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龚自珍和魏源一起站在传统中国的前列，以今文经学经世致用，倡导变革现实，究心边徼舆地学，主张移民实边进行国家建设，回应社会和时代的双重危机，其中的边疆建设事关全局。龚自珍“天地东南西北之学”包含了西北陆地疆和东南沿海海疆，魏源进一步明确了西北陆地边疆的历史空间涵盖了东北、蒙古、新疆和西藏地区，东南海疆的历史空间涵盖了从辽东到海南岛的沿海地区。魏源同时并重的塞防和海防历史空间涵盖了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沿海海疆，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卫国方略。正是在鸦片战争所导致全面爆发的边疆危机背景中，“龚魏”共通发明西北陆地边疆轴向和东南沿海海疆轴向的互动，开启了近代边疆史地学，事关近代中国的前途和中华民族整体的历史命运。
关键词：龚自珍 魏源 西北—东南边疆轴向 边疆建设
清王朝从边疆一统所昭显的中外一统之盛世到“万马齐喑”的“衰世”之际，龚自珍和魏源站在了传统中国的前列。龚自珍和魏源师从刘逢禄门下研习春秋公羊学，探究“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道光初年，京城形成了以龚自珍和徐松为中心、以西北史地为论题的师友交游群，随后，魏源与龚自珍订交而加入了西北史地的交游活动。[1]道光六年（1826），龚自珍和魏源到京城参加会试同时落第，刘逢禄作《题浙江、湖南遗卷》诗并称龚自珍和魏源：“翩然双凤冥空碧，会见应运翔丹宸。”[2]龚自珍和魏源同受刘逢禄知遇，以今文经学引为同道，交往日密，友谊日深，魏源曾致书龚自珍坦言“不啻手足，故率尔诤之”。[3]龚自珍和魏源两家子弟“多用伯叔兄弟称，而不用姓”，并且“二老常相谓孰后死，孰为定集”。[4]魏源在龚自珍去世后为其审定遗文，又称龚自珍“晚犹好西方之书”，[5]可见两人的经世之学从经学、舆地学到西学的共同轨迹。龚自珍和魏源的学风相同，旨趣相投，“所以相交二十余年，最称莫逆也”。[6]他们慷慨论天下事，经世旨趣相同，相交执友，共同批判现实，倡导变革，成为晚清今文经学运动的健将。而在“龚魏”的历史世界中，边徼舆地一时成为中西交冲的中心。
晚清学人已经开始对清代的学术文化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张之洞强调由经学入史学，把祁韵士、徐松、张穆、何秋涛等人归入史学家学术门类，而龚自珍、魏源则归入经学家、史学家和经济家学术门类。[7]梁启超指出今文经学的启蒙首推庄存与，刘逢禄继有发明，龚自珍则开启了晚清的思想解放，魏源更是破除二千年来文论的束缚，“龚魏”开启了从经术到政论的学风。[8]“龚魏”的学问以今文经学为根本，以边徼舆地学为良方，从而经世济民以致治国平天下。龚自珍和魏源的舆地学多被学术界归入清代西北史地学的学术脉络，将“龚魏”分割开来论述。[9]实际上，“龚魏”的舆地学是“四裔之学”，并不限于西北一隅，并且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和共通的识见。龚自珍和魏源有其独特的经世边疆建设方略，他们对边疆的战略关心不可避免的会从亚洲腹地边疆转移到出现新问题的海洋边疆。[10]从“庄刘”到“龚魏”，清代的今文经学形成了自成一系的学术演变，使今文经学与现实政治联系起来，发出社会改革的呼声。鸦片战争导致清王朝陆海边疆危机全面爆发，陆海边疆危机是内外危机的交汇点，“龚魏”对陆海边疆危机的回应是全局性的。龚自珍和魏源所处的时代面临的是传统王朝的危机和西方资本主义及近代化的政经文化冲击双重危机，他们用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之学来解决“西夷”变夏危机是有限的。[11]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龚魏”的传统变革资源中发现启迪现代的积极因素，在清王朝向现代国家变革的历史进程中，“龚魏”的边事研究对传统边徼舆地学有何新意？对近代边疆史地学的国家命运思考有何开创？本文尝试从国家空间中西北陆疆和东南海疆互动来探讨“龚魏”如何开启近代边疆史地学的序幕。
一、龚自珍的“天地东南西北”舆地学
（一） 龚自珍的经入史的“西北—东南”论背景
庄存与在清代首倡春秋公羊学，发挥《春秋》经世致用的微言大义，阐发“内中国而外夷狄”的大一统治国之道，其间隐含着“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的文化认同。[12]其外孙刘逢禄公羊学的核心 “大一统”和“张三世”，肯定秦吴楚进于中国是“中国亦新夷狄也”，[13]追求理想的大一统社会。“庄刘”的今文经学研究，没有直接涉及边疆内容，然而夷狄概在边疆，由此大一统论说中的夷狄问题暗含了边疆史地学研究的路径。
龚自珍秉承“道、学、治”一体的思想，讥切时政，投身边疆史地学。他的春秋公羊学转化了“夷夏之辨”：“问：太平大一统，何谓也？答：宋、明山林偏僻士，多言夷、夏之防，比附《春秋》，不知《春秋》者也。《春秋》至所见世，吴、楚进矣。伐我不言鄙，我无外矣。”[14]夷夏的界限在龚自珍这里消失了，成为“中外一家”。魏源在《定庵文录叙》评价龚自珍的学问“于经通《公羊春秋》，于史长西北舆地”，[15]说明龚自珍是从通春秋公羊经学进而长于西北史地学。即所谓致力于“天地东南西北之学”，开创了今文经学极为广阔的清王朝多民族王朝边疆史地学的历史视野。
嘉道中落的清王朝在19世纪初已是“万马齐喑”，龚自珍体察到社会危机四伏，通过诗文批判现实并提出自己的政见。嘉庆二十（1815）至二十一年之间，龚自珍基于田野访谈的切身经验了解到北方土粗和南方松泥的知识，对中国地理环境的水土因素及相应的经济社会有了较为科学的认知。但他在阅读了旧邸抄以后才发现前人已有科学的总结，指出乾隆帝也已明了西北和东南的不同水土特性：
乾隆初，有言东南之土肌理横，故宜水，西北之土肌理直，故不宜水。硃批曰：所奏情形是。……元虞集、明徐孺东、汪应蛟、董应举、左光斗、朱长孺之伦，皆言西北水利，其言甚美。意者西北地大，土理类东南者必有多处，数公其皆亲履而辨之欤？[16]
龚自珍质疑提出建设西北水利的官员士人对西北和东南水土特性缺乏辨别，简单模仿东南在西北兴修水田未必能取得东南水田的成效。元、明到清初官员士人一脉相承倡言西北水利是与东南财赋互动的国家大计，显然龚自珍熟知此间的政略。
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以西北水利和东南水利并举，陈子龙在其书刊刻凡例中指出西北水利“其议始于元虞集，而徐孺东先生潞水客谈备矣”。[17]元代的虞集最早创议西北水利，曾向元泰定帝进言“京师恃东南运粮为实，竭民力以航不测，非所以宽远人而因地利也”，提议“京师之东，濒海数千里，北极辽海，南滨青、齐，萑苇之场也，海潮日至，淤为沃壤，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有益于“远宽东南海运，以纾疲民”。[18]明朝万历年间徐贞明（字孺东）接踵虞集倡言西北水利，有复杂的政治经济背景：
神京雄据上游，兵食宜取之畿甸，今皆仰给东南。岂西北古称富强地，不足以实廪而练卒乎。夫赋税所出，括民脂膏，而军船夫役之费，常以数石致一石，东南之力竭矣。[19]
西北和东南在地理环境方面的结构性差异，同时带来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区域失衡。徐贞明指出，“西北有一石之入，则东南省数石之输，所入渐富，则所省渐多”，[20]西北水利与东南财赋都能成为国计的依赖。汪应蛟任天津巡抚和保定巡抚期间试办屯田，借鉴东南闽浙治地之法在葛沽、白塘两处“耕种共五千余亩，内稻二千亩，其粪多力勤者，亩收四、五石；余三千亩，或种薥豆、或旱稻，薥豆得水灌溉，粪多者亦亩收一、二石，惟旱稻竟以碱立槁”，收获“水稻约可收六千余石，薥豆可四、五千石”。[21]董应举任太仆寺卿兼河南道御史期间，经理天津至山海关屯田，安置东北流民，“用公帑六千买民田十二万馀亩，合闲田凡十八万亩，广募耕者，畀工廪、田器、牛种，浚渠筑防，教之艺稻，农舍、仓廨、场圃、舟车毕具，费二万六千，而所收黍麦谷五万五千余石”。[22]左光斗出任屯田监察御史在天津实施“三因十四议”的屯田方案，结果“水利大兴，北人始知艺稻”。[23]明代的徐贞明和汪应蛟、董应举、左光斗都先后主持了西北水利空间范围内的京东、畿辅的水利屯田实践，虽有一定成效，但大都人去政息。
清初的朱鹤龄（字长孺）与顾炎武交游，从文章之学转向经学，作《禹贡长笺》备论九州的古今水利和赋税利害。朱鹤龄忧心于当时天下大患：“孰有过于中原土旷弥望蒿莱，竭东南一隅以养西北者乎？”意图以《禹贡长笺》“斯固经国之先资，救时之良砭也”。[24]《禹贡长笺》一书对于“河工、水利、赋税、漕渠考证，尤费苦心”，[25]朱鹤龄继承了元虞集和明徐贞明的西北水利方略，认为“因水陆之便，建阡陌，沟渠浚，广灌溉，数年之后地无遗利，岂至以西北之人全仰食以东南哉”！[26]元明清时期江南籍官员士人提倡西北水利的最终目的是使京师及北边就近解决粮食供应，从而缓解京边粮食供应紧张对东南的压力。[27]自秦汉以来，西北为国家边防重地，自隋唐以来，东南为国家财赋重地，元明清三代尤为显著。王夫之就指出“唐立国于西北，而植根本于东南，第五琦、刘晏、韩滉皆藉是以纾天子之忧，以抚西北之士马而定其倾。”[28]国家西北历史空间与东南历史空间相互依赖的空间结构在唐代日趋凸显。元末“贫极江南，富跨塞北”的愤激口号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东南财赋转输西北的历史事实。徐贞明同时认识到“东南多漏役之民，西北罹重徭之苦，以南赋繁而役减．北赋省而徭重也”，[29]存在着明确的西北役重、东南赋重的国家空间结构。顾炎武说：“天地之气，亦自西北而趋于东南，日荒日辟，而今犹未已也。”[30]进一步指出国家重心从西北偏向东南的历史趋势。
明清时期的官员士大夫对国家经济政治形势从西北到东南的空间转移关注较多。明清易代之际士人的“西北一东南”论，对于“西北”倾慕的历史文化感情，深植于心。[31]清初整顿赋役，以明代万历年间赋役为基准。于是“田赋职役，本有经制，大率东南诸省，赋重而役轻，西北赋轻而役重”。[32]清代的赋役国计继续深化了长期形成的西北役重赋轻、东南赋重役轻的国家形势。可见，西北中国—东南中国的国家空间结构以地理环境为基础，有深厚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内涵，成为历史传统和国家的宏观政策和制度依据。龚自珍继有发扬，正是在元明清西北中国—东南中国的国家空间结构基础上展开其“天地东南西北之学”的。
（二） 龚自珍“天地东南西北之学”的生发
龚自珍于嘉庆二十五年成文的《西域置行省议》篇首说：“四海之国无算数，莫大于我大清。大清国，尧以来所谓中国也。其实居地之东，东南临海，西北不临海，书契所能言，无有言西北海状者。今西极徼，至爱乌罕而止；北极徼，至乌梁海总管治而止。若干路，若水路，若大山小山，大川小川，若平地，皆非盛京、山东、闽、粤版图尽处即是海比。西域者，释典以为地中央，而古近谓之为西域矣。”对四海之国的地理认识，蕴含了新的世界观。东南与西北相对的历史地理结构，把中国的西北陆地边疆与东南沿海边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嘉道之际的清王朝，“生齿日益繁”，“官吏士民，狼艰狈蹶”，龚自珍敏锐地觉察到清王朝的社会危机，把解决统治危机转向依靠边疆。龚自珍的边疆内政建设方略是一体化的，“与其为内地无产之民，孰若为西边有产之民，以耕以牧，得长其子孙哉”！[33]使得流民和土地问题一并得到解决。龚自珍同年还写作了《东南罢番舶议》，并且计划和《西域置行省议》合并刊印。[34]
在龚自珍的边疆观中，东南沿海边疆和西北陆地边疆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并且建立了东南沿海边疆和西北陆地边疆互动的空间结构。他的《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反思西域的边疆治理，视“回人皆内地人也”，对待回人“安益安，信益信而已矣”，强调耕牧相安，为宝兴筹划安边政策。[35]其中亦揭示了吐鲁番、四大城、天山北路、安西南路北路、伊犁将军辖地、兰州总督辖地的安全连锁结构。道光三年，龚自珍的《漫感》七律诗句：“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36]“绝域”意指西北边塞，西北与东南正是龚自珍经世的历史舞台。道光六年，他的《秋心三首》七律诗句：“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37]北与东南并称联动，透露了其经学视野中的边疆结构。在中国面对西方威胁的国际环境中，西北边疆与东南海疆在国家空间中的互动成为19世纪上半叶中国地缘政治最为深刻的洞见。
龚自珍道光元年在北京任职国史馆校对时，开始对边疆有了更为深切的认识。《上国史馆总裁提调总纂书》把清王朝陆地边疆分为北塞和西塞，指出“西有西属国，北有北属国，北属国之情形，与西国尤不同。北属往往错处喀尔喀、伊犁之间，东北则错蒙古、黑龙江之间”。[38]提到西边新疆外胪属国（布鲁特、哈萨克、爱乌罕、纳木干、安集延、痕都斯坦）、黑龙江巴彦虎部、唐努乌梁海各部、科布多各部、青海各部、西藏各属国（廓尔喀、作木朗、布鲁克巴、哲孟雄、落敏汤），掌握了“世系风俗形势，原流合分”，[39]反映了龚自珍完整的陆地边疆知识。《已亥杂诗·手校斜方百叶图》一诗自注说：“程大理同文修《会典》，其《理藩院》一门及青海、西藏各图，属予校理，是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之始。大理没，予撰《蒙古图志》竟不成。”[40]龚自珍帮助程同文校理《理藩院》一门，熟悉了理藩院管辖的藩部所在，形成了“中外一家”视野下的“天地东西南北之学”。范围所及，包括了东北黑龙江流域、漠北蒙古地区，还有西北的新疆、青海和西藏地区。并写作了《最录平定罗刹方略》、《最录西藏志》、《与人论青海事书》一系列边疆史地学文章。龚自珍规模较大的的边疆史地著作为《蒙古图志》，最终因草稿毁于火灾没有成文，附属内容有《蒙古像教志序》、《蒙古水地志序》、《蒙古台卡志序》、《蒙古声类表序》、《蒙古寄爵表序》、《蒙古字类表序》、《蒙古氏族表及在京氏族表总序》、《蒙古册降表序》、《青海志序》、《乌梁海表序》。其内容见于《拟进上<蒙古图志>表文》，讲述蒙古地区纵横万余里久隶版图，却没有史志，自己仿照一统西域后编撰的《钦定西域图志》史志撰写《蒙古图志》，永垂天下大一统的伟业。[41]虽然撰写的是《蒙古图志》，却涉及了漠北喀尔喀蒙古、新疆地区漠西卫拉特蒙古、青海地区蒙古各部，龚自珍显然意识到蒙古各部在保卫从北海（贝加尔湖）到天山边疆地区的锁钥地位。后来又写有《北路安插议》，专论土尔扈特在建立行省后的治理政策，“不可使与民户旗户无区别，宜各建一大城居其酋，听出城外旧有水草处数区，仍令安牧，岁时酌令入牲畜于布政司，则蠲其例贡，一切封爵翎顶如故”，[42]认为在边疆行省封建与郡县应并存不废。
（三） 龚自珍重整边疆的建设方略
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八年，张格尔在浩罕和英国的支持下，入卡作乱，侵扰南疆。这一边疆危机引发了清朝士大夫对西北史地学的高度关注。龚自珍道光九年的《对策》虽然是在西北边疆善后的背景，但更是一个充满经世思想的今文经学家的治国之策。他首先回应制策之制：“不研乎经，不知经术之为本源也；不讨乎史，不知史事之为鉴也。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施于今日之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经为本源，然后着眼于时务，才能以史事为鉴来致用。龚自珍认为当今最深远的朝政问题是“西北民尚质淳，而土或不殖五谷，东南土皆丰沃，而人或非隶四民”，把西北和东南的经济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来筹划清王朝的国计民生。接着作者按“述平日所研诸经”、“讨诸史”、“ 揆诸时务 ”的逻辑顺序展开自己的对策，提出了中原“堤防”黄河水患，东南淮河河工“改海口”和漕运“改小粮艘”，“群策群力”培养人材，“屯田”筹边等一系列建议，希望“我国家万年有道之长”。[43]龚自珍规划的虽是全局性的国家要务治理方案，但其中的边疆治理是重要组成部分。
尤可注意的是，龚自珍分析当时“游民旷土”的社会形势时，指出西北多旷土，东南多游民，再次强调了西北与东南相互关联的边疆结构。《对策》以仁孝为先的经学为纲，赋予国家治理的历史以价值规范，推动社会随着历史发展而演进。同年的《御试安边绥远疏》指出西域新疆天山南北两路情势不同，“以边安边”的政策也应不同。如何做到“足食足兵”，军事上依靠北路，南路在经济上实行“改屯丁为土著”的人口政策，“撤屯田为私田”的土地政策。这样既不使东三省、蒙古和内地“虚耗而不安”，又能使“卡内之各城安，而卡外之哈萨克、布鲁特、爱乌罕、那木干、安集延，以及巴克达山、温都斯坦之人，亦慑我之声灵，而环向以安”。[44]龚自珍的西域新疆安边政策，包含着东三省、蒙古和内地的整体效用。道光十八年十一月，林则徐奉派钦差大臣南下广东查禁鸦片，龚自珍赠以《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的建策，其中提到“胡宗宪图编，有可约略仿用者否”？[45]明代抗倭名将胡宗宪的《筹海图编》图文并茂地论述了从辽东沿海、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到从广东一线的沿海地理形势及海疆防御，[46]龚自珍希望《筹海图编》能为林则徐提供新时代东南海疆海防的依据。由此可知，龚自珍边疆观中的西北包含了北塞和西塞，即东三省、蒙古地区、新疆和西藏，东南则为沿海疆域，并且深知西北边疆与东南海疆的互动结构。
二、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舆地学
（一） 东南海疆危机的爆发
鸦片战争以后，今文经学的边疆史地研究视野从西北转向东南沿海，由边疆转向域外海国世界。齐思和评价魏源，“崇今文以谈变法，究舆地以筹边防。”[47]王家俭进一步指出魏源“策海防以言战守”。[48]魏源进行边疆史地学研究正是其今文经学变法思想的具体实现。19世纪中叶东南沿海危机的出现，引发中国千古未有的新变局。传统的西北边患之外加之新的东南海疆危机，迫使魏源从今文经学视野重新思考“夷狄”。“诚知夫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今古者，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尚可称之曰夷狄乎？”[49]为了维护“大一统”，对待新夷狄需要有“旁咨风俗，广览地球”的识见，魏源的边疆观包含了域外世界的因素。道光六年张格尔之乱的背景中，魏源的经世之作《答人问西北边域书》主张移民实边，属于西北边疆史地的著述。除盛京、吉林、黑龙江东三省为满洲根本重地外，西北边域指称的边疆主要指内蒙古、外蒙古、天山北路、天山南路、前藏、后藏、青海等西北藩服，哈萨克、布路特、安集延、温都斯坦、爱乌汗、那木干、巴勒布、木郎、落敏阳、布鲁克巴等西属国，乌梁海、巴眼虎、科布多等北属国。[50]可见，魏源的西北边疆实际包括中国所有陆地边疆。
魏源的《答人问西北边域书》和龚自珍的《御试安边绥远疏》都包含反对“捐西守东之议”的思想。[51]鸦片战争前，魏源西北边疆舆地的主要成就即是《答人问西北边域书》，有力驳斥了 “捐西守东之议”，其边疆建设的思想主张融入了《圣武记》一书。[52]此后最能体现魏源经世思想的是《皇朝经世文编》，是书按事分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纲，六十三目，基本涵盖了国家政务。其中，兵政一门中的塞防和海防反映了魏源陆地边疆和沿海边疆并重的整体边疆观，建立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沿海边疆互动的空间结构。其作于鸦片战争爆发之年的《寰海》七律诗句“千舶东南提举使，九边茶马驭戎韬”，[53]反映了东南海疆与九边陆疆的关联互动成为应对千古变局的应有之义。
道光二十二年魏源的《圣武记》是在东南海疆危机的背景下最终完成的，《圣武记叙》中揭明成书的缘起：“晚侨江淮，海警沓至，忾然触其中之所积，乃尽发其椟藏，排比经纬，驰骋往复，先出其专涉兵事及尝所论议若干篇”。[54]魏源在扬州絜园撰写《圣武记》，龚自珍往来京城常到絜园留宿。龚自珍对魏源的《圣武记》评价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综一代典，成一家言。”[55]是书开篇叙述清朝龙兴东北边疆的开国史地，次叙平定西南、东南的三藩之乱，然后确立内属外藩“四夷宾服”的大一统王朝政局，由此奠定了文治武功的盛世，实为边疆史地之作。魏源引《史记·天官书》所描述的中国山川形势“中国山川，其维首在陇、蜀，其尾没于碣、渤”，来说明清王朝 “磅礴郁积数千年，以有大清国” 的生长空间。[56]“碣、渤”属于古代华夏的东北边疆，指明了清王朝的边疆特性。是书包括从东北濒海诸部库页、使犬、使鹿之部到北部的蒙古诸部，再到西北的厄鲁特诸部和回部，西部的西藏和廓尔喀，西南的土司苗瑶，东南的台湾，涉及所有陆地到沿海的边疆区域，呈现了清晰可靠的清代边疆轮廓。他还系统梳理清朝与俄罗斯的盟聘关系，清朝与朝鲜、缅甸和安南的封贡关系。魏源详细地梳理康雍乾三代帝王用兵西北漠北喀尔喀蒙古、天山以北准噶尔部、天山以南回部、青海厄鲁特、西藏诸部的史地，“反覆于西陲军事之本末，睹一支，念全体，观一隅，廑中国”，[57]把边疆治理系于王朝经营天下的中心地位。同样，魏源重温施琅关于台湾的战略地位“天下东南形势在海不在陆”，[58]指出台湾“一岁三获，余粮近济闽省，远给天津，糖、布、材木利尽南海”，[59]表明台湾的经济活动可以辐射从天津到南海的整个东南沿海地区，台湾确是东南海疆的枢纽之地。“西夷”的海上侵略，改变了清王朝重陆地边疆轻沿海边疆的边疆结构。基于沿海边疆新的历史形势，魏源指出：“不师外洋之长技，使兵威远见轻岛夷，近见轻属国，不可也。”[60]清王朝的陆海边疆策略面对外洋西夷的强大压力，不得不改弦更张，主动向西方学习。
（二） 世界历史地理结构中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卫国方略
道光二十二年，魏源的《海国图志叙》言明其书宗旨：“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61]基于海疆防御殖民侵略的军事战略，就具有海疆建设的含义。《海国图志》无疑提供了当时最科学的东南海疆及域外世界的历史地理知识，提出了守、战、款交相互用的海疆建设方略。其书“筹海篇”开宗明义：
自夷变以来，帷幄所擘画，疆场所经营，非战即款，非款即战，未有专主守者，未有善言守者。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自守之策二：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二曰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攻夷之策二：曰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款夷之策二：曰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通市。[62]
清王朝面临的“夷变”直接冲击的是沿海边疆，沿海边疆的“疆场”由内河、海口、外洋构成，经营海疆的军事、经济策略生成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卫国方略。《海国图志》一书在清王朝陆海边疆的基础上，构建了世界历史地理图景。汪晖以兵书的解读，认为魏源建立了清王朝内陆置于海洋之中的结构性关系。[63]《筹海篇》分析了浙江、广州、福建、江苏、天津沿海边疆针对夷艘侵略的攻防，得出只能先守内河的策略。《海国沿革各图》中绘制了汉、北魏、唐代的西域沿革图，西域与南海是主要的地理元素，而元代的西北疆域沿革图中则凸显了东海、北海（西伯利亚北部海域）、南海（印度洋）、地中海四海海内的疆域。[64]《亚细亚洲各国图》绘制了清王朝疆域以外的亚洲各国地图，其中涉及“西域各回部图”和“西域押安比路治三国图”，明确区分了“外地则以葱岭（帕米尔）为纲,东新疆西属国”的领土主权意识，[65]帕米尔以东的“东新疆”为王朝疆域，而帕米尔以西的“西属国”则非王朝疆域。《西南洋》中的“北印度疆域沿革”后随即附上“元代征西域考”和“葱岭以东新疆回部附考”，[66]考证西北疆域历史人文的演变和地理的确切位置，意图清晰清王朝西北疆域。《北洋》中的“北洋俄罗斯国沿革”及后详述了清王朝与俄罗斯以《尼布楚条约》为中心的盟聘关系，考述当时俄罗斯的西北境、东北境实为元代的北方边疆疆域，[67]其实是论证了和俄罗斯交界的清王朝北方边疆疆域的合法性。《国地总论》以圆形地球的全球视野审视万国并列中的清王朝疆域，“南抵五印度海，北至鄂罗斯、冰海，东尽日本、朝鲜，西兼葱岭以西，是为中国”，[68]释昆仑为葱岭，揭示昆仑为祖的山川河流地势，论述了中国疆域的西界止于葱岭的历史地理机制。《筹海总论》进一步加强了沿海边疆历史地理的研究，“中国之海防，自辽而始，至琼而尽，首尾凡万余里”，[69]勾画了完整的海疆轮廓。就是在这样的世界历史地理图景中，清王朝的陆海边疆的疆域得以重新确认。
在魏源描述的世界历史地理结构中，“南洋”指东南亚及海域，与中国的东南海疆直接相对，“西南洋”指南亚和西亚及印度洋海域，与中国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相通，“北洋”指欧洲和亚洲北部及俄罗斯，与中国北部陆地边疆相界。“西洋”专指西方欧洲各国，尤以“兵贾相资”的英吉利（英国）最为富强，成为师夷长技的主要对象。魏源的海防论是对林则徐海防思想的发展和具体化，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魏源的海防论包含有朴素的海权思想的成份。[70]西方海权之向南洋扩张，魏源预感到西方海权势力东来威胁中国东南海疆，萌发了海权思想，倡导创建海军、发展航运、经营南洋的海权建设。[71]魏源在书中后叙进一步总结对世界史地学知识的理解：“于是从古不通中国之地，披其山川，如阅《一统志》之图；览其风土，如读中国十七省之志。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欤。夫悉其形势，则知其控驭，必有于《筹海》之篇，小用小效，大用大效，以震叠中国之声灵者焉，斯则夙夜所厚幸也。”[72]该书直面鸦片战争以来的东南沿海边疆危机，同时指出了国家空间的西北东南互动的边疆结构。
鸦片战争后，魏源转而研究世界舆地。[73]近代世界地理的历史形势使魏源的边疆史地知识贯穿了中国西北边疆和东南海疆舆地。魏源从世界历史地理结构中感受“西夷”对中国边疆的冲击，“鄂罗斯兼并西北，英吉利蚕食东南”，[74]面对“西夷”在清王朝西北边疆与东南海疆形成的侵略态势，魏源提出“以守为攻，以守为款”的积极防御战略。东南海疆建设中海权的建设成为洞烛先机的战略思想，为清王朝在民族国家的世界地理结构中提供“志南洋实所以志西洋”、“志西南洋实所以志西洋”、“志北洋亦所以志西洋”的筹海卫国方略。魏源世界意识中有一个“海国”理念，企望中国由“陆国”变为“海国”，从“古代”变为“现代”。[75]魏源的卫国方略正是建立在从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互动的空间结构基础之上。
（三） 近代世界格局背景下的西北边疆建设经验
魏源在研究西北史地起始时期，受龚自珍的影响很大，他在《皇朝经世文编》的《兵政·塞防》门中收录了龚自珍七篇文章。[76]咸丰三年（1853）的《元史新编》实际上是元史的重修，缘起于“源治《海国图志》，牵涉《元史》，辄苦迷津”。[77]元代疆域横跨欧亚大陆，对清王朝而言，旧疆新界的历史地理沿革亟待澄清，以期明了世界格局。魏源在编纂《元史新编》时，发现“知元代西域远徼，皆西北接鄂罗斯，西南连五印度，与今西洋夷接壤。自国朝以前，疆域未有廓于元者。而史书芜蔓疏陋，亦未有甚于元者”。[78]《元史新编》中对西北边疆舆地沿革的考辨，厘清了元代漠北、西域边疆经营的历史经验。
曾任职新疆布政使的魏源族孙魏光焘在刊印《元史新编·叙》中着重指出，“其书之特出于新增者，则以开国启宇，远轶汉、唐，西北所亘，沿革当章，立《太祖三朝平服各国传》”，[79]西北包括漠北和西域，元、清的西北边疆经营奠基于汉唐并超越汉唐。《元史新编·凡例》进一步强调“知疆域之所至”和“知边徼之情形”的重要性，加之《海国图志》记载的英夷印度之事，“西北舆地颇如指掌”。[80]元代疆域在历代王朝中最为广阔，尤以西域的地理空间拓展为代表，西域的历史地理形势“为全书之纲领”，[81]表明《元史新编》的重心实际上是西北边疆史地。元代的西域藩封在明代南并五印度，“威震南海，……，至国朝，遂为西洋夷所有”，[82]西北边疆在中国边疆结构中至关重要，不但沟通西域与南海，还是清王朝应对“西洋夷”的边疆枢纽。他的《平南夷东夷诸臣》评价元代“雄于西北而绌于东南”，[83]西北边疆与东南海疆成败有别，形成强烈的对比。魏源对元朝的边疆关照古今同慨，与清王朝的边疆建设融为一体。
三、“龚魏”的边疆建设方略的历史效应
“龚魏”在传统王朝的危机和西方资本主义及近代化的政经文化冲击的双重危机中，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正从“天下”走向一个世界列国的时代。清王朝的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首当其冲，激发“龚魏”相互砥砺从今文经学视野的舆地学出发重建边疆“大一统”的秩序，并建立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互动的空间结构。中华民族正是从陆海边疆危机中开始觉醒，而 “龚魏”的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互动的边疆建设方略阐释了晚清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
中国国家疆域空间中的西北—东南结构的形成有更深远的历史地理机制，正如“心周行大地九万里之内外”的顾祖禹曾经指出：“三代以后，东南之财力，西北之甲兵，并能争雄于天下。”[84]左宗棠好经世致用之学，践习“龚魏”的经世著作，以镇压太平天国的军功崛起东南而成为晚清重臣。道光九年，左宗棠研读了贺长龄、魏源等编的《皇朝经世文编》、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和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深受经世致用思潮影响。[85]道光十三年，他已经对国家空间结构中的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的互动深有体会。[86]在浩罕军官阿古伯侵占南疆后，俄国出兵侵占伊犁，而日本又出兵进犯东南海疆台湾，清王朝陆海边疆危机同时爆发。左宗棠力主“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87]王文韶洞悉“但使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88]说明时人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的互动对国家安全具有全局意义。“龚魏”面对的“捐西守东”的西北陆地边疆危机已经深化为左宗棠、李鸿章面对的“东则海防，西则塞防”的普遍性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危机。光绪元年（1875），时任甘肃平庆泾固道的魏源族孙魏光焘，重新开雕刊刻《海国图志》，左宗棠为书作序言明“同、光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其长亦差与西人等。……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左宗棠继承“龚魏”的边疆建设方略，意识到“维国家建中立极，土宇宏廓。东南尽海，岛屿星错，海道攸分，内外有截。西北穷山水之根，以声教所暨为疆索，荒服而外，大逾无垠，距海辽远”，[89]洞察了国家空间结构中的西北—东南边疆轴向。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后，感叹新疆改设郡县的“定庵（龚自珍）之议固不磨矣”，“近料理新疆诸务，益叹魏子（魏源）所见之伟为不可及，《海国图志》一书尤足称也。”[90]左宗棠经略新疆的政治活动与《海国图志》的政略密切相关，表明了《海国图志》揭示的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互动的边疆建设方略对于国家建设的战略意义。其功业，一是主政东南海防，创建福州船政局，倡导台湾建省；一是经略西北，在“龚魏”新疆建省的方案基础上，继续规划新疆建省。光绪十年，西北陆地边疆的新疆建省，次年东南海疆的台湾以新疆省制为蓝本建省。“龚魏”的西北陆地边疆历史空间包括了东北三将军辖区，并称呼东北地区为“东三省”。[91]而光绪十六年，李鸿章为徐宗亮的《黑龙江述略》作序：“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氏自珍，议西域置行省于道光朝，而大设施于今日。”[92]西域建省的实现对东北的边疆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清王朝从疆臣边吏到中枢，处置塞防和海防的危机遵循“龚魏”的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互动的边疆建设方略。洋务运动中的国防战略和建设也是从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两个空间同时展开，只是由于清廷的政治腐败和国家有限的财政能力，无法在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互动的空间结构中有效保障国家利益，并不能遏制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危机的继续恶化。
“龚魏”边疆建设方略同样对康有为、梁启超的国家变革思想产生直接冲击。康有为在对光绪帝的殿试策问中提出理财的国计，就有陆海边疆的设想：“西北荒地可垦，东南海疆可渔”。[93]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三书》中把利国利民的民生寄托于移民垦荒，提出建设西北陆地边疆：“西北诸省，土旷人稀，东三省、蒙古、新疆疏旷益甚，人迹既少，地利益以不开，早谋移徙，可以辟利源，可以实边防，非止养贫民而已”。[94]康有为虽然不精研边疆舆地，但其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的整体视野与“龚魏”是一脉相通的。梁启超跟随康有为治今文经学，曾经“一时喜谈龚、魏之学”，[95]自谓“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梁启超更是熟知“龚魏”的边疆舆地知识，指出：“自珍、源皆好作经济谈，而最注意边事。自珍作《西域置行省议》，至光绪间实行，则今新疆也，又著《蒙古图志》，研究蒙古政俗而附以论议（未刻）。源有《元史》，有《海国图志》。治域外地理者，源实为先驱。”[96]梁启超在国家改革财政的方案中主张募民开垦的政策：“移东南已满之人，以开西北未垦之地，不徒大补於国家财政，抑可以骤增国民生计也。”[97]康有为和梁启超把“龚魏”社会改革的呼声变成维新变法的政治实践，自然不会忽略“列国并争”世界格局下的中国陆海边疆危机，从而吸收了“龚魏”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互动的边疆建设方略思想。
近代中国边疆危机的主要是国家边疆领土的丧失，其中又以俄国在西北陆地边疆和日本在东南海疆的侵占为主。俄国对中国西北陆地边疆领土的蚕食持续数个世纪之久，最先从东端的乌苏里江和黑龙江流域，次及蒙古地区，延伸至西端的额尔齐斯河上游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最后直到帕米尔高原。日本对中国东南海疆的领土野心从中日甲午战争割占台湾并控制朝鲜开始，以此为跳板逐渐实施“大陆政策”，通过“日俄战争”攫取东三省南部，染指蒙古地区。日本对中国领土的野心与俄国的武力野蛮侵占不同，其还运用西方单一民族国家理论重新书写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如日本京都学派主要成员之一矢野仁一认为，“蒙古和西藏虽然是清朝的领土，但不是中国的领土，”论证“中国的边疆是满洲帝国的领土，不是中国的领土”。[98]矢野仁一指出，中国在清朝灭亡后对蒙古、西藏、青海等边疆的领土主权，并非是中国真正的实力所促成的。[99]他对中国边疆史地的论述暴露了近代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近代中国国家边疆治理能力的不足。近代俄国在中国西北陆地边疆的侵略和西方列强及日本在东南海疆的侵略遥相呼应，制造了近代中国深重的国家和民族危机。中国传统王朝走向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回应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的边疆危机，“龚魏”的边疆史地学开创了对中国现代国家命运的思考。
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以长城两侧农耕和游牧两种社会形态的互动为背景，建构了长城在亚洲内陆的中心地位，凸显了边疆区域在中国历史演进中的作用。他界说中国的边疆：“从太平洋到帕米尔高原，又从帕米尔高原南下，达到分隔中国和印度的高寒地带，在这个范围内包括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这是亚洲中部的隔绝地域，世界最神秘的边疆之一。这一边，限制了中国的地理及历史，正和那一边海洋的限制一样”。[100]拉铁摩尔站在20世纪上半叶的民族国家国际环境中，指出了从东北、北方、西北再到西部的中国内陆边疆与从东海到南海的中国沿海边疆一起对中国有着深刻的地理及历史意义。如果说拉铁摩尔是从中国陆地边疆来认识中国社会的历史演进，那么费正清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一书则从中国东南海疆的近代沿海贸易和外交来认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这两位美国的中国学代表恰好是从“龚魏”的西北边疆历史空间和东南海疆历史空间两个互动的轴向上来理解中国，以西方为中心确定中国在现代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坐标。
四、结论
就清朝的边疆建设而言，西北陆地边疆政策与东南海疆政策之间是有相互联系的。[101]清代嘉道间专注边徼舆地学的代表性学者徐松、张穆和何秋涛的西北史地学视野中的西北包括新疆、青海、西藏、蒙古地方，[102]然经龚自珍、魏源的论述，西北是西塞和北塞或者西徼和北徼的复合之称，其历史空间包括了新疆、青海、西藏、蒙古、东北各地。龚自珍和魏源观察并切身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殖民国家侵略性地在中国沿海开辟通商口岸，从辽东半岛到琼州海岛的海疆就成为东南海疆的历史空间。在元明清官员士人的“西北—东南”论中，存在西北中国和东南中国互动的历史空间。西北和东南唇齿相依的关系是中华民族追求国家统一的历史根源。[103]西北中国历史空间和东南中国历史空间互动的政论在“龚魏”时代，已经从内向外转化为西北边疆历史空间和东南海疆历史空间的互动。“龚魏”的边疆史地研究具有反抗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内涵，并提出西北边疆历史空间和东南海疆历史空间互动的边疆建设方略。
“道咸以降之学新”以龚自珍、魏源之俦为代表，“亦时势使之然也”。[104]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从东西相抗到南北对峙空间结构的转移，从龚自珍到魏源的整体边疆观中，我们可以发现新的时势条件下国家空间结构中的西北—东南边疆轴向。此处的轴向意指枢轴方向，西北指内陆边疆方向，东南指海洋边疆方向。在世界空间瓦解与重构的背景中，近代中国国家空间的变化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最为深刻的巨变之一，不仅仅是空间形状的变化，更是以西北—东南边疆轴向为核心的空间结构的变化，西北陆地边疆的地位相对下降，而东南海疆的地位急遽上升。西北陆地边疆轴向和东南海疆轴向的互动对于国家建设具有深远影响，尤其事关近代中国的前途和中华民族整体的历史命运。拉铁摩尔和费正清在20世纪对中国陆海边疆的历史发现印证了19世纪“龚魏”阐明西北—东南边疆轴向之于中国国家建设的战略意义。“龚魏”对中国西北—东南边疆轴向历史空间互动结构的阐述，是近世中国边疆建设的需要，并不断作用于此后的国家建设历史进程之中。
附识：本文承业师刘昶教授的审阅，蒙两名匿名评审专家提出宝贵修改建议，并经裴丹青、周祯伟、刘隆进等诸位同门的讨论，一并谨致谢忱。
〔作者王鹏辉，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241〕
注释：
[1]参见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135-137页。
[2]刘逢禄：《题浙江、湖南遗卷》，《刘礼部集》卷11，《续修四库全书》第150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05页下栏。
[3]参见魏源：《致龚定庵信》，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魏源全集》第12册，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750页。
[4]魏季子：《羽琌山民逸事》，《丛书集成续编》第36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1083页下栏。
[5]参见魏源：《定庵文录叙》，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魏源全集》第12册，第246页。
[6]齐思和：《魏源与晚清学风》，《燕京学报》1950年第39期。
[7]参见张之洞：《姓名略》，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武汉：武汉出版社，2008年，第298—303页。
[8]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3—65页。
[9]侯德仁以西北边疆史地学的概念，把龚自珍和魏源定位在道咸年间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的繁荣兴盛时期，没有区分传统边徼舆地学和近代边疆史地学（参见侯德仁：《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北京：群言出版社，2006年）；郭丽萍认为清代中叶的西北史地研究是前人关于经世之思考与成熟考据学双重作用的产物，龚自珍的研究与边疆危机无关，魏源的研究才有了抵御外侮之鹄的（参见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贾建飞梳理了有清一代从祁韵士、徐松、洪亮吉、龚自珍、沈垚、魏源、张穆、何秋涛、李光廷、李文田、洪钧、丁谦、沈曾植、陶保廉、许景澄等的西北史地学谱系，把龚自珍和魏源划分在传统西北史地和传统西北史地向域外史地学和蒙元史转变两个不同的阶段（参见贾建飞：《清代西北史地学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研究龚自珍史地学的如章永俊：《龚自珍的西北史地研究》，《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相关文献参见中华文史网：《龚自珍研究论文索引》，http://www.historychina.net/zlzx/2012-06-29/33225.shtml，2012年6月29日）；研究魏源史地学的有伍成泉：《魏源的边疆史地研究述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2期（相关文献参见夏剑钦、熊焰：《魏源研究著作述要》，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
[10]参见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64—167页；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73—175页。
[11]参见茅海建：《龚自珍和他的时代》，《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12]参见庄存与：《春秋正辞》卷7《诛乱辞第八》，《皇清经解》卷384，咸丰庚申（1860年）补刊本；孙春在：《清末的公羊学思想》，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7—28页；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2部，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569—573页。
[13]参见刘逢禄：《公羊何氏释例》卷7《秦吴楚进黜表第十九》，《皇清经解》卷1280，咸丰庚申（1860年）补刊本。
[14]龚自珍：《五经大义终始问答七》，王佩诤编：《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8页。
[15]参见魏源：《定庵文录叙》，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魏源全集》第12册，第245页。
[16]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十九》，王佩诤编：《龚自珍全集》，第10—11页。
[17]陈子龙：《凡例》，徐光启著，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校勘：《农政全书》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页。
[18]参见《元史》卷181《虞集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177页。
[19]《明史》卷223《徐贞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881页。
[20]徐贞明：《西北水利议（即潞水客谈）》，徐光启著，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校勘：《农政全书》卷12《水利》，第228页。
[21]徐光启著，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校勘：《农政全书》卷8《农事·开垦上》，第146页。
[22]参见《明史》卷242《董应举传》，第6290页。
[23]参见《明史》卷244《左光斗传》，第6329页。
[24]朱鹤龄：《〈禹贡长笺〉序》，《愚庵小集》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85、289页。
[25]朱鹤龄：《禹贡长笺·凡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页下栏。
[26]朱鹤龄：《禹贡长笺》卷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册，第39页下栏。
[27]参见王培华：《元明清华北西北水利三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44页。王培华指出元明清江南籍官员学者所说的西北水利涵盖的西北历史空间指黄河流域以北的广大地区，包括今河北、山西、山东、陕西、甘肃、内蒙古、宁夏、青海和新疆等地区，见氏书第13页。
[28]参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6，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179页。
[29]参见《明史》卷223《徐贞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883页。
[30]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録校注》卷22《九州》，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02页。
[31]参见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6页。
[32]参见《清史稿》卷121《食货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548页。
[33]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王佩诤编：《龚自珍全集》，第105、106、107页。
[34]参见龚自珍：《己亥杂诗·文章合有老波澜》，王佩诤编：《龚自珍全集》，第516页。
[35]参见龚自珍：《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王佩诤编：《龚自珍全集》，第309—312页。
[36]龚自珍：《癸未·漫感》，王佩诤编：《龚自珍全集》，第467页。
[37]龚自珍：《丙戌·秋心三首》，王佩诤编：《龚自珍全集》，第479页。
[38]参见龚自珍：《上国史馆总裁提调总纂书》，王佩诤编：《龚自珍全集》，第313页。
[39]参见龚自珍：《上国史馆总裁提调总纂书》，王佩诤编：《龚自珍全集》，第313页。
[40]龚自珍：《已亥杂诗·手校斜方百叶图》，王佩诤编：《龚自珍全集》，第514页。
[41]参见龚自珍：《拟进上<蒙古图志>表文》，王佩诤编：《龚自珍全集》，第305—308页。
[42]龚自珍：《北路安插议》，王佩诤编：《龚自珍全集》，第112页。
[43]参见龚自珍：《对策》，王佩诤编：《龚自珍全集》，第114、115、114—117页。
[44]参见龚自珍：《御试安边绥远疏》，王佩诤编：《龚自珍全集》，第112—114页。
[45]参见龚自珍：《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王佩诤编：《龚自珍全集》，第170页。
[46]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明朝总督南直、浙、福军务胡宗宪的幕僚郑若曾所撰《筹海图编》刊刻，为迄今所见中国古代最早、内容也最详备的东南海疆海防图籍，成为后世海防著作的祖本，参见郑若曾撰，李致忠点校：《筹海图编》卷1，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9页。
[47]齐思和：《魏源与晚清学风》，《燕京学报》1950年第39期。
[48]王家俭：《魏源年谱》，“中央”研究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第178页。
[49]魏源：《圣武记叙》，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魏源全集》第7册，第1866页。
[50]参见魏源：《答人问西北边域书》，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魏源全集》第12册，第471—472页。
[51]参见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第142页。
[52]参见郭双林：《论清嘉道年间的西北舆地学》，《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1826年，张格尔入境新疆南疆发动叛乱，失败后逃回浩罕。清廷朝野展开南疆的政策讨论，伊犁将军长龄和参赞大臣武隆阿提出放弃西四城（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和阗），专守东四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的政策建议，此即当时的“捐西守东之议”。
[53]参见魏源：《古微堂诗集·寰海》，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魏源全集》第12册，第680页。《明史·兵志》：“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九边”此处喻指清王朝从东北、北方到西北的所有陆地边疆。参见《明史》卷91《兵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35页。
[54]魏源：《圣武记叙》，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魏源全集》第3册，第1页。
[55]李柏荣纂：《魏源师友记》，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32页。
[56]参见魏源：《圣武记》，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魏源全集》第3册，第1页。
[57]魏源：《圣武记》，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魏源全集》第3册，第155页。
[58]参见魏源：《圣武记》，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魏源全集》第3册，第337页。
[59]参见魏源：《圣武记》，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魏源全集》第3册，第348页。
[60]参见魏源：《圣武记》，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魏源全集》第3册，第355页。
[61]魏源：《海国图志原叙》，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魏源全集》第4册，叙第1页。
[62]魏源：《海国图志》，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魏源全集》第4册，第1页。
[63]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2部，2004年，第646页。
[64]参见魏源：《海国图志》，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魏源全集》第4册，第55—67页。
[65]参见魏源：《圣武记》，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魏源全集》第3册，第166页。
[66]参见魏源：《海国图志》，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魏源全集》第5册，第954—968页。
[67]参见魏源：《海国图志》，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魏源全集》第6册，第1509—1544页。
[68]魏源：《海国图志》，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魏源全集》第7册，第1819—1871页。
[69]魏源：《海国图志》，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魏源全集》第7册，第1876页。
[70]参见戚其章：《魏源的海防论和朴素海权思想》，《求索》1996年第2期。
[71]王家俭：《魏默深的海权思想——近代和中国倡导海权的先驱》，王家俭：《清史研究论薮》，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第240—241、243—247页。
[72]魏源：《海国图志后叙》，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魏源全集》第4册，叙第7—8页。
[73]参见郭双林：《论鸦片战争时期的世界舆地研究》，《中州学刊》1992年第1期。
[74]魏源：《海国图志》，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魏源全集》第7册，第1788页。
[75]参见盛邦和：《海运、海商 海军 海权——魏源世界意识中的“海国”理念》，《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 6 期。
[76]参见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第137页。
[77]参见魏源：《海国图志》，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魏源全集》第4册，第65页。
[78]参见魏源：《拟进呈<元史新编>表》，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魏源全集》第8册，表第3页。
[79]魏光焘：《元史新编叙》，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魏源全集》第8册，叙第1页。
[80]参见魏源：《元史新编·凡例》，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魏源全集》第8册，凡例第7—10页。
[81]参见魏源：《元史新编》，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魏源全集》第8册，第512页。
[82]魏源：《元史新编》，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魏源全集》第8册，第513页。
[83]参见魏源：《元史新编》，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魏源全集》第9册，第947页。
[84]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24，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156页。
[85]参见沈传经、刘泱泱编：《左宗棠年表》，刘泱泱等校点：《左宗棠全集·附册》第15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982—983页。
[86]左宗棠在这一年写了《癸巳燕台杂感八首》，其中第三首感怀西域，第四首感怀南海，西域南海并置，透露了西域建省与中原生计的规划，预见了东南海疆的夷祸危机，参见刘凤鸣等整理：《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第13册，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456页。另参见罗正钧著、朱悦等点校：《左宗棠年谱》，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11页。
[87]参见左宗棠：《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刘泱泱等编：《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长沙：岳麓出版社，1997年，第188页。
[88]参见文庆、贾桢、宝鋆等纂辑：《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续修四库全书》第4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662页下栏。
[89]参见左宗棠：《〈海国图志〉序》，刘凤鸣等整理：《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第13册，第257、255页。
[90]左宗棠：《答陶少云》，岑生平校点：《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12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596页。
[91]参见龚自珍：《御试安边绥远疏》，王佩诤编：《龚自珍全集》，第113页；魏源：《圣武记》，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魏源全集》第3册，第9—10、12—13、91、156、489页；稍后何秋涛《北徼汇编》中的“北徼”就拆开了“西北”历史空间的复合结构，“北徼”则涵盖了东北、北部内外蒙古地区、西北青海和新疆地区，而不包括“西徼”的西藏地区，并如“龚魏”一样，称呼东北地区为“东三省”。
[92]李鸿章：《〈黑龙江述略〉序》，徐宗亮纂修：《龙江述略》，台北：成文出版社据光绪十七年刊本影印1969年版，第5页。
[93]康有为：《殿试策》，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6页。
[94]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73页。
[95]参见林志钧：《〈饮冰室合集〉序》，《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序言第1页。
[9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63、64-65页。
[97]梁启超：《中国改革财政私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八，第23页。
[98]参见矢野仁一：《论中国边疆》，邹念之译，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第1卷，第155、159页。
[99]参见矢野仁一：《论中国边疆》，邹念之译，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第1卷，第160页。
[100]拉铁摩尔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页。
[101]参见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第420页。
[102]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7页；金毓黻也指出，清代自嘉、道以后，学人多究心西北地理，初仅以新疆伊犁为范围，继则扩及蒙古全部，后移其重心于元史，参见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72页。
[103] 参见周育民：《“历史空间”与中国“东南”漫议》，郭太风、廖大伟主编：《东南社会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1—60页。
[104]参见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8卷《观堂集林》，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618-619页。
原载于《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