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深圳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世界上也有极大的名气。作为经济特区的它，简直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也是中国最发达、发展最快之地的象征。然而，倒退20多年，不用说在世界就是在中国又有几个人知道它？就像《一千零一夜》中偷听到了“芝麻开门，芝麻开门”咒语的阿里巴巴一样，深圳转瞬之间就由穷小子变成了大富翁。深圳的缘何崛起，特区的扩展效应，是当代中国的“斯芬克斯之谜”。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在从不同角度“解读”着它，透过它再“解读”着中国。由于所站的角度不同，所抱有的目的不同，人们所得出的结论肯定也各不相同。本章则是从外资的流入或者说利用外资的角度，来揭示经济特区的崛起原因，进一步说明外资这座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最初是怎样建造起来的。
一、“特”在哪里
前面讲世界性经济特区时，已经论及到了它们与众不同的特殊之处。那么，就中国的经济特区而言，它们具体的“特”又在哪里呢？
表面上，这似乎不是一个问题，可仔细琢磨起来并非那么简单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许多人既没有将它当作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更没有将它当作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当成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于是，学者们才有种种不太一致的诠释。
著名的经济学家于光远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有一个‘从一国多制到一制多式加一国两制’的说法。经济特区不是特别行政区，它属于‘一制’的范围，与全国属于‘一制’范围的其他地区相比，它并不‘特’。但在对外开放和与开放相联系的改革方面，由于特别允许它有自己的一套东西，在这方面它与其他地区相比就‘特’。经济特区多年来探索出不少新路子，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这些新事物在其他地区还没有出现的情况下，也属于经济特区的‘特’”。 廖月晖等人则更明确地归纳说，综合起来看，第一，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特区是集中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的地区，是社会主义经济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进行联系与合作的地区；第二，社会主义中国经济特区有严格的维护国家主权的社会主义法制；第三，社会主义中国经济特区遵循国家惯例，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着重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来发挥基地和窗口的作用；第四，社会主义中国经济特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使经济特区保持良好的社会风貌。
还有一些学者在指出了特区是“经济特区”而不是“政治特区”的前提下，着重地论述了其经济方面的特征。哲学博士周文彰从三个大的方面概括了特区的特征，其一是特殊的政策，包括特殊的税收政策、优惠的外商投资政策、较大的审批权和自主权；其二是特殊的体制，包括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其三是特殊的发展路子，包括建设资金以外资为主、发展取向以外向为主、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外商成片承包开发的洋浦模式。 陈文灿等人也将特区的特征概括为相同的三大方面，但在细节上有所不同。在政策上，“经济特区的‘特’就在于它们与其他地区相比，享有国家赋予的一些经济政策和灵活的经济管理措施。”比如，增强特区财力的政策，支持特区开展对外经贸活动的政策和扩大特区经济管理权限的政策等等。在经济上，特区的经济成分以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为主；特区的经济建设和发展资金以引进外资为主；特区的产品以出口外销为主；经济活动以市场调节为主，率先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在发展模式上，“都属于综合型的发展模式，即依靠外引内联，以工业为主兼营他业，综合性外向型多功能的特区模式。这是世界经济特区发展趋势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 还有人作了这样的概括，“经济特区的‘特’，主要表现在实行不同于内地的特殊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特殊的经济政策，采取灵活的措施，进行改革开放的试验，其核心，一是以市场经济为主的经济运行机制，二是实行异常灵活、自由的经济政策，包括利用外资的优惠政策，具有相当自主权和调控权的财政金融政策等等。”
如果认真查找，还会有其它的说法，但在内容上肯定也是大同小异。
抛开政治方面，单就经济方面而论，我认为，经济特区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国家允许它率先突破在中国实行了近30年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从这个角度认识经济特区的特点，可能就有深度了，而且有助于理解这些特点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呈现的弱化趋势。经济特区的所有特殊之处，都与外资的进入有着直接的和密切的关系。
首先，经济特区打破了单一的公有制模式。经济成分上的“一大二公”是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基础，甚至也是整个社会主义的支柱。改革开放之前，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连非全民性质和集体性质的个体小生产、小买卖、小生意都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尾巴”，若是“资本主义的躯体”从外部来到中国生存更是不可想象的。正是在这个最难突破的地方，经济特区成了“尖兵”。《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为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特区鼓励外国公民、华侨、港澳同胞及其公司、企业（以下简称客商），投资设厂或者与我方合资设厂，兴办企业和其他事业，并依法保护其资产、应得的利润和其他合法权益。”第四条进一步规定，“特区为客商提供广阔的经营范围，创造良好的经营条件，保证稳定的经营场所。一切国际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中具有积极意义的工业、农业、畜牧业、养殖业、旅游业、住宅和建筑业、高级技术研究制造业，以及客商与我方共同感兴趣的其他行业，都可以投资兴办或者与我方合资兴办。” 因此，经济特区不仅打破公有制的一统天下，而且在经济成分上以“三资”企业为主，在建设资金来源上形成以外资为主的格局。
其次，经济特区打破了被动发展的运行模式。计划管理也是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一大特征。在这种模式下，企业在生产什么，怎么生产之类的问题上同样没有任何权利，一切权利都集中在从中央到地方的计划部门。由于经营主体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特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摆脱了计划体制的束缚，率先实行市场经济。“特区的企业在全国率先摆脱了行政的附属地位，成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独立法人。无论是‘三资’企业、私营企业还是集体企业、国营企业，都是如此。企业根据市场的要求，自主安排生产计划，开发投资项目，筹集开发资金；自主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横向经济联合，决定合作方式；自主选择供货渠道和产品销售渠道，决定产品价格；企业根据生产经营需要，自主聘用或辞退职工，决定工资标准和工资形式。” 形象一点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就如同动物园里的各种动物，生存与发展的一切条件都由饲养人员给安排好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则好比野生的动物，生存与发展的一切条件必须靠自己来创造。不可能设想先让野生动物进来，然后再将它们关进笼子里。设立经济特区，实际上就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将动物园的一切围栏都拆除了，笼养的动物走出去与外来的野生动物竞争、合作，以求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本章引证的一本书取名为《跨越历史的围栏——特区建设启示录》，我想该书作者的立意大概就在于此吧！
最后，经济特区打破了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与上一点密切相关，在传统的经济体制下，地方在发展什么，怎么发展之类的问题上几乎没有自主权利。然而，无论是想将野生动物引进来，还是将自已养的动物放出去，基本前提条件要给它们以充分的自由。所以，经济特区设立伊始，中央就赋予它们许多方面的特殊政策。比如在利用外资方面，经济特区可以为外商提供优惠政策。单是《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就制订了七条优惠办法，一是客商用地，按实际需要提供，其使用年限、使用费数额和缴纳办法，根据不同行业用途，给予优惠；二是特区企业进口生产所必需的机器设备、零配件、原材料、运输工具和其它生产资料，免征进口税；对必需的生活用品，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征税或者减免进口税；三是特区企业所得税税率为百分之十五。对在这个条例公布后两年内投资兴办的企业，或者投资额达5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或者技术性较高，资金周转期较长的企业，给予特别优惠待遇；四是客商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后所得的合法利润，特区企业的外籍职工、华侨职工、港澳职工在缴纳个人所得税后的工资和其它正当收入，可以按照特区外汇管理办法的规定，通过特区内中国银行或者其它银行汇出；五是客商将所得利润用于在特区进行再投资为期五年以上者，可申请减免用于再投资部分的所得税；六是鼓励特区企业采用国内生产的机器设备、原材料和其它物资，其价格可按照国内当时同类商品的出口价格给予优惠，以外汇结算；七是凡来往特区的外籍人员、华侨和港澳同胞，出入境均简化手续。 当然，中央赋予特区的自主权还有其它方面，但就这些也足以说明问题了。
把上述三个方面的特别之处结合起来，也就可以理解当初邓小平对习仲勋、杨尚昆所讲的“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深刻含义了。正如后来有人总结的那样，“80年代初期建立经济特区时，中央政府没有采用计划经济下财政投资的传统办法，而是施行了一种‘给政策’的特殊办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给予经济特区政府在税收减免、项目审批、行政管理、干部管理等方面以较大的权力；二是减免对于外商投资企业的所得税……经济特区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优惠政策。这种办法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发展经济特区本身，要发展一个地区，一般的办法是进行财政投资。中央为什么采取‘不给钱给政策’的办法？其更为深远的意义是：造成地区之间的政策落差，在全国启动市场经济。”
二、经济特区崛起之谜
迅速发展起来，谓之崛起。所以，用崛起一词来形容经济特区发展之快，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为了说明经济特区的崛起，最好的写作手法莫过于两种对比，一种是纵向的自我对比，另一种是横向的与其它地区对比。以自己的过去和以别的地区作为参照物，来说明经济特区的快速发展。
最初的四个特区中有三个在广东，而在这三个中间，深圳既是最早建立的又是最成功的。因此，这里就以它作为个案，来揭示经济特区及至整个中国崛起的谜底。
关于深圳，《不列颠百科全书》写道，“中国广东省辖市。位于省中南部，珠江口东岸，东临大业湾，南邻香港新界。清康熙《新安县志》已有深圳墟的记载。因深圳河流经，河沟深浚得名。原为宝安县地。1979年撤县设深圳市。1980年于南部地区建经济特区。1982年经济特区以北复置宝安县。1992年再撤宝安县，改置深圳市宝安区、龙岗区。辖福田、罗湖、南山、宝安、龙岗5区。面积2020平方千米。” 其实，说清楚一点，1979年之前的深圳，不过是东南的一个边陲小镇，原意是“田野间的一条深水沟”，解放前属宝安县的乡间小镇，解放后因其交通便利而成为县城所在地，人口只有几万人，1979年才建立深圳市。
不用说与各大直辖市、省会或自治区首府相比，就是与有着130多年历史的著名商埠汕头和素有“海上花园”、“文化之乡”的厦门相比，深圳也汗颜无比。这不仅仅是出身“低微”，更重要的是贫穷落后。
改革开放之前，不仅是深圳，就是整个广东都属于“蛮荒之地”，位于最落后地区之行列。“广东经济是一种典型的‘二元结构’：80%的农村人口，创造20%的产值；20%的城市人口，创造80%的产值。广东的社会形态，也根本上是农业社会形态。随着建国之初劳动用工制度、1953年粮油供应制度和1958年户籍制度的确立，广东还出现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对立状态。作为计划经济‘宠儿’的重工业未能在广东大举‘落户’，而作为农业社会的广东又成为计划经济中被投资‘遗忘的角落’。60～70年代中苏分裂以及对越自卫反击战争时期，广东作为易受攻击的地带，处境就更为艰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仅得不到新的投资，而且还要作出忍痛割爱的选择——部分工厂被迫迁离广东。” 直到1978年，“广东全省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84.73亿人民币，国民收入为160.78亿元，财政收入39.46亿元，城市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401.88元，农民人均收入为193.25元，广东农产品商品率停留在40%。工业基础比较薄弱，产业结构仍然以农业为主。”
至于说改革开放之前的深圳，那更加惨兮兮的了。杨继绳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记载了他1978年初采访到的一个情况，最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深圳。“据宝安县反映，1978年1月到11月20日止，全县共外逃1.38万人，逃出7030人。其中8月份以后外逃的1万多人，逃出5400人。全县逃出大、小队干部121人，党员29人，团员161人。这一年，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在宝安一地就堵截收容了外逃人员4.6万人。仅沙头角一个小镇就逃出2500人。有的外逃者是从海上走的。他们不顾深圳湾的惊涛骇浪，用气枕连起来做成小船，用球拍划向对岸。其中不少人被海浪吞没。在80年代初开发蛇口工业区时，一次就发现了400多具偷渡者的尸体。”偷渡者逃往哪里？他们逃往一河之隔的“资本主义的”香港。为什么为出现如此惨烈的现象？“最根本的原因是两边的经济差距太大了。这边劳动一天只有几角钱，香港一个打零工的，一个月可得2000多元。宝安县大鹏公社西贡生产队林美兴逃到香港第三天就寄回3000元港币。” 3000元港币按当时的汇率够一个农民挣5～6年的了！这还不算那时侨汇所实际拥有的特殊价值。
20年以后的深圳又是什么样子？就在我写这本书的2000年春天，凤凰卫视报道说，相当多的香港居民有定居在深圳的打算，这全是因为深圳变了。根据《1999年中国经济年鉴》，“1998年，深圳经济特区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全市人民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工作，国民经济继续保持了快速健康的发展势头，综合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全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289.28亿元，居全国大中城市第6位，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4.5%，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7个百分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886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增长4.2%，扣除物价下跌因素的影响，实际增长4.9%，比1997年的增幅低5.5%百分点。人均消费性支出15436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2.9%……全市实现地方财政收入164.91亿元，比上年增长13.9%；财政支出176.94亿元，增长24%，其中基本建设支出59.13亿元，增长31%。年末全市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2238.37亿元，比年初增长21.3%，其中居民储蓄存款余额861.88亿元，增长21.8％。各项贷款余额550.37亿元，增长29.1%，是近年来增长速度最快的一年。深圳金融机构存款、贷款余额分别居全国大中城市的第4位和第5位。” 数字虽然显得枯燥了一些，但对比一下，它们最能表明深圳发生的巨变。今天的深圳在各项经济指标上在全国大中城市中都名列前茅，成为快速崛起的中国的象征。
然而，巨变是怎样发生的呢？
深圳的起步是从蛇口工业区开始的。
蛇口工业区位于深圳南头半岛南端，离市区30多公里，隔海与香港相距也是30多公里，刚开发时只有2.14平方公里。说起蛇口工业区，就不能不提及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袁庚。1917年4月出生在广东宝安县一个海员家庭的袁庚，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中共东江纵队联络处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解放军两广作战科长、炮兵团长，50年代担任过外交官，后来还任过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1978年6月，在交通部工作的袁庚被派到香港调查招商局经营状况。“香港招商局是中国招商局的一个分支机构。中国招商局是李鸿章1872年建立的。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招商局总部设在香港。1950年，香港招商局驾驶13艘商船起义，回归大陆。以后就成为交通部驻香港的机构。” 鉴于香港招商局经营状况非常不好，袁庚为交通部起草了一份给中央和国务院的报告——《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其主要内容包括了改变经营方针，冲破束缚，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中央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和邓小平很快就同意了这个请示报告。
此后不久，袁庚被派到香港，担任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为了及早地摆脱招商局的窘境，袁庚到任后想扩大业务，可香港的地皮太贵买不起，只能另寻出路。于是有了后来的故事，他回忆说，“因此我想，能不能在靠近香港的地方搞个基地，一来引进香港的资金、技术，二来发挥国内的有利条件。找来找去，认为蛇口最合适。这个想法得到广东省刘田夫的大力支持，于是就由广东省革委会和交通部两家联名，向国务院递交了一份《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这个报告是1979年1月6日递上去的，距前面那个《请示》将近三个月。就在这中间，夹着十一届三中全会。1979年1月31日，李先念、谷牧在中南海接见彭德清和我。李先念说：‘现在就是要把香港外汇和国内结合起来’，‘我想不给你们钱买船、建港，你们自己去解决，生死存亡你们自己管，你们自己去奋斗。’说到在蛇口划一块地段作为招商局工业用地时，李先念说：‘给你们一块地也可以，就给你这个半岛吧。’当时，我们就要了蛇口两平方公里的地方……李先念何以如此爽快，乐意给这么一块地方让我们去冒险呢？因为那时小平已经发话了，说要吸收国际资金和先进技术；三中全会又正式提出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国务院已经派出经济代表团出国考察；大家都在寻找打开局面的机会，中央看到既然有一个驻外企业愿意承担责任，又有广东省的支持，而且不要财政部拨款，就认为可以试一下，因此事情很快就决定下来了。”
蛇口工业区的建设速度非常之快。“不到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工业区的基础工程和公用设施建设，开始了一系列工厂企业的兴建。1981年港督麦里浩访问蛇口时说，在香港，要完成蛇口当时的建设规模，要四年半时间，蛇口的速度香港赶不上。” 一本1984年出版的介绍深圳的小册子对此是这样描述的，“建设一个出口加工区的时候，这里还是荒滩野岭，仅有的几家渔民小屋也摇摇欲坠。而今举目四望，在大片被平整的土地上，一幢幢高大的厂房拔地而起，成片的住宅楼、别墅鳞次栉比，道路四通八达。在这个以工业为主，商业、交通运输、旅游、住宅等行业同时发展的新兴城市里，到处是生机勃勃。”
什么创造出蛇口奇迹？是蛇口模式。什么是蛇口模式？袁庚自己解释道，“简单地说，就是不要国家拨款，完全由企业自筹资金、自担风险来搞开发和建设的一种方式。蛇口是我国第一个没有纳入国家计划、没有国家拨款进行国土开发的工业区。”
国家不给钱，建设资金从哪儿来呢？只能利用外资！一是间接利用外资，袁庚说，“大部分投资除回收的钱之外，都是从银行、主要是香港银行借来的。由于我们重合同、守信用，宁愿吃亏也决不悔约，因此在国际上资信良好。许多国际性的银行都乐意给招商局透支或优惠贷款的方便。汇丰银行还可以在‘三不’——不问用途、不用担保、不问年限的条件下，以优惠利率给招商局透支。这种钱很好借，不需要走后门、找关系、批条子，但这种钱可不是好用的。借债还钱如杀人偿命，是铁的原则。” 二是引进项目，直接利用外资。“1980年和1981年两年，签订了24个引进项目，1982年又签订了15个项目，1983年全年签订的项目增加了40多个……据统计，至1983年底，蛇口工业区已与美、日、丹麦、新西兰等国和港澳地区的客商，签订了80多项引进外资和技术的协议，至今建成投产和营业的项目已达51项，油漆、钢材、铝材、电子产品、食品和玩具等数十种，已销往世界各地。仅以制造业的总产值来说，已超过二亿二千万元。工人的工资收入的平均水平已经超过澳门。”
国家虽然不给钱，却给了比钱更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政策和自主权。“蛇口工业区所拥有的独立自主权力，是它能够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些权力较大的项目，招商局可以根据企业的需要和特区的政策的规定，独立拍板成交，不需要层层请示，往返周折。招商局在蛇口设置的办事机构层次简单，办事快捷灵活，讲求经济效率，并且不以行政手段干预企业的业务，只以经济手段和经济立法对企业进行监督和管理。企业自负盈亏，其业务经营和行政管理均由各企业董事会及其骋用的总经理决定。这样，蛇口工业区逐步建设起了一套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避免了计划经济和双轨制的一些弊端。” 所以，在中国，第一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牌最早就竖立在深圳进入蛇口的路上。
对于蛇口工业区的由来和最初的发展，有人说它是被摘去了“紧箍咒”的孙悟空，也有人称它是肩负着神圣而又悲壮使命、在中国要“杀出一条血路”的“试管婴儿”。 更有人充满激情地写道，“她真小——二点一四平方公里，是南头半岛之一角，祖国母亲博大身躯的四百万分之一。她真大——举世瞩目，蜚声中外：‘蛇口模式’如雷贯耳，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名流学者、有志之士、热血青年，纷至沓来，都想聆听她的经历，一瞻她的风采。”
利用外资来发展自己，利用外资来推动计划经济体制的转型，这就是蛇口模式的真谛所在，也是深圳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根本原因。下面的表格是1979～1993年全国直接利用外资总量、深圳直接利用外资总量及其在全国所占的比重。
表——7 单位：个、亿美元
项目数量 协议利用外资金额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
全国 深圳 比重% 全国 深圳 比重% 全国 深圳 比重%
1979 累计：922 37 累计比重：22.34 累计60.10 0.18 累计比重：21.08 累计：11.16 0.06 累计比重：15.95
1980 33 2.40 0.28
1981 70 8.34 0.86
1982 66 1.75 0.58
1983 470 253 53.83 17.32 2.94 16.98 6.38 1.13 17.71
1984 1856 334 18 26.51 5.33 20.11 12.58 1.86 14.79
1985 3073 282 9.18 59.32 7.93 13.37 16.61 1.79 10.78
1986 1948 224 11.50 28.34 2.44 8.61 18.74 3.65 19.48
1987 2233 310 13.88 37.09 5.67 15.29 23.14 2.74 11.84
1988 5945 591 9.94 52.97 4.30 8.12 31.93 2.87 8.99
1989 5779 647 11.20 56.00 4.70 8.39 33.92 2.93 8.64
1990 7273 757 10.41 65.96 6.79 10.29 34.87 3.90 11.18
1991 12978 951 7.33 119.77 10.86 9.07 43.66 3.98 9.12
1992 48764 1553 3.18 580.24 24.95 4.30 110.07 4.48 4.07
1993 83262 3255 3.91 1108.52 49.69 4.48 257.59 9.90 3.84
不难看出，在1991年之前，深圳在全国利用外资的各项指标中所占的比重是非常大的。1992年以后的数字所表明的并不是深圳利用外资少了，而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全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各地都在积极地利用外资，中国利用外资的总量放大了。
可以再扩大一些范围，对比一下1979～1993年间在直接利用外资方面整个广东与全国的比例，参见下表：
表——8 单位：个、亿美元
项目数量 协议利用外资金额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
全国 广东 比重% 全国 广东 比重% 全国 广东 比重%
1979 累计：922 累计60.10 累计48.14 比重：80.09 累计：11.16 0.31 累计比重：44.62
1980 1.23
1981 1.73
1982 1.71
1983 470 17.32 7.36 42.49. 6.38 2.45 38.40
1984 1856 1303 72．20 26.51 14.09 53.15 12.58 5.42 43.08
1985 3073 1724 56.10 59.32 21.98 37.05 16.61 5.15 31.01
1986 1948 28.34 18.74 6.64 35.32
1987 2233 1247 55.84 37.09 20.02 53.9 23.14 5.94 26.67
1988 5945 2703 45.94 52.97 22.42 42.33 31.93 9.19 28.78
1989 5779 2438 42.19 56.00 24.38 43.54 33.92 11.56 34.08
1990 7273 3042 41.83 65.96 26.90 40.78 34.87 14.60 41.87
1991 12978 4554 35.09 119.77 49.01 40.92 43.66 18.23 41.75
1992 48764 9769 20.03 580.24 188.58 32.50 110.07 35.52 32.27
1993 83262 16768 20.14 1108.52 331.49 29.90 257.59 74.98 29.11
（注：表内有空白之处，是因为没有找到相应的数字）
从蛇口工业区到整个深圳，再从深圳到全广东，它们最突出的地方在哪里呢？直接利用外资最多！这就是经济特区崛起的谜底！“引进的外资越多，‘三资’企业的比重越高，经济发展就越快。” 之所以出现这种顺向的连带效应，是因为利用外资最多，意味着在对外开放方面它们走在最前面，意味着体制改革方面走在最前面，总之意味着它们在突破传统的苏联式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与实践方面走在最前面。归根到底，它们率先冲出了自我封闭的“围城”、走向了开放的世界。“从1979年到1997年，由于广东实行对外开放，一改过去的关门锁国的封闭状态，通过大量利用境外资金引进国外技术，发展外向型经济，使广东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非农产业从1978年占国民经济的70.2%的比重，提高到1997年的85.6%；从事非农业的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从1978年的22.8%上升到1997年的59.3%。” 这样一来，广东在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方面，在从二元结构的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变方面，都“先行一步”， 成为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窗口”和深化体制改革的“领头雁”。
三、姓“社”还是姓“资”
既然背负着三大历史沉重包袱，中国的对外开放就一定是非常不容易的。冲出“围城”难，冲出一个建造时间久远而又十分坚固的“围城”就更难了。
比如，特区的名字从开始的出口加工区改成经济特区就曾有一番周折。原广东省特区办副主任、中共深圳市委副书记秦文俊回忆说，“我们觉得是不是可以在特区的前面冠上‘经济’两个字。当时世界也没有哪个地方叫经济特区，没有这个名词，有的只是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那么这就存在着一个怎么翻译的问题。按照中国人来说，经济这两个字，可以解释为低档的、便宜的。我记得过去解放以前，我在街上看到有经济客饭这几个字，翻译出来会不会有这些误会？后来又请了香港的一些人专门来谈，又把这个意见向省委、向国家进出口委员会汇报了，得到了他们的同意。” 其实，当时人们更多考虑的是政治上的因素。一些研究经济特区的著作都有专门的一章或一节探讨特区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又如，中国第一批合资企业的申报书上，不但有邓小平的签字，而且12位副总理也都要在上面画圈圈。
所有这些都不是偶然的，而说明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反映出人们思想解放的有限程度和新旧思想的激烈交锋。“如此谨慎，如此持重，是因为合资企业将深刻地冲击我们经济体制中的规章制度和思想观念。”
在改革开放之前，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思考定式：单一公有制、高度集中管理手段、平均主义分配形式和清贫的生活水平等等，是纯粹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规则，即姓“社”的；而多元化的所有制（特别是私有制）、市场经济、分配上的差别（特别是比较大的差别）和富裕的生活水平，则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规则，即姓“资”的。它们之间不仅是不兼容的，而且是绝对、全方位对立的。在中国的“史无前例”时代，有一句著名的“豪言壮语”，那就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类似的话语，在铁路有“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也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在厂矿有“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也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既然是绝对对立，那就应当彻底铲除资本主义，一点儿都不能留。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这种理论达到顶峰的时候，便出现了“割资本主义尾巴”、“批资本主义法权”和“赶社会主义大集”等奇观，其基本的理论依据就是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系列讲话。
1974年10月20日，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毛泽东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了。” 同年12月26日，在听取了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后，毛泽东又对周恩来、王洪文等人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这样，根据老人家的钦定，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物质利益、奖金、利润以及城乡个体小生产者都属于应当加以限制并逐渐消灭的资本主义范围。在辽宁西部一个十分贫困的山区，生产队长率领着社员饿着肚子将路边一块一块个人种的谷子连根拔掉，由于有“宁要社会主义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和“割资本主义尾巴”这些奇特的信念和决心支撑着，他们在毁坏这些眼看就要成熟的谷物时，竟然毫无吝惜之情。这绝不是天方夜谭，而是我在25年前亲眼目睹的一幕。时间虽然过去了这么久，它还历历在目。
有这样一个传说。老和尚为了有合格的接班人来继承衣钵，精心培养一个小和尚，除
了传授经法之外，还特别不让他接近女色，以净六根，以断尘缘。光是整日呆在高高的山上也就罢了，可是，终有一日，老和尚动不了，需要小和尚外出化缘。临下山时，老和尚叮嘱小和尚说：“一定要远离女人，因为她们都是老虎。”然而，下山后，小和尚很快就被年轻漂亮的姑娘吸引住了，发现女人非但不可怕，相反是那么可爱。返回山上寺庙后，小和尚告诉师傅：“不得了，老虎已经闯到我的心里了。”现在有一首流行歌曲好像就是根据这个传说改编的，名字叫《女人是老虎》。
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以及负责阐述他们思想的学者们都板着面孔告诉人民：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就是凶恶的老虎。于是，不论是什么东西，只要戴上资本主义的这顶帽子，就立刻变得张牙舞爪起来，谁也接近不得。不过，就如粮食不论是哪种“主义”的都可填饱肚子一样，市场经济运作方式在后果上有很大的实效性。所以，在社会主义世界总有个别国家，在每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总有个别人“偷吃禁果”，想借用一下已被事实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具体运作手段，或者摆脱困境，或者快点发展自己。这种有悖于当时“主流”的行为被斥之为修正主义，主张修正主义的人就叫作修正主义分子，不仅要被“革除教门”，甚至还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批判修正主义是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中国1957年到改革开放之前二十来年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这也使我联想到在另外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发生的事情。当时被誉为“欧洲一盏社会主义明灯”的阿尔巴尼亚，人口只有300多万，但“一手拿镐、一手拿枪”，在国土上建造了40多万座碉堡，其目的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外国人不准进入阿尔巴尼亚旅游观光，因为他们不是来自资本主义国家就是来自搞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美丽风光“绝不能出卖给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分子来享受”。
中国最先批判的是南斯拉夫。6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与苏联共产党进行公开大论战时，曾专门发表文章称南斯拉夫是“现代修正主义”。文章所列举的理由，一是对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不是采取改造和消灭的政策，相反实行培植和发展的做法；二是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租赁、自由雇工和自由贸易，使得资本主义在农村大肆泛滥；三是取消了国家统一的计划经济，把利润作为刺激企业生产经营的根本手段，鼓励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把银行信贷作为竞争的杠杆，结果将社会主义全民经济蜕变为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四是接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援助，与它们发展经贸往来，开放市场和放弃国家对外贸的垄断，结果成了帝国主义的附庸。
然后批判的是苏联共产党和赫鲁晓夫。认为苏共和赫鲁晓夫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原因，一是他们主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可以长期和平共处，战争也可以防止；二是他们认为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已经淡化，国家和共产党都成为全体人民的了；三是他们反对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四是在经济生活中，他们强调利润、物质刺激和竞争等等。
最后是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认为他们在中国推行“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罪状”是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唯生产力论”等等。在这方面，1975年开展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再批邓小平就是非常典型的。1987年4月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邓小平还忿忿不平地说，“一九六六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当时许多老干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内。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统帅’，我是‘副统帅’。这十年，许多怪东西都出来了。要人们安于贫困落后，说什么宁要贫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这就是‘四人邦’搞的那一套。哪有什么贫困的社会主义、贫困的共产主义！”
批判本来的含义指的是对事物的分析和研究、做出评判，以说明其优点和不足。可是，上面说的批判实际上成了对异己的声讨和谴责，目的除了以人多势众的方法来证明被批判者的错误和可恶之外，还在于追求一种心理上的快感，用“大观园里的丫环吃穿再好也是奴才”的精神胜利法来自慰。这种批判还有“杀鸡给猴看”的功能，以警示那些对“资本主义”六根未净、尘缘未绝者，不要想入非非。
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绝对地对立，对试图在两者之间找到交汇点的人扣上“修正主义”帽子大加鞭挞，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最大的思想负担，是最大的包袱，也是最大的障碍。今天回过头去看，当初创办特区的那些想法以及特区所具有的那些特征，用传统的姓“资”姓“社”的标准来衡量，毫无例外地都属于姓“资”的范围。正因如此，才出现了围绕特区到底姓“资”还是姓“社”问题出现的许多争论。
最初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涉及到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即特区会不会变成旧中国的租借地？
这是特区开始创办时相当一部分人的担忧。“由于特区是在我国长期闭关自守的格局尚未根本打破的情况下并且是作为打破这一格局的特殊举措而突然创办的，因此，当时许多人还不理解引进外资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从特区想到了旧中国的‘租界’，担心特区会不会变成租界，是不是殖民地？1979年上半年，正当蛇口机器轰鸣、劈山填海之际，有位抗战时期曾经在这里打过游击的老战士泪流满面，痛心疾首地说：‘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得来的土地，给你们一下子卖掉了。’这种心态不只是老同志有，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不同程度地也怀有类似的疑虑。” 办特区、打开大门让外国资本家前来投资办厂，而且还要给他们许多优惠条件，对于绝大多数还不敢越传统的“社会主义”雷池一步的人来说，这不是重新“租界化”和“殖民地化”，又是什么呢？甚至在1982年的时候，有人还在报上撰文告诫人们说，“外国侵略通过历次《租界章程》大肆掠夺中国领土和主权的惨痛事实，暴露了中国封建制度及其官僚主义在同国际资本打交道过程中的极端腐朽和无比昏庸。对于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来说，它则是不可忘记的一页。”对此，有的学者指出，这似乎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历史，不要使特区沦为租界，实质上是不赞成甚至反对我国试办经济特区思潮的折射。
与此相适应，争论还涉及到了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体制的关系问题。外资进入特区之后，基本上实行市场经济运作方式，许多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打破了过去传统的计划经济运作的模式。所以，从这个角度同样也产生了特区到底姓“资”还是姓“社”的疑问。对外开放之初，就整体而言，中国实行的还是计划经济体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了有限调整，还谈不上对经济体制的根本改革。这也加重了人们对特区会姓“资”的担忧。比如，在涉外企业的运作方式上，1979年7月1日公布的《中外合资企业法》就明确规定了，而中共中央则在1980年才表示原则上同意。这一年2月6日，在批转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党组《关于中外合营企业问题的请示报告》和李先念、彭真给中央的信中，中共中央原则同意合营企业实行董事会制度，实行总经理负责制；对合营企业中外国合营者的财产不没收、不征用；合营企业有雇佣职工的自主权，有权按本企业经营需要雇佣和解雇职工，对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的可以开除；合营企业的所得税率可定为35％，其职工的工资应以国内计件工资的平均先进定额为准。
为了消除种种疑问，先是改革开放的先驱者们将特区严格划定在经济方面。除了上面提到的秦文俊讲的那段话外，邓小平1987年4月会见南联邦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回忆说，“开始的时候广东提出搞特区，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我说名字叫经济特区，搞政治特区就不好了。” 中央对这个问题明确表态是在198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明确地提出，“这些疑问是没有根据的。我国特区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特区内全面行使我国国家主权，这和由不平等条约产生的租界、殖民地在性质上根本不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特区是扩大出口贸易、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发展经济的比较成功的好形式。对我国来说，特区是我们学习与外国资本竞争、学习按经济规律办事、学习现代化经济管理的学校，是为两省甚至全国训练和造就人才的基地。”
尽管如此，关于特区究竟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还是持续了很长时间。对此，有的学者是这样总结的，“最初的担心集中在特区会不会成为‘租界’和‘殖民地’这样的问题上。特区的实践很快证明，特区与‘租界’毫无共同之处，特区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实行与内地一样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一切并没有扫除人们的担心，主要原因在于，特区接连不断地推出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而这些举措恰恰是长期被资本主义社会所用而为我们所严厉批判过的东西。因此，关于特区姓社姓资的议论就从来没停止过，直到小平同志1992年视察南方时的讲话系统回答了这些议论之后，议论才逐渐平息。” 事实上，平息并不等于彻底消失，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争论又时常围绕着这样或那样的具体问题表现出来。这是后话。
四、对外开放由点到线的扩展
如前所述，特区的建立和发展并不是齐头并进，而是前后有序，逐步开始的。如果以1979年7月蛇口工业区破土动工为深圳特区建设起点的话，那么，珠海、汕头、厦门三个特区的开始建设分别晚了一年零四个月、两年零四个月和两年零五个月。尽管这四个特区是同时决定建立的，其实，它们也是由一到四递进的。不过在实践上，人们通常还是将这四个特区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梯队的。所以，这里所谓的扩展，主要是指在四个特区的基础之上发展，也就是对外开放范围“由点到线”的扩大。
中国由自我封闭走向对外开放是艰难的，同样，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不轻松。特区创立伊始，除了上面讲过的姓“资”姓“社”争论之外，还有其它与这个问题有关的阻力。做一个形象的比喻，一方面，刚刚打开国门的时候，进来的不仅有凤凰、孔雀，也有苍蝇、蚊子，甚至即使是凤凰、孔雀，带来的也不全都是令人赏心悦目漂亮的正面效应，也有野性十足贪婪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长期“笼养”的动物突然获得自由走出去的时候，或者不知所措或者矫枉过正，在出现新生机的同时，也有畸型发展、严重违规的现象。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广东、福建两省的经济犯罪一下子多了起来，“经济领域中的走私贩私、投机诈骗、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和集体财产窃为己有等严重违法活动，已经比1952年‘三反’、‘五反’时严重得多。各种恶性刑事犯罪案件增加。少数人崇洋媚外，丧失人格国格，甚至发生出逃叛国现象。”于是，继续扩大对外开放还是赶紧收缩关门的问题就提到中央的议事日程上来了。这集中地体现在1982年2月中央书记处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以及会后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下发的会议纪要中。
对于如何解决上述问题，除了加强党的领导，将打击经济领域中的犯罪斗争进行到底之外，文件还提出两方面措施，一是号召人民充分认识到经济领域中犯罪活动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在反对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中做坚定的、清醒的和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二是提出要认真总结经验，端正对外经济活动中的指导思想，促进对外经济活动的健康进行，继续试办好经济特区。前者有些抽象，稍后再说。后者比较具体，针对广东提出了四点要求，“（1）加强计划管理，坚持综合平衡，把一切经济活动纳入国家计划。（2）加强对外经济活动的统一领导，除经国家批准的单位按国家规定的原则和程序进行外，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对外经济活动。（3）采取有效措施稳定物价。办法是，一是逐步增加国家对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比重。二是制止滥发奖金。三是基本建设要量力而行。（4）大力整顿党风，严肃党纪。”
不难看出，这些具体的解决办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要回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在这样情况下，至于说如何“继续试办好经济特区”，这份文件的主导思想实际上是“继续试办”、“加强防范”和“暂不扩大”。对此，有两个佐证。第一，它转述了陈云在1982年春节讲的这样一段话，“今年春节，陈云同志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中指出：现在搞特区，各省都想搞，都开口子。如果那样，外国资本家和国内投机分子统统出笼，大搞投机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么搞。”第二，和这份文件下发的还有一份题为《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的附件。当时党的理论权威胡乔木在座谈会上对此解释说，“书记处研究室编的《旧中国租界地的由来》这个材料，值得看一下，也可以发下去。那些外国租界，本来不是条约明确规定的，而是糊里糊涂地上了外国人的当，愈陷愈深，最后成了‘国中之国’。这对我们，特别是现在搞特区的各省市，很有教育意义。”陈云在这个附件上批示说，“此件发全国各省市。对于经济特区，要警惕这类问题。”
再回过头说比较抽象的那条措施。表面上似乎没有什么直接的措施，其实这方面的压力更大，这就是1979～1983年间理论界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1983年底到1984年初全国大规模开展的反精神污染斗争。从当时的情况看，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的讨论或争论虽然大多是从文学艺术、哲学历史角度进行的，但是所涉及的问题的实质仍是姓“资”姓“社”，如马克思主义是否包括人道主义，社会主义有没有异化等等，所针对的就是是否应当进行改革开放和如何进行改革开放问题。 反对精神污染斗争最初的含义，是反对文艺界、理论界和思想战线出现的“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可后来把女青年烫发、穿高跟鞋和新款服装、搽雪花膏，跳舞，栽花养草等等，都当作“精神污染”来反对，罪名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无疑，这种“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与对外开放以来的“引进”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评价已经逝去的人或事，说简单就简单，说复杂也复杂，但想一想当时特定的环境，所有这些都不难理解。然而，这一切又都表明，1983年的时候，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面临着是继续向前走还是向后退的选择。也就是在这种关键时刻，邓小平首次发挥了他的舵手作用。1984年1月24日至2月10日期间，邓小平先后同杨尚昆、王震视察了深圳、珠海和厦门三个特区，并且分别为它们题了词。对深圳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对珠海的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对厦门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好些”。
谷牧认为，邓小平这次南方视察，“给那些有关兴办特区的是是非非的议论基本上画上了句号”。
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在与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掷地有声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这一句话，实际上决定了中国社会后来发展的方向。
为什么要放而不能收？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讲：
“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盖房子几天就是一层，一幢大楼没有多少天就盖起来了。那里的施工队伍还是内地去的，效率高的一个原因就是搞了承包制，赏罚分明。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五百万美元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作主。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多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
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 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只要资金可以自由出入，外商就会来投资。我看这不会失败，肯定益处很大。”
也就是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明确提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 又是邓公，不仅阻止了重新“关门”的倾向，而且进一步将国门打开了一些。结合这些实际，说“邓小平同志的对外开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的重大发展”， 是非常有道理的。
在实践上，先是在3月，厦门经济特区的范围扩大，包括厦门本岛、彭浪屿以及附近海域，其中陆地面积已达131平方公里，特区的政策也更加开放。接着，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历时12天的会议主要讨论沿海部分港口城市如何进一步开放的问题，最后提议从南到北再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作为扩大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步骤。5月初，中共中央以文件形式转发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转发通知说，邓小平同志2月24日关于对外开放和特区工作的重要谈话，以及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就此提出的贯彻落实的意见，是发挥沿海大中港口城市的优势，开创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新局面，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步骤。这份纪要正式提出，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含城防港）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11月中旬，国务院颁发了《关于经济特区和沿海14个港口城市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的暂行规定》，对经济特区、沿海14个港口城市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老市区、珠海、厦门市区等地兴办的合资、合作和独资企业给予这两种税收方面的优惠。党中央和国务院为它们规定的任务中，其中一项便是“吸引外商投资，通过兴办外商投资企业，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水平，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
这样，对外开放的格局就由四个特区的“点”扩展成东南沿海港口城市构成的“一条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