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今日上午举行开幕式，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主旨演讲。李克强指出，我们不会为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的强刺激政策，而是更加注重中长期的健康发展，努力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李克强称，把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是中国当前宏观调控的基本要求，也是中长期政策取向。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7.5%左右，既然是左右，就表明有一个上下幅度，无论经济增速比7.5%高一点，或低一点，只要能够保证比较充分的就业，不出现较大波动，都属于在合理区间。
两个月前，当马年春节来临时，大家的互相祝福语是"马到成功"、"马上就有"。两个月过去了，我们发现"马到成功"没有来到，"马上就有"倒是有了，只不过来的全是坏消息。看看今年开局的国内外形势，你就知道我说的不是瞎话。今年开局的中国经济就尤其如此。
以上这段话，是两周前我在太原的一次论坛中发表的观点。就经济层面而言，今年上半年的形势可能很糟，李克强总理压力很大。从现在已经知道的情况来看，3月中旬日公布的1、2月份经济数据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一片惨淡"，就连李克强最关心的用电量、铁路运输量等数据也全面下降，反映了中国经济的问题很严重。
清明节过后一周，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即将公布。这几天，经济学家们都在猜测，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可能下行跌破7.5% - 这是李克强为今年全年中国经济设定的底线。其潜台词是：突破了这一底线，政府就要出手。
问题是：这一次，中国政府若不出手，其"文火炖汤"是否敌得过经济下滑的"疾风暴雨"？但若出手，度到底如何掌控？究竟是温家宝时代四万亿的翻版，还是其他？四万亿"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但却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后遗症，以致于今天北京高层总结目前中国经济形势时，用了三句话：经济增速的换挡期，经济转型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措施的消化期。这最后一句话就是指温家宝时代的四万亿。
刚刚过去的4月2日，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三条基本的刺激措施：一、研究扩大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施范围；二、部署进一步发挥开发性金融对棚户区改造的支持作用；三、确定深化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
有人说，这三条意味着重返老路；有人说，这三条意味着毫无作用；也有人说，这三条意味着李克强在"酒瓶装新酒"。
我的观点是：这三条意味着李克强在谨慎地探索，既不能走温家宝的老路，也不能见死不救，更不能忽略改革和结构调整。一句话：这个时候搞经济，李克强很难。
我在各地演讲时的观点很明确：2014年没有什么"李克强经济学"，有的只有"李克强难题"；而且"李克强难题"的解题思路，最迟不能拖过今年第三季度。换言之，最多还有六个月，李克强治理中国经济的思路（亦即出不出手、如何出手、出手到什么"度"）就须见分晓。
而这个月，亦即4月份又很关键，因为一季度的数据将决定李克强未来几个月的思路。
写了这些，引用一些我刚出版的新著《当务之急：2014-2017年中国的最大风险》里的段落。下面这几段是涉及到对前一、两年中国经济情况的分析：
任何有经济学感觉的人，想必都会发出疑问：此轮中国经济放缓，究竟是周期性放缓，还是结构性放缓？
所谓周期性放缓，就是指经济运行周期本身的规律所致，其大多受到国际经济波动和自身经济环境的影响。国际经济波动方面，最典型的就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先是美国后是欧洲，中国出口所赖以生存的外部市场接连受挫，也由此重创中国企业的出口业务。在自身经济环境方面，国内消费市场的阶段性疲软和其他众多因素，也是导致经济出现周期性放缓的因素之一。
用通俗的话来说，经济周期性放缓犹如身患感冒，身体虽不舒服，但总有自然康复的一天，其原理就在于人体的新生代谢机制。而经济的结构性放缓则不同，它犹如身患器质性疾病，虽不致于不治，但病因深植于人体的深层结构，其矫正或调理需要相当的耐心、时间和技巧。
中国此轮经济放缓，到底是"感冒"还是"器质性疾病"？2013年5、6月间，我的回答是：它既是"感冒"，又是"器质性疾病"，其"治疗"既须针对"感冒"，又须针对背后的"器质性疾病"。
而中国经济的所谓"器质性疾病"又是什么？一般说来，这无非是指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的不协调，亦即投资、出口、消费三者的结构性失调。关心中国经济的人们都知道，过去几年，中国政府在"调结构"方面可谓费尽心机，其核心就是要拉动消费，让消费成为主导中国经济的核心动力，减少投资在拉动经济方面的比重，并逐渐摆脱依赖出口的局面。
但实际情况是：过去几年的"调结构"任务，从来就没有真正完成过，中国的经济结构始终是投资主导，高度依赖出口，消费疲弱。
然而，2013年7月以后的经济形势，却迅速掩盖了人们对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思考。进入8月后，中国经济明显企稳。8月22日，汇丰集团发布数据显示，8月汇丰PMI初值为50.1%，较上月的47.7%大幅回升，创下4个月来最高；9月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官方PMI为51.0%，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连续11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上，创下16个月以来的最高。
受经济数据转好影响，国内外研究机构对于中国经济的看法也转为乐观。8月下旬以来，多家国际投行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8月21日，德意志银行发布研究报告，上调了今年下半年中国GDP增长预期，将今年第三、第四季度GDP同比增长分别上调至7.7%、7.8%，而此前的预计分别为7.5%及7.7%，并将今年下半年GDP增长预期相应从7.6%调高至7.7%。同样上调的还有瑞士信贷与英国巴克莱银行。瑞信把对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从6月的7.4%上调至7.6%；巴克莱银行则表示，当前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可能比前一季度加快。甚至有外资经济学家一改此前的悲观论调，改口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触底，虽然目前上升动能可能还不强，但中国经济企稳无疑是利好消息。
一如"感冒"趋于好转时，人们往往满足于暂时的康复而忽略了"器质性疾病"，中国经济的连串结构性问题，就这样被暂时而巧妙地掩盖了……
一切的一切，似乎都要从中国政府面对复杂经济形势的两难说起。
从2013年6月起，人们就不断听到一种叫"李克强经济学"的说法。这一说法显然是从年初开始的"安倍经济学"克隆过来的。发明这一说法的据说首先是一家外资投资银行的经济学家，其认为"李克强经济学"主要包含三大要素：一、不出台经济刺激措施；二、金融领域去杠杆化；三、调经济结构。
不知是否一种巧合，最近十几年，中国乃至世界经济中的一些重大现象，最早都是由西方一些投资银行或经济智库的经济学家们提出，并继而引起各国关注，最后成为一种广为流传的共识、趋势甚至政策取向：无论是"金砖国家"还是"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都无不如此。
所谓"李克强经济学"的提出，显然是受到2013年年初"安倍经济学"概念的影响。安倍第二次上任日本首相之后，通过日元贬值等刺激经济的措施，既大幅度提升了日本出口，同时也迅速改善了日本国内的经济状况，由此获得了"安倍经济学"的美称。从政治的角度看，"安倍经济学"的成功，也在相当程度上提升了安倍本人在日本国内的民望，并使其在外交事务上更加具有底气。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经济与政治的互相交织关系。
2013年，除了"安倍经济学"之外，"李克强经济学"和"默克尔经济学"也都是风靡全球的一些术语，其无非是希望以此来总结各相关国家经济政策的一些成功之道。
当然，作为中国新任总理的李克强，从来就没有明确提出过这三大要素，更没有将这三大要素归结为"李克强经济学"。所有的这些，都是圈外人士根据2013年3月李克强上任后掌管经济的一些思路，甚至从他的一些做法和说法中推断出来的。
"李克强经济学"被巴克莱银行的几位学者正式提出，是在2013年6月27日，当时居李克强上任总理正好三个半月。大家仔细回忆就可发现，李克强上任后的头几个月里，几乎十分安静，甚至安静得有些低调。除了对印度、德国等国进行过一些外事访问外，李克强的精力基本上都放在国内问题上，而且主要是国内的经济问题上。当然，从后来公布的情况来，这几个月李克强就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做了不少调研，强有力地推动了上海自贸区的进程。但除此之外，李克强似乎没有更多、更高调的公开表述。
2013年6月中国"钱荒"的爆发，是对李克强的第一个考验。过去几年，中国素以流通性过多著称，似乎从不缺钱。但2013年6月的某一天开始，中国却忽然出现了"钱荒"的怪事。当然，客观上自然有银行到期的因素，但中国金融体系里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则是"钱荒"的真正元凶。
面对这一情况，李克强的态度基本是按兵不动，因此中国央行未象一般人们预料的那样率先出手。也许，正是李克强和中国银行当时的这一举措，让巴克莱银行的经济学者们眼睛一亮：不出台经济刺激措施，这不正是李克强经济思路的主要元素吗？
于是，一个后来几乎家喻户晓，甚至风靡全球的名词 - "李克强经济学"就这样诞生了…..
2013年6月27日"李克强经济学"诞生，7月初的一天晚上，我就在节目中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容忍底线到底在哪里？"
我的想法非常简单：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学"的背景下，经济大幅下滑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乃至政治不稳定情况的出现；没有任何一个领导人可以忍受社会乃至政治不稳定的后果。既然这样，下一个逻辑的问题就是：面对经济可能必然下降的趋势，中国政府能否容忍的底线到底在哪里？如果经济下滑到可能引发社会不稳的程度，政府是否依然遵循不出手的原则？这里的两难就在于：若不出手，则经济下滑可能引发社会不稳；但若出手过重，则2008年后的那一幕（资产价格上升、国进民退…..）又将重新上演。
果然，几天之后，我们就从媒体中不断读到中国政府领导人谈经济的上限和下限，以及告诫大家要有"底线思维"。什么是"底线思维"？很显然，就是要对经济下行可能到什么水平，有一个基本的预估和预案；一旦不行，政府还是要果断出手。
这显然已向人们传递了一个核心信息：所谓的不出台刺激措施，完全不是中央决策层的思路，甚至也不符合今日中国"经济政治学"的基本原理；一旦经济下滑底线失守，那导致的社会不稳将是任何人都无法承受的代价。
问题是：中国政府能够承受的底线到底在哪里？
任何一个决策者，都必须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同时也应首先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以最大的现实主义态度考虑经济下行和社会转型的成本，才是一个负责任的决策者和领导者。
因此，外资银行以所谓的"李克强经济学"来诠释中国的"经济政治学"，以为不出台只能说明其不懂政治，不懂中国，或者说不懂中国的政治。
但对于中国决策高层而言，这样做并不是没有风险或考验的。原因很简单：如前所述，政府若不出手，任由经济下滑，那将产生严重社会后果；但若政府出手过重，那势必将导致2008年后的一幕重演。关键是：其间的"度"到底在哪里？
就在"底线思维"出台几个星期后，2013年7月30日，北京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确定了"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九字方针。上一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2012年12月16日召开。那天晚上，我正在北京主持一个活动，当晚参加活动的有一位刚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赶来的央行高层。
我问这位高层人士："今天的经济工作会议有什么内幕可以透露？"
这位高层人士回答："没有内幕，现在的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明年经济工作六项任务，其中首要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
当时的背景是：经过2012年第四季度"换届效应"的影响，中国经济开始回升，因此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始注重"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
然而，仅仅过了七个半月，2013年7月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再次提出"稳增长"的口号，显示出2013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风雨飘摇的严重性，这显然是一个方向性的转变。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九字方针的先后次序："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
经济学家许小年在他的微博上写道，这个次序显然错了，正确的次序应该是"促改革，调结构，稳增长"。
许小年认为，今天中国经济的绝大部分问题都是由于改革滞后而引起的，因此促改革应是未来提升经济时应主要着力的目标；解决了改革的问题，经济结构的调整自然启动，届时稳增长的目标自然水到渠成，反之则可能本末倒置。
必须说，许小年的逻辑是正确的，我也十分佩服许小年的勇气。但这一正确的逻辑放在今天中国的现实中，却是很难行得通的。或者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任何一个决策者也许都深知这一逻辑的正确性；然而，他在做出决策时，还是会将"稳增长"作为重中之重，因为经济大幅下行而导致的社会不稳，其代价将远远超过经济改革缓行的代价。
但谁又都知道，今天中国所有的问题，无论是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都是由于改革缓行而导致的。因此，为了维持稳定而暂时牺牲或缓行改革，其后果必然是导致更为深刻、长远的问题。"李克强经济学"今天面临的问题有两方面：一、能否在不大幅刺激经济的情况下，维持经济的平稳发展，或至少不大幅下降？二、政府一旦出手，经济自然立时"脸色红润"，但如何保证在"稳增长"的同时，不大幅拖延本已严重滞后的改革进程？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今天中国决策高层面临的恰恰是这个古老的哲学问题，一点也不比其前任在2008年面临的问题轻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