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先生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一个学术对话上的发言，认为市场制度最道德。在下不敢苟同。试图通过此文谈下自己的一点不同想法。
政治、哲学、经济学等等可以互通，但不能相互代替。张先生用经济学理论替代伦理学的想法本身就值得商榷。西谚说：国王管国王的事，教会管教会的事。很多问题都泛论不得。比如，现在的中国各级政府狠抓经济，书记变经理，玩转GDP，这是一种职能错位行为，一种典型不务正业的行为。这种非理性行为得不到校正，实乃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们的一种集体悲哀。
张先生的市场制度最道德的说法不过是弱肉强食的庸俗进化论的经济学版，应该说，普世价值在民间受到普遍污化与这种理论在实践中的恶行恶状有直接关系。这种理论的推广极不利于中国民众的启蒙教育。当年孙中山先生曾意气风发的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驯良的民族，是最适合搞民主宪政的民族。结果，却大失所望。痛骂国人愚昧。要启蒙，就要理清国人心理定势。传统讲修齐治平，说白了，就是要有公共意识，这一点对国人心理影响很大的。中国人天生都是政治家。宣讲个人主义或市场制度最道德论的人极易被国人骂：这不是让大伙变畜生嘛，那天下还不大乱？怪不得现在这么乱，原来是都是这帮人干的呀。这是一个已经圣化了的民族，那种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是不可无视的。逆理而行，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五四”运动百年了，也没建起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原因也就在这里。只有顺着民族性去解套，才是真正负责任的学者。批判与揭露与事无补，反倒起负作用。
张先生认为：“经济学和宗教伦理的基本假设是，人是自我中心的。宗教的逻辑和市场的逻辑最大不同是，宗教的逻辑是通过改变人的心来达到善的行为，市场的逻辑不想改变人的心，而是规范人的行（行为），即以利人之行，实现利己之心！”这是很高明的一种洞见。影响国人至深的孔儒学说本身就是建筑在“为己”上的，“德者，得也。”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他所说的为己是完善自我的意思。这一理论体系的核心是同情心与公正原则，也就是“仁义”文化。就理念来说，与民主宪政的政治制度并无任何矛盾处。有人说民主宪政制度是普世制度，同情与公平（仁义）是普世道德，这应是没错的。当代中国启蒙教育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主张民主宪政的总是从原产地的个人主义的根须来说事；另外，很多新儒家则返本而不开新，求纯求正，扬溢着浓浓的原教旨味道。如孔子所说：“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两下分路，才是大问题。笔者向来主张，自身没受过启蒙教育，连个现代人都还算不上的，是不宜学儒家思想的。
以上说的这些文不对题，只是想当然的从动机谈起。下面就张先生这篇文章中的明显问题说一说感想。谈道德必然是指人心，而不是行为规范或法律问题。后者是传统意义上的“礼”。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如张先生所言：“市场的逻辑不想改变人的心，而是规范人的行（行为），即以利人之行，实现利己之心！”那么，不改人心，首先就不是道德；其次，不改人的心，而规范人的行。实际上，就是让人在生活中，通过对生活规则的冲撞来寻找自己的权力边界，建立“礼”教文明。这种想法说起来很原始的。在实践上，可不可行，很值得商榷。这不是最道德的问题，而是无道德的问题。道德是行为规范或法律问题的前置，也就是背后的法理。没有道德，你这些规范或法律建筑在哪上呀？也就是说它们都是从哪来的呀？总不能不需要法律与规则，一切都在博奕中，由兽变人，重新来过。就算那样，那来过后的法律与规则的根基处在哪里呀？你怎么说，也是只有合情合理（仁义）的法律规则才会合民心，合民意呀。所以规则法律（礼）的必然特征，就是“天之经，地之仪，民之从”。也就是离不开时、空和人心的。试图用规则法律（礼）引领人心的说法，本身就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心态，这倒与上古儒家思想（圣人政治）合，而与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那一代的儒家思想都不合了。法自民出，而民从之，才是合理的。建立在合情合理（仁义）之上的传统道德只要用现代的漆彩重涂一下不就可以了嘛。非要打破重建一个自己都不知是什么的东西干什么呀？具体点讲个问题。先生你的这种自然主义（连现代自由主义都算不上）的理念若为现在孩子们所接受，这可是一种无底线的道德（空道德）观，那你能保证孩子们能及时找到自己的权力边界吗？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试一下的，有些事情试了，极有可能出不来了，比如黑社会、毒品之类的；有些错误犯了，可能就没机会改正了，如早孕、偷盗、杀伤人之类的。而且这会给社会带来多大的道德成本呀。
再说没有公平原则，那自由经济本身不就是森林法则、强盗逻辑吗？张先生所说：“ 如果没有自由竞争，靠政府垄断，只允许一部分人干，这就不是市场的逻辑，是强盗的逻辑。就像国有银行，赚那么多钱，有相当一部分是靠强盗的逻辑 ”其实，离开了公平，这话就没有道理了。在绝对自由的状态，我当然要充分利用我的一切条件了，君子善假于物嘛。我有垄断的条件和机会，我干嘛要和你起点平等呀？你遣责背后的逻辑在哪里呀？
先生在论证市场制度最道德的时候也有些问题。先生说，“ 人的本性是什么？宽泛点说，就是几乎所有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self－cen-tered）。” “亚当·斯密说同情心普遍存在，即使最坏的人也有同情心，但所有的同情心都是围绕自己展开的，同情心的大小，一是与物理上的距离有关，二是与生理上的距离有关。人因为能设身处地，才会同情他人；因为能将心比心，才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可能。”先生揭示了人性，同时也揭示了圣人的伟大，他己经跨越时空，把你考虑的问题，都替你考虑了。那何必要去圣除智呢？总不能说被先生看清的圣人之思全都做废了吧。道德教化不是万能的，可是“性相近，习相远”。一种教育人有敬畏心，懂一些必要的规矩，建立与社会整体制度相统一的道德底线。另一个告诉孩子们自私自利最对，任你自己的性子，想干什么干什么，出错了，让社会惩罚你，你就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了。我想这两种教育的结果是不一样的。难道现代的社会不需要现代的道德吗？现代的道德不能从传统的道德中生发吗？没道德真的就是最好的道德吗？
现在很多专家、学者非要拗着中国老百姓的心理，传接“五四”大旗，通过改造国民性，然后再达到建立现代社会制度的目的，把制度、经济问题同道德、文化相纠结在一起。历史早给了这种理念机会，但事实证明是不成功的。真理呀，只要往前再走一步就是缪误。专家应该负担起自己的责任，教授应该担当起自己的担当。为什么非要让百姓们称之为“砖家”、“叫兽”呢？只听说为了真理，“虽千万人，吾往矣”。难道谬误也那么吸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