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利用外资的质量与数量的，除了国内各种环境因素之外，国际上的环境因素也不可忽视。在一定意义上说，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分析、认识和改善国际环境因素甚至更为重要，因为它们是利用外资的大气候、大前提。本章将侧重分析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和国际经济格局、国际资本资源及其流向、流入中国的资本资源，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如何改善国际环境的看法。
一、今天到底处于什么时代
近两年，伴随着姓“资”姓“社”、特区还要不要“特”、利用外资是“招来凤凰还是引狼入室”的争论，理论界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个更大的分歧，即当今世界所处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还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学者何方先生在一篇文章对此做了如下总结和概括：
去年四五月后，一个普遍反应是认为以往对和平与发展提得高了，讲得多了。传媒和舆论的较多说法是，国际形势发生根本或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面临严重挑战，处在十字路口，战争离我们并不遥远，等等。有的甚至否认或讥讽邓小平提出的这两大问题。如去年11期的《中流》载文说，“所谓和平与发展只不过是好心人的主观愿望罢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去年第5期《战略与管理》说得更邪乎：”如果还不能从现实已经存在的‘和平与发展’的海市蜃楼中惊醒，……那等待我们的前景将是非常危险的。”“1999年中国已走到十字路口”，“科索沃战争后……中国东部的安全形势已近战争的底线”。该刊同年第3期上就已提出要加强战备、准备打仗，说“现实迫使中国目前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像本世纪初的美国一样……冲出霸权的封锁（该文另一个地方称为“通过强力最终挤进世界霸权行列”……要么……接踵而至的将是中国的内战和分裂”而且现在就和美国及其东亚盟国打一仗，这是“历史赋予中国冲出霸权封锁的千载难逢的机遇”。也许有人会说，这类言论只是个别现象，不足为道。其实不尽然，只是篇幅限制无法过多引征就是。而且受舆论导向影响，谈论战争和备战一时竟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常遇老百姓问：会不会打仗。什么《超限战》、《下一个目标是谁》、《战争离我们有多远》之类的书也都顿行畅销。当时的气氛多少有点使人感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百年方针是不是得变了？风气之盛，连素称稳健和人们较为信任的报刊也谈起外资与外贸的弊端，提出“对外开放也要量力而行”，要“坚定不移地保护民族工业”之类的意见。给人的印象大概就是，对外开放应适当收一下，自然也不必急于参加世贸组织了。
也是在去年，我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黄宗良教授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对话，《新华文摘》在显著的位置上进行了转载。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主要论证了时代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换给社会主义带来的挑战。 对此，赞同者甚众，可也不乏反对者。江苏的陈守礼兄就写了一系列文章进行批判。他说这“一篇散布怀疑社会主义、怀疑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它是在动摇我们共产党人的信仰，动摇我们立党、立国之本。这是近二十年来一再危害我们党和国家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继续。”其“罪状”，一是鼓吹“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违背客观事实，二是鼓吹“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违背马克思主义，三是鼓吹“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违背邓小平理论。因此，他主张“当务之急，应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和战争观。
幸运的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仍坚持认为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在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江泽民总书记说，“当前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是可以实现的。” 2000年4月21日，江泽民主席在希腊雅典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最关键的两大课题。6月11日晚，李鹏委员长在南斯拉夫出席一个欢迎他访问的宴会上的答辞中也讲，人类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但是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都没有解决，这是国际社会面临的重要任务。 从学术上说，这样的引证绝非最佳，却最有权威性。面对“恶言”，我也只好如此了。
2000年7月1－2日，《世界知识》杂志编辑部为了纪念该刊1300期举行了一次主题讨论会。这个主题是：反思：一年来“和平与发展”大辩论。与会者比较全面、深刻地回顾和总结了1999年以来国内围绕“和平与发展”问题展开的争论。该刊还发表了与会者的发言，1999年以来争论的概况，邓小平有关论述的摘编，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和十五报告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各种有代表性观点摘编等等。
但是，最关键的还在于如何认识这种时代。
时代(era)是一个横向比较宽纵向比较长的大概念，通常指依据政治、经济、文化等状况而划分的历史时期。这里所谓的时代则指80年代冷战结束后在全球营造的一种氛围，其特征就是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吸收FDI、涉外企业建立和运行国际大环境和基本前提。
当今世界，虽然还有许多不安定的因素，如去年科索沃战争之后甚嚣尘上的“新干涉外主义”，南亚、东南亚、非洲、南太平洋、俄罗斯的车臣等许多地方不止的枪声。所以国外有人认为，当今世界仍处于动荡之中，非洲、亚洲和欧洲各有冲突热点地区。它们为争夺财富、权力、领土而频开战火，而一些大国为战乱推波助澜，所以地球又“起火了”。 不过，我认为，就整个世界而言，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和平是能够维持的。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二战以后形成的以美苏两个政治、经济和军事大国主宰世界的格局已经被打破，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西欧、日本经济实力的增长和第三世界的崛起，世界格局就已开始呈现多极化的趋势。到了80～90年代，面临各方面竞争和挑战的美国，实力地位不断下降，但仍不失超级大国地位；西欧各国相互密切合作而实力大增；俄罗斯虽无往日苏联的威风，可还是一个大国；作为亚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和全球性的经济大国的日本，其影响力也不容忽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影响也日益上扬。这样，世界就形成了美国、西欧、俄罗斯、日本为主导的一超多级的格局。
在多极的世界中，霸权主义因各大国共同参与国际事务、区域性组织的力量和发展中国家作用越来越得到重视而大受限制，各极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并由此形成一种有利于缓解矛盾、加强合作的平衡点。同时，由于多极化大大地限制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联合国宪章》精神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总的说来也还能得到遵守。当然，在多极的世界中，国际关系并不是停滞的，竞争比往日更加激烈。但是，这种竞争更多的是科技方面的，归根到底比的是综合国力。提高综合国力的唯一的途径就是发展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生产力。正因如此，各国都将自己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发展放在首位，都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种良好而且十分现实的愿望和努力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世界和平。
对中国来说，两极格局的对抗时代和多极格局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所提供的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国际环境。回顾新中国前30年，对外封闭、发展落后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没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无疑也是决定性的因素。
建国初期，面对以美国、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的封锁政策，中国在外交上不得不与苏联站在一起，随后被斯大林和金日成拖进了三年朝鲜战争。其结果，除了“保家卫国”这种正面效应之外，也耗费了中国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严重地影响经济的恢复和建设，打乱了解放台湾的计划，进一步恶化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中国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实际上只适用于同亚非拉民族国家的关系，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所强调的只是对立和斗争。
赫鲁晓夫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的旨在同美国缓和关系的“三和路线”（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引起了中苏两党的分歧。这种分歧不断地扩大，导致两党之间的大论战并波及到了两国关系。于是，在与西方国家关系没有得到缓解的情况下，中国又与除了阿尔巴尼亚之外的所有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断绝了往来。几乎与此同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恶化了。这时期的国际环境实际上就是中国处于“帝、修、反”的包围之中。这样的国际环境也使得中国更加自我封闭并且全国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经济发展完全纳入军事的轨道。结果，当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乘着新科技革命的快车飞速发展的时候，中国却自外于世界经济。一梦醒来，中国已恍如隔世。
进入80年代，中国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逐渐地看到了多极化世界格局的趋势及由此引起的时代主题的变化。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 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又说，“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1992年春在视察南方时，邓小平仍然强调，“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 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在中国人的眼里，终于成为过去。
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不仅使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成为可能，而且为中国提供了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高对外开放集中发展生产力的历史机遇。“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发展才是硬道路。” 这大概可以说是邓小平给中国人民留下的政治遗嘱了。因此，中共十五大特别强调抓住历史机遇的极端重要性，把能否抓住这种机遇上升到关系到中华民族兴衰成败的高度。甚至可以这样讲，中国是否能以经济发达、政治民主、社会公正这样一种崭新形象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21世纪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推动力量，关键就在于能否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
二、国际资本资源及其特点
FDI成为战后资本国际间流动的的主导趋势之后，其来源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具体说，美国、西欧和日本是国际上对外直接投资的大户，它们分别于5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开始大规模地对外直接投资。1960年，它们累计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只有670亿美元，15年后达到2754亿美元，1980、1985和1988年分别为5357、6933和7570亿美元。1987年以前的国际直接投资总额中的95%以上来自这些国家和地区。 其中，就单个国家来看，美国一直占据着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统天下。1960年以后的30年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从328亿美元增加了17倍，达5980亿美元；日本从5亿美元增加了40倍，达2014美元；西欧累计总额则高达7621亿美元。
进入90年，国际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量先降后又迅速加大。西欧、美国和日本三足鼎立的局面依旧，但在国际直接投资总额中的比重有所下降。参见下表：
表——15
时间 所有国家（亿美元） 发达国家（亿美元） 所占比例（%）
1990 2315.09 2218.79 95.84
1991 1981.43 1897.82 95.78
1992 2041.65 1796.71 89.18
1993 2390.90 2048.18 85.66
1994 2511.17 2097.26 83.52
1995 3387.29 2912.71 85.99
1996 3468.24 2947.32 84.98
当然，也不能排除FDI的其它来源，即新兴工业中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但是，它们的数量很少，比重很小，1960年7亿美元，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1%，1971年是40亿美元，占2.3%，1980年是140亿美元，占2.7%，1985年是192亿美元，也占2.7%。 90年代以来，新兴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随着数量上的增多，比重也逐渐大了起来。参见下表：
表——16 单位：亿美元
时间 所有国家（亿美元） 新兴国家或地区（亿美元） 所在比例（%）
1990 2315.09 95.92 4.16
1991 1981.43 83.24 4.2
1992 2041.65 216.95 10.77
1993 2390.90 340.67 14.23
1994 2511.17 407.11 16.21
1995 3387.29 470.34 13.88
1996 3468.24 514.69 14.84
在新兴国家和地区中对外直接投资方面，亚洲的最引人注目。它们大体上都是从60年代开始对外直接投资的，但在80年代以前规模有限，80年代以后才逐渐加大力度，90年代则快速展开起来。参见下表：
表――17 单位：亿美元
国家或地区 1985～1990年平均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香港 20.63 28.25 82.54 177.13 214.37 250 270
台湾 28.61 18.54 18.69 24.60 26.78 26.78 30.96
新加坡 6.10 5.26 13.17 20.21 31.04 39.06 48.00
韩国 7.71 15.00 12.08 13.61 11.97 35.29 41.88
所占比重 4.1% 3.38% 6.28% 9.85% 11.76% 10.37% 11.27%
从上面的图表中可以看出，国际间直接流动的资本主要来自于发达国家，来自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数量有限，而且集中在中国的香港、台湾和新加坡、韩国。
不同来源的国际资本具有不同的流动特点。如前所述，美国和西欧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跨国公司进行的。跨国公司是集生产、贸易、投资、金融、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以及其它服务于一体的超越国界的特殊经营主体。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它们是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根据联合国的《世界投资报告》，90年代初，全世界共有跨国公司37000多家，其分支机构24万多个。跨国公司主要集中在欧美，1997年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中，美国有30家，欧洲有44家（其中，英国8家，英国与荷兰合办的1家，英国与澳大利亚合办的1家，法国11家，瑞典3家，比利时2家，意大利2家），亚洲19家（日本18家，韩国1家），加拿大4家，澳大利亚2家，南美洲1家。 下面的说法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跨国公司的地位，“所有专利技术国际使用费的70%涉及母公司及其外国分公司之间的支付，这表明跨国公司在全球传播技术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欧美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一是规模大、资金雄厚，二是水平高，技术先进，这一点在第七章中已有比较详细的论述。相比之下，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呈两面性。它对欧美直接投资的规模比较大、技术和管理水平也比较高，其目的是要维持和扩大对发达国家市场的占有率；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规模较小、技术和管理水平也比较低，而这却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对此，连日本自己的经济学家小岛清都说，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发生在劳动密集型或标准化产业。这些投资主要由中小规模的制造企业进行并且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中占很大的比例。日本在资源开采方面的对外直接投资比例要高于其它任何国家。
至于说亚洲新兴的工业国家和地区，尽管在对外直接投资的时间早晚不一和总量上差别很大，但共同的特点都是以资源导向型和劳动力导向型为主的中小企业为主。
不同来源的国际资本的上述特点，都可以通过项目的大小反映出来。因此，国内有的学者通过统计数字提出，规模庞大的跨国公司的产品大技术上总是居于领先地位，而中小型企业则往往处于落后的状态。
三、国际资本的主要流向
国际资本在不同的时期流向也不一样。战后到60年代，国际资本流动的特点是单向型，也就是基本上从发达国家向其前属领地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投资。这个时期，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转移生产能力较低、污染严重的产业。
70年代以后，由于第三次产业革命形成了以信息工业为中心，包括宇航工业、计算机工业、生物工程、新材料工业和新能源工业的主导产业，再加上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较差、政局不稳定等因素，国际资本流动的特点变成了对流型，即主要在国际金融条件好、国内经济增长快并有稳定的政治环境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流动。投资者希望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主共同进行技术开发，实现资源优势互补，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时至今日，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仍是FDI的主流。它们既是投资国，同时又是最大的受资国。1980～1996年间，每年流入到发达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大体上占世界直接对外投资总额的70%以上。
同时也必须看到，由于战后经济发展也比较快，亚太地区也为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所看好，特别是东南亚地区，成为世界新的投资热点，流入到这里（亚洲“四小龙”、东盟国家、中国大陆、越南、印度等）的国际直接投资增长得也很快。1980～1996年，每年流入这里的国际直接投资占世界直接对外投资总额的16.02%。
另外，中东欧国家 也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国际资本直接投资市场。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开始的以放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内容的“返回欧洲”的转轨过程中，这些国家需要大量的资金，据专家预测大约为20000亿美元。对外国投资者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法国里昂信贷银行专门研究东欧国家情况的负责人塔尼亚·索洛古布认为，中东欧国家“所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投资，将与拉丁美洲乃至亚洲的其它国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下面的数字非常明确和生动地说明了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流向：
表——18 单位：亿美元
国家和地区 1980～1985 （年平均） 1985～1990 （年平均） 1992 1994 1996
发达国家 371.79 1167.44 1196.92 1423.95 2082.26
欧盟 146.90 526.85 837.93 723.95 994.16
北美 184.53 538.58 234.02 572.02 913.10
美国 187.42 486.23 188.85 499.03 846.29
日本 3.25 27.56 8.88 0.41 2.20
所占比例 74.62% 82.25% 68.88% 59.64% 59.63%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126.34 247.36 496.25 904.62 1287.41
非洲 14.11 28.69 31.51 54.96 49.49
拉美 60.35 81.45 162.04 269.74 385.63
亚洲 83.83 134.92 296.32 575.07 842.83
西亚 3.79 19.00 18.23 13.96 18.93
东南亚 46.44 123.57 276.68 557.18 812.41
所占比例 25.38% 17.75% 31.12% 40.36% 40.37%
中东欧国家 0.17 4.49 44.44 58.82 122.61
所占比例 0.034% 0.32％ 2.56% 2.46% 3.51%
再分析一下流入亚洲的国际直接投资的具体流向和流入中国大陆的国际直接投资额。参见下表：
表——19 单位：亿美元
国家和地区 1980～1985 （年平均） 1985～1990 （年平均） 1992 1994 1996
世界所有国家 371.79 1167.44 1196.92 1423.95 2082.26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126.34 247.36 496.25 904.62 1287.41
亚洲 83.83 134.92 296.32 575.07 842.83
香港 5.42 15.97 20.51 20.00 25.00
台湾 1.85 8.79 8.79 13.75 14.02
新加坡 13.30 29.52 22.04 54.80 94.40
韩国 0.98 7.05 0.42 0.07 0.04
菲律宾 0.35 4.13 2.28 15.91 14.08
印尼 2.27 5.51 17.77 21.09 79.60
马来西亚 10.58 10.54 51.83 43.54 53.00
印度 0.62 1.69 2.33 13.14 25.87
越南 0.05 0.30 3.85 7.42 21.56
泰国 2.64 10.17 21.14 13.22 24.26
中国大陆 7.18 26.54 111.56 337.87 423.00
从图表中不难看出，90年代以前，流入到亚洲的国际直接投资大约占世界总量的1/3－1/4；中国大陆吸收的国际直接投资的数量在1992年之前不如新加坡。从1992年开始，中国大陆吸收的国际直接投资才开始激增，但香港、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吸收的总量也迅速地增加，其中流入新加坡、印尼、泰国、印度和越南的国际直接投资增长速度并不亚于中国。
关于流入到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总量及其在某些方面所占的比重，参见下表：
表——20 单位：亿美元
吸收总量 在所有国家中占比重 在亚洲所占比重 在东南亚所占比重
1991年 43.66 2.73% 18.88% 3.33%
1992年 111.56 6.42% 37.65% 40.32%
1993年 275.15 12.62% 54.03% 58.20%
1994年 337.87 14.15% 58.75% 60.64%
1995年 358.49 11.33% 54.94% 55.00%
1996年 432.00 12.37% 51.26% 53.16%
可见，就是在流入亚洲数量有限的国际直接投资中，在东南亚、中东欧、拉美其它国家和地区强有力的竞争和“拦截”的情况下，也是1/2多一点到中国大陆。从人均占有外资角度说，1996年，美国是338.52美元,英国是526.6美元，法国是372.43美元，匈牙利是187.26美元，波兰是136.99美元，澳大利亚是365.53美元，巴西是65.78美元，墨西哥是86.27美元，马来西亚是312.35美元，新加坡是3535.58美元，泰国是44.14美元,中国只有35.64美元。 也就是说，考虑到国家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少，中国大陆所利用的外资更显微不足道了。
只要放开眼界作一下横向比较，就可以看到，中国吸收的国际直接投资的总量仍是有限的，更不用说其中主要部分来自港澳台地区，并非真正意义的外资了。因此，也不存在着什么“外资吞并中国”的问题。截止到2000年5月底，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累计合同总额为6323亿美元，实际利用总额为3206亿美元。 诺大一个中国要是被区区2000多亿美元淹没了，那还讲什么“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呢？其实，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世界，中国要想持续快速地发展，外资绝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
四、国际环境的改善
在投资环境的国际因素中，国际政治形势和政治格局、国际经济形势和经济格局主要得靠国际社会共同维持和改善，中国对此可以也应当积极参与；国际资本资源及其流向属于别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内部事情，中国可以通过加强中外关系和进一步改善国内的投资环境而尽可能多地将它们吸引到中国；还有些因素，如中外关系和两岸四地的关系，维持和改善的主动权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因此，在改善国际投资环境问题上，除坚持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争取尽早加入WTO之外，中国还应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 全方位地发展中外关系。
中国同其它国家关系的好坏，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合作与交流的程度以及能否持
续长久和稳定，影响着国际直接对华投资流量的大小。所谓全方位，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同一切友好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加强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要做到全方位地发展中外关系，最重要的是要承认世界的多元性。所谓多元性，主要指各国多样化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在当今世界上，各国大小不同，贫富有别，选择的社会制度也不一样，所以，各有各的适合自己发展的模式和道路。任何国家都不能用自己特有的模式或道路来要求别国，塑造别国。另外，还要承认社会制度的差异性，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及其它社会制度并存的长期性。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说，“当今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都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各国事情要由各国人民自己作主，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大家商量解决。”
对中国来说，尤其要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而不是从感情的好恶出发，不仅要同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搞好关系，更要同社会制度不同的西方发达国家搞好关系，不能再走以往向某个国家“一边倒”、与资本主义国家水火不容的孤芳自赏的老路。社会主义制度也好，资本主义制度也罢，还是其它什么主义制度，都是其本国人民选择的结果。斯大林在二战后初期曾提出过一种非常宝贵而且迄今仍不失其价值的思想：共处的双方“不应醉心于批评彼此的制度。每一国的人民都维持着它所愿意维持和可以维持的制度。哪一种制度更好，——历史会证明的。应该尊重人民所选择和赞同的制度。美国的制度究竟是好还是坏——这是美国人民的事。合作并不需要各国人民具有同样的制度。应该尊重人民所赞同的制度。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合作。”
当然，全方位地发展对外关系，在不同时期，围绕着不同主题，也应当有所侧重。在构建多极化的世界过程中，中国同其它大国的关系，如中美关系、中俄关系、中日关系、中国与西欧关系以及中美俄日欧多边的政治关系，无疑是占突出的地位。在加快发展中国经济的过程中，中国同欧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其重要。西方发达国家综合国力最强，资金雄厚，技术高超，管理水平先进。尽管中国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但是，能够从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方面满足中国利用外资更高标准的，主要还是这些国家。
近些年来，中国国家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的出访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出这种既全面又有重点的对外关系，他们访问最多就是欧美发达国家。这些访问带来了多方面的积极成果，具体讲，一是中美关系、中俄关系、中日关系、中国与西欧的关系都不断地得到改善和发展，基本上都定位在面向21世纪的和平、合作等战略伙伴关系上。这就不仅为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而且有助于构造国际新秩序，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二是中国与欧盟国家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扩大经济关系的同时，双边的政治关系也有了新的突破。欧盟各国不仅将对外直接投资的目光对准了中国，而且在国际舞台的某些领域也积极地与中国合作。比如在1998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会议上，欧盟及各成员国就不再提出指责中国的议案 ；三是增加了中国与东南亚、中亚、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欧等地区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相互理解、信任与合作，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更多的支持者。
第二， 妥善地处理好港澳台问题。
尽管流入中国大陆的港澳台资及其运行中存在着许多不足，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它
们是对中国大陆投资最多的地区。中国大陆发展到今天这种程度是与港澳台资分不开的。因此，港澳台地区与大陆关系的走向直接影响它们对大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速度，也影响着大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力度，同时还影响着中国与一些国家的经济关系。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等在香港都有大量的直接投资，50多个国家的大公司在香港设立了1500多个分公司，816家跨国公司在港设立了地区总部。香港实际上是连接大陆与外国的一座经济桥梁，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两岸四地关系走向的重要性。
对于已经回归了的香港和澳门，关键是如何兑现“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承诺，保持它们的繁荣和稳定。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式解决统一问题是中国的首创，是一种“天才的设想”（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语）。香港、澳门的回归标志着这种设想成为了现实，不仅港澳本身，就是整体国际社会都在继续关注着它们以后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港澳就是“一国两制”的窗口。它们如果能够继续按照自己原有的模式发展和保持繁荣稳定，既可以打消世人的疑虑，更有助于台湾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有利于更多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向中国大陆，促进经济发展。
最令人关注的还是海峡两岸关系的走向，这是祖国统一大业能否完成的最后一步，当然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目前的两岸关系而言，可以用经济交往密切，政治距离甚远来概括。所谓经济交往密切，除了上面提到过的台商对大陆的直接投资之外，还有许多其它方面的例证。如两岸之间的贸易总额超过千亿美元，1997年3月厦门到高雄、福州到高雄的货轮直通，80%以上的台湾企业有意对大陆直接投资等等。所谓政治距离甚远，是指两岸不仅没有任何政治接触，而且在一个中国问题上还达不成共识。更有甚者，台湾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要搞台独或变相的台独。且不说已经下台的李登辉一直在鼓吹“两国论”，就是新当选“总统”陈水扁表面上对“两国论”不置可否，实际上还是要搞台湾独立。正因如此，两岸关系直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出有什么突破，其发展趋势甚至有点令人担忧。
面对这种形势，处理好海峡两岸关系，实现祖国最终的统一，最要紧的是做好两方面的努力。
一是进一步加强两岸的经贸往来和联系。大陆与台湾的经济互补性很大。前者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后者资金充裕、经营管理能力强；前者科技力量雄厚、基础加工能力强，后者开发能力强、成果转化速度快等等。两岸若携起手来，会大大地促进中华民族经济的腾飞。根据目前的实力预测，若是将大陆、台湾和香港三地算在一起，2000年时，GDP总额将达到1.6万亿美元，占全世界的10%，到2010年可达到3.35万亿美元，占全世界18%。难怪美国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惊呼，“中国人来了！” 两岸经济交往的日益密切，可以强化彼此的依赖性，弱化各种离心倾向，有利于祖国的统一。
二是尽早实现两岸的政治谈判。大陆与台湾的根本分歧在政治上。因此，只有通过政治谈判方式才能最终解决问题。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主席提出了“一个中国，和平统一”的八项主张，呼吁通过政治谈判并且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模式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在十五大报告中，他又进一步提出，“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只要是有利于祖国统一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提出来。祖国统一的问题，应当由两岸中国人自己解决。” 朱容基总理在今年人代会期间答记者问时也说，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大陆方面甚至可以做出让步，因为这种让步是给中国人的。只是由于台湾当局顽固坚持先“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承认两岸分治状态”，然后才能进行政治谈判，所以，祖国统一的道路目前还是障碍重重。
不过，从长远观点看，随着大陆经济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不断，随着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随着两岸经济和文化联系日益密切，随着台湾当局在国际舞台到处碰壁，最后随着台湾人民的日益觉醒，台湾当局最终还是要走到谈判桌前。中华民族的统一是不可逆转的。
第三， 努力促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
在当今世界，直接流动的国际资本主要源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而这些国家和地区所
实行的都是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国过去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现在虽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由于时间短，这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很不完善，与世界其它国家实行的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一定差距，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国际资本的流入。
为了尽快地缩小这种差距并最终融到世界经济当中去，中国要努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世界经济接轨。在直接利用外资工作中遵循国际经济惯例，为国际直接流动的进入营造良好的环境，就是一种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有效方法。
所谓的经济惯例，是指在国际经济交往的长期实践约定俗成并且被反复使用的习惯的做法、先例和原则。具体到利用外资方面的国际惯例，可以分为两大部分。
在制定利用外资的政策方面，国际惯例主要包括，一是自由开放型的政策，即赋予外商投资企业以国民待遇，实行不审批的制度，投资方式不受限制，拥有使用外汇和雇佣员工的充分权利；二是限制型的政策，即明确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审批标准和特殊利益标准，明确规定外商的投资范围、投资方式、出资比例和经营期限，限制外商投资股本及其利润的转让、汇出和使用员工的自由；三是优惠的政策，即对特殊行业，如新兴工业、出口生产型企业、服务行业等实行简化税制、降低税率、减免所得税和关税等方面的税收优惠，开发费回扣方面的优惠和加速折旧方面的优惠；四是产业政策，即制定利用外资的产业发展规划，确立利用外资的战略产业和主导产业，实行产业倾斜，如对出口加工企业、重点产业和支柱产业、基础产业和薄弱产业、后备产业和新兴技术产业实行立法和给予特殊的优惠等等；五是区域性的政策，即设立自由经济区，制定产业限定政策和建立区域投资管理体制，以便鼓励外商到落后地区投资。
在涉外企业建立和运行方面，国际惯例都是非常原则的。在具体做法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甚至同一国家和地区都应当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而有所侧重，既要考虑到本国、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又应参考国际上通行的办法和原则，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才能使涉外企业建立和运行更为顺利。
第四， 巩固东方，开拓西方。
巩固东方是指要努力保持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对华投资的基本态势；开拓西方是指要努力吸引和扩大欧美发达国家对华投资的力度。
为什么要这样做？除了前面提及到的相对来说西方的外资规模大、技术水平高、管理先进，而来自东方的外资规模小、技术水平低、管理落后之外，还有两方面理由。
一是从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实力上看，东方弱，西方强。
在东亚和东南亚，除了日本以外，其余的都是弹丸之地，各方面的实力有限。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却是经济强国。根据《英国经济学家情报部各国报告》季刊的统计，1996年按平均汇率计算部分国家的GDP，美国是75760亿美元，日本是45983.46亿，法国是15353.52亿，德国是23593.33亿，英国是11579.88亿，意大利是12119.25亿；而韩国是4805.47亿美元，印度尼西亚是2182.32亿，马来西亚是990.48亿，新加坡只有940.43亿。 台湾是74775亿新台币（按当时汇率算约2600亿美元左右），香港是1700亿美元左右。 另据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世界贸易排名结果，前10位中除了日本（第三位）、中国香港（第7位）和中国大陆（第10位）之外，其余的都是欧美发达国家。
中国是一个大国，今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力度进一步加深，范围进一步拓宽，所需外资的数额将是巨大的。据世界银行估计，今后中国大陆每年仅在发电、公路、电信网和其它公共工程方面就要投资750亿美元，其中的四分之一要利用外资。 即使不考虑其它因素（如台湾限制对大陆投资的数量和规模，资金投向发达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等等），单从数量说，亚洲新兴的工业和地区也是无法满足中国大陆对外资的需求。不仅如此，当将劳动密集型行业基本上转移出去之后，它们对中国大陆的实际直接投资已明显后劲不足,甚至呈下降趋势。参见下表：
表――21 单位：亿美元
国家或地区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香港 196.66 200.60 206.77 206.32 185.08 268.32
台湾 33.91 31.62 34.75 32.89 29,15 25.99
日本 20.72 31.08 36.80 43.27 34.00 29.74
韩国 7.23 10.25 13.58 21.42 18.03 12.75
新加坡 11.80 18.51 22.44 26.06 34.04 26.42
马来西亚 2.01 2.59 4.60 3.82 3.41 2.38
菲律宾 1.40 1.06 0.56 1.56 1.79 1.17
印度尼西亚 1.16 1.12 0.94 0.80 0.69 1.29
二是从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形势上看，东方差，西方好。
如果考虑到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所造成的经济低迷和刚结束不久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其它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大陆投资的前景并不乐观。尤其是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曾经创造亚洲奇迹的东南国家以及韩国一时“虎威”大失，汇市剧乱，币值狂泻，股市猛跌，数百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付之东流，不得不向国际社会求助。在经济不景气和外汇普遍匮乏的情况下，它们（也包括受这场风暴不同程度冲击的香港、台湾）对外直接投资不可避免地要锐减，严重影响中国大陆利用外资的规模和速度。根据共同社对100家日本主要企业经营者的调查，80％以上的企业经营者对1998年日本经济形势表示悲观，没有人认为日本经济形势会有好转；另据新华社记者报道，到1998年1月底，韩国外汇储备只有60亿美元，而需要偿还的短期外债却高达150亿美元。 近一年多，这些国家特别是韩国出现了很强的恢复性增长，但仍然无力增大对华的投资。
欧美却是另一种景象。美国从1991年3月开始，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已经持续7年多了，出现了以信息革命和全球化为基础的“新经济”。到目前为止克林顿执政的七年半时间里，美国经济平均增长速度达到3.9%。 西欧各国经济从1993年开始也逐渐走出了衰退，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长期，对外直接投资更加活跃。1991～1996年，西欧各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是1146.90、1166.09、1062.39、1253.06、1638.22、1761.81亿美元，占同期世界所有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7.88%、57.88%、44.43%、50%、48.36%、50.79%；美国分别是334.56、389.78、748.37、510.07、929.29、849.29亿美元，占同期世界所有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额的16.88%、19.35%、31.30%、20.31%、27.43%、24.48%. 无论从总量上还是从所占比重都不难看出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实力。
当然，转向西方并不等于抛弃东方，而是要在巩固东方的基础之上，即努力保持亚洲
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对华投资的基本态势。这是因为，在数量上，它们的投资规模仍然影响着中国大陆利用外资的总体水平；在质量上，它们的投资与目前中国大陆许多地区利用外资的档次大体相当。更重要的意义是在政治上，保持港澳台地区对大陆投资，可以加强两岸四地的经济联系，有助于祖国的最终统一；保持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其它国家对华投资，可以加强中国同它们的经济、政治联系，有助于维护东北亚地区、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总之，巩固东方是开拓西方的基本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