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对中国是重要的一年，因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未来改革的方向。2014年更为重要，因为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将开始实施。在这个关键时刻，在历史的坐标下审视一下中国改革的历程及其弯路，或有其意义。

中国矛盾：盘根错节

今天中国的问题，已很难从单一角度切入：表面上看上去是周边安全的问题，其根源却往往不在周边安全本身；一些表面看十分敏感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追根溯源后却发现，真正的根源在于经济模式的失衡；一些看上去纯经济层面的问题，也关联着社会和政治的深层矛盾。

我讲个亲身经历的故事：2013年某天，我从白云机场坐出租去广州市中心，司机和我一路聊钓鱼岛和南海风云。

“我们现在就盼着打仗。”司机毫不讳言对战争的热衷。

“打仗有什么好玩的？说不定就家破人亡了。”

“命没了就没了。我不像很多人拥有物业、企业，更不像贪官有财富可贪。我是无产者，无牵无挂。现在这日子反正也看不到希望，还不如索性博一下。”

我不否认司机的爱国情怀，但他与其说是在表达爱国情怀，还不如说更多的是在宣泄对个人命运的焦虑，甚至对内政的焦虑和不安。

这位司机所说的这些话，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一个转型中国的“立体型困惑”：周边安全情绪的背后可能是转型经济模式存在问题；而对经济和民生的焦虑，一不小心就会延伸到政治和安全领域。今天一些看上去很敏感的政治、社会问题，根源就在经济和民生模式存在缺陷。

既然这样，今天中国周边安全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一定不单是外交家和军事家能提供的，必须有对内政转型的通盘把握；今天的经济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也一定不是纯经济学家们能提供的，必须要有政治高度的考量。

同样，今天中国的社会稳定问题、腐败问题，也不是司法和纪检系统就能解决的，必然要有对中国转型的深层逻辑的把握和运用，包括建构一个合理的经济和民生发展模式，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培育成熟的民间社会，架构独立运作的法治等。

35年改革的基本特点

迄今的改革开放有两个基本特点：一、从孤立的领域切入，然后逐步拓展、延伸，从农村到城市的改革，从经济到社会的改革，无不如此；二、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允许试错、纠错的循环往复。

从1979年到1989年的十年里，中国改革始于农村，终于城市，原因就在于改革进入城市后，未能解决价格“双轨制”所导致的“官倒”，亦即今天腐败的早期源头。

1992年开启市场经济进程后，中国改革遵循的逻辑是：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以政府高度干预之手，强力推进经济发展。若没有政府之手的强力推动，中国的经济难有如此迅猛的发展；但也恰恰由于政府之手的过度主导，才有如此严重的寻租腐败和国进民退、民营经济萎缩，以及人民幸福指数下降等一系列严重问题。

如果说过去20年是中国成就和中国问题的“量变”，20年后的今天，已到了中国成就和中国问题的“质变”的临界点。我的判断是，中国到了社会和政治转型的临界点，只不过，还不太清楚如何转型，或还不敢大胆转型而已。

发展、改革、纠错

中国有两个互相关联又有区别的进程：一发展，二改革。

发展是指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这一进程不自1979年始，一直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努力：洋务运动，历经民国阶段，一直延伸到1949年和1979年改革开放。改革则首先指对1949年后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良和转型。

换个视角看，发展和改革，随着另一个进程：试错和纠错。由于旧体制的羁绊，也由于改革早年谁也没有经验，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逻辑下，35年“摸”出了许多成绩，但也“摸”出了很多问题。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些年常在试错和纠错的循环里徘徊，甚至误把纠错当改革，往往还乐在其中。有时，试错和纠错的成本，甚至超过改革的收益。

改革早年，这样的试错和纠错完全应该被允许。但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任何“试错”都可能牵一发动全身，“改革-试错-纠错-再改革”的循环及其成本，可能是未来中国难以承受的。

这一循环之所以发生，相当程度来源于对转型的深层规律缺乏认真、系统、扎实的研究。

举个例子：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各国政府都在出手救市，当时有人公开表示，这再次证明，既然各国政府都在干预经济，我们强势干预经济就是正常的，完全无须改革。

这是一个理论上的巨大误区，混淆了成熟市场经济下政府的调控作用与政府强势主导经济的本质区别。遗憾的是，这些误区，由于理论误区而在2008年后得到加强。

五年多后的今天，人们认识到了这些误区并开始纠正，但成本已太高。这不是因为事情本身有多难，是因为当年没好好做功课。

未来三年的主要挑战

未来三年，中国面临的挑战将大大超过过去五年。原因如下：

一、中国“一不小心”成为“老二”后，与“老大”及其周边的关系将变得愈发复杂，“老大”可能会布下陷阱，等着“老二”跌入其中。

二、中国的经济放缓将呈现周期性和结构性特点，人口红利下降等供求面的矛盾，将倒逼中国直面创新不足、高端人才不足和经济自由度萎缩等一系列深刻而难解的难题。

三、中国能否有效缓解因转型产生的社会矛盾，将直接决定未来的稳定程度，以及能否从容应对各种更艰难的挑战。

这些问题，都可能在2014到2017年间浮上表层，也需要在这三年间找到有效的切入口和“药方”。

“药理”须与“病理”吻合，这样才能对症下药，手到病除。35年来，“药理”与“病理”脱节的事时有发生，走的弯路明显增多了。改革开放35年，中国从一开始就已走上了一条良性的不归路，终点就是在经济繁荣和保护公民私有财产基础上，完成公民权利的保护、社会多元的呈现、利益集团的良性和有序博弈、法治规范的架构、理性妥协精神的确立，从而，在新的高度上实现公平正义。

这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符合这些规律的“药方”，就能将中国带向国家强大、人民富裕幸福的未来，并逐步有效缓解各种社会矛盾。反之，也许能在短期内缓解社会阵痛，但却必然无法解决矛盾。

我认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必是“四位一体”，政府、市场、社会、法治，不可或缺。今天的许多改革，都是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但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后，政府放出的权力交给谁？答案必定是社会。但社会是否有足够的成熟度，来承接政府释放出来的权力？如果没有，是否又会面临一轮新的试错与纠错过程？如果一只轮子走在政府退出市场的轨道上，另一只轮子却走在抑制社会成长的轨道上，长此以往，两只轮子要么分道扬镳，要么彼此撞车。

更重要的是，即便有一天政府退出了市场，并把大部分权力交给了社会，独立法治又在哪里？若没有独立法治，再快再好的市场经济都只是昙花一现，不能被称为成熟的市场经济。

这一切，需要从现在起就未雨绸缪，不能再循着改革—试错—纠错—改革的陈旧逻辑继续发展。而这一切的核心，是执政党的转型。这显然不可能在未来三年完成，但又必须在未来三年开启，或有所规划。

“李克强难题”与两组速度的平衡

在政经领域，为了“稳增长”，不得不继续依靠投资的“急风暴雨”。但要“调结构”和“促改革”，又必须依靠“文火炖汤”式的微调。“文火炖汤”能否敌得过或逐渐替代“急风暴雨”？这是“李克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

从这个意义上说，2014年上半年没什么“李克强经济学”，有的只是“李克强难题”。到2014年第三季度结束，“李克强难题”能否找到正确的“解题思路”并有效执行？

关键是：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是一个经济、社会与政治紧密相连，内政与外交犬牙交错的问题。未来几年，中国有两组速度须高度关注：

——经济增速放缓和社会矛盾上升速度之间的平衡；

——零碎改革的速度与社会矛盾上升速度之间的平衡。

一旦经济增速放缓，其与社会矛盾上升的速度之间将是一种什么关系？各种社会矛盾将以何种方式和程度爆发？

未来几年，各个领域的改革措施都将陆续登台。若这些零碎的改革跑不赢社会矛盾上升的速度，社会矛盾一旦爆发，一切会否发生质变？

高度关注一系列深层隐患

中国经济的问题，绝不仅止于一般人们谈论的“三驾马车”（即投资、出口、消费）的调整，抑或房地产、地方债和金融风险的掌控，还涉及经济供求面的更深层问题。比如前文提及的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将全面凸显，其后果至少将影响未来二十年的中国经济。

中国必须寻找新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动力，但我们的创新精神和机制却严重缺乏，经济的自由度还严重不足，亦未尝不可能下降。

我们面临的另一个更深重的危机是人才危机。人口红利的消失，是低端劳动力数量的危机，后者则是高尖端人才数量的危机。中国需要百万计的高尖端人才，目前或只能以万计；更严峻的是，还有不少人在向海外流失。

无疑，中国经济只能更深地参与世界竞争，过去五年，美欧一些国家的经济调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我们的经济调整在成功“保八”的同时，带来的许多后遗症还有待处理。

由于页岩气等先进开采技术的提升，美国开始实现“能源独立”，正悄悄改变世界的能源格局，这对中国、俄罗斯都将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当我们正“埋头拉车”，埋首于自身问题的解决时，全球贸易正在重新建章立制，中国过去赖以飞速发展的全球化，可能有不小的改变。在全球规则制定方面，中国若不采取积极有为的战略，可能会被迫从现有的全球经济制高点上下来，更被动地遵守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

我们面临着许多自己可能都看不见的深刻危机。如果到2017年，仍不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钥匙”，麻烦将很多。希望我只是杞人忧天，但未来三年进行突破性改革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本文选自作者新著《当务之急：2014-2017年中国最大的风险》前言，2014年3月下旬上市）

来源: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