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98年到北京，这个叫埃蒙德·巴恪思的英国爵士长期生活在中国，曾是京师大学堂的教授，英国驻华外交官，1944年死在中国，身后留下一本惊世骇俗的英文回忆录手稿，在尘封六十八年之后，中译本以《太后与我》为名首度在香港出版（王笑歌译，新世纪出版社）。巴恪思在书前誓言记录的绝对是事实。他自述与慈禧太后自1902年开始交往，直到1908年慈禧驾崩前夕他们还有接触。他与慈禧之间“秽乱清宫”的细节叙述触目惊心，当时慈禧已是七十老妪，却性欲旺盛，他要靠春药才能满足其需要，多次细致入微的性生活细节描述，明代小说《金瓶梅》的场景也不过如此。
在他的笔下，晚清宫廷，从慈禧太后、王公贝勒、达官贵人到太监、宫女、伶人，过的都是淫乱污秽的生活，男女之间还算是正常的，更多的是男与男、女与女、人与兽……许多王公、贝勒、大臣、将军榜上有名，他本人也癖好同性恋，只有与慈禧太后例外。恭亲王溥伟，庆亲王及他的儿子载伦、载振，差一点取代了光绪帝的“大阿哥”溥儁，贝子溥伦，肃亲王的次子，大学士荣庆，将军张勋、姜桂题……在他笔下都是同性恋，慈禧太后甚至要微服密访他们常去的浴室，亲眼看他们淫乱。
慈禧让太监、宫女称呼他为洋侯，给了他很高的待遇，而他利用慈禧的宠爱，游走于王公大臣和男宠之间。在大量不堪入目的性描写间歇，他也记录了慈禧与他的一些闲聊，1903年的一天，慈禧问起他是否读过她最近的诏令，把革命者沈荩在宫外鞭笞而死。“今年是我的幸运之年，如果没有日俄战争，我会下令为我明年十月的七十大寿举办庆典。处死沈荩，我也非常犹豫。然而他是第二个康有为，我别无选择。你们外国人认为我残暴，却对他的挑衅一无所知，我不得已才对他极端处置。”这一记录为沈荩之死提供了新的材料。当沈荩惨死之后，西方人闻之胆寒，《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把慈禧叫做“那个该杀的凶恶老妇人”。当年9月14日的天津《大公报》报道，各国公使夫人在觐见慈禧太后时都为沈荩喊冤，慈禧也颇有悔意，面谕廷臣，会党要严拿，但千万不可株连良善，以致丧失人心。这则报道与他的回忆科研相印证，特别是语气。巴恪思记录，慈禧死前不久与他说过：“我不信任袁世凯，此人虽能干，却不择手段。”“或许我该启用张勋，我唤他是我的‘巴狗儿’。”他说，辛亥年袁世凯重返朝廷，要他修改《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为袁评功摆好，每年可得到3500英镑直到他死
虽然巴恪思的回忆录因为缺乏其他有力的旁证，只是一家之言，无法完全采信，但不可忽略，这位英国人提供了观察晚清宫廷和上流社会日常生活的一个新视角，他的视角主要是性，特别是那些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权贵们的性癖好，他们在怪异的性生活中寻求刺激，飘飘欲仙，乐在其中，压根没有想到这个朝代正在陨落，荣华正在逝去。性的背后是政治，性和政治某种意义上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说，他记录的性事不无夸张和荒诞，晚清宫墙内外的骄奢淫逸、残暴、迷信则是是毋庸置疑的。二十年后，当军阀孙殿英掘开慈禧的墓穴，打开棺木，那干瘪丑陋的尸身裸露在七月毒辣的阳光下，埃蒙德·巴恪思禁不住叹息说：“即便是不朽的汉尼拔或恺撒，最终也是尘归尘，土归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