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SEX AND THE MARRIED POLITICIAN，BY 戴维•格林伯格（David Greenberg），刊于《大西洋月刊》2011年10月号
【译者注】媒体如何报道官员的性生活？对于“曝光”本身的双重属性：它既可是有益的对不端行为的揭露，也可是对私人领域的侵犯，该如何权衡？历史学家戴维•格林伯格带着我们回顾了美国媒体界在公众知情权与官员隐私权间的艰难平衡。他指出，向更大尺度的曝光进发的路程绝非直线，而是曲折反复：有些时期“揭露”成为金科玉律，有些时期“隐私”又占据上风。而流动不居的社会观念让任何要为媒体制作报道细则的努力都成为徒劳。在指责前三思而后行，保持一份“谦逊”和“克制”，也许才是常效之道。
对比在性丑闻报道方面已走过很长道路的美国新闻界，中国的扒粪运动或许还处在初始期，任何涉及官员的桃色事件都足够登上头条——如果官方许可的话。本文讨论的“隐私权”、“相关性”还未进入中国传媒人的概念体系，但译者相信，随着现代性的深入和中国媒介环境的日趋成熟，中国传媒人终有一天需要面对这些问题。
“官员可以有隐私生活吗？”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埃里克•古德曼（Eric Goldman）在1963年的《纽约时报杂志》上发问。在这篇文章中，他用人们对纽约州州长尼尔森•洛克菲勒（Nelson Rockfeller）离婚并迎娶一个更年轻的女人一事——在当时算件大事——的愤怒来反思新闻媒体对政客个人生活的兴趣。
尽管如今看来，这一“丑闻”未免奇诡——无法想象今天的竞选会因离婚而炸开了锅——但古德曼50年前文章的主题却并不过时。在这篇文章中，他为公众对“相关”与“不相关”的官员品性不加区分而烦忧，他对公众如此便利地把官员的人性弱点当替罪羊而忧心忡忡，他突出了一个恒久的矛盾，即如何既保护政治名人某种程度的隐私，又维护公众公平评价政治名人行为的权利。
这一矛盾因最近一系列刺激性的头版故事而又一次凸显：来自纽约州的国会议员安东尼•维纳（Anthony Weiner）因向多名网友发送猥亵短信和图片而被迫辞职；前加州州长施瓦辛格承认与他的管家有一个私生子；来自内华达州的参议员约翰•恩赛（John Ensign）为遮掩与一雇员的婚外情支付封口费而辞职；前总统竞选人约翰•爱德华兹（John Edwards）违反竞选资金法规，用钱遮盖自己的婚外情;多米尼克•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IMF的前总裁，下届法国总统大选的热门竞选人，被指控性侵酒店房间的女服务生，差不多已在媒体上服罪，又因更多细节的出现而陷入僵局；众议员吴振伟（David Wu）在被控强迫与朋友18岁的女儿发生性行为后辞职。这一波性丑闻紧随着前一波——一些被证实而遭谴责，一些则缺乏强有力证据——牵涉到拉里•克莱格（Larry Craig，前参议员）、马克•弗雷（Mark Foley）、阿•戈尔（前总统候选人）……（名单太长，恕不尽译）
虽然这些丑闻在细节和分量上很不相同，但共同点是对媒体该如何报道官员性不端的困惑。可供争论的，最不确定的，不是粗野的政客，而是无数政治评论家以各种理由抓紧不放认为这些事件该被曝光。尽管新闻界坚称公众有权获悉与某政客品行相关的行为，但通常报道这些故事只是单纯因为它们太可口，以致难以被忽略。
在一个互联网、移动设备以及其他科技进步大大缩减每个人隐私圈的时代，在一个道德零容忍度与我们“性饱和”的文化艰难共存的时代，对美国历史上新闻记者对性丑闻态度的嬗变做一番检视，尤为值得。在一些时期，曝光显得尤为紧迫，在另一些时期，粗暴的违规变得好像是人之常情。确实，之所以清晰地定义什么构成应受惩罚的性不端殊为困难，是因为我们的标准总处在变动不居中，这种“变动性”让我们在可能的“媒体指控”上理应多一份谦虚——虽然这份“谦虚”在现实中极为罕见。
今天冲击各报纸和网站的性争议，在绝对数量和披露细节的细致程度上可谓前所未有，但向更大尺度的曝光进发的路程却并非直线型的。许多年来，镀金时代（Gilded Age[1]）代表着性揭露的历史高峰。19世纪晚期，在纽约时报风格的客观性新闻诞生之前，喧闹的、不负责的新闻界就对散播下流的八卦乐此不疲。盖尔•科林斯（Gail Collins）在她的《毒舌》（scorpion tongues）一书中提到，1881年，《阿尔巴尼守护者》报描述了一位纽约州参议员的政敌在他与情人约会的酒店房间隔壁窃听。与此同时，纽约州的另一参议员与前罗德岛州长夫人的风流韵事赫然刊载在纽约时报的头版上（当然得承认，时报是在前州长威胁要射杀他的情敌后才报道此事的）。1884年，报纸评论家们对当时总统候选人格吕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与尚未结婚的姑娘玛利亚•哈尔品（Maria Halpin）诞下一子的揶揄仍很著名，这种入侵直到克利夫兰当选总统后仍未消退，当他与朋友21岁的女儿于1886年结婚时，媒体报道几近疯狂。
克利夫兰与其他政客拒绝这种媒体侵犯，但这种拒绝却全非出于个人利益。正如罗切尔•古尔斯坦（Rochelle Gurstein）在《缄默的废除》（repeal of reticence）一书中提到的，古德金（E.L.Godkin）、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这样的知识分子都从镀金时代粗俗的报界中退缩，一些人转而声言“保有隐私的权利”。最闻名的呼吁来自未来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迪斯（Louis Brandeis）与其同伴萨缪尔•瓦伦（Samuel Warren）。1890年时，他们虽承认检查官员是否适合公共职位的必要，但督促制定法律规范以防止新闻界的侵犯。“即时的图片和报业公司进犯了神圣的私人领域，”他们写道：“仅为了满足淫秽的品味，性关系中的事无巨细都在每天的日报中散播。”
布兰迪斯和瓦伦却是在和历史大潮逆向而行。布兰迪斯本人后来都变成了报纸不仅有权还有责任去曝光秘密的论点的倡导者，写下“阳光”是大财阀集团魍魉行为的“最好消毒剂”，而他之后还将进一步写就那篇雄辩而极富影响力的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解释。布兰迪斯表现出的思想的矛盾性即注解了“曝光”本身的双重属性：它既可是有益的对不端行为的揭露，也可是对私人领域的侵犯。因此，在进步主义时代(Progressive era [2])，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雷•贝克尔（Ray Stannard Baker）这样的“扒粪”（muckraking）记者，与威廉•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这样的“黄色新闻”（Sensationalism）的集大成者皆盛行一时，就绝非偶然了。
曝光虽被奉为圣旨，成为进步主义时代的原则，性政治新闻却悄然退隐。克利夫兰的报道后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都没有与他并肩地位的政客的性丑闻能登上报纸头版。1915年，刚鳏夫不久的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在白宫热烈地追求伊迪丝•高尔特（Edith Galt）。但八卦虽在白宫内部传播——有一则说当威尔逊向伊迪丝求婚时，伊迪丝是如此惊讶，以致从床上跌落——公众却枉然不知，直到两人宣布订婚。瓦伦•哈定（Warren Harding）的婚外情直到他死后，他的情人之一在那本大曝光的自传中吹嘘两人在衣帽间的约会时，才引发公众的嗤笑。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与露西•莫色（之后是拉斯福德），及其他可能的情人的关系未被曝光，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与其司机兼秘书的关系也是如此。埃斯蒂斯•基福弗（Estes Kefauver），1956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在记者圈中是有名的花花公子；一次，当他的选战大巴开到中西部地区的一个小镇时，他脱口而出“我想干！”，此话被纽约时报的记者拉瑟尔•贝克尔（Russell Baker）听到。但贝克尔当时并未报道。
但总体上，记者们可没变得好对付。在政治之外，煽动性新闻与八卦仍活着，还活得很滋润。西拉斯•本特（Silas Bent），一位杰出的媒体批评家，在1920年代如此写道：
“报纸读者把新闻自由理解为媒体的一种特权，一种侵入他隐私，不经他同意而发表其照片……的特权”
但一些因素也制约了对政客性生活的报道。严肃的新闻——在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美联社可以找到——鄙视镀金时代的黄色新闻及其后继者，倾向公平、专业主义、有分寸的报道。从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开始，总统们把人们对他们作为有个性的人、甚至是名流——包括对他们家庭、休闲爱好之类的兴趣——日益升级的兴趣更多看作一种主动塑造新闻的机遇，而非威胁。借口遵从他们新的公关专家，如爱德华•波尔内（Edward Bernays）、布鲁斯•巴顿（Bruce Bartn）的意见，这些人再一次收回了对自己公共形象的一些掌控。他们跟有影响力的记者说心腹话，使这些人本身成为统治精英的一部分。20世纪中叶时，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赖斯顿（James Reston）说到“记者和官员间舒服的关系”——他自身便是实例。正如历史学家约翰•萨默斯（John Summers）所云，一种“隔热板的心理”（psychology of insulation）让官员远离过分的调查，让像新闻周刊驻华盛顿站站长本•布拉德利（Ben Bradlee）这样的记者去揭发他的朋友——总统肯尼迪（Jack Kennedy）的婚外情变得不可想象。
如果说镀金时代新闻界的咄咄逼人诞生于一种弱化统治阶级的渴望，那么这个时期的新闻界——或者说它议程设置的那部分——已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
如今回头看那时的限制而感到尴尬是正常的。我们为那个太过恋心权力，或太被世界大战和冷战所惊吓，以致不愿曝光领导人脚上的泥土的新闻界摇头叹气。我们时常把肯尼迪时代的新闻界描述为为肯尼迪遮掩（cover up）。但与其说记者是为肯尼迪遮掩，毋宁说他们是遵循于那个时代的社会和职业的规范——把政客的私人生活当做享有赦免权的领域。
20世纪中期的新闻限制随着保守的50年代让位于反叛的60年代而分崩离析，特别是在总统在越战的欺骗和水门事件后。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早期，许多，美国人加入了“揭露”的活动。国会调查委员会揭露中情局的不端行为，激进分子“解放”联邦调查局的档案，公共利益组织督促阳光法案的实行。最著名的是所谓的“新扒粪者”，他们的作品构成了调查性新闻的黄金时代。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揭开水门事件，赛摩•赫十（Seymour Hersh）报道美莱村屠杀（My lai Massacre）和中情局对国内的秘密监控。这些报道成为主流，报纸开始为调查报道开设专门版面， CBS开播《60分钟》。白宫记者采取更敌对的姿态，媒体与政府精英的联系破裂了。
正如进步主义时代的扒粪运动也有黄色新闻的成分，新扒粪运动也激发了模仿者采取草率和不加辨别的态度（正如马克•费得斯泰因（Mark Feldstein）在他《毒害媒体》一书中写明的，记者杰克•安德森（Jack Anderson）反复在两种形式微妙的界限间穿梭：尽管他因揭露尼克松政府秘密的外交政策而获普列策奖，但也打破了通行的规范，指责或暗示各种政客——包括斯皮罗•阿格纽（Spiro Agnew，尼克松时期的副总统）的儿子——是基）。不久，政治文化就充满了“喂养狂热”（feeding frenzies），浪费了许多记者、编辑、主播的精力。到1974年，次要的，曾经可能不会被曝光的性事件获胜了——议员威尔伯•米尔斯(Wilbur Mills)与脱衣舞娘的出奔都成为了新闻。当时要争论报道应谨慎，简直是逆潮流而动。
约翰逊和尼克松总统的神经质，更让把个人问题当政治问题的风甚嚣尘上。为了避免白宫再出个偏执狂，记者们开始探索国家领导人的心理。这种转变的一个关键时刻是1976年沃德伍德和伯恩斯坦的第二部著作《最终日子》（the Final Days）的出版，此书是《总统班底》的继续，第一本书具体化新扒粪运动，从记者的角度讲述水门事件，第二本书聚焦尼克松试图留在白宫的挣扎，采取全知视角，揭露了大量不为人知的事件：包括尼克松的无爱婚姻。这种检视是对已去职的总统。1970年代中，本•布拉德利（Ben Bradlee）的《与肯尼迪对话》；参议院的调查最终让肯尼迪与朱迪斯?坎普贝尔?艾克斯纳（Judith Campbell Exner，肯尼迪的情人之一，有黑社会背景）的关系曝光；方•布鲁迪（Fawn Brodie）关于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心理传记，再次燃起了公众对他和萨利•海明斯（Sally Hemings，杰斐逊的有黑人血统的女仆）关系的兴趣。
记者也开始在性问题上审查总统候选人。吉米•卡特在1976年的竞选中主打领袖的人格牌，保证自己彻底的坦诚，他向《花花公子》坦率地告解他对妻子之外女人的想入非非。他支持一套性公开标准的同时维护自己性诚实的模范形象。讽刺性的是，卡特政府既鼓励了寻求打破性禁忌的自由派，也给要维护性禁忌的保守派壮胆。从这一时期开始，官员的性生活越来越成为可被随意批评的对象（fair game）——被媒体，也被两党的政治操作者——只要符合他们的需要，就把“曝光文化”吸纳进自己的意识形态。
与时变迁的标准也可以从什么话题被记者视为足够具有丑闻性看出来。如今，对离婚大惊小怪被视为荒谬，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第一次婚姻的失败丝毫不影响他1980年的选举。而偷情则处在一个灰色的地带：已不再被认为不合适到要不惜代价掩盖的地步，但也不至于正常到枯燥乏味的地步。1987年，当《迈阿密先驱报》揭露他在游艇上与模特嬉戏后，参与1988年总统竞选的民主党候选人盖里•哈特（Gary Hart）成为首个因偷情而退出竞选的总统候选人。这一事件是否构成了对哈特私人空间的无节制破坏？（哈特退出后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64%的受调者认为他受到了媒体的不公对待），还是说这是一个有关总统候选人品行的有价值的、值得曝光的信息？
历史很少能证明性不当或与之相伴的欺骗和伪善足以构成领导人不称职的理由。尼克松虽一夫一妻，却是最腐败的总统，肯尼迪，尽管私生活放荡，却不影响其成为最伟大的参议员。但在哈特一事上，媒体却坚定地倾向揭露，把此事挂在“品行”这颗摇晃的钉子上，因为哈特曾扯谎试图掩盖他和赖斯的事，甚至愚蠢地让媒体“跟踪”他，许多记者就认为此事说明了他身上致命的品德缺陷，要么是不诚实，要么是无用，甚至更糟。把政客的婚外情或性过失看作道德缺陷，很快就变得很平常。
即使性革命将偷情从私领域变地更为公开化，女性主义却在重塑我们文化对“性骚扰”的理解。90年代的最高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因性骚扰的指控在任命时遇到很大争议）和参议员鲍勃•帕克伍德（Bob Packwood，因性骚扰的指控辞职）说明了曾可饶恕的事已变得不可饶恕。这两件事也支持了两党在性故事的传播上达成了跨党派共识：自由派可以女性的平权和尊严为由捍卫揭露的权利，保守派——早有将私人行为置于社区非难的传统——将揭露视为纯洁“家庭价值”的有效手段。
因此，当比尔•克林顿的不忠即将浮出水面时，将此描绘为自由派道德崩坏的活生生的证据，对保守派来说就成了不可抵挡的诱惑，在克林顿执政早期，还有少数共和党领导担心自己立场的前后不一致。“对阿妮塔•希尔（Anita Hill，前述克拉伦斯•托马斯性骚扰的对象）尖叫的共和党人不方便调转回来冲琼斯挥舞（Paula Jones，指控克林顿对她性骚扰）”纽特• 金里奇（Newt Gingrich，前众议院议长）在1994年跟他的同事这么说[3]。但当莱温斯基的事出来后，金里奇高兴地站到弹劾者一边。最终，金里奇比克林顿损失还惨重，至少在政治上。1998年，他不得不放弃自己议长的位置——在他自己的婚外情曝光后。其他的一些共和党领导也纷纷失足于自己的不忠，对自己对性曝光的逻辑——它对倡导者自己的伤害并不比对其对手的伤害小——缺乏自省而悔恨。而当克林顿下台时，他却是盖洛普历史上在下台之际支持率最高的总统。
今天的“一个月丑闻”新闻已到了失控的地步。大量所谓的“理性报道”（rationalizations，与sensationalism相对的）其实站不住脚，在“隐私”和“曝光”之间，它把天平倾向“曝光”，而非“隐私”。在约翰•爱德华兹一事中，媒体用看似精美的循环论证为自己的报道辩护：卷入怪诞冒险的性行为的政客当然该被惩罚，因为他们缺乏好的判断力——因为人人都知道在我们现今的媒体环境下，他的行为必将招来击垮他的丑闻。其他时候，丑闻报道被作为“新闻界的新闻”辩护，媒体批评家用“该不该报道此事”的讨论来事实上报道它。到如今已历经年，当年越战和水门事件报道中的“标志性”的精神，成了如今“理性报道”的祖先，滥觞于盖里•哈特一事后。
还有一个问题不小的是媒体报道常跑在证据的前面。尽管之前已面临强奸和性捕猎行为指责的卡恩也许不值得同情，但早在他臭名昭著的酒店性侵案扑朔迷离的细节出来之前，他已在媒体上被判有罪了。在过去的两次总统大选中，两位领先的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John Kerry）和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在确证之前即被含沙射影地指为偷情者。
但抱怨媒体报道并没有多大意义。除非大众对性丑闻的好口味衰退，媒体对性丑闻的狂热就不会减少。虽然表面看这（大众对性丑闻的好口味）不会，但实际上是可能的——至少对某些性行为。就如同离婚不再会引起大惊小怪一样，对曝光基官员态度的变化也显示了“同性恋”议题已退出性丑闻的范围。90年代时，激进的基运分子发起了一场驱逐保守基议员的活动，搜寻他们反对基权利的投票记录，以证明他们的虚伪。主流媒体对这一运动置若罔闻。1989年共和党竞选团队称民主党众议院议长汤姆•弗雷（Tom Foley）是基的声音已大到无法忽略的地步，却在媒体上被谴责为“抹黑”。更近代一些，基已去污名化了，媒体开始在有限制的情况下公开基政客的性倾向，其中隐含的讯息是这对媒体来说已不具备争议性了。有一段时间，谣传马克•弗雷、拉里•克莱格、吉姆•麦克格维力是基，媒体未报道；但当有了其他理由——如当马克•弗雷骚扰了一个未成年的众议院实习生（Representatives Page，众议院的一个项目，选送美国高中生到众议院工作），当拉里•克莱格将情人放在支付工资名单上，当麦克格维力在机场厕所招鸭时——媒体报道了。去年，当最高法院法官提名人伊琳娜•卡甘（Elena Kagan）错被怀疑为蕾丝时，一些记者要求她公开更多自己的性生活，理由是即使她是，也不是丑闻，无足轻重。起码在这一事上，公共人物的隐私权和公众的知情权间的平衡被重新校准了。
同时，随着越来越多官员的性生活细节被曝光，要坚称调情者、粗鄙者就该远离政坛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克林顿的弹劾案即揭示了苛刻的媒体和日益宽容的公众间的距离，而随着时间的积累，性丑闻在对他总统任期的评价中也变得越来越无关。同样，戴维•维特（David Vitter）造访妓女也并未妨碍路易斯安那人选他连任州长。在最近的性丑闻风波中，故事大致相同。尽管有性侵指责，但卡恩在IMF还是被多数人认为能干；施瓦辛格在性事上的不加检点没有干扰到他的公职；没有人试图争论安东尼•维纳的风流事坏了他过去的工作，他辞职的原因，是媒体大呼小叫着他不合宜的癖好会让他分心，降低他工作的效率——一个“自我实现”的预期，如果有的话。更有说服力的是，即使他迫于媒体和民主党同僚的压力辞职，他的大部分选民仍支持他。
为记者制定一套标准以判定某官员的私生活是否值得曝光，看上去很诱人，但制作一本规则手册却是徒而无效的。新例子层出不穷，先例不足为效。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文化在变化，标准也随之在变，社会性道德观的变动不居要求我们采取一套谦逊和克制的办法：随着“社会常规“（social norm）的演变，媒体在判断某行为是否令某官员不称职前需要考虑再三，当某官员严重渎职时、卷入过分的犯罪时、滥用公共资金时，我们同意“这是个事儿”，当某官员为了和情人幽会而擅离职守许多天时，媒体该不依不饶，但当候选人只是被指有婚外情时，很难说这是个事儿。
而如果真有一天我们能管束住“曝光文化”时，那不会是因为媒体就一套新的“缄默守则”达成了协议，更可能的原因是我们的社会已达致了某种“公民容忍度”，对鼓噪丑闻的行为反应冷淡。这可能是目前网络时代对政客的无情曝光收获的意外好处：通过让公众麻木于低级庸俗，这种曝光也许能让我们达到某个境地——唯有真正的对公共信任的破坏才导致严酷而持久的惩罚。也许公众——尽管他们几乎天然地对在高处的人物的辛辣细节保有永不倦怠的好口味——对于哪种僭越事关重大，已开始做出自己的选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