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2月13日，是魏京生“阴谋颠覆政府案”开庭的日子，北京下了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据说也是唯一的一场雪，迎着漫天飘飞的雪花，在前往法庭的路上，68岁的张思之先生想起了艾青的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
虽然我一直没有问过先生，但我相信他默默念叨着这两句诗的时候，他的眼眶一定是湿润的。
从那个雪天以来，又是12个年头过去了，张思之先生已跨入了“80后”，他依然没有离开律师的职业位置，依然与脚下这块土地同忧乐，从容、乐观、明白地面对日出日落。今年是他从业满50年，如果减去中间二十多年的中断，他的实际执业时间其实还不足30年。50年前，他甫一从业，只办了一个半案子，就赶上了铺天盖地的反右风暴。1980年，当他出现在电视镜头中，以辩护律师的身份站在举世瞩目的江青、林彪“两案”特别法庭上时，那年他53岁，年轻已经不再。半个多世纪的血水流年，并不如烟的风云往事，翻烙饼一般的民族命运，多少泪水与苦难都已在他的生命中凝固、沉淀。
穿越上个世纪80年代的浪花，和90年代的阴云，进入扑朔迷离、变幻不定的世纪之初，他之所以越到后面越加散发出夺目的光华，靠的不是法庭上的“胜利”，恰恰相反，作为律师，他辩护的许多案子都以失败告终，他曾不无悲壮地以四个字概括自己的律师生涯——“屡败屡战”，他接收的那些案子，他知道，所有具备正常判断能力的人都不难知道，注定是要失败的，他能做的就是不问结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要履行一个律师的职责，按自己的职业良心行事，对历史负责。世人皆知，他是王军涛“颠覆、煽动案”、鲍彤“泄密、煽动案”、魏京生“阴谋颠覆政府案”、高瑜“泄密案”等著名政治案件的辩护律师，他也曾为陆子斌“反革命宣传煽动案”、冯邵力等“阴谋颠覆政权案”、杨子立等“颠覆国家政权罪案”等并不那么有名政治案件辩护。当然，在他是职业生涯中，他也曾为包括大兴安岭火灾的庄学义“玩忽职守案”等在内的许多其他案件出庭。近些年来，他仍接办了“郑恩宠案”、“聂树斌案”、“禁书案”等世人关注的案件。
在他年近古稀时，曾出版过带有总结性质的著作《我的辩词和梦想》，遗憾的是大陆版删除了他一生中许多重要的辩词，变成了一个残缺的版本，好在海峡对岸出版的同名著作是一个完整的版本，厚厚的近千页，记录了他在法庭上那些金石般的辩词，也记录了他在法庭之外的思考和感受。先生在送给我的这部沉甸甸的大作扉页，谦虚地写下“资料一册”一行字，这哪里是普通的资料，这是历史活的见证，是一个中国律师记下的20世纪后半叶这个大时代，一字一句，都令人动容。
在他的执业生涯中，一次又一次地为现政权眼中的异端做无罪辩护，处在一个远没有法治保障，政治凌驾在法律之上的国度里，他这样做的风险可想而知，很多时候，能不能对某个案子做无罪辩护，并不是律师本人能决定的，需要事先经过审查批准，一不小心，就会逾越当局划定的圈圈。他头上带着紧箍咒，身边是一道道或有形或无形的铜墙铁壁，身为专业律师能发挥的空间狭小又狭小。就是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他尽其所能地作了无愧于职业良心的辩护，这需要勇气，需要承担。他曾说过“天不难测，讼事难测，这是无情的现实。”其实，难测的不是讼事，不是其变化无常，而是许多案子本来就是有罪推定，开审之前就定下了判决结果，法官、法院、法律也无能改变，开庭不过是形式，律师不过是道具，法庭辩护在权势者眼里只是走过场，是自欺欺人的表演。但既然身为律师，就要有职业自尊，要直面良心，所以他才一次次违逆上意，按自己的职业良心进行辩护，他选择的辩护方法常常是把指控的事实一项项驳倒，让那些漏洞百出的起诉书穿帮，让法院在哪怕不能影响最终的判决，对他已经尽心尽力，无愧于律师这个名号。
长期以来，他总是那么的谦卑，对自己从事的神圣职业充满敬畏，他总是感慨自己的不足和遗憾，他对自己不能在法庭畅所欲言而深深不安，甚至默默流泪。他多次为自己的辩护不够到位、“重大失误”而难过。魏京生案，他追问：“不能看完全卷就要出庭为被告人辩护，姑且不论‘风险’，试问：你称职吗？”王军涛案，他自责：“我在法庭上发表的那篇几近七千字的辩词是蹩脚的。问题不在于时间仓卒，而在于我的软弱和无能！”
这一切其实都不是他的过失，而是时代环境的局限，魏京生案，法院只给了他们不到24个小时看案卷的时间，全卷有12宗1900多页，而且许多材料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字，这中间司法局的官员还要找他们“商讨”，即便有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特异功能也看不过来。一些至关重要的书证来不及摘抄，因为相信法院的人，就交他们复印，结果发现最重要的恰恰都遗漏未印，只是页码不少。王军涛案一开始只给3天阅卷的时间，争取之后加了两天，然而21个卷宗，2900多页，5天下来也没能看完。
尽管如此，在极为不利乃至恶劣的条件下，在层层的限制中，他也能在千头万绪中迅速抓住每个案子的核心，洞见事实上的破绽，逻辑上的裂口，法理上的牵强，清晰、干净、利落地进行辩护。他办的那些政治案，尽管结局都已先定，但他仍能按法的精神一一进行辨析，一丝不苟，用思之深，用思之精，用思之准，都应了“思之”之名。我常常想，他的许多辩词都属于历史，不仅属于20世纪的政治迫害史，而且属于20世纪的言论史。他的辩词没有带感情色彩的抒情语句，几乎没有任何华美的装饰，他的立足点是事实、逻辑、法理和现行法律，他始终记得他是个律师，一切都是按这个职业赋予他的天职去做。他有喜怒哀乐，但从来不在职业岗位上流露，他有情感是非，但在法庭上他有自己特定的角色。他的热忱、情感、倾向都是内敛的，他的辩护靠的不是外在的激情，而是内在的逻辑。我喜欢他辩词的语言，那是法的语言，力求准确、严密、冷静，在他的辩词中，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他在法庭上说出每个字、每句话时的脸色，甚至听见他的心跳。
“政府与政权，是两个相关但又相异的概念；攻击政府与推翻政权，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法律概念。请允许我据此说明：反对政府首脑，并不等于反对政府；反对政府，也并不等于推翻政权。当年反对主张‘两个凡是’的政府首脑，谁也不会认为这是‘攻击政府’，更无人能得出这是旨在‘推翻政权’的结论。”这是他在法庭留下的声音，在自由还没有眷顾这块土地的时候，这样的声音有着闪电一样的力量。他的辩词包含着他的梦想，在没有成为过去的“黑暗时代”里，张思之先生奉献的不仅是金子般可贵的辩词，更可贵的是他的独立人格。在这样一个时代，在12万执业律师中竟然诞生了他这样一个人，几乎是一个奇迹，是老天对我们这个不幸民族的厚待，“伟大”这个词曾经被滥用，我们平常不愿意轻用，我想，如果要用的话，张思之先生就是当得起“伟大律师”四个字的。1991年冬天，在王军涛“颠覆、煽动案”闭庭之后，他哭了。他说，那是为自己，为他钟情的律师这个神圣职业，为他深爱着的祖国。泪水滑落，如同雪花悄悄融入大地。这个细节记在《我的辩词和梦想》长长的后记中，每次翻到这里，我总是想到艾青的另外两句诗，这一定也是先生熟悉的——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