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纪之交，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全球化，国内外出版和发表的各种各样的书籍和文章数不胜数。的确，不论人们的理解有多么不同，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主要特征，却是毫无疑问的事实。说到底，全球化涉及的是每个国家如何融入国际社会的问题。鸦片战争后的100年、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对外开放后的20多年，从成败得失的不同角度说明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今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的全球化，既为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走向世界创造了空前的机遇，也对正在建设着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何使外资这座桥变得更宽，如何利用外资这座桥尽快地走向世界，对中国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一、经济全球化时代
全球化虽然是一个十分时髦的词汇，可到底什么叫全球化，迄今为止却没有一个统一并且权威性的概念。据说全球化概念早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在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学科中出现了，但大规模地使用还在80～90年代。
在国外，英国学者认为，“全球化的概念是相互渗透的，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 德国学者主张，“我们把全球化理解为在真实时间内、在这个星球范围内统一运作的一种经济。这是一种资本流动、劳动力市场、信息传送、原料提供、管理和组织等方面实现了国际化、完全依赖的经济。” 里斯本小组 的学者提出，“全球化涉及的是组成今天世界体系的众多国家和社会之间各种联系的多样性。它描述的是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世界部分地区所发生的事件，所作出的决策和行动，可以对于遥远的世界其他地区的个人和团体产生具有巨大意义的后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7年5月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则说，“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
在国内，人们则非常谨慎地将全球化限定在经济领域，基本上避而不谈其它方面的全球化。这是可以理解的，可实际情况是“全球化的影响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还必然影响到政治法律领域、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 不过，既然对此谁都不肯多说，这里也就不讨论了，也随大流讲经济全球化吧。关于经济全球化，有的学者认为，“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发展的这样一种趋势，即随着世界统一的大市场的形成，科技的不断进步，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国际贸易的迅速增长和国际金融市场的急剧膨胀，整个世界正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各个地区、国家和民族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也有的专家提出，“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进程，是在现代高科技条件下经济社会化和国际化的历史新阶段。” 还有的学者解释说，“经济全球化，又称世界化，或者一体化，目前虽然没有一个规范化的定义，但是人们对它的含义的理解基本上是一致的。由于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经济交往的频繁和相互依赖的加深，为了实现公平竞争，迫使它们采用统一的经济组织，彼此享有同等的权利和承担同等的义务，从而使生产、贸易、金融、保险、通讯、运输等各项经济活动，能在全球范围内自由运转。人们便把世界各国经济的这种一体化进程称为经济全球化。”
综合上述说法，我认为，所谓的全球化，就是指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加入贸易与投资开放的行列，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的加速，世界各国家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不可分，相互依赖日益加强，经济利益日益成为一个整体。
如果从经济角度去体味上述这些说法，就不难看出，全球化或经济全球化实质是反映了单个国家的开放程度和整个世界的包容程度，也反映了市场国际化的范围和资本流动国际化的范围。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内容，不同的学者也有不同的概括。如果对各种说法再作综合，至少以下几点是人们所认同的：
第一，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与政治上的民主化一起，经济上的市场化是当今世界的两大潮流。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二十世纪的最近20年中，有两股巨流在横扫着全球，一是经济的市场浪潮，二是政治的民主化浪潮。市场化的浪潮使计划经济几近绝迹，民主化的浪潮则使各色的个人独裁、军人统治、权威政体和极权体制土崩瓦解。” 还有的学者说，“走向市场经济的改革是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在走的道路，这是共性。” 除了极个别战乱不已的边缘地区之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或者在不断地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或者正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打开国门走向世界。资本、劳动力、技术等市场要素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间流动，产品、技术、服务等方面的贸易越来越在统一的世界大市场中进行。
第二，全球化的金融资本。一方面因世界各大银行的跨国收购、并购，另一方面因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加快和流量增大，世界金融市场也急剧膨胀起来。早在1997年，全球证券发行量就已突破3万亿美元，外汇市场平均日交易高达1.5亿美元左右。 由于当今国际化的市场经济是以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即IT业）为基础的，资本在世界金融市场几乎是以“光”的速度在流动。因此，国际金融资本在促进各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它们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对于前几年由泰国引发的亚洲金融风暴中那种股市大乱、汇市大跌的情景，人们仍是心有余悸。
第三，全球化的企业集团。在经济全球化中唱主角的是跨国公司，或者说国际经济中的行为主体是跨国公司。 几年以前，黄宗良教授在为我的一本书所作的序言中说，“跨国公司在1995年总数已达3.9万家，海外子公司27家。它控制着全球生产的40%左右，国际贸易的50%～60%，国际技术贸易的60%～70%，国际投资的90%，几乎主宰着世界的经济命脉。跨国公司的许多产品已经成为全球生产的名副其实的‘世界产品’，它的设计在A国，筹资在B国，样品制造在C国，主要部件生产在D国，组装在E国，而销售在F国……” 时至今日，跨国公司的这些指标毫无疑问都有大幅度的提高。所以，美国学者阿兰·伯努瓦认为，“全球化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出现了能够以全球规模策划并实施其世界整体策略的工业公司。”
第四，全球化的资本直接流动。对此，前面有关章节已经讲了不少了。为了说明全球化的特征，这里再说几句。20世纪前半期，资本国际间的流动以间接为主，直接输入或输出只占国际资本流动的10%左右。战后，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45年，资本在国际间的直接流动已占国际资本流动总额的39.2%，70年代末上升到61.6%。80年代以后，国际资本的直接流动发展得更加迅速。1981～1985年间年平均增长率为0.8%，1986～1990年间年平均增长率为28.3%。 从资本流动总量上看，1985年为535亿美元，1990年2320亿美元，1993年为1950亿美元，1995年为3150亿美元，1996年为3490亿美元。 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战略越来越趋于开放化，区域经济越来越一体化，国际生产也越来越网络化，再加上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西欧国家经济的复苏，资本在国际间的直接流动的规模还将增大，流动的速度也会更快。
第五，全球化的经济组织。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为了规范、调整各国经济贸易政策，加强区域性甚至全球性合作，于是，越来越多的国际性的经济贸易组织出现了。到90年代，全球性的和地区性的各种经济贸易组织有100多个。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1995年1月1日取代原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关于WTO建立的意义，有的学者指出，首先，它体现了国际社会的一个共同愿望：建立一个强大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经济贸易体制，在国际经济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其次，它标志着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与共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从GATT到WTO，使世界从此有了一套范围更广、效力更大和更为完备的多边贸易规则，这必将大大增加世界贸易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并为建立和巩固国际经济新秩序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最后，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推动了世界贸易的巨大增长，并为各成员国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投资机会和更高的福利水平。
第六，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这是在全球化的经济竞争背景下出现的另一种发展趋势，指的是通过签订共同的协定或条件组建起新的区域内跨国经济合作或经济联合组织，如优惠的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和完全经济一体化等等。参与经济一体化的国家和地区，主要希望通过在关税、贸易、金融、货币以及工农业政策等方面的协调与合作，实现本区域内彼此之间市场的互相开放和扩大，发挥各自的经济优势，实现生产分工的专业化，发展区域规模经济，增加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存，提高它们及所属区域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竞争能力。区域经济的一体化从战后就开始了，但大发展时期是在进入80年代以后，90年代达到高潮。“据统计，到1996年，全世界各种形式的地区经济圈达101个，其中69个是在90年代以来建立的。” 就目前而言，世界上大的经济区域有三个，即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除此之外，世界各地还有许多次区域性的一体化组织，如亚洲的东南亚联盟、南亚国家区域合作委员会、阿拉伯合作委员会、海湾合作委员会、非洲的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西非经济共同体，拉美的南方共同市场、加勒比共同体，独联体12国的跨国经济委员会等等。再往下分，在各个区域内，还有一些更小的带有集团性质的合作区域，如湄公河区域、图门江三角洲、中国南部经济发展三角区等等。
当然，对于经济全球化的这些内容，人们也褒贬不一。比如在国际社会，认为全球化会给世界带来各方面巨大好处的有之，说它是“陷阱”的有之，称它为“谎言”的也有之。 正如《全球化陷阱》一书中文版扉页上写的那样，“悲观主义者说：全球化是陷阱。乐观主义者说：全球化是机会。”各种说法或许都有它自己的道理，可无论如何，“经济全球化已是一种必然趋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都得加入进去，否则将被‘边缘化’，永远处于落后地位。唯一的方法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使自己也成为平等的强者。”
二、 从“复关”到“入世”
世纪之交的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舞台上的一个亮点，就是中国加入WTO的谈判。1999
年11月15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石广生部长和美国贸易首席代表查伦·巴尔舍夫斯基两人的手终于握在了一起。这似乎预示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成定局。于是，中国人笑了，美国人笑了，全世界所有关心此事的人都笑了。这一成果的确来之不易，用朱容基总理的话说，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谈判代表的黑头发都变成了白头发。在接下来的半年多时间里，中国又与其它一些国家，特别是欧盟就中国加入WTO问题达成协议。“入世”现在成了流行于全国上上下下的一个最“酷”的词。
由于WTO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最重要舞台，所以，争取加入WTO实际上也就表明了中国彻底走出国门、融入国际社会的决心。从这个角度说，我认为，对中国而言加入WTO的过程甚至比其结果还重要，因为后者是前者必然的逻辑结局，而前者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走向世界的艰辛轨迹。
“入世”在即，让我们对这一过程再作回眸，以铭记中国对外开放、走向世界之不易。
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国曾经是它的创始国之一，因此，在“入
世”谈判之前叫作“复关”谈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为了促进各国经济发展和加强国际间的经济联系，在美
国的倡导下，来自世界23个国家 的代表于1947年10月30日在日内瓦签署了关于调整缔约国对外贸易政策和国际贸易关系方面的相互权利、义务的国际多边协定，这就是于1948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简称关贸总协定或总协定，英文为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 and Trade, GATT）。关贸总协定的主要原则，一是无歧视贸易，即各个成员国应向其它所有成员国平等地开放自己的市场，一旦某国及其最大贸易伙伴同意削减关税时，此关税的减让应自动给予其它所有成员国；二是通过关税而不是通过进口限额或其它数量贸易限制来保护；三是统一的海关条例；四是一缔约国应另一缔约国的请求有责任与之商谈关税的减让；五是如果缔约国国内生产者因贸易让步而蒙受过分损失时，可改变其协议。
虽然既不是正式的国际组织也是不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可是，关贸总协定却有与联合国相似的机构，总部设在瑞士的日内瓦。缔约国大会是关贸总协定的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各缔约国的代表组成，每年召开一次以讨论和处理有关重要的问题；由缔约国常驻日内瓦代表组成的关贸总协定理事会，是大会的常设机构，负责处理大会闭幕期间出现的紧迫问题和例行性的事务；各专门委员会是关贸总协定的职能性机构，如关税减让委员会、国际收支委员会、进口许可证手续委员会、技术贸易壁垒委员会以及政府收购委员会等等；关贸总协定秘书处，以总干事（1965年前称执行秘书长）为首，由400多名精通贸易政策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经验丰富的行政工作人员组成，其主要职责是筹备和推动缔约国大会、代表理事会以及各专门委员会和工作组的工作，负责组织总协定工作范围内的多位贸易磋商等等。
中国是关贸总协定的始创缔约国之一。1946年12月6日，也就是在筹建国际贸易组织的同时，美国邀请15个国家就关税减让问题进行谈判，当时代表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应邀参加了谈判。不仅如此，中国还先后于1947年10月30日和1948年3月24日在关贸总协定的最后文件、联合国世界贸易和就业会议的最后文件上签了字，是国际贸易临时委员会的执行委员，并且从1948年5月21日起正式成为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新中国成立后，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通过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并以“中华民国”的名义照会联合国秘书长特吕格弗·赖伊，决定退出关贸总协定。第二天，赖伊致函关贸总协定执行秘书长说，他已经答复台湾“外交部长”，中国退出关贸总协定从1950年5月5日生效，对此他已经用电报向各缔约国分别作了说明。此后，曾与中国进行过关税减让谈判的15个国家先后按关贸总协定的规则，取消了它们对中国所作出的关税减让。
毫无疑问，新中国成立之后，台湾当局已经不能代表中国了，因此它退出关贸总协定的行为是非法的。不过，由于建国后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处于尖锐对峙的状态之中，也由于中国在社会发展方面选择了排他的、封闭性的苏联模式，中国对此在以后近30年中也就一直不太在意。50～60年代，曾有学者上书政府有关部门，建议中国考虑争取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但鉴于当时的关贸总协定是‘富人俱乐部’，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国际国内的形势错综复杂，中国‘复关’的时机还不太成熟。以后则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政府未对‘复关’采取积极态度。”
改革开放启动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封闭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到了80年代初，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加深和对外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中国越来越需要一个适应开放的国际环境。所以，中国政府逐步恢复了与关贸总协定的联系，比如，1980年8月应邀出席了国际贸易组织临时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会议，1982年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了关贸总协定缔约国部长级会议，1983年列席了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大会，同年还参加了它主持下的“多边纤维协定”等等。在此基础之上，1986年7月11日，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大使钱嘉东照会关贸总协定总干事邓克尔，正式提出恢复中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在这个申请中，中国方面还特别强调三个原则，第一，中国是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席位，而不是重新加入；第二，中国以关税减让作为承诺的条件，而不承担具体进口义务；第三，中国应当享受发展中国家的待遇。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谈判从此开始。在“复关”谈判中，中国政府根据关贸总协定及其相关原则，又提出了三项具体要求：一是美国应给予中国多边无条件最惠国待遇，二是中国应在缔约的发达国家中享受普惠制待遇，三是欧共体应取消对中国的歧视性限制。
尽管作了许多努力，中国并没有实现“复关”的愿望。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如各缔约国特别是那些发达国家害怕中国从最惠国待遇中得到太多的好处，于是便借口中国市场经济机制不完备而对中国“复关”加以种种限制。又如，中国要求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复关”，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却坚持认为中国是一个贸易大国和经济大国，提出了许多中国难以接受的苛刻条件。此外，台湾于1990年提出以“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地区加入关贸总协定，由于造成的政治问题也影响了中国的“复关”进程。“从1989年6月到1992年2月，由于种种原因，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了经济制裁，把暂时不让中国‘复关’作为其经济制裁的一项主要内容。‘复关’谈判涉及的双边磋商和日内瓦工作组会议形式进行的多边谈判事实上均陷于中断，并且还危及到中国‘复关’谈判第一阶段所取得的成果。” 1992年以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复关”谈判才重新启动。
然而，就是中国距离“复关”之日越来越近的时候，关贸总协定为世界贸易组织所取代。中国“复关”的脚步戛然而止。
关贸总协定为什么为世界贸易组织所取代呢？
上面提到，在战后的40多年中，关贸总协定虽然对于维护国际贸易秩序、推进贸易自由化和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等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毕竟是一项临时性的国际贸易政策和贸易措施。按当时的设想，关贸总协定很快会被一个被称为国际贸易组织（ITO）的联合国专门机构所取代。然而，这个正式组织始终没有能建立起来。另一方面关贸总协定在放宽世界贸易限制方面又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到1995年，它已有125个签字国，对95%的世界贸易的行为有约束作用。不过，由于自身的局限，随着时间的推移，关贸总协定的作用越来越难以进一步扩展。各缔约国纷纷发表呼吁，要求建立一种正式的世界贸易组织来取代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关贸总协定。
1990年底，经过充分磋商，关贸总协定贸易谈判委员会在“乌拉圭回合”布鲁塞尔部长级会议上起草了一个组织性协议。正是这个协议，后来才使“建立多边贸易组织协定”成为1992年12月的“乌拉圭回合”最终协议草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后又经过两年多的修改和谈判各方的讨价还价，1993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之前，各方原则上达成了“建立多边贸易组织协定”。根据美国代表的提议，“多边贸易组织”更名为“世界贸易组织”。同年11月中旬，多边贸易组织协议的起草工作完成并于12月正式定名为《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上述协定于1994年4月15日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部长会议上获得通过。根据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即WTO于1995年1月1日开始运行，与关贸总协定并行1年之后，在1996年1月1日完全取代后者。在组织结构上，世界贸易组织由部长会议、总理事会和总干事负责管理。部长会议每二年召开一次，总理事会执行部长会议作出的政策决议并负责日常行政事务。
与关贸总协定相比较，世界贸易组织的特点是，它是一个永久性的机构；它的承诺是完整的和永久性的；它的规则不仅适用于货物，而且适用于服务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等等；它解决贸易争端的速度更快，而且其裁决的执行有保证。
世界贸易组织建立后，中国的“复关”谈判于是也就变成了“入世”谈判。
中国提出“复关”申请之后，当时的关税与贸易协定专门成立了一个中国“复关”小组。中方向关贸总协定提交了一份贸易制度备忘录供审议，并就其成员提出的疑问进行解释说明。从1992年10月起，中方开始与各缔约国进行双边市场准入谈判。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中国“复关”小组更名为“入世”工作组。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程序上来看，中国先必须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所有成员就权利、义务等方面的问题都达成协议，然后进入议定书起草阶段，最后还要由世界贸易组织部长会议进行投票，2/3多数通过后的30天才算进入。
在就中国加入WTO问题进行的双边谈判中，难度最大、曲折也最多的是中美之间的谈判。中美之间的谈判从1995年7月就开始了，但直到1998年底都没有取得什么进展。1999年3月朱容基总理访问美国，两国同意年底达成协议。由于北约轰炸南联盟，中国一度冻结了与美国和欧盟关于中国加入WTO的谈判。9月中美两国之间的谈判重开并最终于11月达成协议，中国加入WTO的最大障碍已经扫清了。2000年5月19日，中国又与欧盟就中国加入WTO问题达成协议。至此，虽然还有个别国家没有结束谈判或没有达成协议，但基本上已无奈大局。6月中旬，石广生在“21世纪论坛”2000年会议午餐会上作的“中国加入WTO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演讲中说，去年以来，中国加入WTO的谈判进程明显加快，在世贸组织的135个成员中，有37个要求与中国进行双边谈判，迄今为止，已有包括美国和欧盟在内的32个成员结束与中国谈判并签署了双边协议。尚未达成协议的仅剩墨西哥、瑞士、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和哥斯达黎加。目前有关谈判正加紧进行，全部双边谈判近期会结束。中国工作组第十次会议不久将在日内瓦召开，就中国加入ＷＴＯ问题进行多边谈判，以便完成有关法定程序。 几天之后，中国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6月23日在参加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第十次会议期间说，中国加入WTO的多边谈判已经出现了良好的势头，中国“入世”的法律文件、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书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 7月10日，龙永图在“2000年成都中国大型企业集团――西部开发与结构调整论坛”上又说，中国14年的“入世”谈判，归纳起来，那就是“1年准备，6年解决市场经济问题，6年解决市场开放问题，剩下这1年，就只需解决程序上的问题了。”
已经历时14年之久、近30次多边工作组会议和数百场双边谈判，中国从“复关”到“入世”的漫长之路终于快到目的地了，可等待着中国的又是什么呢？
三、 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然而，无论是全球化还是中国加入WTO，对中国来说并不意味着是风平浪静的港湾，
而是波涛汹涌的大海，都将驶向五湖四海的机遇和狂风巨浪的挑战并列地摆在中国面前。
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经济的一体化，特别是资本在国际间的直接流动，为中国利
用外资和经济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机遇。如果笼统一点说的话，中国获得的机遇至少包括，第一，有可能引进更多的外资，在更加广泛的国际市场上寻求资本资源以弥补国内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第二，有可能引进更多、更先进的跨国公司前来投资，从而可以引进或得到先进的技术、营销技能和管理经验；第三，有可能通过产成品国际贸易的扩张，获得更大的国际市场和创造更多的国内就业机会；第四，有可能缩小产品和生产要素的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之间差距，从而有助于提高国内的收入水平；第五，有可能使容易导致国内经济和社会不稳定的国际诱因弱化。
对于加入ＷＴＯ所产生的机遇，有人作了这样的评论，“据专家预算，‘入世’后，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会因此增加2－3个百分点，而促进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以及开放各类服务市场，将在今后几年创造1000万个就业机会，中国可以无条件地享受所有成员国的最惠国待遇，与美国一年一度的关于延长最惠国待遇的‘拉锯战’将画上句号；主要贸易大国对我国的贸易歧视措施（如纺织品配额）将不得不取消；一旦发生国际贸易纠纷，则可交付ＷＴＯ仲裁，从而使中国的出口赢得相对稳定、规范的外部环境。”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作为ＷＴＯ的正式成员，将直接参与制定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摆脱被动参与的不利地位。”
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着相当多的挑战，第一，有可能由于国内市场被迫对外开放而威胁着国内产业的发展和就业范围；第二，有可能由于资本市场过早和过快开放而引发汇率波动甚至造成货币危机；第三，有可能由于按照国际资本效率准则的要求配置资源而抑制了自己的资源动员；第四，有可能在国内经济还没有进入良性循环之前加剧国内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对于这些，有的专家甚至更低调地认为，“经济全球化并不是宁静的伊甸园，有时会带来风暴和灾难。过快推进经济全球化可能导致市场破坏性力量的膨胀。特别是国际资本的巨额流动和国际金融投机活动的规模远远超过许多国家的抵御能力。经济无国界化使主权国家的经济安全受到空前巨大的压力，其中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更应引起注意。”
加入了WTO之后，中国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更加具体和现实。无论是对未来抱有无限的乐观者，还是对未来怀着无限担忧的人，都从自己认识的角度解读着这些机遇和挑战。 就后者而言，不仅那些对“入世”持保留态度的人，就是坚决主张“入世”的人，也都担心中国那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大的企业，能否经受得住国际贸易大潮的冲击，中国将经历一段至少5年的阵痛期。其实，由于还没有最终“入世”，所以中国在“入世”之后会遇到哪些挑战以及如何应对，人们基本上还是处于预测和准备阶段。但是，为了使预测能更精确、准备更为充分，人们应当先将感情上的好恶放在一旁，认认真真地了解一下中国加入WTO之后享有哪些权利，应尽哪些义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机遇主要来自于自己新享有的权利，而面临的挑战大多来自于自己应尽的义务。
龙永图在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第十次会议上说，“权利与义务平衡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世贸组织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组织。中国愿意遵守世贸组织的原则，全面履行在多边、双边谈判中承诺的义务，同时享受世贸组织成员的权利。如果世贸组织成员期望中国全面执行它已经作出的承诺，那么它们必须尊重中国在世贸组织中的权利。只有取得了在世贸组织中的正常权利，中国才能有效地履行它所承诺的义务。中国的企业希望在平等互利的国际环境中与世界各国的企业展开更为广泛的合作。
那么，“入世”后中国享有哪些权利、应尽哪些义务呢？
在权利方面：
第一，享有多边的、无条件的和稳定的最惠国待遇，从而使自己的产品在最大范围内享受有利的竞争条件，可以促进出口的发展；第二，享有“普惠制”待遇以及其它给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照顾；第三，能够充分地利用争端解决机制，比较公平地解决双边的或多边的贸易争端，维护自己的贸易利益；第四，可以在多边贸易体制中获得“参政议政”的权利，有可能参与各个议题的谈判和贸易规则的制定并且表达自己的要求与关切，从而有利于维护中国在世贸组织中的地位与合法权益。
在义务方面：
第一，逐渐将关税加权平均水平降到关贸总协定要求的发展中国家水平，同时要将最高关税一般地约束在15%以下；第二，逐渐取消非关税措施，削减如进口许可证、配额、外汇管理、技术检验标准等非关税行为；第三，取消被禁止的出口补贴；第四，开放服务市场；第五，扩大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第六，放宽和完善外资政策，引进外资的所有的优惠要无差别地给予一切外国投资者；第七，增加贸易政策的透明度，逐渐废除内部的“红头文件”。
上述这些权利和义务都是对等的，它们所产生的机遇和挑战也是并存的，权利和义务、机遇与挑战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于正在完善市场经济的中国来说，或许挑战更为重要。能经得住这些挑战，中国就会有更大的机遇；反之，机遇再多，弱不禁风的小船也必不可免地为大风大浪所吞没。
如今，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既然成为现实的时候，人们所关注的往往都比较具体，像家电业、银行业、电信业、机电业、汽车业、化工业、农业会受什么样的冲击等等。这些冲击的确是迫在眉睫的，因为这些行业高度垄断的局面很快就要被打破。例如，在电信业，外国电信公司占有49%的投资股份，自投资之日起两年可以提高到50%；在银行业，外国银行在中国加入WTO两年之后可以与中国公司开展人民币业务，五年之后可以从事零售银行业务。外国保险公司可以拥有50%的股权，中国还要增设外国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城市。然而，我认为，在这些具体的冲击背后，还有更大的冲击，这种冲击甚至决定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首先是对中国经济体制的冲击。中国实行市场经济虽然已经有若干年的，但比起实行了几十年、上百年甚至几百年其它国家的市场经济 来说，不仅脆弱得多，而且仍有很强的东方式的计划经济痕迹。市场经济的最基本要求，如公平、法制等等，还没有达到或者没有完全达到。其表现，一是许多领域还不允许有竞争或对竞争进行种种限制，二是各种经济成份之间的竞争不是在同一起点上，三是首长决断意志强以及他们权责利不对等，四是非经济因素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还起着不小的作用。加入WTO之后，一方面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要求更加严格，另一方面中国也只有不断地完善自己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适应国际社会。所以，加入WTO表明中国彻底走向开放的同时，也意味着中国要彻底改革经济体制。中国所面临的不仅仅是跨国公司本土化和中国资本国际化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改变运行机制、管理方式、思维方式，在于使中国经济充满活力的同时能够更加规范化和法制化。
其次是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冲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政治无疑是出现频率最高、被置于地位最高的词汇之一。可究竟什么是政治呢？也许由于太熟悉了，人们反倒不晓得它是什么了。对此，最有体会的莫过于中国人。远的且不说，就是近半个世纪里，中国人就被政治弄得五迷三道， 如今实际上也是近而远之。详细地诠释政治显然不是本书的任务。我只想强调，与完善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是完善的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最基本的内涵就是公民意识、民主参与、法制意识。所谓公民意识，就是依法行使、维护自己权利，依法履行自己的义务，依法尽到自己的责任。每个公民的社会角色不同，但在权责利对等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所谓民主参与，就是任何重大决策本质上都不是个人行为，尤其不是没有任何监督、约束的个人行为。所谓法制意识，说得通俗点就是：第一不做坏事情，第二应做自己该做的事情，第三有条件再去做额外的好事。这些如能都能做到，也就满足了市场经济的公平、法制的基本要求。所以，加入WTO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也可望加快，进而形成自己的民主模式。
最后是对传统的思维方式的冲击。这里所谓的思维方式指的前面几次提到的姓“资”姓“社”情结。毫无疑问，加入WTO以后，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其它方面，中国人心目中传统的“社会主义成份”都将会越来越“少”，同时传统的“资本主义成份”则会越来越“多”。在种种机遇和挑战面前，更多的新问题会不断地出现，人们的身心所承受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往反复出现过的姓“资”姓“社”的争论肯定还会有。这是正常的，从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的历史经验看，每一次争论带给中国人的都是一次思想解放，每一次思想解放都带给中国的都是一次巨大进步。加入WTO、融进全球化，会使中国人对长期困扰自己的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中国的实践或许能够证明西方学者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或“新市场社会主义”设想。 如果真能这样的话，那将是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贡献。
在全球化的浪潮面前，中国只有挺立潮头、迎接挑战，才有可能成为新世纪的强盛的大国。正是从这个角度，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上的文章断言，加入ＷＴＯ是“中国真正的大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