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文题只是对张维迎先生《市场机制最道德》一文文题的仿写。实在的说“最”是不该轻易使用的，是要冒逻辑风险的。无论是机制，还是道德，只要是想到的，就没法说是最高的、最终的、最完善的。无疑它们是处于流动而不断完善之中的。本文仿写是基于情绪而不是理智的，只是笔者写作当前，认为最为合宜的。

一、人性是什么？市场机制的本体是市场，市场的本体是人。那么什么是人性，人性与道德是什么关系呢？“率性之谓道”。也就是人依循自然的本性去做事就是道德，也就是说人性就是道德。你是什么人，你就什么人。道德可以形成教条，但这种教条是不能离开人人共有之人性来拟定的，离开了，那么就不是道德了，是害人的教条了，此所谓：道不远人，远人非道。人性本身是复杂的，所谓的复杂主要表现在二律背反性上。也就是人性的利己与利他心是并存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曾提出一个现代经济学问题，即著名的“斯密问题”。也就是“人的理性自私和对别人，尤其是对弱者的同情心，如何在市场经济中达到统一和均衡。”斯密很清楚的明白，为己心与为人心是两个无法调和的对立概念。他认为“同情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被)看成一种自私的本性。”实际上“同情心不仅是不同于自私的另一种人的本性，而且同样根本和深刻。”面对人性趋向上的不可调和性，他叹息到：“通往美德的道路和通往财富的道路二者的方向有时截然相反。”

中国文化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我们不妨把斯密问题置换成“利己”与“利人”两个相对立的人性趋向。前者在需求合理时，是为己而善的，过则为恶。也就是说人是有权获得做为人的合理需求的。“儒”字就是人、需合而成的。后者即利人之心，是建立在利己之上以尊重为前提的对他人的同情与公平。人的善良（利他心）是无法在理性上排除利己心的，只有明己，才能推己及人而利他。所以人是懂得自立（自利）自爱，同时在尊重的基础上同情于他人，而立人（利人）爱人的。而处理好利己与利人关系的准则就是中庸。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反中庸的结果，必然是强调人性的利他或利己一个方面，最后，不是道德僵尸就是禽兽小人。懂得人性的本体，明心见性，依性而为，才能合于中庸之道。其实，要认识人性本体，是需要引入哲学上的“诚”才能完成理性自洽，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总之懂得人性的本体是利己利人的，同情与公平（仁义）是人类美德的核心就好了。这里需要强调的就是尊重。己欲与人欲两个概念，由肯定与否定界定后，形成四种组合，即：（1）己所欲，施于人。这是不尊重人的强迫，所以是错误的。（2）己所不欲，施于人。这是害人的恶人心态。（3）己所欲，勿施于人。这是自私自利的小人心态。（4）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才是合于中庸的君子正道。

二、市场机制与道德。市场行为的目的是获利，而获利的道德基础是公平合理。只有合于公平合理的原则，所获的利，才是应得的。不义（不公平合理）之财是不能发的。我们不妨把合理（公平）的市场逻辑称为市场逻辑，把不合理（不义）的市场逻辑称为强盗逻辑。套用张维迎先生的话“第一，是通过让别人不幸福而使自己幸福，即用伤害别人的方式为自己得到好处。我称之为“强盗的逻辑”。第二，是通过让别人幸福使自己变得幸福。我称之为“市场的逻辑”。” 这种道德要求是需要系统的机制来满足的。所有的强盗制度的特点都是不公平，同样，所有市场机制必然是建立在公平之上的。公有企业借用行政权力规定一定范围内不许私营企业经营，属于强盗逻辑下的行为；公共事务招标，只有少数知情人，因起点不公，而属于强盗逻辑下的行为。这些只是行政强盗行为，在中国还有很多赤裸裸的真强盗（黑社会）行为。本来政府的存在的意义就是打击黑社会，匡扶正义的，但因为中国的各级政府即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本身就是一个利益体（权贵政治），所以，很容易与黑社会基于“利”而走到一起，形成赤裸裸的盘剥势力。政府的行为只有通过宪政，才能限政。政府商化进而黑社会化是集权统治堕落过程的历史趋势。远离文明的集权专制，也必将带来远离文明的黑暗的社会现实。政府管理错位，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瞎管，与民争利，与黑社会勾结，公权私用。这就如令虎看羊，还有个好？另外，公有制是个什么东西？凭什么垄断经营？逆天悖理，死不足惜。

当朝居官而不忧民，谓之不仁；忧民而不知民之所忧，谓之不智；知民之所忧却不敢壮士断腕，痛改前非，谓之不勇。跳梁做秀，美言于世，却行率兽食人之实，虽桀纣亦不如，谓之残贼，人人得而诛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