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生活在中国的绝大多数时间内，是没有律师的，即使我家认识的人多而广，三教九流，五湖四海，特别我母亲，从天主教大主教到灵岩山当家妙真法师，从太湖的“叛逆者”到名声显赫的真正大师，不胜枚举。但我记忆中只有当母亲竞选国大代表时，苏州另一位宋铭勋先生竞选立法委员，他是律师。

我母亲对律师颇加赞赏。她说律师有一种独特的性格——要胜诉。但证据齐备，分析综合，巧言利口，博学多闻是必须具备的素质。既要有驳倒群儒的气势，又要将证词准备得天衣无缝。是她告诉我当年的特大事件：名律师章士钊眼看要败诉，在法庭上以领养章含之的惊人之笔，力挽狂澜。她还加了一句“法律不外乎人情”，不知她的注释是否正确？

上世纪60年代我看了当时风靡一时的印度电影《流浪者》，当丽达在法庭上为流浪者拉兹辩护时，义正词严，条分缕析，口若悬河，声情并茂，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当律师也有些伟大！

来美国后，我没有律师朋友（感谢上帝！），这里常讲在证明有罪前，总是清白无辜的，而律师收费高达400-1000美元每小时。当然律师考牌（执照）也非易事，肯尼迪总统的儿子也二次没考出，第三次才通过，可见一斑。这一点美国还是比较公正的，即使你是总统的儿子，一视同仁。但律师的职业并不怎么令人尊敬，律师能使有罪的人判为清白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判无辜的人有罪同样令人不能容忍。特别在辛普森案件后，我对美国的律师也几乎丧失了信心。记得在得州念研究院时，常有研讨会，对那些有争议的论题辩论得很激烈。一位美国同学对我说：“你可当律师，除聪明，灵活，口才好外，还富有表达能力。”我笑着对他讲：“嗳，在任何社会制度下，我都不是当律师的材料！”

唠唠叨叨讲了半天，本文主角尚未登场，不过大人物总是姗姗来迟，唱压轴戏的，不是吗？

几乎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他亲戚家，我遇见了张思之大律师。我们一见如故，似乎有一种微妙的默契，使我们融和于漫无边际的共同语言中。有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在当今世界是绝无仅有的，特别在很短时间内，大概也是一种缘吧。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位大律师“大”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他在上世纪80年代是林彪江青“两案”律师组组长，曾是李作鹏的辩护律师。相反，我只知道他也曾经戴过“右派分子”的桂冠。

我们的交谈是超越于法律之外的，也不太愿意越过雷池一步谈论政治。对某些敏感的主题，我们都比较含蓄，但那种心照不宣，举一反三，心领神会的谈话是需要有一定水平的。许多思维的交流不言而喻，许多弦外之音也赫然洞明，不过恐怕难以指责我们指桑骂槐，含沙射影吧？特别在当今的和谐社会中。（喔，或许我遇见他时尚未进入和谐社会哩）但在网页上，我看到“张思之接见彭××”的标题，竟好像官方报导似的，实感“三生有幸”，啼笑皆非。

大律师是北方人，挺高大的（在我心目中律师都只是中等身材）。眉宇之间既有坚忍又富弹性，思维极其敏锐而迅捷。要在他面前耍花招，恐怕是不太容易的。当然他也会假装没有注意“放你一马”，不要认为你骗过了他，你差远哩，这不过是律师的一种“伎俩”而已，或许他更胜人一筹。

大律师举止自然，气度超脱，“雅俗共赏”。我觉得如果他作外交使节会比当律师更精彩。他的眼神有时会带一种顽皮的狡黠，相似于西方所喜欢的幽默感和诙谐。外交家应该是多才多艺而多能的。更不可缺少了个人的魅力。他可以缄口不言，也能娓娓动听地讲上几个小时（这是我最近才得知的，当他“接见”我时，我根本没有任何他的“资料”），这是即兴的，原来他根本没有准备讲，证明他是天才的演说家，这是外交家所必须具有的特点。另外他的演讲也一定富于感染力，不仅使听众们“目瞪口呆”，也使当权派无可奈何，恨得牙痒痒的。我倒认为他那时“挺风光”的，且不提这以后的十几年吧！

大律师有过人的精力，可能部分来自他中医世家的遗传基因。他知识面很广，兴趣也多，唯其有丰富的生活乐趣和激情，才能热爱生活。他也是美食家，喜欢南方，特别是苏州的特色风味小吃、糕点和烹调。而且他还有自古以来中国学者名士的“莫使金樽空对月”的爱好。

我对大律师的认识不是从他专业上的成就，而是从一个有人性、有理性、正派、正直的人开始。

他那爽朗的笑声，使我想起了我母亲，她和大律师有同样特征性、富于感染力的笑声。听到这种笑声，你会感到世界上还是有令人高兴的事的，而且有这种笑声的人似乎不会城府很深算计人，至少不搞阴谋诡计。当然大律师的笑声比我母亲更高一层次，有时或许他会带一些玩世不恭的意味：“嗨，在这世界上有什么是不能笑和不‘可笑’的？”当然是否所有人都有机会聆听这种笑声，又是另外一回事，当我问母亲为何有时会“吝啬”她的笑声，她说：“得看对什么人，也要笑得出来才行呀！”不知大律师是否也有同感？

我的另一大发现是大律师竟然也欣赏邓丽君！我喜爱古典音乐，小时候还学过钢琴、小提琴，从来看不上眼我认为“俗”的流行歌曲和演唱家。但我对邓“情有独钟”，我欣赏她的清纯，情深意真，她演唱时有一种独特的风格倾诉着她对音乐、对人生、对她从事专业的真挚激情，正如歌德所说“只有发自内心的才能深入内心”，文学艺术都一样，我很高兴与大律师“英雄所见略同”。

有一次我问他：“你在写书吗？”他回答得干脆而迅速：“不写！”我仿佛看到他那略有赌气的神态（大律师只“接见”过我一次，但我有时远隔重洋打电话向他问好），我没有继续问，我想可能是写了不能使他自己满意吧。他不想写他不愿意写的也不愿意写他“应该”写的，而且曲高和寡，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或许乱加评论和庸俗化的倒大有人在，所以不写反而“心安理得”。

“不留文字在人间”，在哲学领域中古今中外是屡见不鲜的，即使留下一点，如老聃只有八十一条道德经。希腊的希拉克里特斯（Heraclitus）留有150条断片。多数只有一二句话。即使他们留下了扑朔迷离的“天书”，也只是告诉后人：“你们自己去解密吧，或许我的本意和你们所想的有天壤之别。”大律师想让后人轻松一些。我认识大律师是基于人的概念（列宁也曾讲过要作一个“大写的人”），人者也，需通情达理，丰富多彩，有人性，有理性，有良知，有道德，有潜能，然后才能加以各种桂冠——领袖，专家，教授，大师等等。记得当年看到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给他母亲的汇费中扣除邮费（当然能汇钱给母亲还是好的），颇感费解，觉得他的性格有些扭曲，这些所谓知名人士的行为也是另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因为他们没有人的基本概念，不知如何做人，如果将他们所有头衔都去掉，其中不少将成为言语无味，面目可憎，不近人情的怪物。当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要做一个简单的正常人或知识分子也并非易事，所以更感到大律师的难能可贵了。

顺便提一下，几年前出版社要大律师提供一张照片，他挑选了一张在我姊姊（林昭）墓地上的照片，仍有些“笑傲王侯”的气派！虽按法制概念来讲，姊姊是正规官方平反的“右派”、“反革命”分子，似乎应该没有什么禁忌吧？诚然，“仁者见仁，见者见智”。

我们从来不谈法律，不过有一次他曾讲过，“你如有事找我，不收费！”我没作声。他自己讲总是“屡战屡败”。如果他承办我的“案例”，最后能“赢”吗？上帝明鉴！不过先生们女士们请别报道“大律师为彭××办案不收费”。事情尚未发生，八字还没见一撇呢！我也曾半开玩笑地问过大律师：“你有没有后台？”他似乎停了十秒钟然后回答：“我没有啊！”我有特异功能，解读言语，声调顿挫知其实意。这问题很难回答，其实我也不想知道我不该知道的事，或许这世界上的事，我已经知道得太多了一点！

大律师在2008年接受德国佩特拉凯利奖，去年一位法国作家为大律师写了传记。前些日子大律师却无奈地说“我有愧于中国的律师制度”。其他的在此我也不想多说了，聪明的读者自己去斟酌吧。李大钊讲人们的思想是最难控制的，如果他们能独立思考。

世界上无巧不成书的事也真太多，最近我在探讨家谱时，发现我父亲的祖先由河南迁往江西，这样讲来我和大律师竟是同乡，并非有意高攀，只是觉得一种巧合，有趣地发生在我的生活中。喔，还有大律师出身于医学世家，好像他是唯一当律师的，我很不幸地出身于所谓政治世家，是唯一当医生的。我没有童年，没有青春，一夜之间成长到成年的停滞阶段，所以我拒绝接受老年；大律师五十岁左右“初露头角”焕发青春，现在正当盛年。他知道我一不会唱“万寿无疆”，二不会喊“永远健康”，但我衷心祝愿大律师度过他金色的期颐，永远快乐。或许他错过了当杰出外交家的夙愿，但希望他的笑声，能越过大洋，让其他国家的人们也获得片刻的欢娱，且莫提“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

大律师，晚安！

写于2010年5月，此时大律师已“接见”过我两次，但不想修改了。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