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安理会日前作出史上最严厉的制裁朝鲜的决议后，朝鲜也立即进行了火药味浓厚的猛烈回应。随着3月11日朝鲜宣布的不承认《朝鲜停战协定》日子的到来，估计平壤还会有更为激烈的回应出台。朝鲜半岛局势不但充满火药味，而且各种程度到底军事冲突一触即发。

安理会的这份制裁决议得到中美两国的支持。这与其说是中国对朝战略的改变，还不如说这是中国在朝鲜的逼迫之下的无奈之举。实际上，朝鲜在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全面执掌国家大权之前进行第三次核爆，尤其是公开宣布自3月11日起不承认由中国参与签署的《朝鲜停战协定》，已经将中朝不和全面公开化，由此也迫使中国直面其对朝战略的尴尬。

笔者之前在评论中国对朝战略的尴尬时写道：“如果中国在如果中国拥有一个广泛而完善的全球伙伴联盟，届时朝鲜在中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就将大大下降。”虽然这一论断并不能断尽中国对朝战略的全部问题，因为中国对朝战略的尴尬背后有更多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及对中国战略利益的误判和误读，但在全球范围内缺少具有共同价值观和战略利益的可靠的伙伴甚至盟友，则是今天中国对外战略上的一个“软肋”和“硬伤”。

因此，朝鲜宣布不承认《朝鲜停战协定》，对中国而言实际上是全面反思对朝战略和对外战略的一个重要契机。

中国须正视朋友减少的问题

崛起期的中国，其朋友正在日益减少，这个问题一段时间来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打开世界地图，到底谁是中国真正的朋友，这个问题实在很困扰看地图的人。

今天的中国，似乎知道谁是中国的敌人或潜在敌人，但对于谁是中国的朋友，尤其是中国真正的朋友，亦即能为中国两肋插刀的朋友，却好象真的不知道。数来数去，即便俄罗斯、巴基斯坦和朝鲜这三个国家，能否真正够得上上面的标准，人们还是不知道。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虽然积弱贫穷，但却朋友遍天下，1971年一批第三世界的穷朋友，敲着抬着将中国送进了联合国。这就所谓能为中国两肋插刀的朋友。今天的世界舞台上，究竟谁还愿意为中国这样做？

当然，这个命题本身并非没有问题，因为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世界格局是美苏争霸，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领袖，在两大超级大国之间很容易找到自己的战略定位。中国当时的这一定位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印度。因此，在伙伴战略问题上，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来与今天的中国进行比较，本身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

但透过这一问题的表层，我们却可以看到问题的深层，那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与第三世界的朋友们不但有着相似的战略利益，而且还找到了某种共同的价值诉求，那就是反帝、反殖民。当时的中国，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外的又一面旗帜，虽然贫穷，但某种程度却能让人心悦诚服，近悦远来。

反观今天的中国，其富裕程度与当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却似乎缺少了那份感召力，更缺乏号召力。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国家之外，国际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国，虽然与中国维持着紧密的经贸往来和其他合作，但却基本上对中国若即若离，甚至在关键时刻还与中国渐行渐远。

这就对中国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警示的问题：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到底是由于中国崛起，国际态势尚未确定，因此大多数国家必然靠向美国？还是由于中国在主观的认知和策略上出了某些问题？

如笔者一再提醒的那样，一个崛起的大国有时会面临鹤立鸡群的现象，因此一段时间内朋友的减少是合乎逻辑的，这部分的责任中国不用自己揽上身；但中国需要检讨的，是在主观的认知和策略上是否存在问题？

在这方面，中国外交显然有许多值得检讨的地方。

“经济决定论”为何出问题？

撇开对朝战略的多重尴尬，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另一个致命“软肋”或“硬伤”，是所谓“经济决定论”，即凸显与相关国家的经贸合作，或以经贸作为“战略之矛”或“战略之盾”。

这一战略有其合理之处，其原理也许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识”论。无论是面对朋友还是对手，也无论是奖赏还是惩罚，只要“经贸牌”一出，局面就会呈现相当程度的改观。一段时间来，中国外交为此尝到了甜头，但却也尝尽了苦头，其往往表现在，一些相关国家在尝到了中国的经贸甜头后，一回头却仍与美国保持紧密的战略和军事同盟关系。这一点在去年的南海问题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东南亚许多国家的“二元战略”，亦即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在安全上高度依赖美国，也让中国为之头疼。

北京官方的这一“经济决定论”不但体现在对外战略上，也体现在对台、对港和对藏战略上，其间的甜酸苦辣唯有自知，但其没有完全获得成功却是不争的事实。

打个也许不恰当的比喻：对恋爱中的男女来说，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但钱却显然不是万能的；如果有共同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再加上厚实的经济条件，那未来的幸福就有了坚实基础；反之，若只有家产万贯而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作为纽带，而且财产还时时成为男友吸引或惩罚女友的手段，那么很难想象这对男女会有持续的真正幸福可言。

须以战略利益统率经济利益

今天中国外交的问题在于：一、“经济决定论”只凸显经贸作用，在战略利益和共同价值观的提炼方面缺乏着力；二、最近十几年中国与许多国家建立的“战略合作或伙伴关系”流于空泛，缺乏实际内容；三、无法提出足以服众或吸引人的价值观，使得国际社会相当部分成员国对中国心悦诚服，近悦远来。

孤立地看，中国强调“经济决定论”没有大错，因为经济毕竟是决定一切的东西。但问题在于，中国对相关国家的经贸战略，没有与这些国家的战略利益挂钩。如果中国与相关国家找到了共同的战略利益，亦即组成“命运共同体”，并在这一框架下注入经贸合作的内容，那么经贸合作就有了坚实的战略内涵。

讲到战略合作关系，人们也许会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与美、俄、英、法、欧盟等国家和组织建立的“面向二十一世纪战略合作关系”。当时的主观出发点很好，即：二十一世纪将要来了，为避免战略冲突，用战略伙伴关系将中国与一批世界大国锁住。但这些“战略合作关系”流于空泛，当今天中国与西方世界真正发生战略冲突的时候，这些“战略合作关系”基本上成为一张废纸。倒是西方大国中唯一未与中国签订“战略合作关系”的德国，今天与中国发展出了最好和最默契的双边关系。

当时西方国家中，只有日本和德国没有与中国签订这一战略关系。日本没签可以理解，但德国不签则让中国百思不得其解。记得当时德国主管亚洲政策的官员这样对我说：“我长期与东欧和前苏联打交道，知道共产党国家喜欢搞这一套。但我们注重双方关系的实质性内涵，不搞那一套花功夫。”十几年后的事实，验证了这位官员的话。

中国外交须有高度和视野

因此，今天的中国表面上似乎与许多国家都是“战略伙伴”，但一到关键时刻，这些“战略伙伴”却全都不能发挥作用，而且反而还会站到另一条阵线上去；中国表面上在全球没少花钱，但最后却往往成了“冤大头”。

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中国外交没有在绑实与有关国家的共同战略利益方面做足文章，更没有将经贸利益从属于战略利益，而往往将经贸利益和其他相关利益误定义成战略利益。

到底什么是共同战略利益？这里可以分出几个不同的层面：最核心的层面是双方的休戚与共关系，亦即“没有你也就没有我”；其次是双方在全球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默契与合拍。现阶段中国的朋友中，即便是俄罗斯也只能达到上述第二种境界，第一种境界的朋友依然没有。至于以价值观和战略利益来共同维系的朋友，则更是在可预期的未来都不见踪影。

中国外交的这些挑战显然不是短期内就能克服的。但中国的外交当局必须有相关的视野，高屋建瓴地来审视中国对外战略未来十年的挑战。不然，未来十年依然是艰难的，而且可能还会更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