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78年后，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道路。这比苏联、东欧国家晚了二十多年。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方式出现了明显的转型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乃至一些学者认为出现了一种新的并且与苏联模式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即中国模式。[1]的确，现在的中国与1978年之前相比要开放得多，现代化得多，也强大得多。然而，中国真的形成了与苏联模式完全不同的新模式？中国在这30年社会转型中取得的成就以及仍存在的问题与苏联模式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此外，中国社会的转型在许多方面明显地受到西方影响，它与西方模式又有什么联系？这些问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一、苏联模式的立体性和时空适应性

回答现在的中国社会是否形成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需要有一个参照系，那就是苏联模式，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实行的就是这种模式。所谓苏联模式，指的是苏联在上个世纪30年代确立起来的一种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和外交等方面的社会主义体制。国内学术界对其早有论及，成果颇丰。[2]总的看来，许多研究苏联模式的论述全面、深刻，显示了比较高的学术水平。不过，从问题探讨的角度，本文认为大多数文献对苏联模式的描述显得平面化、静态化，对它的多层次性和时空适应性的特点揭示不够；而恰恰是这些特点对认识现在中国社会转型至关重要。

苏联模式是由多个方面构成的统一体，这一点相关文献都讲得很清楚了。概括地说，政治方面，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不允许有反对党派的存在；共产党内实行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原则，权力集中在党内少数人乃至最高领导人一人手中；党政合一、议行合一，党和国家的行为不受法律限制。经济方面，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和排斥市场规律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以高度集中的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党和政府通过发布命令、做出决议的办法和采取行政组织手段与各企业和经济组织发生关系；企业没有自主权。思想文化方面，实行思想灌输和控制，将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作为唯一正确的真理并通过党和国家的宣传机器向人民群众灌输。外交方面，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国家的对抗性和前者战胜后者的必然性。总的看来，在社会管理的各个方面过度集权。过度集中，是苏联模式的基本特征。

然而，苏联模式的这些方面不是平铺在一起的，它们相互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哪些属于它的核心内容，哪些属于它的深层内容，哪些是它的浅层内容？改革之时，哪些方面易变也可以变，哪些方面难变甚至也不能变？这些问题鲜有论及。实际上，如图1所示，苏联模式是一种球状的社会发展结构。

较之经济、思想文化和外交等方面，政治方面是苏联模式的里圈，最先形成。不过，政治方面也分为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两个主要部分，前者是不可碰的地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共产党一党执政，是苏联模式的核心，决定苏联模式的性质。后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也容易变化，并且不会从根本上损害苏联模式本身。经济方面处于政治方面的外层，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运行机制两大部分构成。虽然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程度和是否存在市场曾经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中，经济领域的改革要比政治领域的改革容易一些。经济改革程度更深，力度也更大，而且往往是经济运行机制先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后变，同时，二者也都会经历一个从浅到深渐进的过程。外交方面在经济和政治之外并服务于它们，带有很强的适用性，变与不变以及如何变完全取决于政治与经济的需要。虽然预设的对外关系，例如两个平行市场原则、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关系，会直接影响到各国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东欧国家更是如此），但是相对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改革而言，对外关系领域的改革更容易。苏联模式的最外层是思想文化和教育方面，它们都服务于内政外交并为它们的可变与不可变、变与不变提供舆论与智识方面的支持；通常舆论上的支持在先，而教育上的支持在后。思想文化虽然在最外层，但打造的却是苏联模式的神圣光环。不除去这种光环，苏联模式的任何部分的改革都难以进行。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过程中都出现过理论先行、解放思想的现象，但程度如何则取决于改革对象的难易程度。

苏联模式过度集中的特点既与俄国的专制政治文化传统有关，还和它产生的特殊内外环境有关。第一，俄国政治文化的特点是专制，沙皇是国家的核心和象征，在日常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政治变革、经济变迁、宗教活动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都由沙皇操纵和决定的。第二，俄国经济发展与西欧相比非常落后。在十月革命前，俄国资本主义虽然有了一定发展，但远远落后于英美等发达国家，自给自足的村社经济仍占很大比重。在俄国历史上，国家干预经济是常态，从1861年农奴制改革开始，俄国的现代化就是在沙皇政府的推动下一步步开始的。第三，上个世纪20、30年代苏联面临的国际形势非常险恶。虽然击败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但是，苏联一直被战争的阴影所笼罩，一切社会生活都以战备为轴心的发展思路得到了广泛的认同。[3]

由于这种特殊的政治文化和产生环境，苏联模式具有明显的空间适应性。空间上，政治专制传统越强、经济发展越落后的国家就越适用苏联模式。反之，民主传统越强、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就越不适应苏联模式。对冷战期间的欧亚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苏联模式最不适合的是东欧国家，最适合的是中国。

苏联模式时间上的适应性可以从现代化的角度进行解释。抛开意识形态，苏联模式也是落后国家通过政治力量整合全社会的资源、快速现代化的一种方式。[4]然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一个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并且将现代化成果合理地分配到社会各个阶层，实现经济开放和政治民主和文化资源共享的过程。[5]随着经济开放、政治民主和社会稳定，苏联模式的正面效应逐渐减弱而负面效应日益增强，总体上看会越来越阻碍现代化。比如，计划经济模式的管理方式是粗犷型的，弊端在企业建成之后就暴露无遗。对管理者来说，最重要的业绩不是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而是如何完成上级布置的计划任务。科技创新也不是必须的，得不到鼓励，经济发展就会出现停滞。[6]再比如，从现代化成果分配的角度看，社会内部也会出现极大的不平等。在政治领域，党和国家的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从而使党和国家机关日益官僚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大民众却生活在日益加剧的“短缺经济”中。当权者还垄断着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任何不同的观点都会被视作为“毒草”或“另类”。通过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三位一体的垄断，这些领导者成为了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特殊群体，有人称其为“特权阶层”[7]，有人称其为“新阶级”[8]。总的看，苏联模式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是在初始阶段正面效应大，负面效应小。随着时间的发展，正面效应递减而负面效应则递增。这就是所有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或早或迟都要进行改革的原因。

苏联模式时空适应性的差别的综合效应就是苏联、东欧和中国在同一时间内对它价值的评价不一样，与此相适应是进行改革的时间前后有差别。改革苏联模式的呼声首先出现在东欧，其次是苏联，最后才是中国。[9]这种因空间和时间差别而产生的分歧成为影响中苏关系、苏东关系、中国与东欧关系的主要因素。当多数东欧国家试图摆脱苏联模式，而苏联绝不容许东欧国家超越它的底线；当苏联要在某些方面的表层上调整这种模式，中国则批它搞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

二、苏联模式在中国的移植与强化

讲中国社会转型，讲所谓的中国模式，首先需要弄清的是中国原来的社会发展模式是什么样的。虽然对中国现在的社会发展模式看法不一，但是国内外学术界的共识是，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中国实行的是苏联模式。

自鸦片战争以来，建立一个独立自主、民主富强的现代化国家一直是仁人志士的追求。从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到康梁的民主改良，再到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均以失败告终后，中国人最终把社会发展的道路锁定到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1953年讲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10]苏联模式在是这种学习过程中全面地移植到中国来的。为什么要移植苏联模式呢？那是因为苏联模式的核心在中国早已有了，即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人的帮助下并按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样子建立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宣布：“我党采取苏维埃的形式，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为我党的首要政策。”[11]

因此，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便开始按照苏联的样子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与东欧国家被强迫接受苏联模式不同，中国是主动移植苏联模式的。毛泽东说，苏联共产党“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立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12]。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以苏联模式在理论上的表现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的表现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中国向苏联学习是全方位的，苏联模式承载着中国人的无限美好愿望，“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13]。

在政治方面，表面上看，建国后的中国与苏联的政治体制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例如，中国除了共产党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民主党派存在、实行政治协商制度等等。其实，在国体、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等本质方面，当时的中国与苏联却是一样的。当时中国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政治制度，除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反对国民党独裁上有比较好的合作之外，原因还在于中共需要民主党派在管理国家方面的帮助，需要他们成为对西方交往的特殊渠道。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在建国前夕，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其主要使命就是详细了解苏联的国家机构，包括各级政府机构的结构，政府活动的各个部门，中央政府和地方权力机构的相互关系，政府管理基层机构的结构，党、政府和群众组织间的相互关系，武装部队、人民法院、安全机构、财经组织、文化和教育机构的结构等等。[14]这些机构及其运行机制几乎原封不动地搬到了中国。

在经济方面，中国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式、方法的载体就是五年计划的编制和实施。五年计划是苏联的发明创造，到1955年，它已经实施了5个五年计划。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从1951年春天开始由中央财经委员会着手编制。为了与苏联共同商讨第一个五年计划具体内容，也为了得到苏方的支持和帮助，1952年8月到1953年5月，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代表团回国后不久，“中央要求国家计委，参考苏联国家对计委提出的意见，对五年计划纲要再修改一次。”[15]除了经济运行方式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外，在第一个五计划实施期间，国家还把实现所有制结构的苏联模式化作为学习苏联经济模式的重要方面，通过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公有制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1956年，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基本确立。

在外交方面，毛泽东在建国前夕便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策略。[16]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随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叶先后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与这些国家，尤其是与苏联的关系快速发展。双方领导人和各种代表团来往频繁，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保持一致，在经贸、科技、文化领域互相支援。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关系不断恶化，逐步进入敌对状态。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则拒绝予以承认，并实行军事包围、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有进一步倒向苏联一边。

在思想文化和教育方面，为了强化全党、全国民众对苏联模式的高度认同，新中国首先向苏联学习的是苏联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即苏联30年代秉承斯大林旨意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本书整整影响了中国几代人。长期以来它被党中央列为“干部必读”的政治书目之一；1956年之前还是全国高校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的主要教材。为了对经济上学习苏联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新中国还全面学习苏联的高等教育体制。1951年底到1952年，中国按照苏联的高等教育体制进行了院系调整，削减综合性的大学和削弱人文和政法学科，大力发展适应以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为核心的经济发展计划的需要的工科院校，如钢铁、机电、矿业等单一性极强的高校等得到了迅速发展。[17]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新中国的首批出国留学、进修人员都是去苏联东欧的，其中，到苏联人的最多。“一五”计划规定，5年内计划派出留学生10100人，其中到苏联的是9400人，留苏预备部招生12800人；另向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派实习生1300人左右。[18]这些人在后来按照苏联模式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就是在这种全面学习过程中，苏联模式被移植到了中国。由于政治专制传统更为根深蒂固而且受西方民主影响的程度很低，由于经济上是以落后的农业为基础、自给自足程度很高的自然经济而受西方市场经济影响的程度低，由于长期的战争使40年代末的经济状况已到达了崩溃的边缘，中国当时客观环境特别适合苏联模式，苏联模式移植后显现出的正面效应也非常大。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第一炉钢、第一辆汽车、第一台拖拉机等等都成了中国大地上最激动人心的重彩画。在这些令人振奋的成就衬托下，中国一改过去积贫积弱的形象。按当时的标准衡量，这些就表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社会主义的物化形态。中国人更加确信苏联模式的理论方面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苏联模式的实践方面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然而，在中国安家落户、正面效应最大化的时候，苏联模式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负面效应越来越强，各种弊端早就暴露出来了。之所以如此，除了东欧国家政治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都不适合苏联模式之外，从时间上看，到50年代中期，苏联模式在苏联的实践已近20年，在东欧国家的实践也快10年了。苏东国家暴露出来的弊端主要表现为：

领导干部的官僚化、特权化现象严重，高级干部的包括汽车、别墅、服务人员在内的一切家庭生活费用由政府开支已经成为一种“制度”；[19]为排除党内外异己所采取的大清洗和秘密警察制度使民众生活在恐惧当中，缺乏安全感；由于过多的资源用于扩大再生产而不是消费，不仅消费品的生产严重不足，工人的实际工资也下降了，如苏联1952年的实际工资只相当于1928年的66％～68％，波兰1953年的实际工资只相当于1950年的94％[20]；过急、过快的农业集体化损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南、波、匈等国还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反抗等。

因此，各国开始在不同程度上修正和“弱化”苏联模式。在苏联，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共开始打破权力高度垄断并将党政最高权力的分开，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分别担任政府和党的一把手。不仅如此，马林科夫在1953~1955年就任部长会议主席期间实行了主要是调整斯大林时期经济政策的“新方针”。赫鲁晓夫在对斯大林时期的破坏民主、践踏法治的错误进行了一定程度纠正的基础上，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所有这些都被国内外学者视为苏联改革的发端。[21]东欧国家则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如1953年民主德国的东柏林事件、匈牙利的切尔佩事件、捷克斯洛伐克的比尔森事件，1956年波兰的波兹南事件、统一工人党反对苏共干涉内部事务的十月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等等。尽管具体起因、过程和后果并不相同，但这些事件都反映出东欧各国对苏联模式的反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这些事件也被国内学术界视为东欧国家改革的开始。[22]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苏东国家的这些改革实际上都力度有限，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没有也不可能触及到苏联模式的深层，只是在表层“弱化”了苏联模式。不过，从社会发展角度说，这些改革措施都应给予恰当的评价。

然而，由于苏联模式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的时间差，中国党同苏联党以及东欧各国党之间开始出现分歧。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苏东国家的改革损毁社会主义的神圣形象，“弱化”苏联模式的理论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搞修正主义，“弱化”的实践就是背叛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从50年代中期起，中国党先在是内部而后公开地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其内涵就是反对“弱化”苏联模式。与此相联系的，就是中苏两党分歧的产生、扩大，最后发展到公开论战。更为重要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针对苏东国家改革还做出了另一种反应，那就是“自我加固”，即不断地强化苏联模式。

在政治方面，由于认为反对个人崇拜是修正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从1957年开始毛泽东不仅推崇起个人崇拜，而且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23]。所有这些都改变了中共八大提出的反对个人崇拜、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方面的需求与如何满足这些需求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看法。这两方面的变化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受波匈事件、中国的大鸣大放等事件的影响，此后中国灾难性的政治运动不断，乃至文化大革命。[24]

经济上，由于把对苏联模式的任何调整都看成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复辟”，中国以更加强化的方式来发展经济。1958年开始搞“大跃进”、刮“共产风”，造成“饥饿经济”、“糊口经济”和“短缺经济”。60年代的调整也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随着阶级斗争的份量不断加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极“左”错误思想指导下把搞活企业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种种正确的措施当成“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来批判，反“资产阶级法权”、割“资本主义尾巴”、赶“社会主义大集”。中国非但没有摆脱苏联模式的弊端，相反将它们推向了极端。

三、中国改变了什么

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社会的主题是移植和强化苏联模式；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国社会的主题则是改革苏联模式。与确立的过程不同，中国对苏联模式的改革则是反向的，即从局部、从表层开始，逐步推向全面和走向深入。其中，每迈出一步都是从相应的理论讨论、思想解放开始，破除的就是思想文化层面的苏联模式。

在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影响下，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使社会生活无法正常维持、政治动荡无序、经济濒临崩溃，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和基本安全都缺乏保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亟需解决的是如何通过改革给现代化注入新动力，解决民众基本的生存需求。

改革首先要破除的障碍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针对“两个凡是”，邓小平在1977年4月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1977年底，胡耀邦提出党史研究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分辨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研究。1978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真理只有一个》的文章，提出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同年5月，《理论动态》又刊登了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此后，全国范围掀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最终，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思想领域破冰后，改革深入到经济领域。1982年之前的改革主要内容是搞活经济，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发展小私有经济，对外引进外资等浅层次和局部的改革，“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25]改革的实质就是修正苏联的经济运行模式，它的参照系就是市场经济的运行环境和在这种环境生产的非公有企业。1979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建设要利用外资，同时要发挥原有工商者的作用。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在深圳、珠海、汕头设置经济特区。就其实质而言，经济特区就营造一种市场经济环境，吸引外资，开始从表层引进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不过，此时在人们心目中，“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固。比如，创办经济特区之初就有它到底是改革开放的“窗口”还是旧中国的“租界地”之争。

不管农村的联产承包、经济特区的创办和引进外资起步有多么艰难，中国的改革开放毕竟开始。然而，小规模和浅层次的改革搞活释放的经济能量是有限的，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化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调整经济运行方式，改变计划与市场关系成为迫切需要。随着改革开放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内容的不断深化，中共在理论上不断地调整对计划与市场社会角色的看法。1982年中共十二大正式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经济改革目标并开始走上了探索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道路。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1987年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讲话给计划与市场关系最终定了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6]同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个过程中，计划经济逐渐淡出了中国的经济舞台，而市场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作用逐渐增强，成为了资源配置的主体。

在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框架被突破的同时，支撑它的单一公有制也受到冲击。与此相对应的是，随着市场经济框架的逐步搭建，支撑它的多元化所有制形式也开始形成。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对所有制的看法也不断地改变，从坚持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扩展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扩展到国有独资、国有控股和参股企业，集体所有、集体联营企业等多种形式；非公有制经济从个体经济扩展到私营和外资经济，其地位和作用从“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上升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政策的变化带来了所有制结构上的实际调整，非公有制经济的能量得到巨大释放，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贡献率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参见表1。

随着经济转型，服务于经济的对外关系和为经济提供技术支持的教育体制也都发生着转型。

对外关系方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改变了对时代主题的看法，战争与革命的观念为和平与发展所取代，中国人开始以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学习的而不是敌对的心态看待外部世界，从而奠定了对外开放的思想基础。第二，改变了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看法。其中，最值得提及的就是长期被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一无内债、二无外债”为大量吸引外资所取代。大量引进外资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生活的主调之一，参见图2。

外资给中国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建设所需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外资企业作为一种新的经济运行和管理方式成为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催化剂。第一，它促使了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人对贴着社会主义标签的单一公有制形式、指令性的计划、平均主义的分配形式等计划经济范畴进行反思，对曾被贴上“资本主义”标签的商品、市场等市场范畴进行了重新认识。第二，它推动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作的中国企业改变了以往完全依靠国家的计划而没有任何自主精神的被动做法，按照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以市场为导向从事自己的经营活动。第三，促使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行使自己权力的宏观管理部门不得不正视由于外资进入和外商投资企业出现所造成的更为复杂的经济生活，改变过去单凭行政命令来管理经济生活的职能，开始运用利率、税收和汇率等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和法律手段来管理经济生活。

经济改革也推动了思想文化和教育方面的变革。经济成分、利益关系、分配方式的变化导致了阶层结构的变化，而许多新阶层的出现为不同的世界观提供了载体。因此，意识形态领域由原来的单一马克思主义转变成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等其他思潮多元并存的局面。马克思主义也不再是从苏联传入的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更加强调它的中国特色，强调要结合客观现实的变化来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高等教育方面的转型更为明显，也很复杂。不过，在表现形式上，至少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清楚地看出。第一，高校办学模式西方化，苏联式的大学—系—教研室三级管理改为西方式的大学—学院—系三级管理；第二，多数学科教育内容的西方化，全民学俄语的现象为全民学英语取代，心理学、社会学、西方政治和行政管理学、法学以及研究市场经济运作的经济学等课程进入高校课堂，许多大学还成立了相关学院；第三，留学和进修的重点在西方国家，学成回国的人成为经济、教育等领域的骨干。这种人才培养方式的变化，不仅推动了其他方面去苏联模式化的过程，更提供了市场经济发展所需的人才。

作为苏联模式核心部分的政治方面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触动。行政管理方面是政治模式的外层，属于可变的范围。30年来，中国行政管理方面的改革主要是围绕着政府机构的职能转变进行的。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国家机关先后集中进行了六次较大规模的机构改革，一些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专业经济管理部门或被裁撤或被改组，一些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新部门得以建立，如改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设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同时，政府管理经济手段也由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由微观管理转变为宏观调控，由行政手段为主转变到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

在这个过程中，为了提高行政管理的水平，西方国家的一些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成熟的行政管理经验被借鉴进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通过明确的法律、法规规范国家机关的行为，通过了《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二，建立公务员制度，2006年1月1日实施的《公务员法》，对公务员的条件、义务与权利、职务与级别、录用、考核、职务任免与升降、奖励、惩戒、培训、交流与回避、工资福利保险、辞职辞退、退休、申诉控告、职位聘任、法律责任等都作了明确规定。第三，在各地建立大量的行政管理学院，讲授西方国家行政管理知识，并且增加面向西方国家的干部培训和出国交流次数。

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共产党一党执政是绝对不能变的。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其他方面的转型，这个方面也面临着挑战。于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如何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就成了头等的难题，在这些方面现在的中国不仅鼓励进行理论探讨，而且还不断采取相适的措施。比如，邓小平把“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27]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提出党政分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消除党内官僚主义、领导干部年轻化等改革措施。江泽民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原则，将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指出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胡锦涛提出了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有机结合。这些都是新时期下中国共产党对执政方式的新的理论探索和实践。

四、中国没有改变的

经过30年的社会转型，苏联模式在许多方面已经改动很大，这也是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出现的基本依据。不过，苏联模式真地彻底改变了？在本文看来，至少现在还不能这么说。如果苏联并没有完全改变，那么，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还有什么没变的？这些方面没有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没有变的可分为可变与不可变两个部分。绝对不可变的，就是上面提及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共产党领导。它们既是苏联模式的核心，也是它的本质特征。如果这两方面发生改变，我们的社会制度就要改变颜色。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失败，说穿了，就是这两个方面的被触动并最终消失。这些是现今中国绝对要避免的，从邓小平到胡锦涛，中共几代领导人都反复强调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今的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已没有带有连续性特点的改革了，有的也只是对转型后的体制或机制的改革，因为作为改革对象的苏联模式在这个地区已不复存在了。

不过，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共产党领导不能变，并不是意味着党的领导方式不能变。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显著成就，恰恰是党根据变化了的现实，科学地调整自己的领导方式，不断完善党内民主，依法治国、依法治党的结果。至今还有一些方面没有改变，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不想改变，而是改变起来的难度极大。改革越到关键点，就越要有改革的智慧。过急的莽撞的改革，可能会使所有的改革成果付诸东流，苏联的改革就是前车之鉴；止步不前，错失良机，同样会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因此，改革要抓住时机，有步骤地稳步前行。

苏联模式的“总病根”——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党的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的情况没有根本改变。党通过人事任命仍旧控制着行政权力，又通过行政权把社会资源的掌控权集中在自己手中。不仅如此，党和政府的干部任命权也仍旧集中在各级党的领导人手中，人民代表大会也往往成为“橡皮图章”。由上而下的层层任命的方式，更使得权力在具体运作过程中逐层集中，形成金字塔式的权力机构。权力的行使者唯上不唯下、唯官不唯民，党内民主和人民群众的权力有名无实。几年前，中央党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走势”课题组曾对一些地厅级官员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半数的人认为，2010年前顺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于“党政关系的调整”和“干部任免制度”。[28]

党的权力不仅大，而且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权力监督没有独立于权力之外，监督者和被监督者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情况也没有多大变化。司法机关的人事权、财政权、领导权掌握在同级党委和行政首长手中，与同级领导之间形成了隶属关系。这种封闭的自我监督体系，使权力监督机制缺乏内在动力，功能大为弱化。法治，尤其是司法独立，只能停留在表面；权力制衡更无从谈起。

权力过度集中而又缺乏有效监督的政治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权力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涉嫌腐败的官员人数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金额越来越大。2003年至2008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在判处的罪犯中，原县处级以上公务人员4525人，同比上升77.52％。仅2006年，检察机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33668件，贪污受贿百万以上的案件623件，有202名厅局级干部“落马”。[29]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权力拥有者的利益被强化是一种必然趋势。如果没有制度上的隔离措施，党政权力得不到有效分割，党内权力不能得到实质性分解，每一次行政体制改革只可能导致其与市场经济利益更紧密更隐蔽的结合，难以破解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即使再搞多少次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职能也难以转换。

为什么苏联模式的这些方面难改变甚至还有某种程度的强化？其中的缘由无疑是多方面和非常复杂的，至少需要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首先，既得利益者的阻碍。改革就是利益关系的一种重新调整。每一种发展模式都会带来一批受益者，一旦发展模式发生转变，就会触及这部分人的利益，对原有利益平衡结构造成冲击。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部分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使改革成果的分配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倾斜，因此，积极支持经济体制改革。然而，政治体制的改革则与这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发生了矛盾。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建立有限政府，要求改革那种全能型的全权政府，从而影响他们往日的权威，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对这部分人来说，政治体制改革具有被迫性，只有在社会压力或者不改革会给自身带来更大利益损失的情况下，他们才会进行有限的政治体制改革。

其次，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某种程度上的需要。“一个现代化中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一个强大的政党能使群众的支持制度化。政党的力量反映了大众支持的范围和制度化水平。凡达到目前和预料到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莫不是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30]30年来，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仍未从根本上改变落后的社会面貌，总体上仍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这种状况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还需要迅速建成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投资巨大的重大项目，处理一些重大的、复杂的和棘手问题。这种情况决定了在现代化进程尚未结束时，强大的政党和大政府可以为保证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现代化建设也需要安定的政治环境，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在协调各方利益的过程中稳步进行，尽可能避免社会剧烈震荡。中国的传统政治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但新的政治体制还处于不断探索中。在社会转型和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社会稳定十分必要。如果出现“权力真空”和社会失控，转型中取得的成果也会化为乌有。

落后国家现代化需要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但现代化过程中的民主化要求又会逐渐稀释集权体制的合法性。对中国而言，改革就是在二者之间寻找一种合理的关系。通过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国被文化大革命打断的现代化进程重新启动，生产力得以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在这个过程中，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政党体制，维护了国家的政局稳定，增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可以集中力量解决改革过程中的重大问题。但是，政治体制、政党体制改革的滞后却正在阻碍现代化的继续前进，由此造成的现代化成果分配不公，如贫富差距扩大，民主发展缓慢，官员腐败、特权等现象，正在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瓶颈。

结语

中国社会发展在许多方面的转型都是显而易见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苏联模式的球状结构，有的方面完全改变，有的方面残缺不全，有的方面正在受到冲击。与此相适应的是，改革开放之前30年被视为异已的欧美社会发展模式开始为中国所采用，其进入的程度和范围刚好与苏联模式的相应方面退出相对应的，但都是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表层，对中国现存社会制度而言都是非本质方面。中国社会的转型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改变苏联模式与西方模式非此即彼的对立状态，并找到恰当的接合点的过程，所取得的成绩和产生的问题几乎都与此相关。就现在的情况看，苏联模式改了很多，但本质没变而且也不能变；欧美模式在操作层面进来很多，但其本质方面没有引进而且也不能引进。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讲话中明确提出，中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30年来，中国就是在苏联模式的变与不变中、欧美模式的引进与不引进的理论争执与实践尝试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产生于这种转型的现实。它既包含了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修正和发展，又包含了对西方文化的批判和借鉴，还包含了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扬弃和吸收，但最核心的还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当前社会现实的一种智慧的回应。正因如此，它也将会随着现实的变化而不断完善和发展。

（孔寒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项佐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注释：

[1]  2004年5月，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在伦敦作了题为《北京共识》的演讲,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论文在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网站上发表后，在欧洲、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引起强烈反响，中国模式一时成为世界的焦点。（参见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背景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2008年6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龙闪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模式”》一文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截然不同的，就是“中国道路”，就是“中国模式”，而不是属于其他任何模式。（见《北京日报》，2008年6月2日）；

2008年12月20-21日，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办了题为《人民共和国的六十年与中国模式》的大型学术研讨会，50多位来自国内外的著名学者出席了会议。

[2]  参见李宗禹主编：《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李宗禹等著：《斯大林模式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沈崇武著：《斯大林模式的现代省思》，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陆南泉著：《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  沈宗武：《斯大林模式产生的深层社会原因》，《重庆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4]  参见[美]巴林顿•摩尔著：《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美]

(美) W. W. 罗斯托著：《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郭熙保、王松茂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5]  [美]C.E.布莱克著：《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景跃进、张静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6]  [捷]奥塔•锡克著：《经济体制——比较、理论、批评》，张秀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85-94页。

[7]  [苏]列夫•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柴金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资料室1963年版。

[8] Milovan Djilas,

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Inc., 1957.

[9] 有关东欧与苏联的比较部分参见[波]W•布鲁斯著：《社会主义所有制和政治制度》，胡健、易炼红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5~67页。

[10] 《新华月报》，1955年第3期。

[11] 《“一大”前后》(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

[12] 同上，第1481页。

[13] 《人民日报》，1951年10月15日。

[14] 参见《刘少奇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7月4日)、《刘少奇关于访苏安排致斯大林的信》(1949年7月6日)，《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2期。

[15] 柳随年等主编：《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国民经济》，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

[16]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4卷，第1475页。

[17] 参见谢雪峰著：《从全面学苏到自主选择——中国高等教育与苏联模式》，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8] 张久春等：《新中国初期向苏联派遣留学生》，《百年潮》，2008年11月11日。

[19] 参见[苏]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赵洵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5-110页。

[20] [波]W•布鲁斯著：《社会主义所有制和政治制度》，胡健、易炼红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8-109页。

[21] 参见李忠杰等著：《社会主义改革史》，北京：春秋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200页；[苏]阿贝尔•阿甘别吉扬著：《苏联改革内幕》，常玉田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年版，第126-134页。

[22] 参见徐午：《试评匈牙利1953-1955年的改革尝试》，《国际共运》，1985年第3期；李忠杰等著：《社会主义改革史》，第252-283页。

[23] 《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5页。

[2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22页。

[25]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

[26]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2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7页。

[28] 青连斌：《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太滞后》，《中国改革》，2003年第10期。

[29] 2008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报告，中国法院网：http://www.chinacourt.org/html/article/200810/27/327357.shtml（2009-01-10）；2007年0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http://www.spp.gov.cn/site2006/2008-03-14/0001817297.html（2009-01-10）。

[30]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96页。

来源：《战略与管理》2010年第1/2期合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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