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忧外患、动荡不已的日子整整持续了一个世纪。百年的屈辱、百年的抗争、百年的期待。为了驱逐外敌，为了结束内乱，为了能使自己的民族昂首挺胸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国人不屈不挠地奋斗了一百年。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时候，当五星红旗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的时候，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然而，埋葬旧的不容易，建设新的就更难。刚刚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且贫穷落后的新中国，在面临着帝国主义国家和反动势力的封锁、干扰和破坏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严峻课题。由于选定了带有封闭特点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由于国际环境、思想观念和特有的民族心理等主客观因素，新中国又逐渐地将国门紧闭起来，不仅绝对地排斥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60年代以后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差不多断绝了关系。因此，新中国头30年在利用外资、特别是直接利用外资方面几乎等于零。其结果就是，在政治上中国固然可以说是站起来了，可以经济上却没有真正站起来，又错过了现代化的“第三班车”，被世界远远地抛到了后面，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新技术革命的“弃儿”。
一、 选定苏联模式
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６月30日，毛泽东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而
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专门论证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要全方位地站在苏联一边，即所谓的“一边倒”政策。他说，“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的经验，中国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所以，“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长期以来，人们更多地是从外交角度来理解、论述中共“一面倒”政策。的确，这个政策最初与“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起并列为三大外交方针。 可是，从更深层含义上看，“一面倒”政策所表明的更是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即苏联模式的选定。
所谓苏联模式，也称斯大林模式，指的是苏联在30年代确立起来的一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思想及外交体制。对于什么是苏联模式，国内外学者都有许多不同的看法。 我认为，概括起来说，这种模式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纯粹的、非商品的、非市场的”社会主义理论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军事共产主义实践相结合。实现这种社会主义的基本标准不是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也不是人民群众生活的富裕程度，更不是国家政治制度上的民主化，而是以行政手段对社会各方面的控制程度。
苏联模式政治上的具体特征与本书的关系不大姑且不论。单说在经济上，苏联模式有如下的特征：
第一，单纯的公有制。到1937年，苏联工农业中非公有经济所占的比重已经微乎其微，在工业总产值中，公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占99.8%，农业总产值中占98.6%，商品流通中占100%。与此相适应，在阶级结构上除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之外，苏联已不存在其它阶级了。
第二，非均衡的经济结构。苏联工业化的基本特征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在重工业中又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期间，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产值占70.7%，其中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重由1928年的60.5比39.5变为46.6比53.4；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33～1937），重工业增长速度为19％，产值增加了1.4倍，轻工业增长速度为14.8%，产值增加了1倍，但农业产值只增加了54%；在1938年开始执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中，规定生产资料产值增长107％，消费品产值增长72％，农业增长52％，军事工业投资占整个工业投资中的25％以上。
第三，排斥价值规律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所谓指令性，是指国家的计划具有法律效力，国有企业由国家经营，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产品供销、价格等统统由国家规定，企业没有任何自主权。这种经济与商品经济完全对立，认为商品经济和市场调解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必须保证国民经济中的公有部分战胜私营部分。
第四，以高度集中的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决策权、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配权全部集中在中央，党和政府通过发布命令、作出决议的办法和采取行政组织手段，与各企业和经济组织发生关系，组织社会经济生活。
当然，这些都是人们后来总结概括的，新中国刚成立时，苏联是世界上唯一能够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阵营相抗衡的世界大国，是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排头兵。它的经济运作方式和特点实际上对中国人来说不啻为圭臬，是学习和模仿的楷模。
为什么这样讲呢？
第一， 中国有实行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基础，即社会主义。
19世纪末，社会主义才作为“西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日本传入中国，开始为中国人
所关注并逐渐地接受。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门打开，西方的各种政治思潮同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科学技术一道涌入日本。一时间成为东方的“西学”中心的日本也成了研究探讨社会主义学说最热闹的地方。另一方面，许多怀有救国救民抱负的先进中国人东渡扶桑。他们不仅认真研究探讨社会主义，而且通过各种途径向国内介绍。从1905年起，这些留日的学人逐渐分为以梁启超为首的改良主义者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者。前者的政治主张从“君主立宪”倒退到“开明君主”，提出“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不如开明专制”，对社会主义宣传也由热心转为怀疑和反对。后者则组建了中国同盟会，领导推翻帝制的武装斗争，因而也更加同情和支持社会主义。比如，孙中山不仅明确宣布自己是一位社会主义者，而且将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作为积极宣传社会主义的阵地，认为中国“可以直接从中世纪的行会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而不必经历资本主义制度的艰难困苦”。再比如，朱执信更是全面地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系统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资本积累、剩余价值、无产阶级的贫困化、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生产资料国有化、消灭阶级和实现共产主义等基本原理； 辛亥革命的胜利似乎证明了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所以不仅革命者对社会主义传播的热情更加高涨，甚至以江亢虎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十分热心于社会主义，翻译书籍、出版杂志、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建立中国社会党等等，忙得不亦乐乎。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十月革命爆发。不过，他们所介绍到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多元化的，即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这种状况是与当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相吻合的。
十月革命以后，情况就不同了。第二国际在恩格斯1895年去世以后开始出现分化，“就整体倾向而言，这种分化呈现出明显的地区性趋势：西欧社会主义的主流逐渐趋向于改良渐进式的道路，俄国社会主义的主流却日益激进和革命化，这种差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经相当深刻，但似乎还未引起普遍注意。大战则使之显示出了先前潜藏着的严重意义。在西欧的几乎所有社会民主党那里，革命的信念立即让位给民族的情感和对现存制度的认同；俄国布尔什维克却利用战争带来的灾难，在1917年抓住时机一举夺得了政权，把落后的俄国引进了苏维埃时代。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为契机，曾经是统一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20年代最终一分为二，从此形成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化地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和东方广阔落后地区共产主义运动长期对峙与冲突。”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也同样面对着在两大社会主义派别之间的选择，而中国人从一开始所选定的就是俄国式的社会主义，正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大凡追求过社会主义的人（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当时对十月革命均持赞赏态度，开始了介绍以俄国为载体的社会主义和以列宁为载体的马克思主义，俄国也从此开始改变了在中国人心目是青面獠牙的形象。在这方面，孙中山和李大钊的作用尤为突出。
1918年元旦，孙中山在《民国日报》社论中写道，“吾人对于此近邻的大改革，不胜其希望也。”同时，他还在致苏俄政府和列宁的电文中说，“中国革命党对于贵国革命党员之艰苦卓绝的奋斗，表示极大的敬意，而且更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李大钊从1918年7月到1919年1月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热情洋溢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在歌颂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十月革命的同时，还呼吁中国人民走俄国的道路，“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匈奥革命、德国革命、匈牙利革命，最近荷兰、瑞典、西班牙也有革命社会党人奋起的风谣。……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可以说完全是俄罗斯式的革命，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式的革命。象这般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住的。……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歌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亦旗的世界！” 在实践方面，李大钊以北京大学为基地，不仅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而且还与当时也是北京大学教授的陈独秀一起创办了主要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杂志《每周评论》，在北京的《晨报》上主持“马克思研究”专栏，翻译和发表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以及大量介绍、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文章。
在以倡导“民主”与“科学”为核心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和以反帝反封建为核心内容的五四运动这样大的背景下，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人心目中从以前的一个比较抽象、模糊的概念，具体化为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俄国。这是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锁定了苏联模式。
第二，中国有实行苏联模式的物质基础，即中国共产党。
1920年5月，陈独秀为首的共产主义者在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把《新青年》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机关刊物，还创办了秘密的《共产党》月刊，主要活动就是在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以李大钊为首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于同年9月成立，创办了主要是面对工人的通俗性宣传刊物《劳动音》。其它地区，如长沙、济南、武汉、广州等大城市也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积极开展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与过去的社会主义者相比较，这时的他们更明确地把布尔什维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化身，把苏维埃俄国作为社会主义的化身。比如，李大钊就讲，“我是喜欢布尔扎维主义的……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于人类社会。”
正是俄国人和由俄国人控制的共产国际，才将中国分散的共产主义者聚拢起来并且成立了共产党。1920年3月，受共产国际的委派，俄共（布）党员维辛斯基及其夫人、马迈耶夫夫妇、波林及俄籍华人杨明斋等人来华，使命是了解中国国内情况，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他们先到北京和上海，此行取得最大的成果便就建立中国共产党问题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达成了共识。7月初，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处负责人维廉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在华工作的俄共（布）党员会议，认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于是，维辛斯基返回上海，具体帮助陈独秀和李汉俊等人筹建共产党。除了帮助组织了由陈独秀、陈望道、李达等人组成的党的上海发起组、加强与各地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进行联系商议建党事宜之外，维辛斯基还于1920年秋帮助创建了一所“外国语学校”，杨明斋任校长，维辛斯基夫人教授俄语，主要是对革命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语的培训，为他们赴苏学习做准备。
1921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荷兰人马林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身份来到上海，另一名接替维辛斯基的俄共（布）党员尼科尔斯基也来到中国。经过时间不长的联系与准备，7月23～3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在上海举行。与会的除了中国代表之外，还有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大会明确地宣布，“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在必要的时候，应派一名特命全权代表前往设在伊尔库茨克的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也宣布，＂我党采取苏维埃的形式，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为我党的首要政策。＂ 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意义，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 在《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文中，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这是在党的组织形式和政治纲领上锁定了苏联模式。
第三， 中国有实行苏联模式的领袖基础，那就是毛泽东。
研究毛泽东的学者都承认，与现实主义的邓小平相比，毛泽东是理想主义的，因而有“诗人毛泽东”之谓。那么，毛泽东的理想是什么呢？一本讲述毛泽东社会主义观的小册子写道，“你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社会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徘徊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但社会主义思想却是人类几千年思想文化发展的结晶，不为哪个时代、哪个国家、哪个人所专有。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的感召力，毛泽东选择了它。”
与其他共产主义主义者一样，毛泽东最初接触的也是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自1911年在长沙当兵时从《湘江日报》上第一次看到社会主义这个词到1920年底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毛泽东先后信奉过江亢虎的改良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用他自己对斯诺讲的话说，就是一种思想大杂烩。 在实践方面，毛泽东曾与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在长沙的岳麓书院里半工半读，尝试过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甚至一度打算将这种世外桃源扩大到整个湖南。 然而，这些社会主义思潮带给毛泽东的都是一时的兴奋，并没有能真正持续下去，倒是十月革命以及此后大规模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吸引了毛泽东的注意力。1957年11月20日，香港《文汇报》刊登了毛泽东侄女，也就是毛泽民的女儿的一篇文章。她在文中描述了毛泽东在得知十月革命的消息后的兴奋心情，他“把两手一举，一字一句地说：‘哎呀！这个消息比得了宝贝还好，告诉你，俄国已经共产了。我们也一定要学她，闹革命，搞共产……杀头也要干。你晓得，共产党多好！国家也不会扯皮了，你们妇女也自由了，婚姻问题也不会扯皮了。’” 这种说法的真实程度虽然无法考证，毛泽东当时这种情感的表露却是绝对可以理解的。就是在这以后，毛泽东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
1918年8月，毛泽东与李维汉、罗章龙等新民学会会员一行25人来到北京。他没有进入赴法勤工俭学预备班，而是来到了北京大学在李大钊主持之下的图书馆做了一名助理员。 北京大学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地方。毛泽东利用工作上的便利不仅阅读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法俄革命之比较》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章，还有机会直接向李大钊请教，与他探讨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一系列问题。后来，毛泽东深情地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1919年3月，毛泽东返回湖南，但于年底又一次来到北京，一直呆到1920年4月。在第二次来京期间，毛泽东的主要活动地点仍是在北京大学，从1920年底至1921年秋在与蔡和森、萧子升等新民学会的会员通信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已明确表示坚决赞同俄国的革命方式，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并且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在长期的革命中，毛泽东与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之间也存在着一些恩恩怨怨。但总体上看，在这个时期毛泽东是拥护共产国际的政策，而共产国际也是支持毛泽东的。 关于1935年以后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的毛泽东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作者的观点也比较明确，即总体上还是和谐的。 苏联同样给予中共大量的物质上的支持，毛泽东也诚心诚意地称赞过苏联和斯大林，1938年9月写的《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一致》和1939年12月写的《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两篇文章就是突出的例证。至于说毛泽东对共产国际、苏联和斯大林有些不满，毛泽东对雅尔塔协定以及由此产生的苏联对国共两党之间关系所采取的态度确实有怨气，但当时并没有公开表露内心的不满，而是在新中国成立若干年之后在一些非正式场合提及过。
毛泽东实际最终也将社会主义理想锁定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上面。他自己说得好，“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民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单从历史角度看，这样讲似乎有不确切的地方，但从毛泽东的内心世界来看，就是这样。
所以，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作出向苏联一边倒的决策实际上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思想上的、组织上的、甚至人事上的基础早都具备了，在许多方面也可以说早就向苏联一边倒了。因此，从中国共产党角度说，只要她取得政权，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除了社会主义就不会有别的选择。
二、 外资淡出中国
其实，不论作为一种外交政策也好，还是作为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锁定也好，“一边
倒”政策本身就意味着对世界的另一半，即西方资本主义的排斥。由于旧中国是半殖民地性质的，领土和主权都不完整，长期被帝国主义所控制，因此，“中国人民革命和新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彻底摧毁这一控制，完全恢复中国的独立和主权。” 这是正确的，也是应该的。可是，别忘记旧中国还是半封建的，还应当实现现代化，这就需要对外开放，需要发展与作为现代化载体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关系。由于主客观种种原因，新中国只实现了前者，而没有能实现后者。
建国伊始，中国一方面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全力肃清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特权和势力。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特权主要包括五方面，除了驻军、内河航运、海关管理、司法等政治上的特权之外，还有经济上的特权，那就是自由经营权，即“帝国主义国家的国民、法人和团体都可以在中国自由经营企业，享受所谓‘国民待遇’；按‘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的规定，美国人可以同中国人一样在中国境内居住、旅行、经商、开厂、购地、置产以及从事各种文教、宗教、救济事业。” 如果再将这种经济特权具体化一点，那就是“帝国主义国家在国民、法人和团体在中国兴办了一大批工商企业，并占有大量房地产。在新中国成立时，尽管部分外资企业已经抽回资本，但留下的仍有1000多家，以英资为最多，美资次之，法资又次之。它们主要投资于公用事业、制造业、进出口和金融业。这些外资在中国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虽已不大，但由于投资比较集中，在某些地区的某些行业中仍占明显的优势，甚至处于某种垄断地位。例如，外资企业的生产在上海发电量中占91%，煤气和自来水供应中分别占83%和71%。中国主要城市的石油存储设备大部分仍掌握在亚细亚、美孚、德士古三家外资石油公司手中。在航运方面，外资企业占有许多较好的地段和设备，并基本控制了中国的远洋运输。” 如何评价这种状况先放在一边，但无论如何，这些外资企业是中国与另一半世界联系的经济纽带。
早在1949年3月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就提出，新中国可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同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上一切国家做生意，发展经济往来，接受其投资。对已有的外资企业，将采取“按照国籍、系统、行业等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况，进行个别处理和区别对待”的方针。所以，建国后不久，中国政府就先后将外资企业收归国有。1950年底先是上海然后在全国对美资企业实行管制，接着根据1951年5月政务院的指示，征用了那些牵扯到中国主权和与国计民生关系较大的的美资企业，而对于其它美资企业则分别进行代管、征购或管制，所有这些到1952年底基本完成。上海的电车公司、自来水公司、煤气公司以及在上海、天津和武汉的隆茂洋行等全部财产被征用后，到1952年底英资企业也不多了。法资企业，如上海电车、电灯公司和其它一些与人民生活关系比较大的企业于1953年底被收归国营。“据统计，从解放初期到1953年，外资企业由1192个减至563个，所属职工由12.6万人减至2.3万人，所有资产由12.1亿元减至4.5亿元。其中英商企业由409个减至233个，职工由10.4万人减至1.5万人，资产由6.9亿元减至3.1亿元；美商企业由288个减至69个，职工由1.4万人减至1500人，资产由3.9亿减至0.16亿元。” 所剩为数不多的外商投资企业在随后开展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过程中也都不复存在了。同样，如何评价这种做法也先放在一边，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外商投资企业这条联系中国与一半世界的纽带断了。
这样一来，被外资所连结的实际上只有中国与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了，而且这种连结持续的时间也并不长。这一时期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是相当特殊的。从内容上看，主要包括向中国移交在华财产、对华的经济援助和两国间的正常贸易三方面。其中与本书关系比较密切的是第一方面内容的一部分，即向中国移交财产4个合办股份公司。
这4个中苏各出资50％合办的股份公司分别是中苏石油公司、中苏有色金属公司、中苏民航公司和中苏造船公司。其中前两个是根据1950年3月29日中苏《关于创办两个中苏股份公司协定》而创办的，合营期限原定30年。它们的主要任务是在中国新疆寻找石油和有色金属。公司的所用开支、所产产品和所得利润均由双方分摊。第三个是根据1950年3月27日签订的《关于创办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协定》建立的，合营期限原定10年，经营的航线是北京至赤塔、北京到伊尔库茨克、北京至阿拉木图。第四个公司则是同年中苏在大连开办的，经营范围是修理轮船和建造一些小型船只，合营期限原定25年。它们是新中国最早的中外合资企业，对中国的石油、有色金属、航空和造船工业的起步与发展有着很大的作用。
1954年9月底到10月上旬，赫鲁晓夫率领苏联党和国家代表团来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年周庆祝活动，在这期间同中国党政领导人进行了最高级会谈。会谈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苏联放弃所有在华的权益，双方签署了《中苏关于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根据地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支配的联合公报》和《中苏关于将合股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公报》，所解决的实际上是斯大林时期遗留下来的中国收回主权问题。
旅顺口是在1898年3月被沙皇俄国强行租借去的，日俄战争后又沦入日本统治长达40年，1945年又被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的空降部队解放。根据同年8月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旅顺口协定附件》，旅顺口成为中苏双方共同使用的海军基地，由中苏军事委员会共同管理，期限为30年。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期间也没有完全解决，只是规定了一个为期两年的过渡。1952年8月，考虑到朝鲜战争爆发后特殊的国际形势，中方又主动将这个过渡期后延了两年。
尽管中苏共同经营的几个股份公司对建国初期的经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中方对此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可是，在这些背后，中国人看重的实际仍然在于“收回了”企业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在于凡事都要“自力更生”的那种自豪感。《中苏关于将各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公报》在高度评价了上述4个公司在恢复和发展中国的经济事业方面所起的作用之后宣布，中国的经济部门已经积累了必要的经验，并且能够自己管理属于各股份公司的企业的业务，所以，苏联将把各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国。苏联股份的价值由中国以供应苏联通常出口货物的办法，在数年内偿还。全部移交过程于1955年1月1日完成，它们全都转变成为中国的国营企业。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即建国后苏联给中国的贷款，也就是中国间接利用的外资。 1950年初，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其中之一便是《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根据这项协定，苏联从1950年开始在5年之内以1%的利息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中国则在10年之内以原材料、农副产品以及美元还清本息。苏联前后一共向中国贷款56亿卢布，约合3．4亿美元。这些贷款多半都花在了朝鲜战场上，中国用它们向苏联购买了一百个师的武器来装备志愿军。中苏交恶后，中国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偿清了这笔贷款。
至此，中国对来自另一半世界，即社会主义阵营的直接或间接的投资也关闭了大门。尽管还剩下几个有名无实的中外合资企业，如中波（兰）轮船股份公司和中捷（克斯洛伐克）轮船股份公司等等，实际上外资（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已经淡出了中国。 在偿付了所有内外债的本息之后，“从1968年到1981年我国是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是中国人最引以自豪的口号，再联想到另外一句“豪言壮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中国实际上又重新回到了闭关自守的时代。关于艰苦奋斗，“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句口头禅是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刻骨铭心的。从1953年到1993年，中国实行了40年票证制度，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无一不凭本不要票。其中，布票最小面值有一寸的，粮票最小面值有一钱。这些在今天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对于改革开放之前的岁月，著名的思想家顾准称之为“饥饿经济”、“糊口经济”，而著名的作家张贤亮称之为“数字化生存”。 关于自力更生，例子数不胜数。于是，这里索性也就不数了，而是将改革开放前30年每年的进出口总额列出来，读者瞥上一眼就对中国自力更生的程度心知肚明了。
表――4 单位：亿美元
年代 出口总额 比上年增长（%） 进口总额 比上年增长（%）
1950 5.5 5.8
1951 7.6 38.18 12 106.9
1952 8.2 7.9 11.2 -6.7
1953 10.2 24.39 13.5 20.54
1957 16 -3 15 3.85
1958 19.8 23.75 18.9 26
1959 22.6 14.14 21.2 12.17
1960 18.6 -17.7 19.5 -8.02
1961 14.9 -19.89 14.5 -26.64
1962 14.9 ------- 11.7 -19.31
1963 16.5 10.74 12.7 8.55
1964 19.2 16.36 15.5 22.05
1965 22.3 16.15 20.02 30.32
1966 23.7 6.28 22.5 11.39
1967 21.4 -9.7 20.2 -8.18
1968 21 -1.87 19.5 -3.43
1969 22 4.76 18.3 -6.15
1970 22.6 2.73 23.3 27.32
1971 26.4 16.81 22 -5.58
1972 34.4 30.3 28.6 30
1973 58.2 69.19 51.6 80.42
1974 69.5 19.42 76.2 47.67
1975 72.6 4.46 74.9 -1.71
1976 68.5 -5.65 65.8 -12.15
1977 75.9 10.8 72.1 9.57
1978 97.5 28.46 108.9 51.04
结论似乎不需要详细分析，是非常明确的。从总体上看，除了1978年的进口总额超过了100亿美元以外，近30年每年的的进口总额或出口总额都没有超过两位数，其中1964年以前没有超过20亿美元，1971年之前没有超过30亿美元。在增长速度上，出口总额增长速度平均每年为10.2%%，进口总额增长速度平均每年为9.8%。一个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反映着它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劳动分工和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程度。中国改革开放之前30年对外贸易的状况非常生动地说明了它的封闭性，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此，可以再对照一下改革开放后20年每年的相应数字：
表――5 单位：亿美元
年代 出口总额 比上年增长（%） 进口总额 比上年增长（%）
1979 136.6 40.1 156.7 43.89
1980 181.2 32.65 200.2 27.76
1981 220.07 21.45 220.15 ------
1982 223.21 1.43 192.85 -12.4
1983 222.26 -0.4 213.9 10.92
1984 261.39 17.61 274.1 28.14
1985 273.5 4.63 422.5 54.14
1986 309.4 13.13 429.1 1.56
1987 394.4 27.47 432.1 0.7
1988 475.16 20.49 552.75 27.9
1989 525.38 10.57 591.4 6.99
1990 620.91 18.18 533.45 9.8
1991 718.43 15,71 637.91 19.58
1992 849.4 18.23 805.85 26.33
1993 917.44 8.01 1039.59 29.01
1994 1210.06 31.9 1156.14 11.26
1995 1487.8 22.95 1320.84 14.25
1996 1510.48 1.52 1388.33 5.11
1997 1826.97 20.95 1423.61 2.54
1998 1837.6 0.5 1401.7 -1.5
1999 1949 6.1 1658 18.2
这20年每年的进出口总额几乎一两年上一个台阶，出口总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4.2%，进口总额年增长率为12.5%。所有这些也非常生动地体现出了对外开放的特点，与经济快速增长是成正比的。
三、 林林总总话缘由
站起来的中国人为什么又逐渐地紧闭国门，重新将自己密封起来？
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采取的苏联模式本身就带有很强的对资本主义的排斥性，
也就是自我的封闭性。
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替代物，不用说在莫尔、康帕内拉、圣西门、欧
文、傅立叶等社会主义先驱者们的眼中，就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眼中，都概莫例外。他们都对资本主义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在此基础上勾画出了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轮廓。在他们心目中，社会主义最一般的特征就是：与私有制相对立的公有制，与剥削与被剥削相对立的是人人平等、不劳动者不得食，与杂乱无章的自由竞争相对立的是由国家统一管理，与贫富悬殊相对立的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则是按需分配）。总之，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是平等的、是有条不紊的。然而，他们所设想的这一切实际上是一种趋势，其基本前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容纳不下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了。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尽头的时候，将由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来代替它，这样就产生了社会主义。所以，在1848年发表的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将首先在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法国、德国发生。
然而，历史发展并不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样，社会主义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产生，而是在政治、经济甚至文化都很落后的东方国家首先实现。1917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民在俄国进行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资本主义临时政府，建立起工农苏维埃政权。
在一个落后的国度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对以列宁为首的布什维克党人来说是一个崭新的事业。开始时，“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比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的分配。” 于是在国内战争快要结束之际，军事共产主义就逐渐由战时的临时性经济政策变成苏维埃俄国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具体措施。然而，“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为了作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通过多年的工作来准备），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以现实而著名的列宁很快地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意识到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中凭籍军事行政手段并绕开商品和市场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是空想。因此，从1921年3月开始，列宁指导苏维埃俄国从以余粮征集制为主要内容的军事共产主义向以粮食税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政策过渡。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允许多种经济成份长期并存，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扩大和增强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的领导作用；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来利用、限制资本主义经济成份；通过合作制将广大小生产者引上社会主义道路上来；通过商品流通来加强工农联盟。在对外关系上，“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 因此，要“对资本主义的西方在经济中要千方百计地加以利用、加强和加紧利用。”
列宁去世后，苏联党却出现尖锐的斗争。从1924年开始到1929年，先后发生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新反对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反对派、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最终，斯大林战胜了所有的对手，确立了在苏联党和国家中独-一无二的领袖地位。抛开具体过程、当事者的争权夺利不谈，单从社会主义建设角度说，这些斗争最大的后果就是斯大林在捍卫列宁主义的旗号下，先是依靠布哈林等人的支持，用新经济政策思想战胜了托洛茨基等人坚持的战时共产主义主张，接着再用托洛茨基主张的军事共产主义击败了布哈林坚持的新经济政策，最后通过工业化、全盘农业集体化和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到30年代中后期就形成了本章开头所讲的那种苏联模式。
苏联模式实际在更高层次上重复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在经济运作方式上对资本主义有极强的排斥性，在对外关系上对资本主义国家有极强的排斥性。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后又发展为“一国建成共产主义”）和“两个平行市场”理论，表明他对苏联社会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关系的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他过分地夸大了苏联和后来形成的社会主义体系的经济发展水平，认为如果主张苏联国民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结合，就是要苏联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属品，认为苏联的进出口愈发展，愈依赖于资本主义西方，愈容易受到敌人的打击。斯大林的这种理论观点和指导方针，使苏联长期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的状态。” 仅以直接利用外资为例，“20～30年代，苏联同西方国家建立过40家左右合营公司。这类公司大部分建在国外，只有少数设在苏联境内。30年代中期合营公司已大部分撤销。战后，苏联又逐步在国外办起一些合营公司，在国外经营苏联产品的销售、生产、维修以及租赁、海运等业务。到80年代初这类企业共有80余家。”
新中国脱胎于一个比沙皇俄国还要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任务更加迫切。然而，苏联模式就像一道屏障人为地将中国与资本主义隔绝开来。
另外还要看到，新中国走向封闭也与西方的封锁政策和朝鲜战争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
系。
也不能光自我指责，必须看到西方主要国家对华的敌视政策也是新中国走向封闭的重
要客观因素。表面上看，“一面倒”政策是中共一方的选择。然而从深层次上看，“一边倒”可以说是三方面选择的结果，即苏联在国共两党之间的选择、美国在国共两党之间的选择、中共在美苏之间的选择。当然，这三种选择的地位和重要性也不是平起平坐的，其中最关键的无疑是中国共产党所做出的选择，而利益、情感取舍上最复杂的则是苏联做出的选择。另外，所有这些选择并非一蹴而就，其历程大体上是从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在这期间，苏联在国共两党的取舍上实际经历了“亲蒋疏共”到在国共之间“两面周旋”，再到“联共弃蒋”三个阶段， 直到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斯大林才最终决定抛弃国民党而支持共产党；美国对华政策基本上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偏向国民党的调解、大规模地支持国民党、重新与共产党接触不成而欲从中国脱身。1949年年初，美国一方面应国民党之请求与苏联等国一起力图促成李宗仁提出的“划江分治”，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与中共进行联系，提出只要中共不与苏联结盟，美国就可以考虑承认中共领导下的新中国； 面对着来自国民党、苏联和美国三方面的压力，中国共产党这个时期的选择经过了从“既不反苏，也不反美”到向苏联“一边倒”的两个阶段。
在蒋家王朝行将灭亡的时候，无论美国还是苏联都在程度不同地抛弃国民党的同时，也都程度不同地向中共伸出了橄榄枝。于是，苏联的米高扬来到西柏坡与中共领导进行会谈，美国的司徒雷登在南京与中共代表秘密接触。由于蒋家王朝行将灭亡，很快就要掌权的中共也就越来越接近国家政坛，因而有了就未来国家对外关系进行选择的可能和机会。吃够在大国势力夹缝中受气苦头的中共十分清楚，尽管自己走到这一步主要是独立自主、自力更力的结果，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再不偏不倚地介乎于美苏之间，特别是如果与它们的关系都搞僵了的话，中共的新政权就不会被承认，更谈不上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了。中共还十分清楚，国际上对新中国的承认和支持意味着什么，所以必须在美苏之间作出选择。选择谁呢？俄国对中国而言曾经意味着什么，中国人刻骨铭心；苏联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人也不会忘记。然而，苏联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对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中国人心中也明镜似的，更何况它一直支持着自己的死对头蒋介石。总的来看，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俄国、苏联对自己的伤害呈递减态势，美国对自己的伤害则呈递增态势。一方面与美国支持的国民党不共戴天，另一方面自己也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以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的共产党，因此，中共的最终选择也就不言而喻了。
考虑到1947年以后开始的冷战 使美国和苏联已从过去的盟友变成了冤家对头，中国采取向苏联“一边倒”，实际也就意味着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对立。所以，美国等从一开始就对新中国采取了敌对和封锁的政策。1950年初，北京、天津等城市收回外国兵营的时候，美国政府就声称这“违反了一九0一年给予美国的、并在一九四三年中美条约中加以重申的、久已存在的权利”。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于1950年12月底宣布管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的公私财产，禁止一切在美国注册的船只开往中国港口。英国政府对新中国也采取了不友好的做法，如香港英国当局非法征用停泊在香港修理的永灏油轮，英国枢密院将中国中央航空公司所属的40架飞机及其它资产判给陈纳德的“美国民用运输公司”等。
朝鲜战争爆发后，新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进一步恶化。1950年6月27日，也就是战争爆发后两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宣布了两项决定，一是美国将出兵朝鲜，全力支持李承晚；二是命令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阻止任何可能的对台湾的进攻，以保证台湾及台湾海峡地区的中立，实际上就是阻止中国共产党解放台湾。 7月底，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带领16名美国高级将领来到台湾，声称执行杜鲁门关于由美国用武力控制台湾的政策是他们的“责任和坚定的目的”。经过商谈，美蒋决定在台湾设立美军“驻台军事联络组”，由麦克阿瑟全权指挥台湾军队，“共同防守”台湾。8月4日，美国空军第十三联队从日本的冲绳基地来到台湾。在接下来的两年九个月里，实际上是中美两国在朝鲜战场上展开的殊死的搏斗，这在两国关系恶化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另外，美国又是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中的龙头老大，中美关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制约着西方其它国家与中国的关系。这种局面持续了近20年，在很大程度上也使得中国没有利用外资的客观条件。
最后，畸型的民族心理也影响了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英国学者塞缪尔·泰勒·科
尔里奇认为，“有一个看不见的精神弥漫于整个民族之中，所有的人都程度不同地具有这种精神；它使他们的（所有行为）善行或恶行带上了色彩和特征。” 对美国来说，这种精神是什么？对苏联来说，这种精神是什么？对中国来说，这种精神又是什么？只要想一想近代中国的历史，这一切似乎都在不言之中！所以，中国人畸型的民族心理表现之一就是由于近代饱受屈辱之苦而对外部世界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尤其当事情涉及到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的时候，这种心理就更加敏感。“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始终认为，对外贸易，可以互通有无，也可以贷款或者援助，但不可以让外资介入，无论是投资也好，合股也好，只要所有权有一点不在自己手里，都是有损国家主权的行为。为此，新中国政府成立伊始就很快将一切外资公司和企业统统搞掉了，并且对在苏方要求组建的4个合营公司也想方设法废止了事，对斯大林提议的什么由苏联出资建菠萝罐头加工厂和橡胶种植园之类的建议，也是极为反感，一概拒绝。” 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中苏合资在中国建立特种长波收发报的无线电台，结果毛泽东当着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面大发雷霆并且与赫鲁晓夫大吵了一通。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震怒，是因为苏联的这两项建议侵害了中国的主权，正如他对尤金说的那样，“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合营问题。要合营，一切都要合营，陆海空、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要合营，可不可以？或者把一万多公里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此外，还有什么理由？”
中国人畸型的民族心理表现之二则是盲目的自我优越感。“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 这种典型的阿Q精神也同样有对外排斥的功效。时下一本流行很畅销书这样写道，“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一定成就，中国人民在外部的强大压力面前捍卫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这些都唤起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但同时也滋长了夜郎自大的情绪，使传统的‘中国中心论’卷土重来。比如在50年代‘大跃进’期间，自认为依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在短期内超英赶美，甚至率先进入共产主义；又比如在‘文化大革命’中，自称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自认为毛泽东思想‘光焰无际’，又说中国人民的责任是‘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被压迫的人民’等等，说明夜郎自大的‘中国中心论’达到了高峰。”
当然，导致中国重新闭关自守可能还有别的原因，但上述三方面无疑是最重要的。就这三方面原因而言，苏联模式正在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着，外国对中国封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然而上述那两种畸型的民族心理仍在不同程度地作祟，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中国的对外开放。有关这一点，我在本书以后的章节里将有详细的论述。
四、 自外于新技术革命
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接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感慨无限地说，“拿中国
来说，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
这20年不是一般的20年，而是一日千里的新科技革命时代。 20世纪50年代起，第三次工业革命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与18世纪的末以蒸汽机出现为代表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和19世纪末以发电机为代表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不同，第三次科技革命（也称新技术革命）不是单一领域的，而是全方位的。比如，数学方面有计算机，物理学方面有核能、激光，化学方面有人工合成材料，天文学有航天技术、人造卫星，地学方面有海洋技术、地热的使用，生物学方面有生物工程等等。这20年的科学技术发明比以往世纪的发明创造之总和还要多，发展还要快。新技术革命带来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的一体化，也就是由于通讯、交通和信息等产业的发展，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迅速扩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断地被统一到世界经济当中。
所谓全球化(globlization)，是指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加入贸易和投资开放的行列，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的加速，世界各国家和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不可分，相互依赖日益加强，经济利益成为一个整体。区域经济一体化(integration)，是指在全球化的经济竞争背景下出现的另外一种发展趋势，即通过签订共同的协定或条约组建起新区域内跨国经济合作或经济联合组织等等。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比如，由于现代网络的飞速发展，全球性经济信息传递和处理的加快，物质的需求和供给、劳动力资源和股市行情变化等各种经济信息，都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地传递到世界各个需要的地方。又如，由于世界交通工具的日益发达，全球性的经济交流手段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还如，出现了一些世界性和区域性的经济组织，比较重要的有关税和贸易总同盟（GATT）（现在是世界贸易组织，即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共体、东南亚国家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等。然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它们最典型的表现还是国际资本的直接流动。
前面提到的间接投资或直接投资、间接利用外资和直接利用外资，分别是从投资者和利用外资角度讲，如果从资本角度说，就是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这种流动也相应地分为间接流动和直接流动，前者表现为国际证券（股票、债券）投资和国外贷款为主要形式的间接输入和输出，后者表现为以移地经营为主要形式的直接输入和输出。直接投资或直接利用外资就是资本在国际间直接流动的结果。20世纪前半期，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是以间接为主，直接输入或输出只占国际资本流动的10%左右，在直接输出方面，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向其殖民地或附属国投资。
二战以后，情况发生了两方面的重大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资本在国际间的直接流动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1945年，资本在国际间的直接流动已占国际资本流动总额的39.2%，70年代末上升上61.6%。当直接投资成为资本国际间流动的主导趋势之后，主要的投资国更是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具体说就是美国、西欧和日本，它们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大户。美国从50年代开始对外直接投资，西欧从60年代大规模地对外直接投资，日本则稍晚一些。它们对外直接投资额，1960年为670亿美元，1975年为2754亿美元，1980年为5357亿美元，1985年为6933亿美元，1988年底则达7570亿美元。在同期国际直接对外投资总额中，1987年以前有95%以上来自这些国家和地区。 参见下表：
表――6 单位：亿美元
年份 1960 1967 1971 1975 1978 1980 1988
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 660 1141 1681 2630 3803 4975 6933
其它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 7 30 40 81 125 140 192
总 计 667 1171 1721 2711 3928 5115 7125
所占比重 发达国家 99% 97.4% 97.7% 97% 96.8% 97.3% 97.3%
其它国家 1% 2.6% 2.3% 3% 3.2% 2.7% 2.7%
第二个变化是资本从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单向流动变成在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流动。战后，由于第三次科技革命形成了以信息工业为中心，包括宇航工业、计算机工业、生物工程、新材料工业和新能源工业为主导的产业，再加上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较差、政局不稳等因素，国际资本直接流动的特点变成了对流型，即主要在国际金融条件好、国内经济增长快并且有稳定的政策环境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流动。投资者希望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主共同进行技术开发，实现资源优势互补，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时至今日，发达国家互相之间投资仍是FDI的主流，它们既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受资国。1980～1996年，每年流入发达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大体上占其总量的70%以上。
由于上述两个变化，大量地利用外资是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以美国为例，有的学者将外国投资对美国经济的积极影响概括为四个大的方面。一是“就业效应”，包括创造就业和保存就业；二是“输血效应”，包括直接增加投资、间接增加投资、抑制利率、弥补赤字；三是“溢出效应”，包括直接从海外引入先进技术、在美国进行技术研究与开发、提供技术开发资金；四是“竞争效应”。 正因为如此，“尽管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存在诸多不同的意见，但总的来看，美国朝野各界的主流看法仍然是：外国投资总的经济含义是积极的，有利于美国经济。结论是，从经济意义上说，美国是外国投资的受益者，因而美国传统的国际投资政策不应改变。” 诺曼·J·格里克曼、道格拉斯·P·伍德沃德等人主要是从这种角度详细地论证了外国投资者是如何改变美国经济的。 再以西欧为例，“60年代以来，随着西欧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发展，西欧国家之间的相互直接投资越来越多。自1960年到1990年的30年间，西欧国家间的相互直接投资累计额从约20亿美元上升到2324亿美元，占西欧国际对外投资的31%左右。” 西欧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与这种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是密不可分的。另外，日本学者山田荣作也从利用外资、建立多国性企业角度分析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结论也是对外资、多国性企业充分肯定的。
其实，还不仅仅是欧美发达国家，亚洲的“四小龙”在利用外资、促进腾飞方面也是非常典型的。新加坡、韩国 和中国的台湾、香港50年代以来以其异乎寻常的发展速度，极快地摆脱了贫穷落后的境地，步入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行列。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是经济结构由内向型向外向型转轨，利用新技术革命的有利时机，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特别注意利用外资、建立多国性企业。通过这种途径，“四小龙”不仅吸收了大量资金，引进了先进的机器设备，而且获得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还将自己的产品打入了国际市场。
新加坡1965年独立后，提出了出口导向、出口贸易和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战略方针。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者，新加坡一方面制订了许多鼓励性的政策和措施，实行多方面的税收优惠；另一方面建立了专门的咨询机构，简化了申请和审批手续，为外商提供各种投资方便。这样一来，从60年代末开始，外国投资者蜂拥而至，以每年20%的增长速度将资金主要投向新加坡以出口为目的的制造业。“在1962年，制造业的外资独资企业仅33家，合资企业42家，两者共75家。到1984年，仅外资独资企业就达755家。” 新加坡制造业的投资的3/4是来自于外国，工业职工的90%就职于多国性企业。外资成为新加坡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外贸发展的直接动力、经济起飞和实现工业化的杠杆。此外，外资还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解决了曾经严重困扰新加坡的失业问题，为新加坡引进了大量的人才和先进的技术，提高了本地的技术人员和工人的素质等等。
韩国战后经济发展经历了由依赖“美国援助”到“进口替代”（50年代），由“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60年代），由于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工业化到发展重工业和化工工业的工业化（70年代），由不稳定、不均衡发展到稳定、均衡发展（80年代）等四个战略转变阶段。 其中最重要的是60年代的由“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建立外向型经济的战略转变。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韩国自1962年开始对外资的利用在举借外债的同时也注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为此，韩国一方面放宽对外国投资者的限制，如1966年8月公布的《外资引进法》取消了以往外商投资股份不得超过企业全部资本的25%的条款，并且大大地简化了外商投资办企业的手续；另一方面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措施，如对前来投资的外国公司免征所得税5～8年，允许其自由支配投资所得的利润，帮助外商投资企业推销产品等等。良好的投资环境引来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1962～1973年间，外商对韩国直接投资是5．82亿美元，到1981年底累计总额达17.58亿美元。这些外资中的74．6%投到了制造业，对于促进韩国制造业、重化工业的发展以及外贸的增长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台湾60年代开始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的时候，面临着岛内资金匮乏、技术落后、市场饱和等重重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利用自己交通便利、劳动力价格低廉等优势吸引外国投资者，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型企业。为此，台湾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放宽进口管制，降低关税，奖励投资与技术合作项目。 1965～1982年，台湾一共引进外资113亿美元，先进技术1700项。在此期间，台湾的全部出口产品中的1/4是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
香港与新加坡、韩国、台湾在自然条件、经济条件、政治条件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最突出的就是政府不干预企业内部事务和市场，不直接资助任何企业，任何企业在香港都享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尽管如此，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商前来投资，香港政府还是不断地强化其服务功能，致力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大量的外国资金先进技术和设备源源不断地流入，使得香港经济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长的势头，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黄金地区。
战后初期，这四个国家和地区还是非常贫困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可是，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如今早已成为步入发达行列的“小龙”。用一句话概括它们成功的原因，那就是搞外向型经济，利用外资，从而将自己纳入到飞速发展的世界经济当中去，融进了日新月异的新技术革命。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在战后新技术革命和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的背景下，直接利用外资多少大体上可以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发展或发展快慢的重要标志。西欧北美日本最发达，它们利用的外资也最多；亚洲“四小龙”等发展最快，它们利用的外资也最多。反过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将自己主要的经济活动局限在“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小圈子里， 中国更是将自己封闭起来，自外于世界经济，其结果也就不言而喻了。过去曾有一种遭到严厉批判的说法，即在战后经济发展方面，苏联不如美国，东欧不如西欧，东德不如西德，北朝鲜不如南朝鲜，中国大陆不如台湾。冷静想一下，至少在经济上完全可以这么说，这是无情的事实，并没有错。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苏联东欧剧变，归根到底是在经济竞争中的败北。对于失败者，有的专家是这样说的，“苏联剧变的根本性原因是体制问题，就是说苏联的传统体制弊病太多，已走入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 对于胜利者，有的专家则这样说，“外来投资者对当地产业竞争力的积极贡献主要是通过技术转让和市场机会两个促进因素。一般来讲，跨国公司把技术和创新活动引入东道国，会使其子公司或合资企业具有较高生产率并促进当地企业提高生产率。” 讲到这里，读者把这一章的前前后后合在一起就会明白，为什么本节的内容主要讲的是外国，可“自外于新技术革命”这个标题却是针对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含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