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背景：30年前，由《经济日报》等媒体组织的“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即莫干山会议)上，来自全国的一批暂露头角的青年学者华山论剑，为即将全面展开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建议，会议的突出成果“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为随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国企改革的开启作出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而就在大约11年前，由香港学者郎咸平发起的“郎顾之争”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对国企改制的质疑，随后开始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眼中的长达10年的“国进民退”的历程。今年，在事关经济改革的关键时期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借悼念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10周年之际，在中国极有分量的两位经济学家林毅夫与张维迎就中国经济发展的过去、现状乃至今后的展望都做了极有价值的探讨。更为可喜的是，随后又大量的经济学者加入进来，进行了蔚为壮观的争辩探讨，极有影响的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对此进行了不间断的报道载入，我相信它有可能成为今年经济学界甚至经济发展历程中某种标志性事件。但遗憾的是，所有这些加入争论都如当事人林毅夫借某位主编所言
“基本取决于评价者的个人左右倾向而不是观点本身”，本文所要做的是把他们争论的东西从弥漫硝烟的尘土中翻出来，希望能把真相还原为观点本身而不是评价者的个人倾向，并且能为今后的经济发展方向作出一点有意义的探寻。
林张之争背后的社会考量
或许林毅夫与张维迎并不是中国最喜欢吵架的经济学家，但两人的一场“交火”从1995年北大开始，到2014年上海结束，持续整20年，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加入人数之众、参与等级之高都堪称中国之最。人们常说，真理越辩越明，但在中国往往相反。一个远未正常的学术环境导致争论各方占据的平台及手持的武器完全不同，尽管目标看似一致，但几番交锋下来，未见共识，只见火气，唾沫与硝烟齐飞，激愤与拂袖一色，漫天飘洒的战火与寸土必争的豪情织成一道独特的风景，其魅力之大使得参与者与观众都只顾欣赏这难得的画面，至于他们争的是什么，为什么而争，倒没人真正去关心。
第一个问题是国企改制问题。按林毅夫文中所陈大致是，张维迎认为国企改革的出路是民营化，“将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变成债权、非国有资本变成股权”。而林主张“中小型国有企业以私有化为宜，以达到所有者和经营者的统一。大型的企业，则不管国有或民营，如果经营好都可以发展，如果经营不好，则都可能被其他所有制的企业兼并，甚至破产”，实际上就是“抓大放小”的渐进化策略。张认为这是改革不彻底的表现，将导致市场竞争的不公和不可避免的腐败；林则认为必须考虑到中国国企所面临的现实国情，如果全盘私有可能导致更大的腐败。关于这两种方案的优劣，林列举了与自己方案相符的中国和与张方案相符的苏东各国这些年来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最后证明自己所言方案的准确性。
说到中国的国企改革，国家并没有清晰的文字记录下其具体方案，后来人们所公认的所谓的“抓大放小”最早见于上海市国企改革实践。（黄金平：“20世纪90年代上海国企改革的历史回顾”《上海党史与党建》2009年第七期）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据说此“决定”是以上海国企改革方案为借鉴的，但直到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才明确指出：“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这种改组要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搞好大的，放活小的，把优化国有资产分布结构、企业结构同优化投资结构有机结合起来，择优扶强、优胜劣汰”。“抓大放小”方案以文件的方式被正式确定下来。不过从形式上看的确是“抓大放小”，但结果是“放小”后的国企与民企焕发了生机，而“抓大”的国企仍然是毫无起色。“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与非公经济迅速发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有企业由于高负债率、冗员多、社会负担重、摊派严重、员工积极性不高等原因，陷入了发展的困境，效益逐年下滑，亏损面逐年增大的。据不完全统计，1996年上半年亏损的国有企业达到43.3%，1998年第一季度出现了全国性的亏损，国有资产的损失数额也逐年上升。”（本章执笔 周天勇 夏徐迁：《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报告——中国改革开放30年》第十二章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30年）
为了给国有企业解困，中央推出了多项政策，包括兼并重组、主辅分离及债转股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结合国有商业银行集中处理不良资产的改革，成立四家专门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部分符合条件的重点困难企业实施“债权转”股权改革。到2000年，最后确定了对符合条件的580户国有大中型企业实施债权转股权，涉及债转股总金额4050亿元。已实施债转股的企业，资产负债率明显下降，由原来的70%以上下降到50%以下，这些企业每年减少利息支出200亿元。此外，国务院还采取其他一些有效措施，努力解决企业冗员过多、企业办社会等问题，主要是将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附属普通中小学校和医院等社会负担逐步分离或独立出来，转移到地方，由当地教育和卫生部门进行管理，（同上）此外，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的过度负债和财产损失需注入庞大的资金，通过资本市场发展直接融资解决国企改革的融资问题。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90年代国企改革大型国企能够存活下来的关键，并不是林毅夫先生所言通过渐进式改革让他们熟悉了市场竞争环境和竞争规则后，“按照现代公司治理的思路进行的主动改革，建立了董事会监事会-----到现在冗员等社会性负担基本已经剥离” ，而是把它们过去的债让全社会背，把它们将来的债让银行与资本市场背。说的简单点，就是由全社会为他们的过去买单，由银行和资本市场为他们的将来护航。与此同时，国企在资源和资金使用、财政补贴、税收上等方面享受着超国民待遇，而在经营上又占据垄断地位，所以在中国国企尤其是央企基本上是旱涝保收，想不活好都难。
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林毅夫选取了实践张维迎观点的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发展状况与中国对照，“除了波兰、白俄罗斯、斯洛文尼亚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少数国家外，基本----把国有企业都私有化了，但是，结果和改革预期达到的目标正好相反。” “就经济总体表现情形，在东欧国家中表现最好的波兰以及斯洛文尼亚，和在前苏联国家中表现最好的白俄罗斯和乌兹贝克斯坦则都是没有实行大规模私有化。”
林毅夫在这里没有给出中国与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具体数字，另一学者陈平列出来了。
“根据联合国统计局在1988-2012年间的真实GDP数据做了定量的比较。过去24年间（俄国与乌克兰为过去22年间）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年平均GDP百分增长率依次为：中国（9.7），拉美（6.7），印度（6.4），东亚（3.8），波兰（2.9），世界平均（2.8）；美国（2.5），德国、西欧（1.8），日本（1.3），东欧（1.0），匈牙利（0.8），俄国（0.6），乌克兰（-1.6）。东欧转型国家只有波兰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果比较24年间经济增长的比例，中国为930%，世界为179%，美国为183%，西欧153%，东欧128%，匈牙利120%，俄国为116%，乌克兰只有1990年的70%。”（陈平：“从自由主义到新保守主义 ——评科尔奈《警惕近在眼前的威胁》”FT中文网8月13日）
陈平所引似乎坐实了林毅夫的论断，那就是全盘私有化的苏东各国远远赶不上渐进化改革的中国，所以苏东各国的全盘私有道路是失败的，这也是主流经济学家以及大多数感兴趣的国人对这些事的基本看法。
这里有个基本问题，苏东各国这些年经济发展速度没中国快，这一点应该是不容置疑的，但其中的原因是不是他们对国企全盘私有化所带来的呢，为此专门研究东欧转型经济的学者秦晖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
“在中东欧各国，除了前东德与捷克外，其余诸国的私有化过程都拖得很长。他们既然已经是民主国家，谁也不能独断专行，所以中东欧各国的“私有化”无不经过一个利益有关各方反复讨价还价的“分家谈判”过程，工会、农会、商会、左派、右派、中派、国企、私企、外企、控股者、中小股东、经理人与雇员……无不直接结社或通过政党代理人提出诉求。
像波兰的格但斯克造船厂谈了五年，罗马尼亚的日乌河谷煤矿谈了十二年。用我们这里一些经济学家的话说，就是他们这样的“民主私有化”“交易费用”太大。事实上，与那种所谓“休克疗法”的剧烈变化造成破坏的似是而非的说法相比，“民主私有化”的谈判过程长、交易费用大，倒的确是他们的转轨过程支付的“代价”之一。中东欧各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方向虽然一致，具体做法依各国国情却有很大不同：
匈牙利剧变前政府留下了全欧最高的人均债务，国家财政破产，急需变现国有资产以还债。所以几届政府无论左右都实行“只卖不分”。 而捷克把国有资产的价值主体以投资券形式公开、平等地在国民中分配。然后由他们在开放性的股市选购国企股票。波兰实行过职工参股乃至“雇员买断”制（即EBO）,在初始私有化以后，股权在二次交易中由于外部投资进入和内部经理层收购逐渐向“能人”手中集中，EBO逐渐变成MEBO(管理层与雇员共同买断)和MBO（管理层买断）。（参见金雁、秦晖：《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转轨与思想变迁》 东方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2-8-1 ）
）
秦晖夫妇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了解东欧与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另一种思路：那就是在我们主流媒体和经济学家的叙述中看起来非常激进走全盘私有化的东欧，其实国企的私有化比谁都慢，要经历许多方利益的交锋谈判才最终达成，而恰恰是这种达成协议过程的漫长极大的影响了它的效率，从而最终造成了其经济速度的滞缓。而中国刚好相反。说起来渐进式的改革在党国政企一体的背景下，哪些该放哪些该留没有商量的余地，更不用说讨价还价了，这种说一不二的“抓大放小”大大加快了企业融入市场的时间，提升了经济运行的效率，这也是中国经济速度快于东欧各国的直接原因。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承认改制后的中国比东欧经济发展速度快，那么这个“快”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011年4月12日天则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发布了《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研究报告。该报告中指出：“2001年至2009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8.16%，非国有工业企业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12.9%。2009年，非国有工业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为15.59%，国有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为8.18%。因此，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名义绩效也不够高。如果从名义利润总额中将国有企业享受的共约6万亿元的应付未付成本和补贴扣除，从账面财务数据中还原企业的真实成本。据测算，2001年至2009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平均真实净资产收益率则为-1.47%。”
由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课题组发布的2010年中国企业500强榜单及相关分析报告显示，2010中国企业500强的经济效益与效率在所有制结构上继续呈现民营企业领先的格局。从盈利水平、人均利润、劳动生产率、资产运作效率、经济效率和效益上看，国有企业都明显低于民营企业。（唐志军：“国企真相——权贵们的饕餮游戏”
财经网 2012年11月19日）
这一点在官方的国家统计局网站上也有反映。
（2013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12.2% 来源: 国家统计局网站 2014-01-28 ）
不同的信息渠道都共同指向了一点，那就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动力不是所“抓”的“大”——国有企业，而是所“放”的“小”——私有企业。可是乐于比较中国与东欧经济的学者都想当然的认为，中国比东欧经济增长快的主因是摒弃了东欧各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性质的休克疗法，而采用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疗法，“中国政府转型期适度的软约束，把财政补贴优先用于进口技术和设备，改善企业的竞争力。”同时“把国企的社会包袱剥离给地方政府，从土地增值或增加出口获得新的资源，并让国企和民企、外企互相竞争，中国国企的竞争力就大幅改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几乎所有的统计数据都证实了一点，改制后对中国经济包括就业作出最大贡献的不是“渐进”后得以保存的国企，而是“休克”后断尾求生的私企。而尚未私有化的国企尽管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增长，但前面已说过，这种增长是在一系列并不公平的市场环境中以并不令人信服的方式完成的。的确，国企的这种保留对作为某种政治符号的国有部门起到了巩固作用，同时还保证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的财务健康，从企业运行的角度讲，这也让这些从来不知市场中真正的企业运行为何物的国企慢慢学会对成本的有效控制和效率的提升，但是它们远远没有做到像林毅夫所向往的那样主动放弃附加的特权参与到市场中公平竞争提高自身的能力，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即使它们有了这么多的的特权，还是远没同期的民企表现优异。
这是因为过多的特权配置赋予其无与伦比的优越性，使得它们根本不愿意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下付出同样的艰辛打拼。另外国企管理者的所有权及行政属性则决定了他不可能有完全足够的动机、动力和足够挑战挫折的勇气挑起重担的责任来促进企业的发展，当然也不允许他像民企这样灵活的应对市场竞争。
所以国企与民企如此表现的关键因素就在于双方在真正的市场竞争中的磨练程度有天壤之别。民企与国企就像一个家庭出来的两个儿子，作为长子的国企分得了家庭的所有资产，依靠家的荫庇能轻松存活；另一个儿子只能净身出户，最后靠自己努力打拼出来。按理说后一个儿子对这个家庭做的贡献却最大，可是当人们谈起这个家庭时，却往往说的是，哎呀，这个家搞的多好呀，幸亏分家时这么分，看样子是分对了。
当然，对两个儿子的表现，这个家主并没有放任不管，他把一切都看在你眼里，不露声色的做着一些该做的动作尽量来维持这个家的平衡。日本一桥大学伍晓鹰教授从经济结构问题的角度，深入解读了中国工业经济全要素生产率，他的研究结果表明，长期以来，以能源和基础材料工业为代表的低效率的上游工业部门（国企），在不断地接受各种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的公共资源补贴的同时，实际上也在“补贴”着“高效率的”以出口为导向的下游成品及半成品部门（民企）。
“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市场和发挥比较优势所得到的好处，------直接面对国际市场竞争的成品和半成品部门中的多数行业，体现了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但是，希望以更快的速度实现赶超，以及保护自身各种利益的需要，又使得政府坚持对“战略部门”或“国民经济命脉产业”的保护——对国有企业改革时提出的“抓大放小”原则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为了支持战略性的上游部门，政府需要一个不断提高收入能力的下游部门。而为了维持下游部门的竞争性，政府也需要保证上游部门对下游部门的支持。这种相互支持的本质就是“交叉补贴”。图2解释了这个“交叉补贴假说”。（伍晓鹰 ：“中国经济难题不可再依赖政府干预 FT中文网2014年4月10日）
我认为伍先生道出了90年代国企改制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关键，在这里政府对经济的作用远不止是“强政府”的强介入，实际上是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组织严密的大公司，表面看来是国企民企各司其责，且由于资源分配的多寡不均，造成一部分人喜笑颜开一部分人怨声载道，但从整体上看却从相互的抽取与补充中达成了一个心照不宣且彼此认可（或不得不认可）的协议，从而被绑在了一个并不严密却不乏约束力的利益共同体上。我们上面说这是一个“家”，当然是对的，但如果从经济运行的角度看，它更像一个公司，也就是国家公司化。国企民企，亲疏有别，但只有大家站到一起，才能共同得利，至于市场正义是否扭曲，在大义面前似乎都不是个问题。比起东欧那些没分家时婆婆媳妇似的无休无止的争吵讨价还价，一分家后又让它们彼此间形同外人饿死噎死撒手不管的应对策略，中国此举不仅极大提升了效率，而且也锻造了企业整体抗风险的能力。
在我们剥离了国企改制后中国经济增长真相后，不难发觉那种所谓渐进式改革奇迹远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我们当然不能说国企全盘私有化就一定比现在好，但至少我们也绝不能说国企现在这样就一定比完全私有化后强。历史容不得假设，但如果要我选，我仍然要选择林毅夫先生所主张的渐进式，但它主要不是基于经济的考虑，而是政治的因素。我们知道，国企在中国有着天然的政治与道义优势。国企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要标志，而公有制在中国依然被广泛认为是共产党政权的经济基础，在权利主体及普通民众心里这个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国企的任何改制常常都被势力强大的左派们攻击为改变社会主义性质，其政治风险极大。另外国企尤其是大型国企利用其先天的资源优势，对其属下的干部职工赋予一个牢不可破的铁饭碗，还从摇篮到坟墓从教育到医疗从活人到后代进行了全包，把职工的命运与企业的存活紧紧联系在了一起，结成了一个牢固的命运共同体，所以国企改制遭到的主要不是管理阶层而是基层职工的强烈反对，他们的愤激反应主要不是出自对企业本身的感情而是对自身生存命运的担心，与那些想要就要想不要就不要的私企员工及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农民工相比，他们曾经的特权也是他们身份的荣耀，其实也算既得利益者，今天当这些东西即将失去他们将过一种他们所不屑的私企员工农民工们毫无保障的生活时，他们自然是不乐意的，要借助所谓的下岗失业这个事件向政府施加一种悲情影响，并极力把这些往政治高度上攀，这就使得国企改革举步维艰，一个纯粹的经济事件逐渐演化为一个似乎难控的政治后果，尽管他们下岗的条件比起那些什么都没有的个体户农民工来说已不知强了多少倍。所以任何一个从事国企改革的人都不可能不对可能出现的大规模失业及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有所顾虑。
国企改制不能一刀切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中国缺乏独立的经济或社会机构机构对改制的国企资产进行理性掌控，改制前缺乏像东欧各国那样对资产及接收方经过议会的激辩讨论评估，改制中缺乏相应的成熟的工会、商会、控股者、工人代表、家属代表、经理人与雇员等组织和中间机构的谈判监督，这就使得“内部人控制”成为“转轨过程中所固有的一种潜在可能现象。”（青木昌彦、钱颖一：《转轨经济中公司治理结构：内部人控制和银行的作用》15—36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就是改制后的国有资产都流到了国企官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内部人”手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国有资产流失”，在助长腐败的同时它无形中加大了社会的不公平，进而引发更多的社会矛盾直至动荡，这无疑是当权者所忌惮的。
林张争论的第二个问题是杨小凯提出的后发劣势观点。杨小凯认为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这样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经济获得快速的增长，但是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因此他认为后发国家有“后发劣势”。为了克服“后发劣势”， 他主张后发国家应该由难而易，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而最好的制度是英国和美国的共和宪政体制。
杨小凯也许是单纯从经济角度看问题了，可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又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在目前的中国不要说要不要实行，甚至连讨论的空间都极其有限，每隔一段时日最权威的媒体上都要拿出来批驳一番，堪称雷区，不要说实行了，就是在学术媒体谈起也要小心翼翼。从现实状况上看，杨小凯他们所主张的宪政优先之所以在中国很难行得通有两个根本性问题：
一是存在一个与现代宪政观念完全脱节甚至可说是格格不入的权力主体。在今天的中国，宪政与人权一样依然是个高度敏感的词语，它的出现总是与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西方“敌对势力”联系在一起（郑志学：认清“宪政”的本质
党建网 2013年5月27日）)。而作为掌管权力的国家领导人不要说公开呼吁宪政，就是提到它也是小心翼翼，更不用说推行了。我们来看看这样一个实例：
“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对中国政治体制中的“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进行了严厉批判，首次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问题，史称“8.18”讲话。这篇讲话，后来被中共十三大尊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也被党内外的主流学者们奉为研究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经典。”(吴伟：“邓小平818讲话的台前幕后”
FT中文网2014年8月21日）文章说，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邓力群、赵紫阳等都先后撰文认为，邓的主要目的只是“为华国锋的下台寻找理论依据”，“邓的改革措施中，并没有超出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的范围，没有触及根本制度，仍然是一种行政改革的性质。”也就是说尽管““8.18”讲话，已经达到了邓小平政治思想的最高点”，邓小平根本没想去触动根本政治制度的民主宪政改革，所开出的药方“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但就是这个“治标”的药方也立刻遭到了高层的警觉。
“波兰团结工会事件”给中共党内的保守派阻止政治体制改革找到了借口。有中共党内理论权威之称的胡乔木给胡耀邦写信，痛陈“一个共产党执政国家的社会内部矛盾可能达到的激烈程度和爆发形式”，“当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的王任重说：“乔木同志建议讨论波兰事件的经验教训，以为波兰的教训很值得吸取。”“我们存在与波兰相类似的问题，发展下去会造成同样的后果。”“小平同志讲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要再宣传。””就这样，“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被停止了宣传。 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对于改革，特别是言犹在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也变了调子。”
这是在中国最有权力和实际影响力的领导核心邓小平的讲话，尽管他讲的这些距离真正的宪政还很远，但就因这股风刮起的势头有可能危及到权力拥有者的利益，所以在风还没真正起势时就已先遭扑灭。距此不到10年，当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东欧各国发生剧变，几乎一夜间选择了宪政，但这些不仅没给中国以风向标的启示，反而带给他们更大的警惕，反和平演变的声调日渐高涨。“1991年8月，听到苏联领导人亚纳耶夫对戈尔巴乔夫发动政变的消息后，王震给党中央发电报，提出中国应当表示支持亚纳耶夫的政变。”（傅高义(美)：《邓小平时代》660页著
冯克利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在我们知晓了构成权力主体的中国如此复杂的政治现状后，也许能更深的理解邓小平那代领导人采取那样政策的苦衷与内在的合理性。“如果就现存的恶行和与之斗争的手段达成某种合乎情理的一致意见，比起某种理想的善行及其实现的手段达成协议更容易的话，那么通过使用零星的方法，我们可以克服所有合乎情理的政治改革遇到的及其重大的现实困难，即在实施这一纲领时运用理性而不是运用激情和暴力，这就有更大的希望。这将存在一种达成合乎情理的妥协，并且因此通过各种民主的方法来实现改善的可能。”（K R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295页 陆衡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波普尔先生这话好像是专为说给邓小平听的，也像是看到中国改革开放路线图似的。
杨小凯的宪政优先之所以在中国现阶段很难行得通，还有一个根本点就在于，中国还远没有形成一个内心里真正需要宪政并能在日常的社会行为实践中自觉的遵守与维护宪政的公民群体。不久前奥巴马在接受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专访中说，经过了伊拉克、利比亚之后，他懂得了，一个国家，仅仅有一个民主的体制是不够的，更需要有公民社会的支撑，因为最终国家如何运作，向哪里走，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所决定的。（闾丘露薇：“奥巴马懂得的外交教训”
http://dajia.qq.com/blog/433741057602316?pgv_ref=aio2012&ptlang=2052），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还是一个“前资本社会的体制，人民还大体被束缚在愚昧无知的状态中，那种----社会还很少与较进步的社会发生经济的文化的接触和交往”（王亚南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19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6月）王亚南先生在上个世纪40年代对中国社会的描述在80年代前的中国仍然没什么变化。也就是说中国只有政府，没有市场和社会。而民主是一种内生性的价值观念，宪政民主之所以能在英美这样的国家生根发芽并且成熟稳定，同它们自身逐渐成熟的宗教信仰不无关系，在中国没有这样的宗教传统，只能通过现代的市场经济活动，让他们在享受现代市场经济赐予他们的利益需求时，也得承受浸淫这一体系所必须接受的现代民主、法治、人权观念，进而慢慢形成现代宪政思想。可是当时的中国温饱问题都远未解决，人们所熟悉和实践的仍然是封闭僵化的计划体制下的经济活动，经济体制变革的现实还没有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客观要求，也就是处于经济体制变革前夜的民众还没有从经济活动中体会到宪政对自己和其他人正当的经济活动的保障，以及人在基本的经济需求满足后在社会活动中个人自由权利的珍视，说到底就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还没有向往宪政的强烈的主观愿望，更不用说付出代价的维护和捍卫了。
管理学家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强调，社会治理的优良需要靠三种权力：市场，政府和社群--小范围自组织的权力。他认为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社会主义制度，而在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失衡，改革的方法就是政府要向社会及市场放权以校正这个失衡。而从百姓角度讲能够赢得民心根本只有驱利于民，而对当时那个经过几十年折腾疲弱不堪贫穷至极且民意尽失的政府来讲，它哪来的利于民，所以唯一能做的只能是选择市场化变革。
今天有学者认为80年代的改革是一场能给所有人带来利益的变革，按理说应该得到社会上所有人的支持，但实际上80年代的政策（经济）上的几乎每一次突破都伴随着剧烈的政治较量，而它的每一次顺利推行往往都是推行者要顶着巨大的风险并经历了多次反复，有的甚至要打很大折扣才得以执行。而一遇到政治风波它往往是各种罪恶的最大的替罪羊。由市场衍生出来的“私营部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根源，而资产阶级自由化正是走向资本主义的必经阶段”（《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人民日报1990年2月22日），甚至把80年代以来中国所遭受的所有经济困难与政治动乱的成因都归咎于市场化改革。“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人民日报 1990年12月17日）。
我们可以看到，即使一项能给几乎所有人带来利益的改革在中国的推广都是多么的不易。今天我们已经清楚，中国的改革刚一开始是并没有一个真正清晰的顶层规划的，改革初期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价格双轨制以及设立经济特区的开放政策，都是民间自发或地方形势所迫，而当时的政府对这些采取了极为明智的做法。让这些看起来好像是“零星社会实验都能在现实环境下加以实施，尽管是一种小规模上进行的，也就是说不使整个社会发生革命性剧变-----不是从整体上重新改造社会的社会实验-的更为适度的实验，-----只有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才能得知，怎样使各种制度适应于其他制度的框架，以及怎样调整它们，使它们按照我们的意图来运作。而且只有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才可以犯错误，并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而不是冒着造成必然危及带来改革意愿严峻形势的危险。（K R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306页 陆衡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这与林毅夫先生所言“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创造条件，审时度势，推进制度改革，把旧体制中的各种扭曲消除掉，以建立完善、有效的市场”从本质上是一致的。
这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遭遇如此强大的阻力仍然顽强的存活下来并已深入人心的缘故。这些做法有些并非有心设计，有些则是有意为之但并不奢望如此举措日后却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这些意料之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当初的预期，时间一长逐渐深刻的影响着社会每一个个体及群体的思想行为，且在日后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得到强化，最终形成约束人行为的习惯，这就是制度的雏形。政府运用一些有限的政治许可，默许企业者在此制度下运转，企业的顺利运转往上延伸创造出适合市场运行的制度，进而又要求企业主、员工和所有参与运作的相关人员还有政府也开始遵守并逐渐适应这样的制度。这大概就是科斯的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实际表现。
就这样，中国政府以一种并不成型的制度培育起一个不完全成熟的市场，生活在这个市场中的人又以自己的实践打造一个全新的制度，这个过程远没完成。今天的中国，有了一定程度的市场，但还远没有发育成熟，仍然没有真正的“社会”，基本上主要还是政府在唱独角戏。作为高层无疑是清楚的，李克强总理指出改革的方向是“在经济领域要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社会领域要更好地利用社会的力量，包括社会组织的力量”，18届三中全会的宗旨也就是政府要放权，让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杨小凯看到了宪政滞后的弊端，但他忽略了一件事，就是宪政系统的发育演化需要时间，系统演化是一个结构与行为共同演化的过程，人的行为与人际间的关系总是需要慢慢地演化，社会关系网络结构与此同时也悄然在变化，只有当这种变化到走一个关键节点时，才会“涌现”出创新事物与集体行动，持续的集体行动会加速结构与行为的演化，也会促成制度的改变，整个系统因此而转型，所以说体制容易照抄，但人的转变却快不得。这里林毅夫看到了杨小凯观点的局限性，但他主要从对这一主张实行与否的国家的经济后果方面来反驳，而忽略了它首先或是主要是是一个政治问题，因而也就回避了它在中国这一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下的复杂性。
如果说杨小凯是远离中国现实未免天真的话，林毅夫则是过度关注宏观数据而过于乐观。他认为一个后发国家并非要先进行英、美的宪政体制改革克服了后发劣势以后才去发展经济。----一些资本密集、违反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在转型过程中以渐进双轨的方式来改革，一方面保留些扭曲给予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中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必要的转型期保护补贴，一方面放开原来受抑制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准入，经济转型期才能取得稳定和快速发展，并创造条件改革各种制度扭曲，最终建立起有效的竞争性市场。
林毅夫对改制后的国企寄予了良好的期望，在通过一段时间的保护性措施羽翼渐渐丰满逐步适应市场竞争后，应逐渐褪去身上妨碍市场正常竞争的特权，同时也慢慢从一些非关国家大计的普通竞争性领域退出，与民企外企一同公平竞争，共创一个“有效的竞争性市场”，实际情况却是恰恰相反。1998年，中国国有企业总数为26万家，到2003年则减少至14.5万家左右。那时可能真的在执行这一方针，但到了2003年，郎咸平关于国企改制的质疑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同年中国成立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SASAC)，由此开始放缓了国有资本的退出步伐，而国有企业数量不再大幅下降。从那以后的10年内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中国走的是一条国进民退的路，由美国前财长保尔森（Henry Paulson）建立的保尔森研究所（Paulson Institute）白安儒（Andrew Baston）的研究报告指出，2003年后, 国企资产并未向政府希望的“战略性”行业集中，反而在竞争性行业明显上升
2006年后，国有资产向官方界定的“战略性”行业（包括重要行业、支柱产业及两个实质战略性行业）集中的趋势未能延续。2008年后，国有资本在竞争性行业，如餐饮、零售和低端制造业(尤其是得利丰厚的房地产领域，引者加)的配置，反而出现显著上升，在战略性行业的集中度随之下降。
至2011年，约有一半的国企资产仍配置在非战略性行业，其中包括9万多个企业和37万亿元人民币的资产。白安儒称，“在这些行业，国企与民企竞争越来越没有道理。”（保尔森研究所：国企“入侵”竞争性行业
财新网 2014年2月8日
附研究报告原文：
http://www.paulsoninstitute.org/media/117968/fixingchina_sstatesector_chinese.pd）
我们以国企中的高富帅---央企为例，央企每年截留了大量的红利，往往都用在了提高企业员工的福利身上。很多央企凭借的是其垄断优势，获得的超额利润，然后截留下来给职工增加福利。央企上缴红利，结果还要回流。央企又以科技创新、改革脱困补助等理由，重新将上缴的红利回流了。也就是说，这一年央企上缴红利不足千亿元，但是大部分又回流到了央企内部，央企手上“余钱”太多，就会盲目投资，很多央企把钱都投向了房地产业。中央政府对此屡禁不止，奈何不得。央企们往往是给房地产调控政策帮倒忙。（张平：“央企截留大量红利用于员工福利：高层年入百万”
经济参考报2014年2月10日）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根据王小鲁的估算，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达1.07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王小鲁，2007)。（唐志军：国企真相——权贵们的饕餮游戏 财经网 2012年11月19日）
赚钱这么容易，福利这么好，像这样的待遇你要他不要，和民企一样到市场拼杀去，怎么可能?国企的特权就像是吸毒，一旦上了瘾，再想戒掉，基本上是不大可能了。前不久数千名大庆油田职工及其亲属到大庆油田公司门前聚集，抗议公司改变职工大学毕业子女包分配制度，在当前“最难就业季”看到“包分配”这样的问题，上市企业包办员工子女就业，大概是中国国企才有的奇景。（“大庆油田数千职工抗议改变子女分配:中国人找工难” 新闻周刊 2014-04-29）报道指出，这些国企平常做事时主要靠那些“雇佣来的外来工”，而正式工很多就是拿着工资福利在混日子，当企业不堪重负要裁人或减少福利时他们就不干了，要先把
“雇佣外来工”赶走。其实伤害的远不止外来者，还包括他们自己。一位网友在《我们是大庆油田子女》中写道：我们是大庆油田子女，我们没有选择未来的权利，无论走的再远都免不了回来，为了让父母安心我们必须做一个拿着铁饭碗的乞丐。另一位写着：我们很安逸的保留着不上进的传统。（见上）这就是国企特权带来的贻害。它对外极大的制造了不公平，对内则大肆沉湎于腐败的舒适中消磨着自己人的意志，使人在安逸享乐的毒素中难以自拔，只能慢慢腐烂、死去。
与林毅夫预言的刚好相反，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没能做到“在条件成熟时，深化市场改革把各种要素扭曲消除掉”，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扭曲的程度在日益加深。国企主导着每一个有丰厚利润的市场：从电信到烟草，从保险到基础设施。国家放开了某些行业——零售业、服务业、农业和低端制造业——但都是些竞争激烈、利润率不高的行业。尤其是在民企赖以生存的根本——人口红利带来的成本优势消失殆尽，而加入WTO所带来的溢出效应也随着世界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又荡然无存，同时“它们必须要应对公众的敌意和无法保障它们行使自己权利的法律制度。受贪婪及歧视驱动，许多民企人士被迫寻找非法的捷径，尽管这么做会危及自己企业的未来、甚至自己的性命。”（张化桥：“中国式民企困境”FT中文网 2014年8月15日） 正是因为如此，本届政府上台后前所未有的加入市场在竞争中的决定性因素，并把国企改革作为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如果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成功，那么“当代中国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将都可以找到解决道路”。现在的中国，存在社会、机构效率低下，贪腐横行等构造问题。贪腐甚至严重到了没有贿赂就办不成任何事的地步。而效率低下和贪腐横行两大问题的典型就是“国有企业”。不仅如此，国企和行政机关的勾结产生了特权，完全成为了腐败的温床。国有企业的问题此前也被提到过多次。不过，屡屡被高高举起，然后轻轻放下。因为与国有企业关系密切的党政干部组成了“行业集团”，其政治影响力非常大，以至无法进行改革。不仅如此，有些大人物正是靠着与行业的密切关系才仕途高升的，他们一直为确保行业和自身的利益而积极活动。”（日媒：中国推进改革优先选择国企有两大原因
来源：凤凰财经综合《日经中文网》2014年09月22日）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面临一个矛盾：即中央改变经济气候从而为市场改革创造环境，但地方政府仍有动机和可利用的工具去保护当地国企。最终结果可能并不理想。首先，不受政府关照的私营企业将遭受更多冲击，且更有可能走向破产，与此同时，低效率的国企将幸存下来并（多数情形下）持续亏损。紧接着，当地银行将被迫向这些问题国企增加放贷，破坏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最后，局势发展可能会与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承诺背道而驰”（王志浩：“中国亟需企业破产测试” FT中文网 2014年7月24日）
颇有些讽刺意味的是，林毅夫所引以为豪的中国整体经济的强势的背后，正是杨小凯所揭示的问题一一呈现，它远不止是林所理解的腐败与市场的扭曲（金融结构的扭曲(金融行业的大银行，只能给大企业和富人提供服务)、资源税费的扭曲(主要体现为资源价格非常低)和服务业(如电信、交通部门)的垄断导致分配不均，这无疑是前些年国企所导致的市场竞争过度扭曲所赐），而是对30多年来好不容易成型起来的市场机制有着强大的腐蚀甚至是信心的摧毁的问题。当这种扭曲到了一定程度，所有的主要的利益点都指向垄断国企时，在中国做生意输出自尊就成了一根永远斩不断的利益链条，尤其是对已经丧失了竞争中比较优势的民企而言，想方设法攀附上此链条而不被落下则是他们中大多的生存之道。
林张争论的第三点，关于中国经验的解读。张认为“过去35年中国的增长绩效是政府选择退出经济领域，废除众多管制，选择性地提供了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规环境，创造和维护了一个相对促进绩效的竞争秩序框架所取得的成果。以此，证明市场的重要性，反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超过“保护产权、加强法制和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
林则认为政府的的参与是基于“内生于保护补贴违法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需要的，-----渐进双轨的改革既能维持稳定，又能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来取得快速增长，并为改革原来不具比较优势的产业和制度扭曲创造条件，所以渐进双轨的改革是在局限条件下的最优”。所以他认为“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政府的政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也许正是他的这一结论遭到了对强大的政府干预时刻保持警惕的学者的误解，受到不应有的攻击，而没有理解他“必须随着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的提升，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渐变成符合比较优势，------就必须把保护补贴消除掉，也就是深化改革”的观点。为此表示了委屈。
关于这一点，除了“绝大多数”这个用词似有过誉之嫌外，我完全站在林毅夫这一边。但是对于他把35年改革的“中国经验”主要归于“渐进式的双轨制（double-trackpricesystem）改革”（他认为“渐进双轨的改革是在局限条件下的最优”），我认为还是偏简单化了，同时我认为张维迎的说法也是过于笼统，有想当然之嫌。实际上改革35年来政府在不同时期采取的主要措施与方针都是不一样的。前10年主要是自下而上的民间智慧与自上而下的政府决策的有机结合，这里面对后来中国经济的整体运行产生重大影响的价格的“双轨制”其实也是民间的产物，高层的接受当然是经过了复杂的斗争的，但最终还是被确定下来，在民间的推动下，逐渐由默许，到认可，到今天鼓励民营经济。是民间的自发动力把一个要消灭私有制的经济体制倒逼成为了一个鼓励民营经济的体制，完成了经济现代化的转型。从本质上讲，它是中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一种特殊的价格管理制度。中国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继之实行利改税以及财政分灶吃饭，从而形成了既定的利益格局，这在客观上强化了价格机制的功能，扭曲的价格信号造成错误的资源导向。但是，要大面积的调整生产资料价格，又受到由于强化利益刺激所形成的既定利益关系的牵制，因而实行双轨制则是比较切合实际的选择。为了避免体制转换过程中，由于价格剧烈变化引起的利益过大调整的震荡，减少改革的风险。一方面靠计划轨稳住大局，保证经济有序地稳定发展；另一方面，靠市场轨的调节作用，引导资源流向，刺激短线生产，缓解供求矛盾。实践证明，双轨制价格相对于旧体制来说，是代表着活力，代表着进步，在一定的时期，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
但它主要是针对城市经济改革中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它是实现中国价格模式转换的一种很好的过渡形式。它开辟了在紧张经济环境里进行生产资料价格改革的道路，推动了价格形成机制的转换，把市场机制逐步引入了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生产与交换中，促进了主要工业生产资料生产的迅速发展。在国际经济学界，价格双轨制在90年代之后才开始被公认为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最具创意的战略。随着国际上的经济学家把价格双轨制的思想变成理论，价格双轨制更是成为来自中国的对现代经济学少有的贡献之一。
但我们认为，真正推动中国社会前行的还有另一个双轨制，那就是基于户籍的城镇本地人与外来农民工在相同或相似的工种时在工资待遇与社会保障权利方面的巨大差异。具体说来就是如果企业招收当地城镇居民，那么必须要为他们缴纳今天所说的“五险”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与生育保险，而外来的农民工则只须支付相应的工资即可。这样企业除了办证等打通关节需支付的流通成本外，在一个现代企业所占重头的人力成本可大大节省。这就是经济起飞阶段我们最大的比较优势。它主要集中在所谓的“三来一补”的外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它大量启用除了工资之外没有任何其余负担的农民工，成本极为廉价；其次就是它依托现代快捷发达的铁路公路运输网，面向全国，农民工的到来源源不断，常年不涨工资也不愁没人来，根本无需为劳动力的
不够而犯愁。（外媒：大陆农民工工资只有城市人的45% 15年没变2013年01月05日 07:21来源：凤凰财经）
这样每年的春运成了人类运输史上最为繁忙的奇观。千千万万的农民背着大包小包艰难的把自己塞进拥挤的车厢，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城市，什么苦活脏活累活只有有活他们就干，来自雇主的冷漠、当地人的歧视、还有那些本地外来的地痞流氓的欺凌，他们都能忍受，只要能拿到那点微薄的工资。这是因为这里尽管可恶，但总算开了一扇门，而双轨制的另一端的庞大臃肿的国有企业永远都是人满为患，根本没他们的立足之地。所以只要有机会他们能来则来，甚至还招呼自己的亲属和熟人一起来。
以这样的待遇和人权标准却每年还有那么多的农民工争先恐后蜂拥而至，不是这些农民工天生生的贱，都钻进钱眼里去了，而是还有更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在城里打工再苦再累，也有相对的收入，而受的那些歧视则因远离家乡无人告知也就只当什么事也没发生。更关键的是，经过长时间省吃俭用的积攒，再回到一贫如洗的乡村，这不多的收入仍可能是一笔令人艳羡的财富。而就是这财富，会使他们觉得腰杆挺直，在中国，尤其是乡村，这往往是人格提升的主要标志。所以在外面做牛做马也觉得值。也正是这种打工者的“富裕”（相对）与留守者的贫穷（绝对）所带来的财富以及背后人格上的攀比，使得千百年来极为牢固的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依托的乡村出现了从内部消解的倾向。人心思变、思流是乡村的基本趋势。与以往相比，这种流动不是来自于外部的政治压力的强制和军事避难的被迫，而是市场的力量与财富的召唤后的自发。它使得身处社会最底层向来对宏达的社会政治变革不感兴趣的中国农民，第一次真正自觉的融入到这场社会变迁的洪流中去，并不自觉的充当了社会变迁的弄潮者。
如果说前30年的的工业起步是以农产品的剪刀差作为原始积累的话，我们完全可以说后30年改革开放的腾跃则是以农民工廉价的劳动力所形成的巨大的比较优势来起步的，只不过前者只能是单纯服从后的被迫及无力，后者则多少见着了主动参与后的激情，当然还有辛酸。
在80年代主导中国整个经济改革流程的还有农村经济改革以及对后来中国经济走向产生深远影响的对外开放。以安徽小岗村为首
的农民包产到户不仅遭到法律的严令禁止（11届3中全会通过的两份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包产到户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人民日报刊登读者来信对包产到户进行严厉批判（《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张浩人民日报1979年3月15日），但由于作为省委书记的万里顶着风险的坚持安徽包产到户才没被腰斩，中国农村很多地方开始悄悄实行，到80年中央政府看到这一现象不可阻挡后才决定采取宽松政策，但在政府内部仍经历了一年多的激烈争论，到82年一月才正式批准包产到户。
而“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邓小平 1987年6月12日会见科罗舍茨的谈话，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由于乡镇企业的崛起对国有企业的生存形成压力，为了遏制其发展，政府还曾断绝他们获得信贷和原材料的途径，并禁止其进入消费市场，但“乡镇企业每年都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同上）。在歧视与打压中成长的乡镇企业始终没有放弃，直到1984年国务院发布“第四号文件”承认它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和国营经济的重要补充”，才总算修成正果。
而在对外开放中起关键作用的经济特区的创立，一开始首先也是为了解决深圳不断恶化的难民逃港问题而做的决定，而蛇口工业区的设立也主要在其贫瘠荒芜不会对大局产生经济政治影响，后来四个经济特区的设立也仅因为对整个中国而言它们处于同样的境地，但当上海大连青岛类似的计划被提出时，立刻遭到坚决的否定。而作为改革试验的的先锋，深圳经常被认为各种“精神污染”的源头，遭受了大量攻击，尽管得到邓小平的支持，但却遭到最实权人物之一的陈云李先念尤其是前者的强烈反对（参见《邓小平时代》）。在强烈的争议与反对声中，以深圳为代表的特区顽强生存，他们在自己获得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的同时，也帮助这个封闭已久的国度正式打开了连接国际市场和对外交流的通道，可以说，他们的每一次突破和进步，就是中国每一次在拉近与世界的距离。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包产到户后的乡镇企业、价格双轨制还是经济特区的设立，它们基本上都走了一条极富中国特色的路，未经设计先独立存在，公开亮相即引起争议，横加阻拦且饱受质疑，不予理睬转而埋头练内功，艰难突围发展壮大，既成事实终获承认。每一步都异常艰难，但却走了下来，这是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在封闭自负的环境中存在多年，僵化的意识形态教育浸淫日久且基本不知现代经济更不用说市场运作为何物的权力阶层，在严苛的国家指令性管理的背景下，为了激活经济，又不刺激敏感而僵化的权力阶层，新型的经济形式就必须在固化的国家指令与灵活的市场调节间寻找平衡点，它们的存在是二者在特定情势下一次次富有建设意味的妥协，而能让这些充满怀疑与挑剔的阶层从坚决打压到甘心接受，说到底，就是意味这些措施不仅给那些实施者，也给禁止实施的人，乃至整个中国，都带来了利，而且是巨大的一发不可收拾的利，没有理由再拒绝。所以80年代的中国经验一言以蔽之：以趋利为导向的实用精神与试验手段结合下的妥协与变通。
89风波不仅导致政治风向的转变，也使得从此以后普通中国人参政意识彻底退消，底层参政大门实际上已完全合上，80年代蓬勃有生机的民间智慧对决策的参与也就此完全中断，中国的改革主要成了政府官员与高层智囊的事，完全变成了政府自上而下的单行线。在90年初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下中国政府作出了“绝大多数是正确的”并且对后来的20多年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经济决策。大致分为这样几点：
（一）是在中国经济走向市场体制的艰难进程中，“1992年的价格改革是最为关键的一步，曾一度无法正常运作的价格信号开始正确指导企业生产负荷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并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 (罗纳德 哈里 科斯
王宁：《变革中国》
中信出版社出版 2013年1月第一版167--168页)
（二）是“1994年实行的全面税改对消除价格扭曲起到极大作用，在经济建设过程中迈出关键的一步。”，它将“原地方各自为营的换乱局面转化为一个高效而可持续的竞争环境，刺激了区域竞争的发展动力。”通过税改，政府的收入来源主要被增值税取代，地方政府职能发展地方经济靠企业盈利来获取税收，这无疑刺激了随后长达10多年的地方区域竞争。（同上 171—173页）
于是，(三)区域竞争自90年代以降开始成为中国经济转型背后的最强推动力。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各地争相设工业园招商引资，由于资金及有实力企业的相对稀缺，各地竞相压价竞争惨烈，极为明显的重复投资造成环境资源的不堪重负，但它对现代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实地传播与产业工人技能的提高，“人力资本在现代制造业中的爆炸性增长”（194页）起到了重大作用。“地方政府最卓著的贡献在于他们充分利用了中国领土面积和人口密度，组织各种生产要素上相互竞争，将中国的地域优势转化为极高的工业化速度。”（同上228—229页）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作为一个总的中国各地方区域竞争是一种公平的市场竞争行为，但由于各地的地理环境、人力素质等资源禀赋的不同，使得不具备这些优势或者这些条件与周围相差无几的地方为了吸引企业来就必须挖空心思，为企业的到来创造条件，这无形中对地方政府的服务质量和态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由于激烈的区域竞争促成了行业的洗牌，那些无法适应竞争的企业被淘汰的同时，也促使地方政府不断摸索，寻找适合本地区发展的企业，而市场的不可捉摸性决定了没有谁能一下子找到适合者，这就要求企业还有作为区域竞争主体的地方政府也必须在残酷的竞争中不断“试错”，最终找到最适合本地发展的企业，这就使得地方政府像一个企业一样，在市场竞争的磨练中不断成长。在世界各国的地方政府无不主要以一种行政与社会事务的服务体出现的时候，而以GDP政绩作为主要衡量指标的中国，地方政府主要以一种经济服务体甚至极端说来是以公司的身份现身的，为民事拖沓官僚主义严重的地方政府在涉及招商引资时步子飞快、态度极好、效率奇高。这里地方政府提供的是一种组织服务，即把所有的生产要素组织起来更好的为企业服务，也就是把市场的各要素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合理的组织起来，调动一切力量发挥最大的资源优势，这对整个中国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地方政府公司化形成的区域竞争，这是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提速的关键。
而这种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区域竞争样式从名字上听来难听点，其实是与林毅夫所言的新结构主义是暗合的。像其中的“鼓励外资进入，还可以设立孵化计划，扶持国内私人企业进入这些新产业，建立工业园区和出口加工区，为新兴产业的成长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这些具体政策，几乎就是新结构主义理论的实践翻版。地方政府区域竞争的结果使得中国各地出现了许多富有地方特色的产业集群。产业高度集聚，专业化细致分工，充分的市场竞争必然带来成本价格的巨大优势，在较小区域半径内从配件到组装的完整产业链，使得第一时间内获取市场信息后能在全行业内迅速传播与共享，在自然引领产业升级的同时也极大的提高了同行业的效率。这就使得80年代主要依托的农民工与正式工酬劳双轨制所带来的人力成本优势，到90年代后逐渐转化为产业本身依靠专业化分工与集群效应而带来的产品价格优势，这是中国工业乃至社会发展的内在的质的飞跃。
争论问题四 回归到亚当•斯密到底该回归什么。张维迎认为该回归到斯密的基于市场自由的观点，而林毅夫主张回归到斯密所倡导的对现象的
“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在这里人们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明明是杨小凯的追思会，讨论的是中国经济的问题，怎么会一下子扯到200多年前几千公里外的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个外国人呢？如果我们仔细看他们的争论不难发现，这里亚当
斯密 其实只是一个道具，张维迎方真正在意的是有感于中国国内政府干预经济之手段有增无减，却又无能为力，只能借助于这位经济学鼻祖之身做呼吁中国经济重回正常市场行自由竞争之事。而林毅夫方觉得他们罔顾中国国情，完全丢开政府，行自由市场经济之事其实毫无结果。但又不好直接说出，于是只好借斯密之身言其立学之本，所谓的斯密所倡导的对现象的
“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其实指的就是斯密扎根于社会实际作出的符合社会发展客观现实的结论。用时下正热的邓小平的电视剧中的一句台词是：“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只从本本出发，那就亡党亡国。”林毅夫谈斯密说了很多话，我觉得归结起来就是这样一句话。
果然，当斯密这个道具摆放完毕后，争论的焦点重新回到了中国问题上，更具体的说，就是对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的认识上来。“新结构经济学则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认为政府应该解决外部性问题和协调问题，以帮助企业进行产业升级。”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9，第25—28）林毅夫认为这是落后国家后来居上赶上发达国家的途径，“对于技术引进，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借鉴或采用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技术，从而将它们的劣势转变为优势。与之相反，发达经济体必须在全球技术前沿上进行生产，并必须持续在研发方面进行新的投资以实现技术创新。因此，发展中国家有潜力实现高于发达国家数倍的技术创新率”。（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9，第5—6)应该说这一理论从出现之日起就伴随着巨大的争议，学者韦森、张军、余永定等人对其政府是否有如此之“好人政府”的存在，以及置身于市场之外的政府是否比在市场中摸索的企业还要的全知全能提出了足够的疑问，而同为林毅夫同事的平新乔则认为，新结构的学说，其核心应该解释结构怎么内生的？结构的扭曲是否存在套利的空间？
林毅夫通过不同的途径对这些质疑一一做了回答，并且利用其世界银行背景的以“华盛顿共识”为宗旨的诸发展中国家的数据与中国在发展数据上的巨大差异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性。这里林毅夫心中的中国无疑是作为一个实践新结构主义的完美形象出现的，尤其是当他熟练的说起那些实行结构主义的拉美各国与深受华盛顿共识影响的东欧各国的情况时，但实际上中国各地由于其地理环境、资源禀赋以及历史条件等诸方面的巨大差异，经济发展样式是不尽相同的。目前中国公认的发展较为成熟的现代经济体形式的区域有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这里环渤海区由于其所依托的巨大的行政与人力（高校密集的高端人才聚集）资源优势在全国不具可复制性，同时其经济突出地仅仅局限于京津唐极为有限的三个城市，周边县市形成了巨大的产业发展洼地，城市之间不能互相利用，从这个要素来看，他们的要素不能互相分享，虽然北京有很好的人才、科技、资金，但是河北没有用上，由于市场上绝缘，市场上也没有互相分享，（倪鹏飞：京津冀存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产业绝缘2014年09月09日 15:22来源：凤凰财经）
正因为如此，它根本不具备推广的意义。目前中国真正发展的较为成熟且具备现代城市经济集群意义的应是前两者了，它们共同构建了中国经济迄今发展最有生气最为繁荣的一面，也是最能展示和回答林毅夫关于中国经济发展诸多疑问的地区，但是这两处的发展又并不是完全相同，甚至可说是有很大差异的，那么这两处究竟谁最能体现林毅夫后来居上的新结构主义精神呢？
林毅夫在《新结构经济学》第3章具体提出了他的“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GIFF）的“两步六法”：第一步是确定一国可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新产业；第二步是消除那些可能阻止这些产业兴起的约束，并创造条件使这些产业成为该国的实际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以下六项具体实施方法：（1）政府可提供一份符合本国要素禀赋结构的贸易商品和服务的清单；（2）在这份清单中，可优先考虑那些国内私人企业已自发地进入的产业；（3）清单上的某些产业可能是全新产业，鼓励外资进入，还可以设立孵化计划，扶持国内私人企业进入这些新产业；（4）关注本国成功的私人企业，为新兴产业扩大规模提供帮助；（5）建立工业园区和出口加工区，为新兴产业的成长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6）给国内先进企业或外资提供一定激励，如减税或其他优惠政策。毅夫及其合作者希望通过上述这些“因势利导”的激励措施，可以帮助发展中经济体的企业实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经济结构的变迁，以达至整个经济体的“有活力的可持续增长”（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9，第135－138）
简而言之，整个理论的含义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着要素相对价格和最优产业结构。因而当企业所选择的产业和技术都与经济体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符时，经济将会最有竞争力。
“如果发展中国家能顺应自身的比较优势，发掘后发优势潜力，采纳和适应新技术，则完全可以在未来数十年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迅速增长……如果低收入国家的政府能采纳新结构经济学的建议，建立有利于自身比较优势的私营部门发展的政策框架，填补领头龙留下的空间，则有望在未来数十年里达到8%甚至更高的年增长速度。”(林毅夫：《从西潮到东风》，中信出版社，2012.9，108页)
有一个地区可以说是最完美的实现了林毅夫这一设想的精神，那就是被誉为长三角龙头的苏南地区（一般说来，长三角的浙江因其民营经济特别发达，与强政府主导的上海及苏南有明显区别的，温铁军先生曾著《解读苏南》指出了这一点）。在这里我们以龙头中的龙头昆山市为例。苏南是长三角的龙头，而昆山又是苏南的龙头，长期占据中国县域经济的头把交椅。那么作为一个既无国家政策法令的荫庇且乡镇企业原先并非领先的地方，昆山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由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曾智华等编著的《解读中国奇迹》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答：
80年代初，昆山县政府作出将经济发展道路从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工业为主的决策。后来在县城东南自费开辟一个3.75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区，这就是后来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雏形。其批准时间比国务院批准成立的第一个经济开发区还早一个多月。（（曾智华编著：《解读中国奇迹
经济特区和产业集群的成功和挑战 》18页 中信出版社）借助台湾新竹工业园区的经验，于2000年4月申请获批成立昆山出口加工区，大大提升了加工贸易产品的进出口通关速度，进一步提升了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还创办了国家级留学人员创业园，周庄传感器、玉山模具园、巴城软件园等高科技特色产业园区。全区紧紧围绕电子信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民生用品四大支柱产业构建产业集群，同时以光电、半导体、新能源等相继建成投产，标志着昆山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突破。2006年8月建成全省唯一的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产业的省级花桥经济开发区。（同上 142---143页）
为了最大限度的吸引外资，除了国家开发区对外资的优惠政策，昆山自己出台了许多出口加工优惠政策比如“境内关外”政策，即：“四不”、“四免”、“一保”、“一退”。“四不”:一时加工贸易业务不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二是海关不实行“登记手册”管理。三是国家对加工区内加工产品不征收增值税、消费税。四是与境外之间进出的货物不实行进口配额许可证管理。“四免”：一是生产所需进境的机器、设备、模具及其维修用零配件，予以免税。二是基建所需进境的各项物质，予以免税。三是企业近境的办公用品予以免税四是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废品销往境外的，免征出口关税。“一保”：为加工出口产品所需进境的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装物件及消耗材料，予以全额保税。“一退”：从区外进入加工区的货物视同出口，可办理出口退税。另外还在出台及其优惠的留学园区及人才引进优惠政策（同上 147页至148页）
昆山的成功几乎就是林毅夫新结构主义精神的完美诠释，它的成功给人以这样的启示1 选择符合自身比较优势和独特区位优势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2政府推动是昆山开发区快速发展的根本保证。3实行产业链招商，完善产业配套环境。4在不断开放中促进自主创新
这里有一个意识超前、思路清晰的决策体系，这是昆山开发区快速发展的根本保证。有一个结构合理、开拓创新的执行体系，这是昆山开发区快速发展的关键所在。一个守信规范、优质高效的服务体系，是昆山开发区快速发展的强力支撑。（同上 153----156页）
如果以林毅夫习惯的经济数据的比较看，昆山几乎臻于完美。昆山市实现了台湾电公会“大陆综合实力极力推荐城市”四连冠。不仅连续四年在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县级城市排名中位列第一，同时也是连续八年获得中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县市第一。2012年昆山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约27000美元。按年末全市户籍总人口73.76万人计算，人均GDP相当于60000美元。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70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5750元，居全国所有城市之首。（来源：百度百科 昆山）昆山的巨大成功引得全国各地同行的疯狂膜拜和效仿，甚至形成了令人羡嫉的“昆山经验”。
但是盛名之下的昆山也为我们展示了其另外的一面。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昆山得到这样一组数据：4000多家台资企业创造了位居全国百强县之首的昆山50%以上的财政收入、60%以上的利税、70%以上的销售、80%以上的投资和90%以上的进出口交易额。(王克：“昆山爆炸案曝政府招商黑幕 投资送人大代表名额”” 中国经济周刊2014年08月12日)
我们发觉，中国最强县的昆山光鲜靓丽的背后，其经济的基本面竟然是是由海峡对岸的台资托住的，本应撑起本地经济框架的民营企业只能给高高在上的台资打打下手，在产业链最底层的低端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上相互搏杀。作为苏南模式皇冠上的一颗明珠的昆山，其实情无疑是整个苏南模式的一个缩影，实际上也是新结构主义典范的中国模式的一个缩影： “尽管经历了30年的飞速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工厂，但是在全球产业链上，以贸易加工为主，科技含量低、利润率低的中国制造业依然处于低端水平。中国企业陷入低端产业的“比较优势陷阱”，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上处于弱势地位”(唐小涛：中国制造缺乏核心技术 核心竞争力不强，人民网，2012年12月04日) 2007年至2009年，外资企业创造了中国工业增加值的28%；占中国高科技行业产出的66%；占中国出口的55%；占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90%。因此，中国是由外国人管理的体系的一个关键贡献者。最重要的结论是，中国几乎没有培育出任何在全球具有重要意义的企业。（马丁·沃尔夫：中国不会买下全世界 英国《金融时报》2013年07月12日）作为新结构主义典范的苏南自是如此。这些年来，苏南拥有了足以令全国各地羡嫉的极为养眼的经济数据，拥有了水平接近且引以为豪的现代城市群，但却没有出现高水平的真正令人信服的现代民族产业群。
与之成对比的是，在中国的最南端的广东珠三角，经济分布却呈现另外一种形式。与苏南有所不停的是，广东统计局发布了2008-2013年广东民营经济发展情况数据，广东民营经济贡献率已超五成，占税收比重去年也首超五成。
（广东民营经济占税收比首超5成 增速高于GDPhttp://www.opsteel.cn 2014-09-09）
更大的差别在于，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市场的搏杀，珠三角为广东乃至整个中国都崛起了一批真正具有品牌意义的现代企业群。华为、中兴、腾讯、平安集团、招商银行、格力、美的、TCL、比亚迪等。
如果说同样作为一个小渔村的深圳的崛起是因其产业发展过程中拥有领先于内地实施市场经济体制的占先优势而不可比的话，也许我们可以看看珠三角的另一地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的纺织产业集群的发展经验看出点什么。纺织行业是公认的技术门槛较低的行业，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自发的纺织产业集群的形成，80年代末至90年代随着各地同类行业的一哄而上导致的产品的争相冒仿和价格的恶性竞争，使得以纺织为主要产业的西樵步履维艰，“从1995年开始，西樵镇政府实施了三项措施：兴建轻纺城、建立制版公司和抓大放小以及建立南方技术中心。其中后两项措施旨在通过政府设立的技术服务组织，帮助中小纺织企业进行产品创新、工艺创新，提供纺织产业创新发展所需的共性服务，比如产品检测、认证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曾智华：《解读中国奇迹
经济特区和产业集群的成功和挑战 》18页 中信出版社）
到今天，在面临着江浙等纺织强省以及国外印巴等低劳动成本的残酷竞争下，西樵已从一个最低级的纺织产品加工集聚区到成为拥有新产品孵化中心、纺织品批发集散中心、价格形成中心和信息发布中心四大中心职能的专业化市场（225页），其中的原因除了与昆山乃至全国各地相似的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以各种灵活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外，最关键的却是别的地方很难做到的后两条：建立制版公司和抓大放小以及建立南方技术中心。
地方政府制定“抓大放小”、“扶优扶强”政策，在为一些有能力和发展潜力的大企业提供信贷和设备的帮助的同时还建立相应的小型企业服务体系，缓解就业压力，保障社会稳定。更重要的是，设立制版中心，为企业生产小型面料样本。私人公司开发的新面料每块1000元，地方政府制版中心作出的同类面料以300元成本价出售，使大量的私企能买得起用得上收益大，激发了有能力的企业建立自己的研发部门进行产品创新，进而带动了整个纺织集群的技术创新。
同时建立南方技术创新中心，促进官、产、学、研合作。2001年底建成的创新中心，进一步扩大了轻纺城布料工艺制版公司的功能，引进更多专业技术开发机构和中介服务机构，为纺织工业提供全面服务，它已被定为“广东省纺织面料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全国首家，正作为西樵纺织集群发挥产业创新作用，为纺织集群在发展困境中杀出重围发挥了关键作用。(218—219页)
这是珠三角的西樵与长三角的昆山发展运行的大致状况，我们看到，在发展之初，两地采取了大致一致的发展路子，那就是政府尽一切可能创造条件吸引资金企业的到来，并由此形成一个有一定地方特色的产业链集群聚集模式，当这种产业集群发展到一定地步，面临来自外部或内部的挑战进入瓶颈时期时，昆山把目光投向外部，以强政府态度对外商高规格高质量服务迎接高品质外商进入，进而营造以外商高效率运行为核心的产业生态模式。
而西樵则把主要精力转向了内部，不仅仅是宽泛的提供政策优惠，而是采取各种措施帮助企业渡过技术信息难关，突破技术升级瓶颈，进而最终帮助企业顺利完成产业升级。更难能可贵的是，我觉得西樵政府做的尤其好的是，在创新中心建成之后就退出，政府从运作者（在发展方向上提供指导）变为服务者（在具体工作中提供服务），也就是，在宏观上，政府通过规划创新中心的方针方向，提供相应的考核措施，确保市场化运作的硬件平台完成公共服务职能。在微观上，政府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为一个服务者，对中心内各机构的工作并不干预，任其自由发展。（220页）这就像是在帮助林毅夫先生回答政府介入后何时退出这一难题。西樵镇政府在完成这些后适当放手，这就给了企业自己进入市场磨砺的机会，使它们能够在市场的残酷搏杀中提升自己，真正促进了企业的转型。我想正是因为两地不同的发展模式才铸就了两地不同的产业现状。
某种程度上讲，作为长三角与珠三角龙头的上海与深圳其实也是两地发展模式的放大。上海浦东新区在发展过程中“采取组建公司进行商业性开发、由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模式，形成“土地空转、批租实转、成片规划、滚动开发”的新路子。通过企业上市和银行信贷、吸引内资、引进外资等多渠道融资战略，为重点企业、重大工程、重要项目筹措大量资金，-------大批国有、集体企业通过与外资嫁接和资产重组，实现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造。
在绝大多数城市或地域产业集群形成伊始差不多都是由市场嗅觉灵敏的企业自发聚集而成，而浦东经济特区则从一开始就打上了强烈的政府烙印。首先是“‘聚焦张江’战略。按照‘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目标集中力量建设张江高科技园区，吸引一批知名的、技术领先于国际国内的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文化创意、金融服务等企业入驻张江。”试图让这里“成为技术创新的示范基地；科技成果孵化与转化基地；科技创业人才、研发机构和科技企业的集聚基地；产学研一体化综合改革的试验基地。”同时又力图把陆家嘴打造为集证券、期货、钻石、产权、石油等10多个国家级要素市场为一体，以股票、货币、债券、外汇、商品期货、金融期货、黄金、产权市场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金融贸易区。总体来讲，就是在产业联动方面，将重大产业项目集中布点浦东；在功能联动方面，推动上海现有十大要素市场和中外金融机构向浦东集聚，将重大节庆活动和国际性、全国性会议放在浦东举办。（上海市现代上海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副研究员严爱云：
“浦东开发开放的历程与经验”，参见 《现代上海研究论丛7》
正是这种“在浦东开发开放中集聚世界经济的精华，推行金融贸易先行、高新技术产业先行的产业发展方针，（使得上海市政府）精心挑选外资项目，大力培育和引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大企业。”这最终“使浦东越过“三来一补”的初级加工阶段，直接发展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陈高宏 刘世军
李幼林 周溯源 李文阁 闫玉清：浦东开发开放的经验与启示，2009年12月25日 新华网，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求是杂志社文化编辑部
联合调研组 ）
上海浦东作为经济特区，风领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大潮，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证实了其发展伊始“规划先行”的发展主导策略（浦东开发开放的经验与启示，2009年12月25日 新华网，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求是杂志社文化编辑部
联合调研组 执笔：陈高宏 刘世军 李幼林 周溯源 李文阁 闫玉清；浦东开发的历史过程和主要经验，城市化导报2002-10-27， 浦东新区综合经济发展研究所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
李庭辉）。规划先行的背后实际上是强政府主导的市场先行。
而深圳走的另一条路子。从最早期的“单项突破阶段（1980—1985）（计划体制内明显阻碍特区建设发展的方面如基础建设管理体制和价格体制进行局部改革）毫无疑问，深圳改革一开始就确定了“以市场为取向”，明确了以市场调节为主的改革方向。进而到了全面改革阶（1986—1991）（在建立市场体系、产权转让和破产、土地使用制度和住房制度等方面的改革试验），随着这些改革的完成，初步形成了以市场调节为主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随后深圳进入了“市场体制框架建立（1992—1997）
这一期间深圳围绕市场体制框架进行了一系列的体制创新，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市场体系、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法规体系等方面的大胆探索，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基本框架。直到此时深圳才开始进行市场制度完善阶段（1997年至今），深圳通过建立土地交易、产权交易等市场以及事业单位与审计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努力完善市场体制。（69—74页）
特区建立初期，许多涉及未来方向的问题尚在探索，面对始料不及的超长快速发展，规划者和决策者边建设边总结提高。(直到)1984年才编出总体规划的首个正式版本。后来针对城市发展的不确定性、特区发展空间不足的问题以及城市资源紧束的条件下，分别出台相应的措施来应变。（而为了）营造有序的市场竞争，深圳出台了一批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政策和政府规定，成立知识产权局与专门的知识产权审判庭，组建专业化的知识产权刑事执法机构。（这在极不重视知识产权的中国无疑是具有开创性的）截至2007年6月30日，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共通过法规及有关法规问题的决定296项----约三分之一是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制定的情况下，借鉴香港及国外优秀法律文化先行先试的；------（曾智华编著：《解读中国奇迹 经济特区和产业集群的成功和挑战 》80至82页 ， 中信出版社）
至于具体的经济发展过程方面，深圳是在短短的30多年中几乎浓缩了现代产业发展的全过程。从最早的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起步，到1992年深圳政府提出“三来一补”要提高技术，要向技术密集型转化，到1995年深圳才明确提出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方针，全面展开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工作。（同上 63页），至今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深圳最重要的支柱产业。深圳拥有的中国世界名牌数量已占全国的三成，居内地大城市第一位。（同上 61页）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全市工业增加值和GDP的比重，均居全国第一位（同上63页）
在我们大致比较了浦东新区与深圳特区发展的主要历程后，我们可以较为清晰的发现两地发展的脉络：上海是政府先行，市场按政府的规划来布局；深圳是市场先行，政府按市场的要求来安排。因此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浦东新区是规划出来的，深圳特区是摸索出来的。故上海的起点高，可以对各方资金进行挑选，按政府完美规划成长起来的企业像贵族，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充斥着一股高贵气；而深圳起点低，对到来资金可说是饥不择食，吃到后胡乱吞下，有点力气再出去摸爬滚打，从它出现的那一刻起就充斥着一股草根气。
为了避免误会，在这里我们没有说上海主要靠政府深圳主要靠市场，公允地说，两地的发展至少在初期政府起的作用还是像对产业先行者所产生的信息外部性的补偿、新产业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等这些新结构主义要素方面还是较为趋同的，其实就这一点来说自9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都没有大的区别，但为什么真正的现代产业集群的产生为什么深圳为首的珠三角与上海为首的长三角乃至全国其他各地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异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以奉行新结构主义为宗旨的地方政府（（高效廉洁和服务型的政府与具有“亲商”即为客户服务观念的公务员队伍，是苏州工业园区得以成功的关键（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275页，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2010年1月第一版）在以良好的制度优惠服务态度和基础设施构筑工业园招引来企业后，这些像孩子一样备受政府呵护的企业在投放市场后面临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有来自市场本身的技术水平或产品同质化竞争、有与其他水准相近企业的摩擦、有因企业发展引发的人工还有环境纠纷、有资金链条销售渠道等），在出现这些问题后他们习惯性的找政府，而像敢于“给台商端洗脚水”的昆山市领导面对企业的这些要求往往是雷厉风行，尽最大努力“帮助这些具有潜在比较优势部门内的企业消除它们自己难于解决的具有外部性或需要多个企业协调才能成功解决的增长瓶颈限制”
（林毅夫：探寻中国经济背后的逻辑，FT中文网2013年07月11日）他认为要有“有为的政府”来解决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外部性问题和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这样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才能顺利进行，并且有足够低的交易成本来使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我们认为他所主张的这种帮助从短期来看的确消除了企业发展的“瓶颈限制”，但从长远来看，恰恰也使企业失去了面对这些问题自己想办法来解决的机会，这实际上剥夺了企业通过独立面对市场来自我成熟的机会。这是因为，很多时候这样做就是政府越过市场，直接干预行业层面甚至企业层面的资源配置，那么得到这种帮助的企业固然获得了一时的便利，却也使它失去了在市场中不断试错，努力挖掘自身潜力，从而逐渐学习合理的配置与使用资源的方法，在市场的熔炉中壮大自己这一宝贵经历。面对市场选择，解决不了那些问题经不起市场考验的将被迫退出，没有谁有神奇的手段一开始就让资源被有效利用，无法适应竞争的企业只能破产，“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经济周期中危机阶段的强制性淘汰，或许不会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市场经济国家所以能够不断创新，大概就在于危机的强制性。危机与创新的交替形成了周期。”（李义平：“凯恩斯革命之革命”
《读书》2011年第四期） 真正强大的企业就在这样一轮轮的生存——竞争----倒闭----重生----壮大的市场竞争潮流中不断摸索发展，
再回到深圳。依照新古典主义以及熊彼得的企业创新理论，产业的发展取决于生产要素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向最具有利润空间的领域和地域流动，而由企业家精神所推动的创新能够在一定时空内创造出这样的高利润空间。无论是企业家还是企业家精神，都不是政府政策所能催生的，而只能在市场竞争中历练出来，并且在任何时空中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都有无数失败的冒险家在垫底。发挥服务提供的功能最终弥补市场失灵，与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相得益彰，才是产业政策的正途。说到底，千变万化的产业政策必须建立在市场机制正常运转的根基之上。
毫无疑问，深圳的发展更接近于熊彼得的理论，现实的状况也直接证实了这一点。
深圳的发展留给了企业更多直面市场，通过市场的搏杀而不断淘汰、成长、壮大的机会。说到底，深圳比上海有更多的现代品牌企业群的根本原因就是，与上海比，深圳企业有了更多的自行面对市场通过市场来磨练自己的空间，也就多了更多创新的可能。“创新------中很多突破不是在大公司实验室里产生出来，而是在动手制造中摸索前进------。最近哈佛尼曼实验室主任伊藤穰一在深圳考察电子科技创新后，心得之一是深圳聚集了各式各样的代工厂和起步阶段的创业者，形成了一种敢于尝试、灵活运用的创新生态，除了成本低廉外，技巧熟练的工人能把产品创意付诸实现。他发现美国前沿创新在推向市场过程中，已经离不开深圳提供的制造环节。”（周乃蔆
：摩托罗拉的教训2014年09月24日世界经理人网站(www.ceconline.com)这一点在蓬勃发展的互联网界更是如此，在以流量入口、用户黏性、盈利转化为核心的互联网企业酣战中腾讯的大获全胜则生动的诠释了这一点。腾讯最初做的只是即时通讯，但业务模块一直处于不断扩张之中，他们以QQ为纽带，相关业务逐渐拓展到了空间/博客、门户网站、游戏、微博、搜索、浏览器、购物、在线支付、虚拟货币、网络安全和微信等众多领域，并将战略目标正式定为向用户提供“一站式在线生活服务”，旨在打造中国最大的网络社区，满足互联网用户包括沟通、资讯、娱乐和电子商务等在内的综合性需求。腾讯能做到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它具有立足于深圳蓬勃的草根创新的丰厚沃土（2013年2月15日，美国商业杂志Fast Company网络版发布了“2013年世界上最具创新力公司50强”榜单。腾讯凭借微信再入世界创新50强榜单，排在第16名）。在深圳依托如此创新生态的远不止腾讯一家。还有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电信设备制造商和第三大智能手机制造商的华为、中兴等。正因如此，雄心勃勃收购了摩托罗拉的联想“全球市场的竞争对手将不是三星和苹果而是国内巧于利用潜伏在深圳的本地创新生态的华为、小米、中兴、酷派之类。”（同上）深圳丰厚的创新沃土所孕育的这种独特的“创新生态”实际上是一种在中国还十分稀缺的创新文化，这种创新文化“已成为我们文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其能量超过了技术本身；而且上述文化冲动力已经获得合法的地位，社会不再像过去那样把文化看做是制定规范、肯定其道德与哲学传统并以此来衡量、非难新生力量的力量；如今的文化担负起前所未有的使命：它变成了一种合理合法的、对新事物永无休止的探索活动。”（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79页 赵一凡等
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
通常说来，严格的产权制度和良好的法治环境是保证创新的基本前提。在中国，这两者都还很不健全，相比上海和长三角，深圳和珠三角可能问题更大，从创新所需的各要素讲，前者看起来都要比后者都更齐备，“20世纪末，由于国有经济改革和法制环境的改善滞后，它在对内对外经济上的表现都较长三角地区有所逊色”（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171页，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2010年1月第一版）。但就像美国创新文化的大本营的硅谷不是出现在知识密集的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一样，中国最具创新性的地区也不是知识密集的北京或上海，而是深圳。根本原因在于，经过了市场经济最充分发育的深圳比上海有更多机会孕育具有市场所赋予它的那种内在的创新生态，也就是创新文化。它也再次印证了一个真理，如果说，企业的真正强大靠根植于市场的创新文化的话，那么这种创新文化所凭依的不是政府超越性手段的神性嫁接，而是市场竞争的自然抉择。
我们说，这种创新文化远不止是企业具体的技术创新过程，更主要的是，它已成为带动一个地区制度创新的主要动力。今天我们仍然有很多人说深圳经济特区是计划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的一个制度性试验区域，其根本的独特性在于产业发展过程中拥有领先于内地实施市场经济体制的占先优势(曾智华编著：《解读中国奇迹 经济特区和产业集群的成功和挑战 》96页 ，
中信出版社)，但实际上这种占先优势在90年代已基本消于无形，相反，“浦东开发开放后，中央政府先后于1990年、1992年和1995年三次比较集中地赋予浦东一系列特殊政策。这些政策，不仅比照了国家在经济特区和经济开发区实行的特殊政策，而且充分体现了与“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目标相匹配的“比特还特”的原则（参见上海市现代上海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副研究员严爱云：“浦东开发开放的历程与经验”，《现代上海研究论丛7》 ）。这里要说的是，深圳特区从它成立的那一天起就一直顶着巨大的质疑，有时甚至面临着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验，它的许多政令的出台在经济上是具有开拓意义，但在政治上则是要冒着巨大的风险的。而上海浦东新区特区政策的出台则是在来自上海的领导掌管国家权力后确立的，政策上不仅畅通无阻而且得到了高层的大力支持的。
如果说在浦东发展历程中曾探索尝试的保税区模式、出口加工区模式和高科技园区模式都已为各地所借鉴，这一模式对苏南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意义就是拓展了这样一种兴建工业区的具体的经济样式的话，深圳对全国的开拓性贡献主要在制度改革示范。深圳特区发展的根本原因是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变革。深圳市地方政府作为改革实施主体，在改革实践中努力解放思想，敢于尝试，在改革过程中创造了许多第一。正是在市场制度的摸索试验中，创造出了新的发展路径，并在中国相继的改革和城市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它在土地制度改革、价格机制改革、分配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为全国作出了开拓性的示范作用（曾智华编著：《解读中国奇迹
经济特区和产业集群的成功和挑战 》67至68页 ， 中信出版社）。
必须承认，以上海为龙头苏南为主要实践对象的有为政府、市场按政府的归划来布局的典型的新结构主义模式在90年代以后20年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首先表现为对经济发展尤其是起步阶段非常关键的外资的大规模的有效吸收。“成规模的外资为什么落户江苏，主要进入强政府控制的上海和苏南？因为外资和上海、苏南这种强政府之间的交易成本最低；以获取超额利润为目标的垄断资本之间最容易达成有利于双方的契约关系。为什么从八十年代直到九十年代后期外资基本上不进入自由市场制度最好的浙南、岭南，尽管那里是中国自由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方？因为那里是成千上万的小经济，交易成本太高。”（张晓山：
《解读苏南》序言，温铁军等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1-04-01）其次就是以县域经济为特色的集体经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国家统计局组织 2004年开始的中国百强县县域经济与县域基本竞争力排名榜前几名一直为苏南所垄断，直到2014年年百强县最新排名前5位还是全在苏南（早期曾有多家机构组织过评价，但影响最大的分别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组织的评估，国家统计局仅2004年、2005年组织过二次评估，其后终止。中国县域经济网（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自2000年开始至今，每年组织一次，截至2010年共发布过10次评估报告，但其公正性存在诸多疑点，随媒体暴露渐渐淡出。维基百科 中国百强县）但到了近两年，它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路透社最新一篇题为“中国江苏将陷入债务噩梦？”的文章，为我们展示了债务大省江苏正经历的艰难时刻: （赵士勇：江苏6个地级市负债率超100% 学者称是危险信号 2013年08月07日：华夏时报）深圳用益信托网数据显示，2012年，江苏省的各级政府占据了中国售出的投资信托基金的30%。万德数据显示，去年，江苏政府通过金融机构售出了3430亿元债券，这一数字3倍于中国最富的省广东省的数据。上个月，中国央行的一位官员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候说：2013年前5个月间，江苏占据了地方债务增量的40%。2012年，江苏GDP增幅由5年前的15%下降到了10%，政府财政收入增幅由2007年的42%大幅下降至14%。（ 焦子岭：中国江苏陷入债务噩梦？华尔街见闻 2013年7月25日）债务危机的根源在于把资金投入到了前几年政府大力推行的产业中。人行南京分行行长周学东2013年6月表示，1-5月，江苏新增不良贷款占比全国约40%，且不良贷款主要集中在光伏、钢贸、造船等产业中。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苏南制造空心化加剧”（21世纪经济报道 2013年8月13日）
这里地处苏南的明星城市无锡对光伏企业尚德的扶持就是一个典型。它完全符合林毅夫“产业甄别和因势利导”的产业政策，即优先支持对经济发展能有最大贡献的技术的创新和产业的升级。光伏产业在人们印象中属于高科技产业，并且它投入大所需用工多，对于带动当地GDP和就业的提升，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而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与高新技术、清洁能源等概念紧密相关，既符合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政策要求，又与发展环保的绿色GDP潮流相吻合，因此备受地方政府的招商青睐。早在2007年前后，国内就有100多个城市在建光伏产业园。无锡尚德依托强势的地方政府的支持依旧疯狂扩张，很快它成了“中国太阳能电池板行业产能过剩的典型。该行业在国家补贴下不断扩张，结果在国外市场需求枯竭后陷入严重供过于求的局面。”（ 露西•霍恩比 ：“无锡政府拟投资1.5亿美元拯救尚德”，英国《金融时报》2013年11月01日）毫无疑问，无锡尚德陷入如今的困境，是政府长期对重点领域过度投资的结果。但政府的重点投资并没有使这家企业真正在市场的竞争中壮大起来，相反它却变得越来越依赖政府。尚德财报坦率指出：“我们产品的需求取决于政府补贴。”尚德提交给监管部门的文件显示，官方补贴包括来自政策性银行国开行(CDB)以及更加商业化的上市银行中国银行(BoC)等银行的廉价资金，以及税收优惠。（桑晓霓 ：“尚德重组考验中国增长模式转型” 英国《金融时报》 2013年08月08日）这样政府花大力气扶持的
“新兴战略产业”不仅没能如政府所愿带动一地产业链的兴起，反而成了政府手中的一个烫手山芋，不仅扔不掉，反而被它绑架了政府。这就是隐现于国内很多企业的一个潜“逻辑”，就是在赢得政府支持后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迅速做大，到了足够大之后就顺利的
“绑架”政府了，因为你已与政府的政绩、形象还有为了扶持你先期投入的巨大的资金税收交通设施，还有为了企业所进行的征地搬迁，移民安置甚至为其所做的就业承诺等完全挂住，尤其是后者，解决的不好，引起原住民的不满而导致的社会事件，常常成为衡量一个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标准。所以此时的你无论出什么问题，当地政府都不会坐视不管。这在很多企业那里都被当作生存之道。过分迷信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有为的手”，最终害了不少企业，还有政府。为了本地GDP、就业、金融乃至民生稳定，政府被迫咬牙吞下所有的苦果。
值得一提的是，林毅夫在辩论中提到了“企业家也会利用各种理由寻租、绑架政府来谋利，2008年这场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就是华尔街的金融寡头绑架美国政府政策的结果。政府也要提防被企业家绑架。”如果说美国有资格绑架政府的是华尔街的金融寡头的话，那么在中国。有资格绑架政府的，除了垄断的大型国有企业，就只能是政府与银行花大气力扶持的官商之间已相互深入渗透的这样一些被寄予厚望的明星企业。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该破的不能破，该进的不能进。这样地方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也最终蜕变为过剩产能的重要推手，“有为之手”变成“无能之手”，进而也成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际阻力。
作为中国最具活力的长三角经济发展的支柱实际上也是全中国经济发展风向标的苏南所出现的问题，“很清楚地说明了在现有的发展模式下，中国经济已经接近其增长的极限。由于制度的问题，中国经济实际上是以低效率的方式复制了战后“东亚经济奇迹”。 要解决中国经济的深层问题，尽快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变，关键还是在于政府能否转变职能，从竞争性的经济活动中退出来。我们需要一个“经济利益中性”的政府。它应该做的就是维护和完善市场经济制度，而不应该试图以各种理由干预其运作。任何以国家利益为理由的政府干预必须要有清晰的界定，必须通过有公众参与的听证程序，而且，由此产生的经济活动的性质应该明确属于公共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大量事实说明，依赖各种形式的补贴，通过政策鼓励和廉价信贷，支持大型国有企业在所谓战略性产业中的发展，得到的是增长率，损失的是效率。地方政府之间锦标赛式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战略性研发投资亦如此。它一是离不开粗放式发展的性质，二是离不开扭曲的激励机制，因此也必然导致低效率。所以，我们必须警惕那些主张应由政府出面进行结构调整的观点。试图再用政府干预来解决曾由政府过度干预所造成的问题，最终只能使问题更加恶化。”（伍晓鹰
：“中国经济难题不可再依赖政府干预 FT中文网2014年4月10日）
苏南的新结构主义试验证明，在强政府（或者被称为“有为政府”）苏南的现在，政府的重要性变得越小，就越容易代表一种可供选择和补充的价值体系，必须要在政府的有效介入与市场的自由运行之间确立一个度。这个“度”究竟有多大空间，决定着中国经济未来变化的格局。如果我们放眼全国，情形也是如此。李克强总理在天津出席第八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说，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本届政府把简政放权作为“先手棋”，从去年新一届政府成立到现在，取消和下放的审批事项已达600多项。这是政府自我削权，也可以说是自我革命，是非常不容易的。我曾经用“壮士断腕”这样的话来形容，实际上这的确要有勇气和智慧来推进。（“李克强与出席达沃斯论坛的代表对话交流(实录)” 华夏经纬网
2014-09-10）总理的话与前文伍晓鹰先生的观点其实是一致
的，以新结构主义运行下的“有为政府”因嵌入市场过深已又严重阻碍了市场的正常运行，亟需“改革来激发市场活力”。
18大决议精神的出台无疑是看到了在日益扭曲的发展环境下市场突围的无力，前所未有的强调市场在经济生活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在面临改革转型的关口，我们本应上下协力齐心解决好市场的正确运作问题。可是，当我们提到市场，总是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连到一起，而这恰恰触碰到了政治底线。于是我们的宣传机构放任自己卷入与新自由主义代表的西方无谓、破坏性的对峙，这实际上是将精力用错了地方。（新华社社长李从军：我们不能期待通过新自由主义--包括私有化、解除管制和自由贸易--来振兴经济。美国《纽约时报》2013年7月18日
题 全球经济再平衡；不到一年李从军就新自由主义再发宏论：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理论，更是一种政治理论，是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利益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新华社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态度坚决地抵制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清醒认识其本质和危害，深刻批驳其观点和主张。中国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官方微博“思想火炬”2014年8月26日微博）
通过连篇累牍的描述奉行新自由主义给西方带来的灾难和其背后隐藏的政治风险，掩饰我们自觉与不自觉的迟滞与破坏正常的市场运行的失败和误判，甚至将这种行为描述为挺身对抗敌对世界的英雄，任务就落到了听话的媒体头上。从民意看来，这场行动目前收效良好。但从经济效果看，可能是适得其反。
我们能够理解一个国家实施某些行为的复杂性，但危险在于，如果我们屡次把掩饰自己失败的唯一出路当成是进一步升级危机气氛的机会，并由此制造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即西方确实不愿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以这种策略来威胁世界，更威胁我们自己，尤其是那些希望以市场来主导经济运行的人，最终只会害了自己。
因为本文是杨小凯先生逝世十周年的追思，所以关于杨小凯先生还有林毅夫先生我想再说几句。以我的身份不可能见到林毅夫更不用说杨小凯先生了，所以为了从心灵上更接近他们只能多读些体现他们心迹的文字。
“我一直认为，一个人应该像李冰一样，为自己所生活的那片热土做一些促进繁荣、惠及千秋万代之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像王阳明一样，拥有独立思考和知行合一的能力，并且即使在逆境之中也要为人民的利益而努力奋斗。这些努力为人生目标赋予了良好的意义。”（林毅夫：《繁荣的求索》第17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年9月出版 ）杨小凯先生该是这样一员。这位年少时即展示自己的非凡激情的学人，尽管后来的大半身羁旅海外，但这个民族的命运却像苍天一样无时不刻不笼罩在他们这一代人的头上。与之相比，林毅夫先生尽管境遇迥异，但这片心迹却是相通的。
文中林先生说：十二年后的今天，我不知道小凯若是有生，在这些事实面前是否还会坚持中国应该先进行共和宪政的改革克服“后发劣势”，等他心目中理想的宪政体制建立起来后再来发展经济。其悲悯好友戚戚之心令人动容，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界林先生这份心境当令所有学人敬视，但是我们仍然要重新仔细审视杨小凯和他所提的这个问题。
像杨小凯先生他们，曾以自己的青春和激情高度参与中国社会政治运动，内在于中国社会秩序当中的，但由于历史机缘或时代巧合，使得他们离开中国，接触到了与国内完全不同的环境，也拥有了相对独特的机缘和资源，当他们以所处地的环境再来审视中国，他们是相对超离的，这使他们有了观察的距离，进而有了对我们中国而言非常宝贵的洞见，但由于这种距离还有时间的推移，使得他们对这个剧烈变动又极其复杂的中国的变化缺乏更深层次的了解与体验，自然也会造成一些隔膜与蔽障。从杨先生本人而言，在谈到国内一些具体的经济对策尤其是涉及到一些在国内现有条件下还属敏感政治问题的经济事务（比如宪政）时，他仍然表现出从历史展现的普遍意义的经验出发，支持对于宪政民主解决经济事务问题的一种高调想象，对复杂中国所出现的这些令人瞠目的成就和问题的同时出现往往缺乏细致欠妥的考虑和分析。
今天中国的发展似乎给了杨小凯他们一个否定的答案，按林先生的话说，曾与他合作共同呼吁宪政的杰弗里•萨克斯在看到中国的变化后也改变了观点，但历史还在推移，有些问题也许要经过长时间的沉淀后才能得出相对有说服力的解释。
关于宪政，100多年前的中国，也曾有过这方面的探索。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100多年前甲午惨败使得一向以天朝大国自居的中国国内第一次出现意识形态认同危机，但这种认同仅仅使广大士大夫对传统社会观和哲学观处于怀疑之中，还难以接受任何一种新的社会观。仓促上阵的戊戌变法失败后，郎中左绍佐甚至要求把最早推动洋务事业但早已去世的郭嵩焘戮尸以谢天下。两年后的庚子事变则彻底击垮了士大夫们对旧体制的幻想，从戊戌时只被少数激进派认同之主张一下子为广大士大夫所接收，立宪成为共识。随即主张改革者挟不可阻挡之势促使清廷于1903年设商部，1905年废科举，1906年宣布立宪。（《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75—76页 金观涛、刘青峰著 中国法律出版社 2011年1月第一版》）可是大家都已看到，太晚了。“追求自由与正义的人类从未缺少过普罗米修斯般的勇气，而人类却无法解除多少代以来的偏见和自诩正确的优越感的束缚.”（亨德里克 房龙：《宽容》452页 斯翠微等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在中国尤甚。
把林张之争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展开不知道是否令他们满意。写完后有一个感受就是，中国的问题太复杂了。这个“复杂”有时候远不止限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相反，随着这个时代信息的透明不可逆性，人们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其实已经比较清晰，或者说是有着相近的共识，但表达出来却是千差万别，有的甚至是水火不相容。“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这话说起来容易，但在现实中做起来太难了。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讲话的背景和考虑到的方面，
但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再来看邓小平主导的中国社会的这场变革，它的确还有很多问题，尤其是令一些走在前面的人会生许多埋怨和不满，但从长远来看，确又是必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