因此民众往往不愿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上解决这一问题（实际上即便诉诸社会层面，也可能无济于事），而更愿意直接找政府，到政府门前请愿和示威。这背后的深刻原因，恰在于政府对经济事务的过多、过深的介入。

一旦民众将矛头直接对准政府，一些地方政府也就自动对号入座，认为民众的矛头就是对准自己，于是开始考虑动用公安力量等国家政权工具。即便在一些与政府无关的群体事件中，政府为了防止骚乱，也倾向于以各种方式使用警力维稳。在事件现场，由于民众情绪的激动，实际上很难避免警民冲突。这样做的结果，是将本来属于社会层面的矛盾，直接上升到了政治层面，政府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卷入了纠纷，官、民、警三方实际上都成了受害者。

“权利公民”博弈“计划政府”

从理论上说，在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里，政府面对民众情绪和社会矛盾，最巧妙的办法是“金蝉脱壳”，把矛盾重新推回到社会层面去博弈，而自己则充当“和事佬”。西方有句谚语：“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用于今天的中国现实，这里的“上帝”就是政府，它仅负责规则的制定和监管，而不介入具体事务，民众有事也不会首先想到找政府；而冲锋陷阵的“凯撒”就是社会，它应拥有一套调节矛盾的有效机制。

但在今天中国的现实中，这一点却完全不可能实现，因为今日中国根本就没有一个健全的民间社会，以及可赖以调节矛盾的有效机制。因此，所有的矛头只能都对准政府。

这种矛盾，深刻折射了“权利公民”和“计划政府”之间的反差与博弈。

所谓“权利公民”是指中国经过20年市场经济的发展，相当部分城乡居民都已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并在此基础上自然产生了权利保护意识；而所谓“计划政府”，则是指在过去20年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中国各级政府的功能和各地官员的思维，依然未能脱离计划经济时代的特征。

“权利公民”与“计划政府”之间的反差，虽然表面上看不见摸不着，但实际上已经成为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生活中一个十分严重的结构性反差。

上述问题的解决在过去若干年，因各种原因在相当程度上被推迟和搁置了。社会的许多经济和社会交界处的矛盾，无不由此而产生。近年北京高层提出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似乎意识到了问题的本质。但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到了地方层面，究竟是变成“管理社会”还是“社会自治”？前者是向计划经济的倒退，而后者则是向市场经济深层规律的进发。

所有这些，显然都早已超越了政法部门所能掌控的范围。中国一个大省的维稳办主任曾对我说：“政治体制再不改革，我们这活就没法干了。”

但对中国各地的政法官员而言，了解中国当前面临的矛盾及其深层逻辑，将有助于其在实际工作中对维稳的“度”的把握。实际上，要各级政府完全退出社会，把矛盾交给社会去博弈和解决并不现实；要各级政法部门完全放弃刚性维稳的方式也不现实。但各地在维稳上出现的最多的问题，恰恰是对维稳的“度”的把握。这显然又需要各级政法官员不但要成为本行业的专家，同时更要成为对中国转型深层规律具有把握能力的“杂家”。

宣传系统：须摆脱落后思维

这一道理同样适合中国各级宣传部门的官员。前述的所谓以暴制暴，不仅指政法部门的作为，同时也包括宣传部门在社会矛盾激化之下对舆论和思想的控制。实际上，一味依靠控制舆论来维持表面稳定，一如在不触及“病理”的情况下一味掩盖“脓包”，总有一天要出大事。

当今天的中国已经形成主流舆论场（即传统的平面和电子媒体）和非主流舆论场（以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为主），尤其是当大量民间情绪都在互联网上流传、发酵的情况下，传统的“管卡压”方式一如刚性维稳，不但无济于事，反而将催生和激化矛盾。

在这方面，政法和宣传系统官员的思维和观念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笔者与中国各地官员接触的印象来看，思维最开放、能力最强的每每是地方一线负责人和政法系统官员，而思维和行动最保守的则是宣传系统的官员。这一印象可能以偏概全，也可能挂一漏万，但笔者只是想说明，在中国转型的关键时刻，除体制因素外，官员的观念和素养往往将决定方向正确与否。

“十八大”后，中国能否在维稳思路方面迈出战略性调整的一步，其关键因素也在于此。（来源：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