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我预断，“阿拉伯之春”成为以色列最大的噩梦。最近几周来，随着土耳其驱逐以色列大使，以及埃及民众示威，迫使以色列大使仓皇出逃，如《华盛顿邮报》承认，以色列在中东陷 入了空前的孤立。

纽约联合国年度大会9月21日召开，巴勒斯坦将正式向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提交申请，要求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这会进一步彰显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以及犹太复国主义成为新一 轮“白种人的负担”的事实。

“白种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原来指的是西方殖民主义为非洲和亚洲“未开化民族”带来现代文明的“责任”。这一说法，缘起印度出生的英国诗人兼诺贝尔文学奖 得主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同名诗歌，为当时的欧美帝国主义，尤其美西战争以后美国的海外扩张辩解。以后推而广之，变成为西方文明称霸世界服务的一种道德优越理论。

随着非殖民主义运动，“白种人的负担”逐渐失去市场。但是这一理论背后的西方文化和道德优越感，一直盛行未衰，直到近年的严重经济和社会危机，以及亚洲经济和教育崛起的有力 竞争，才有所收敛。

然而，在欧美对第三世界的武力干预中，例如美国的伊拉克战争和新近北约的利比亚战争，人们仍然可以感受到上世纪“白种人的负担”论的强烈余响。至于这样的“负担”为何只强加 于伊拉克和利比亚，而不是缺乏石油资源的也门或叙利亚，前联储局主席格林斯潘有过坦率的解释。

随着以色列在阿拉伯之春后迅速恶化的国际处境，甚至可能导致新的中东战争危机，使得以色列成为实在的“白种人的负担”，也即欧美的国际政治和道德包袱。

欧美或因此公开分歧

我多次指出：从历史角度，中东以巴冲突的根源，在于欧洲基督教文明的反犹主义罪孽，要无辜的巴勒斯坦人民买单。随着阿拉伯之春后底层民意的声张，以及伊斯兰组织通过议会道路 进入政治主流，二战以来欧美通过收买穆斯林世俗精英和上层领袖，来换取中东和平的外交政策走入了死胡同。再加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梦想破灭，转向面对穆斯林世界的新奥斯曼主义，半个 多世纪来耀武扬威的以色列，逐渐陷入周边伊斯兰世界敌意的汪洋大海。

换言之，以色列在中东的长治久安，日益仰赖于欧美的支持，而成为“白种人的负担”。

巴勒斯坦在联合国大会上的申请，迫使各成员国的投票摊牌，将会体现这一“白种人的负担”，以及欧美不同的两难处境。

在欧洲，直接制造犹太人灾难的德国，已经表示出于历史罪责，而必须投票支持以色列。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的英法两国，以及其他欧盟国家，虽然并无直接的历史包袱，但是却受到华 盛顿巨大的外交压力。

如果欧洲公开支持以色列，那么在阿拉伯和穆斯林民意中，北约投机利比亚战争的红利会化为乌有，不仅站到了阿拉伯之春的对立面，还冒犯欧洲本土上不断增长的穆斯林人口。前芬兰 总统阿赫蒂萨里（Martti Ahtisaari）和前北约秘书长索拉纳（Javier Salana）因此联名在《纽约时报》上呼吁：欧盟应该一致投票支持巴勒斯坦的联合国申请。但是如此一来，大西洋两岸 会出现公开的隔阂。因此估计至少英法在安理会很可能弃权。

在美国，犹太裔集中的纽约第九国会选区，自从1920年代以来，近日首次落入共和党之手。在这次特别国会选举中，跨党支持对方的前纽约市民主党籍市长郭华德（Ed Koch）公开表示： 这是对奥巴马压迫以色列的外交政策的惩罚。在内政上已经焦头烂额的奥巴马，面对明年的连任苦战和犹太选民的反水，在中东问题上显然一筹莫展。上台伊始首访土耳其、接着发表开罗演 讲的豪情，早就化为乌有。

不仅奥巴马渲染一时的“亲穆斯林”政策，如今成为阿拉伯世界的笑柄，更严重的是连前沙特驻美大使阿苏德王子（Prince Turki）也在《纽约时报》上公开警告：在民意压力下，沙特 将不得不因巴勒斯坦问题而与华盛顿分道扬镳。

以色列在中东仍然具有无比的军事和经济优势。但是在国际社会中，这一“白种人的负担”，随着欧美经济优势的退步而无法永远持续。错过见好就收历史时机的以色列，却仍然冒伊斯 兰大不韪，继续蚕食麦加和麦地那之后，穆斯林第三圣地东耶路撒冷。长此以往，焉知不会步最终被赶下地中海的十字军拉丁王国后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