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4日，美国驻以新使馆在耶路撒冷揭幕，引发巴勒斯坦强烈抗议，4万多名巴勒斯坦人在加沙与以色列交界地带游行示威并与以军发生冲突，致使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并死亡，白宫发言人则称“以色列有权自卫”。
长期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执行亲以色列政策，不仅给予以色列大规模援助，而且在阿以争端中偏袒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中支持以色列，使得美以之间保持着一种“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的形成，除了美以两国在政治、宗教、文化等方面的相互认同以及美国对以色列战略作用的考量之外，以色列侨务公共外交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色列建国后坚持侨务公共外交的战略，这对于凝聚全球犹太人的力量维护以色列国家利益，提升以色列国家形象，推动以色列经济科技快速发展，加强以色列对外文化交流，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文拟阐明建国后以色列确立侨务公共外交战略的侨务资源因素，解析以色列侨务公共外交的主要做法，并考察其实施成效，以期为中国方兴未艾的侨务公共外交实践提供借鉴。
一、以色列侨务重视公共外交战略的缘由
侨务公共外交是以色列重要的国家战略之一，这一战略的确立源于以色列在海外所拥有的庞大侨务资源。以色列建国初期的安全环境决定了以色列不太可能从周边国家获取有效支持，而长期的大流散使得犹太人遍布世界各地，他们经济实力雄厚、科技人才众多、世界影响力大，于是以色列领导人便把目光投向了海外犹太人群体。
第一，在以色列领导人看来，海外犹太人是以色列建国后最重要的外部资源。
以色列建国后其合法性被周边国家质疑，建国次日便遭到了埃及、外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围攻。面对严峻的生存环境，为了打破周边国家的封锁和围堵，以色列政府确立了侨务公共外交战略。以色列领导人认为，散居世界的海外犹太人，是以色列的基本国情，也是以色列建设现代化国家和开展公共外交可以倚重的力量。
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在建国之初就指出：“要使以色列成为现代化国家，就必须要借助海外犹太人的力量。”以色列《独立宣言》也宣称：“我们号召散居在世界各国的犹太人团结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周围，协助我们完成移居和重建的使命，并同我们一道为实现世代以来的梦想——重振以色列——而奋斗。”
根据伯曼犹太数据库的最新资料，截至2016年全世界有犹太人口1441.07万。其中以色列的犹太人口仅633.64万，占世界犹太人口总数的43.9%， 绝大多数的犹太人生活在以色列之外，居住在美国、法国、加拿大、英国、阿根廷、俄罗斯、德国、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家（参见图1）。
海外犹太人口分布呈高度集中化和城市化的特点，以洲来划分，美洲现有犹太人口646.95万，亚洲现有犹太人口637.37万，欧洲现有犹太人口166.98万，大洋洲现有犹太人口12.06万，非洲现有犹太人口7.09万。犹太人又多生活在大城市，例如美国犹太人大多居住在纽约、洛杉矶、旧金山、费城、芝加哥、波士顿等城市。
第二，近年来海外犹太人在经济领域迅速崛起，积累了大量社会财富，成为住在国极具实力和影响力的少数族裔。
犹太人的金钱观念带有浓厚的宗教意味，金钱对于犹太人来说不仅可以满足物质需要，而且可以用来体现宗教热忱。据《出埃及记》记载，耶和华晓谕，凡年满20岁的犹太人都要交纳“赎罪银”。犹太人热衷慈善，认为个人的一切所得皆来源于上帝，慈善捐赠是“把属于上帝的还给他”。如果能够多赚钱，那就可以多敬奉上帝，因此犹太人只要有机会就要赚钱。由于历史上犹太人长期被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绝大多数人只能经商，因而相比其他族裔明显富有。
以美国犹太人为例，早在1965 年美国1/2的犹太家庭年收入就已达7500～15000美元1990 年统计数据显示, 犹太家庭的年平均收入近4 万美元, 位于最高收入阶层之列。2001 年调查发现, 37%的犹太人年收入超过8.5 万美元。2006年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46%的犹太人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2009年福布斯美国富豪榜前400名中有139名是犹太人，前50名中则有20名犹太人，这20位犹太富豪的资产总额达2118亿美元。2015年福布斯杂志发布的全球亿万富豪榜前50名中有10名是犹太人。
犹太人在美国的服装、百货零售、粮食加工、电子、娱乐传媒、钢铁、石油、化工等行业都有重要影响。犹太人在金融界更是独树一帜，其控制的库恩—洛伯公司、塞利格曼公司、莱曼兄弟公司、拉扎德兄弟公司、所罗门兄弟公司等都是颇具影响的金融巨头，人们通常将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华人并称为世界侨民三大金融力量。
第三，就科技实力而言，海外现有75万名犹太高科技人才，从事的研究几乎涵盖所有高新技术领域。
犹太民族历来崇尚知识，重视教育，在犹太人心目中，勤学是仅次于敬奉上帝的美德。以美国犹太人为例，55%的美国犹太人受过大学教育,而美国的总体受教育比例为29%；25%的美国犹太人受过研究生教育，而美国的总体比例为6%。在美国常春藤大学中犹太学生所占比例超过20%，在美国东部的名牌大学中，30%的教授是犹太人。美国国家科学院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部现任院士中犹太人占了45%。1901年至2017年间,全世界共有201位犹太人或一半以上犹太血统者获得诺贝尔奖,占获奖者总数的23%，而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犹太人高达39%。
由于接受了较为良好的教育，犹太人在就业上明显占优势，例如41%的美国犹太人从事专业技术性工作，13%从事管理和行政工作。一大批犹太科学家如爱因斯坦、波尔、奥本海默、费米、费曼、特勒、冯·诺依曼、波恩等享誉世界。在新技术与信息产业，犹太人也引人注目，戴尔、微软、英特尔、雅虎、谷歌、eBay等著名公司的创立者或领导者均是犹太人。据以色列学者埃里克·古尔德和奥默尔·莫阿夫的统计，2007年海外有75万名犹太高科技人才，从事的研究几乎涵盖所有高新技术领域。以色列著名智库陶伯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丹·本-大卫则认为海外现有近百万犹太高科技人才。
第四，就政治影响力而言，犹太人广泛活跃于政界。
犹太民族的参政热情历来很高，古代犹太人曾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有过辉煌的政治业绩，但是在后来的流散过程中，犹太人被剥夺了政治权利。20世纪以来，一大批美国犹太人参政，担任过除总统职务之外的几乎所有重要公职（见表1）。并且这股政治力量与犹太经济势力联手，形成了强大的利益集团，例如美国犹太院外集团，左右着美国的中东政策，特别是美国对以色列的外交政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形成了奇特的以色列、美国犹太人和美国的三角关系。不少美国犹太政治家在对外政策上有极强的影响力，例如美以战略合作在尼克松执政时期出现飞跃与基辛格这位犹太籍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二、以色列侨务公共外交的主要做法
为了凝聚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心向以色列，以色列政府制定法律明确了全球犹太人与以色列的关系，通过首脑公关、文化交流、教育培训等加强与海外犹太人的联系，鼓励各国犹太人参政，通过犹太利益集团等影响居住国政府的对以政策制定，利用犹太人控制的传媒提升以色列国家形象。概括起来，以色列的侨务公共外交主要采取以下几点做法。
第一，制定法律，明确全球犹太人与以色列的联系。
以色列建国后通过的第一部法令，就是废除此前统治者规定的限制犹太移民的政策。以色列《独立宣言》称：“以色列国将向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敞开移居的大门……” 1950年7月5日以色列政府颁布了《回归法》，赋予世界各地犹太人自由移居以色列并获得国籍的权利。该法是以色列移民政策的法律基础，但是因为未对犹太人概念进行界定，引起了激烈纷争。1952 年以色列又颁布了《国籍法》，规定以色列的国籍可以通过出生、《回归法》、居住和归化而获得，可是如若父母双方或者任何一方为以色列国籍，即使其子女出生在国外，也可以按出生自动获得以色列国籍。为了解决犹太人的概念争议，1970 年以色列国会还通过了《回归法》修正案，指出《回归法》所称犹太人是指“由犹太母亲所生或已经皈依犹太教，且不属于其他宗教的人。”
此外，《回归法》修正案还将犹太人回归、移居和取得国籍的权利扩展到了犹太家庭成员，包括犹太人的配偶、儿孙以及他们儿孙的配偶等。除了《回归法》和《国籍法》之外，以色列还颁布实施了《居民登记法》、《拉比法庭裁判法》等，这就从法律上明确了全球犹太人与以色列的关系，使得他们本人及其配偶、子女等与以色列的联系得到了加强，提升了他们对以色列的向心力。
第二，开展文化教育交流，加强海外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文化认同。
以色列政府努力把以色列建成世界犹太人的精神文化中心，尤其是针对海外犹太青少年，以色列与各国犹太组织合作开展留学、交换生以及名目繁多的文化交流项目。
例如2010年以色列在美国留学热门国家中排名第16位，美国学生到以色列留学的人数从2005年的1581人增加到2014年的3317人。其中，以色列国家主办的“发现—以色列生来就有的权利”项目每年就接纳到以色列学习和交流的犹太青年多达3.7 万人，截至 2009 年已有来自52个国家的20多万名犹太青年参与此项目。 98%的参与者表示该项目加强了自己对以色列的认同感，61%的参与者在项目结束3年后仍然与以色列保持较强的联系，48%的参与者在项目结束5-10年后仍然认为该项目改变了其人生，使其投入到犹太社团活动中来并发挥重要作用。
除吸引各国犹太青少年到以色列参观学习外，以色列政府还建立了世界犹太学研究联合会、国际高校犹太文明教研中心等机构，由国家元首担任领导协调和推动全球各高校中的犹太文化传统、语言和历史教学，并在世界各地开设犹太师资研讨班，资助研究专著和教材出版。此外，以色列还选派艺术家赴海外犹太社区进行创意表演、巡回展览等，让海外犹太人即使身在海外也能亲身感受以色列文化的魅力，打牢侨务公共外交的文化纽带建设。
第三，实施首脑公关和教育培训，提高侨务公共外交人员素质。
以色列认为其政府首脑也是开展公共外交的名片，从戴维·本-古里安开始，几乎每任以色列总理就任后都要到海外犹太社区访问，与海外犹太领袖会谈并发表公开演讲。除首脑公关外，以色列深知侨务公共外交只有经过专业训练的高品质人才实施才能起到效果，因此非常重视教育和培训工作。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专门开设了侨务公共外交工作人员的短期培训班，邀请专家授课，教会他们如何在电视和广播中对海外犹太人演说，如何与海外犹太社团保持良好关系，如何以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活动。经过培训的工作人员熟悉海外犹太社区情况，有良好的沟通技巧，善于开展工作并获取支持，此举大大提升了以色列侨务公共外交的成效。
第四，鼓励各国犹太人参政，通过犹太利益集团等影响居住国政府的对以政策制定。
以色列政府鼓励各国犹太人利用他们的经济资源、社会地位、政治力量以及手中的选票等对居住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施加影响。这在美国尤为突出，近年来不少美国犹太人担任国务卿、内阁部长、最高法院法官和驻外大使等政府要职。
此外，美国犹太人还积极参与选举投票。尽管他们占美国总人口不到2%，但是投票率却高达90%以上。在犹太人高度聚居的州影响更加明显, 例如纽约州犹太人口约占该州人口的14%, 但投票比例达到该州选票的16-20%。美国89%的犹太人生活在12个具有关键选举人票的州内，这使他们成为美国最强大的选票集团之一。再加上犹太人财力雄厚，他们可以利用手中握有的财富资助亲以候选人或者资助反以候选人的竞争对手，特别是犹太利益集团通过直接或间接游说的方式影响美国国会、政府、智库、精英和主流媒体等，左右着美国政府对以色列和中东的外交政策，为以色列获取了大量利益，以至于有人把美国犹太院外集团称为“在另一条战线作战的以色列军队”。
第五，利用传媒渠道，提升国家形象。
犹太人在传媒业影响显著，美国的主要传媒，如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国家广播公司、《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等著名媒体均掌握在犹太人手里，这些传媒拥有近亿受众。
此外，美国主流媒体近年来也涌现出众多的犹太记者、编辑、专栏作家、评论员、主持人等。人们熟知的兰登书屋、西蒙－舒斯特、维京、麦克米伦等出版社也是犹太人创办或经营的。以色列政府鼓励各国犹太人通过其控制的传媒积极宣传和推介以色列，同时将批评者边缘化，一旦发现就指责他们反以或反犹而使其三缄其口。特别是微博等新媒体的出现，使得以色列提升国家形象有了更有力的抓手。
三、对以色列侨务公共外交成效的考量
以色列从一个刚建国时饱受战火困扰，资金、技术、人才极其匮乏的落后贫困国家发展成为今天经济富足、科技高速发展、人才优势突出的现代发达国家，其侨务公共外交战略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举措，以色列政府充分发挥海外犹太人在开展公共外交中的独特优势和作用，提升了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可是进入21世纪以来，以色列国家形象在世界范围内持续走低，美国和欧洲10国的民调显示，从2002年到2004年这些国家的民众亲以情绪普遍下降，反以情绪普遍上升（参见表2）。2008 年，“世界公共观点”网站在世界范围内选取了18个国家的18792名受访者参与调查，民调结果显示至2008年以色列的国家形象仍然没有大的好转。
造成新世纪以来以色列侨务公共外交成效不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以色列政府领导人认识不足，侨务资源涵养不够，又有体制不畅，侨务公共外交多头领导，同时还有资金缺乏，侨务公共外交发展战略受限等多种因素。
第一，侨务资源涵养不够。
由于以色列建国后长期处于战争或冲突状态，因此政府对于侨务公共外交采取了一种高度实用主义的态度，很少考虑要去涵养侨务资源。在以色列政府看来，海外犹太人是他们用来“救火”的水龙头，可以随时发动游行示威、电报攻势、游说等。正如弗莱德曼所言：“海外犹太人喜欢以色列的‘身体’，而以色列喜欢海外犹太人的钱。”
另外，以色列政府高官多来自退役军官或情报人员，他们的职业背景使其对于通过战争而非通过公共外交来提升国家实力更有兴趣。
事实上，海外犹太人与以色列并不是平等的伙伴关系，以色列处处以海外犹太人领导者自居，在制定对外政策时也很少考虑他们的合理建议，以至于有学者不无惋惜地说：“如果那时以色列与流散在外的犹太人能够进行关于如何取得和平的严肃讨论的话，也许会动摇以政府致命的傲慢。”以色列也不同意个别犹太领袖所主张的“海外犹太人有权批评以色列政策”的观点，相反，他们认为各国犹太社团领袖在做出重大决定之前要与以色列协商，社团负责人每周要去大使馆聆听指示。可是随着以色列建国初期那一代狂热的海外犹太人逐渐老去，新一代开始思考自己的双重身份，大多不再愿意唯以色列的马首是瞻，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海外犹太人支持以色列的热情。
第二，侨务公共外交多头领导。
侨务公共外交涉及多个部门和领域，需要长期的战略规划和统一领导，可是以色列在涉及侨务公共外交的体制机制建设上十分落后，至今没有一个统筹侨务公共外交的机构。在开展侨务公共外交的过程中，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外交部、公共外交与散居事务部、犹太人代办处、工业、贸易和劳动部、文化和科学教育部、公安部、国防部以及数量庞大的非政府组织和犹太社团等全都参与，这些部门各自为政，相互之间缺乏有效沟通与合作，导致资源浪费和效率下降。海外犹太人不时接到多个部门发来的重复指令，常常让他们无所适从。
另外，以色列政府曾于2005 年成立了移民政策咨询委员会，由前总理鲁宾斯坦担任主席，委员由律师构成，全职负责审核调查以色列移民政策的效用，但是因为该委员会的工作重点在于审查移民问题，因而对侨务公共外交的实际成效并不明显。以色列虽然有时在内阁中也任命掌管海外移民事务的部长，但是至今没有设立常设性的政府机构处理海外犹太人事务。
第三，侨务公共外交经费缺乏。
以色列政府每年给予侨务公共外交的经费相当少，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而且每逢遇到战事，就会削减公共外交方面的拨款，把省下来的钱转拨给国防部。外交部的员工曾多次举行罢工要求上调工资。2000～2014年，以色列外交部有三分之一的外交官因嫌工资低而辞职。2014年以色列外交人员的罢工致使103个以色列驻外使领馆被关闭，这使得以色列与联合国以及多个国家的外交工作陷入瘫痪状态。
以色列政府在弘扬犹太文化方面的拨款尤其吝啬，以文化事业费为例，尽管以色列的文化基础设施非常完善，有众多的博物馆、电影院、剧院等，但是以色列政府对文化事业的年度拨款仅为9560万美元，尚不到政府预算的0.1%，更未达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家文化预算不能少于整个政府预算1%”的规定。由于缺乏持续的支撑，以色列国内数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因资金不足而关闭。
近年来以色列的国家预算在增长，但是公共外交预算却是在减少，以色列公共外交每年得到的实际拨款仅为900万美元，这根本无法支撑以色列的公共外交项目。资金短缺使得以色列优秀的文化和大批优秀的艺术家难以走出国门，这严重阻碍了侨务公共外交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