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的经世致用思想对湖湘文化有什么影响，是我们长期以来没有完全想清楚的一件事，今天我们就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经世致用思想本来是儒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儒学是入世的学问，本身是经世致用的，为什么到了明末，到了晚清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事情，成为一个非常重要问题？其实它是对现实的思考和回应。魏源的经世致用思想的重要性就是他对那个时代做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回应。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他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具有解放思想、振聋发聩、石破天惊的作用，这是它的意义所在。
一、魏源“经世致用”思想产生的背景
这个背景是什么呢？简单一点就是龚自珍说的那句话“万马齐喑”。万马齐喑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的灾难。怎么形成万马齐喑的？有四条。
第一，明清专制主义高度发展，文化政策造成万马齐喑局面。明朝和清朝是中国君主制度发展、专制主义最高程度的阶段。中国君主制度发展的水平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君权大于地方的权力，有的时候地方权力大于君权。比如说唐朝前期，虽然君权比较集中，但君主还能“兼听则明”，一定程度的“发扬民主”。安史之乱后豪强四起，君权衰落。宋朝赵匡胤虽然通过“杯酒释兵权”，集中了君权，但是向文官妥协，接受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元朝时间比较短，中间有个民族矛盾问题，内部纷争不已，所以元朝的专制也没那么厉害。厉害的是谁呢？明朝两百六七十年，君权高度集中，废除宰相，重用特务太监，大兴文字狱，思想文化出了问题。到了清朝，“清承明制”，专制加强。一方面接受汉文化，另一方面搞民族压迫，搞文字狱，朝野的思想都被禁锢了。
第二，闭关锁国政策和“守成”思想带来空前的封闭与僵化。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嘉庆、道光皇帝的守成思想。清朝政府在乾隆中期之后就失去了进取心。什么叫守成呢？乾隆在位四十八年，嘉庆作为太子随父亲巡幸，每看到一个名胜古迹，乾隆就要写诗，他写了诗以后叫太子写。太子的诗说，“守成继圣王，功德赡巍峨。尝祭思开创，时巡念守成。”什么意思呢？太子认为乾隆文治武功都做到极致了，自己能“守成”就不错了。嘉庆十六年，他写了一本书叫《守成论》，书中强调敬天法祖、遵循旧制的重要性。他认为祖宗的成法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后世子孙应该坚守。他说中国历史，本来有些朝代搞得很好，如汉朝、唐朝，但是后来这些好朝代为什么又垮了呢？他在文章里头写到，“中叶之主不思开创艰难，自作聪明，妄更成法，人君存心进行改革”，就是因为你们有人老想改革，如果不改革就不会垮。嘉庆二十多年，道光三十多年，他们父子两个人当了五十年皇帝，耽误了中国半个多世纪。这种守成造成了什么呢？拒绝改变，拒绝创新，墨守陈规，重用庸才，满朝文武没有思想和主见，没有能干的人。国家制度僵化、封闭。从台湾收回来以后实行海禁，两百年不让出也不让进，这样我们对外界就隔绝了，封闭了往来，封闭了眼界，也封闭了人心。晚清为什么出现万马齐喑的局面呢？就是僵化、封闭。
第三，嘉道时期，民变四起、官吏腐败，国家治理危机四伏，外部威胁日益迫近。到了嘉道之际，万马齐喑的时候，内忧外患，朝廷束手无策。官吏不行了，军队不行了，先后发生天理教起义、白莲教起义，还有四川、湖北边疆的苗民起义。每次派军队去都打败仗。为什么会打败仗呢？军队腐败，吃空饷，不练兵，怕死。花了2亿两白银，搞了将近二十年，最后靠当地的民团把苗民起义镇压下去。清王朝已经到了烽火连天的前夜，快要崩溃了，而朝廷本身又守成，又封闭无能。中华民族在魏源这个时代，已经进入了非常危险的境地。
第四，明清朝“理学”、“心学”被扭曲。“理学”、“心学”有一个共同的缺点，空谈之风盛行，就是离开现实谈天理、谈心性。到了乾嘉时期，学术界大部分人在搞古文经学，中国的学术已经走入死胡同。张载说，“变仕风易，变士风难。”仕风就是官风，士风就是知识分子之风，就是说想改变官场之风很容易，但是要改变知识分子之风就那么不容易了。为什么呢？历史向前走的时候，它有三个传统，一个叫做政统，一个叫做道统，一个叫做学统。夏商周秦汉，宋元明清这是政统，也叫法统；孔孟之道到理学是中国的道统；知识分子的学术和教育叫学统。晚清政统、道统、学统都出了问题，这时出现了一批人，带头的是湖南的陶澍、唐鉴、魏源、贺长龄，贺熙齡、汤鹏等人，外省的有林则徐、龚自珍等形成一个体制内推动中国向近代转型的经世致用的思潮。为了自强，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们从学统入手，革新道统，推动政统改良和进步。
在这样的情况下，魏源的生命开始了。他是1794年生人，魏源一生坎坷，官场不顺，正是因为他做官不顺，这些挫折给了他更多思考的动力和机会，他的书读得很好，在学术上有基础，成就了自己。
二、魏源经世致用思想的主要内容
齐思和先生评价魏源讲了四句话，“晚清学术界之风气，倡经世以谋富强，讲掌故以明国是，崇今文以谈变法，究舆地以筹边防。凡此数学，魏氏或倡导之，或光大之。汇众流于江河，为群望之所归，岂非一代之大儒，新学之蚕丛哉。”章开沅先生说：“对于魏源，前人评价已多，其中以齐思和先生之论析最为概括而又贴切。”齐先生概括了魏源思想的几个要点。
第一、“倡经世以谋富强”是总纲，是“道”和“路”。抓住了时代的主要矛盾，明确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此后一百多年，几代人的浴血奋战，都是为了救亡图存，为了实现中国的富强，这是价值观，是“道”；“倡经世”讲的是方法、路径。后面的三条都是具体的经世致用的措施。
第二、“讲掌故以明国是”，是魏源解放思想的一条路径，后来章太炎把这叫做“通史致用”，与“通经致用”相提并论。“史”是过去的历史经验，是过去的经世致用的故事。陶澍、贺长龄委托魏源把清朝立国以来那些关系国计民生、务实有用的好文章挑选出来，出了一本文集，叫《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两千多篇。这个书影响很大，很受欢迎，曾国藩日记中多次提到这本书，一直到戊戌变法还有人续编；魏源在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撰写了《圣武记》，总结了清王朝一系列军事斗争经验；他还写了《元史新编》等史学著作，它不仅治今文经学以“通经致用”，而且苦心孤诣治史，“通史致用”。
第三、“崇今文以谈变法”。魏源是当时刚刚兴起的“今文经学”的大家，他跟随“常州学派”研学今文经学，创作了“古微系列”大量著作。。他紧紧抓住“今文经学”的思想精髓：“变古愈尽，便民愈甚”，以“微言大义”积极要求清政府进行改革，强调：“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他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着重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在鸦片战争前后提出了一些改革水利、漕运、盐政的方案和措施，要求革除弊端以有利于“国计民生”，如提出发展商业，农商并重，减轻赋税，改革币制等等极富建设性的经济改革措施。这些主张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对于后来的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体现了他既要从实际出发，又要坚定改革的立场。
第四、“究舆地以筹边防”。“舆地”就是堪舆与地理。当时列强进逼，边疆危机，国人昧于时事，昧于世界，魏源在《海国图志》的《序言》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这个思想一方面主张睁开眼睛“悉夷”，睁开眼睛看世界，“师夷”，虚心师夷学习夷之长技，落脚点是“制夷”，突破了闭关自守，“天朝上国”，“夷夏之防”的思想禁锢，让国人振聋发聩，他提出的反对列强侵略，克敌制胜的大思路，成为近代国人的共识和政府的国策。
三、魏源“经世致用”思想的特点
讲经世致用的人很多，魏源为什么会成为这么一个突出的了不起的思想家呢？魏源的经世致用思想有五个特点。
第一，提倡今文经学，从学统入手，解放思想，以学统影响道统和政统。学统在学术思想上是有很大作用的，它能在知识分子中引起波澜、引起关注、引起思考。学术是和政治和社会连在一起的。从什么地方入手？从今文经学入手，它本身既是学术，也是对现实的关切，也是对现实应对的智慧。因为今文经学，特别是《公羊春秋》学说，很重要的特点叫做微言大义，追求和阐发经典的意义。今文经学、《公羊春秋》学说给学术带来了一个思考的空间、议论的空间。见微知著，使学术开始走出那种僵化沉闷的局面。今文经学在儒家大框架前提之下，它取得了与时俱进解释和解决新时代课题的话语权。
第二，向“常州学派”学习，有学术创新。魏源跟陶澍比，跟所有这些朋友比，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他的思想有学术性。他著作等身。学术上他积极向常州学派学习。创立了自己学术上的一个新的学问，叫“古微学”，最著名的著作叫《诗古微》。魏源在他的《诗古微》里面，讲了他自己的观点，虽然我讲的是“诗”，但是我动了蛋糕，我既然可以动这块蛋糕，我就可以动那块蛋糕。有人反对他，后来的严复就很反对他，但他毕竟是把旧的学问撬开了一条缝。他把古微这种学问作为入世经世的桥梁，作为议政改革的理论依据，建立了在知识分子群体里的话语权。运用今文经学阐发改革大义的做法，一直延续到康有为搞戊戌维新。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是讲今文经学的，所以人们都叫他“托古改制”。
第三，深受江浙文化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拓宽丰富了他的思想。魏源二十岁左右就离开了湖南，六十多岁去世，他有37年时间在江浙，最后死在那边。他的思想受江浙一带的思想影响很大，在明末清初的时候，顾炎武、黄宗羲在那个地方就创立了经世致用的思想氛围，魏源时期已经到了清朝晚期了，但是这些思想影响还在。魏源编的《皇朝经世文编》里，很多地方都把黄宗羲、顾炎武的文章选进去了，证明他是深受他们影响的，这是一个思想的底色。另外魏源在江浙看到的经济、政治、社会的状况跟湖南不一样，那边更开放。而且道光年间英法两次鸦片战争就发生在这个地方。他做裕谦的幕僚时，清军在宁波与英国人打仗，审问那些英国人的俘虏，魏源在旁边听，在旁边记，他对“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夷”有了直观了解。他对沿海民营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也是有感觉的。还有就是浙东史学的影响。浙东史学这个流派主张“史学所以经世”，古为今用。魏源写的《皇朝经世文编》、《圣武纪》、《元史新编》、《海国图志》都不是单纯的讲史学，而是讲经世致用，这个受浙东史学的影响。
第四，江浙文化与湖湘文化的双重熏陶，开阔了他的眼界，具备了当时极为罕见的宽阔的政治胸怀和远大的历史眼光。所以他既有湖湘文化里边的理学基础，也有湖湘文化特别是从王船山延续下来的实学思想、经世思想。魏源的父亲魏邦鲁师从溆浦学者严如煜，严如煜是岳麓书院的杰出学者。严如煜的经世主张和实践在湖南是颇有影响的，在岳麓书院也是颇有影响的。19岁那年，魏源去岳麓书院读书，当时岳麓书院的山长叫袁名曜，袁名曜与罗典齐名，是著名山长。袁名曜山长对魏源很喜欢，给了他很多个别的辅导。他到了江浙后，自然而然地跟湘籍名人陶澍、贺长龄、汤鹏、唐鉴、欧阳厚均、李星沅、黄冕等交往，跟这些人耳濡目染，强化了他的湖湘味道。他得到的文化实际上是湖湘文化和江浙文化，一个具有杂交优势的思想，他的思想高于江浙的文化，也高于我们湖南原有的文化。“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开放的思想如果只是守在湖南或者江浙，都难以产生。
第五，魏源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他做过几个大官的幕僚，参与过盐税制度改革，漕运到海运的改革，制定过军事方面的东西，参与过堪舆方面的调查，参与过俘虏的审问，他的实践活动非常丰富，对中国的政情、对社情况是相当熟悉的。魏源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特点，他那个生活环境的特点和他个人的经历的特点。所以他的学问出来以后很接地气。越是接地气的东西越容易传播，越容易被人接受，这是他思想的魅力，他思想的力量所在。
四、魏源“经世致用”思想对晚清湖南的影响
第一，推动了湖南经世思潮的发展。《皇朝经世文编》对官场的震动很大。曾国藩在日记里几次写到他读《皇朝经世文编》。《皇朝经世文编》对曾国藩影响很大，对整个湘军集团影响很大。曾国藩的洋务运动是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指导思想开展的，整个湘军集团是接受“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指导思想的，曾国藩不仅接受，而且发展了这个思想，向朝廷提出“师夷智”，这是一个不小的突破。左宗棠跟魏源的关系非常好，其他的人都学习魏源的思想，都读《皇朝经世文编》。这本书的创新在哪儿，他用事实说话，用清朝自己的事儿说话，他通过讲故事来讲经世致用。《皇朝经世文编》对官场的触动和影响一直延续到戊戌变法。后边的人一集一集跟着出《皇朝经世文编》续集，因为皇家不反对，又得到了广大官员的接受。改官风易，改学风难，晚清官风受《皇朝经世文编》的影响比较大。
第二，促进了湖湘“经世理学”的发展。《海国图志》给湖南人送来了一个世界眼光，给湘军集团，给湖南士林带来了一片新的天地。我们湖南人虽然也是务实的，但务实怎么和开放结合起来呢？《海国图志》解决了这个问题，“师夷长技以制夷”，讲务实与开放的关系。“师夷”这两个字是很难说出来的，“夷夏”之辩从春秋就开始了，春秋五霸就有一个词叫“尊王攘夷”。以后历代都讲“夷夏”之辩，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能以“夷”变“夏”，必须以“夏”变“夷”，王船山都是这个思想，现在怎么可以“师夷”呢？湖南人近代历史上之所以辉煌，是因为我们没有固守着我们湖南盆地，我们的眼光面向了世界，洋务运动就是面向世界。曾国藩那么一个乡土气很重的老先生，请了几百人做幕僚，包括徐寿、华蘅芳等当时的科学家，各方面人才，研究怎么做军舰、做大炮。中国的大工业是从湖南开始的，中国的军事工业是从湖南人开始的，中国的大国企是从湖南开始的，中国的大官商也是从湖南人开始的。湖南人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大门，湖南人开启了对外开放的大门，这两扇大门的打开和魏源带来的《海国图志》有直接关系，和魏源带来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有紧密关系。
这么保守的湖南人，以理学为宗的湖南人，怎么会接受“师夷长技”的思想呢？因为湘军将士在平定太平军的第一线，当时有个“借洋助剿”策略，近距离观察，发现洋人的武器太厉害了，没有先进武器，我们的“名教”就没了，天下就没了。曾国藩给朝廷上书不仅仅是要“师夷技”，还要“师夷智”。“师夷智”为什么是个突破呢？不仅要学技术，而且是要学习知识和制度。所以我们后来才有郭嵩焘，才有曾纪泽，才有谭嗣同，我们后来才有黄兴、蔡锷、宋教仁，才有了毛主席接受马克思主义呀。所以这个“夷夏”之辩和《海国图志》关系太大了，和魏源带来的新世界、带来的新眼界、带来的新的豁达的胸怀，和我们对外开放的事业关系非常大。《海国图志》这个著作，打开了湖湘文化的新境界，把湖南人带入了新的世界和新的时代。理学之乡的这些士子们，不仅有王船山经世致用的深厚哲学基础，而且接受了处在开放前沿和时代前列的江浙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把忠君爱国、经世济民与经世致用、与时俱进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湖湘特色的经世理学。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湖湘文化，湖湘理学，并不是到王船山就没了，王船山以后，我们的理学变成了经世理学，这个经世理学的转折点就在魏源。
第三，为“师夷长技”为洋务运动提供了战略思想，也为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提供了深层追求的逻辑。近代中国发展起初就是从坚船利炮，从器物上学习西方，戊戌变法从体制上学习西方、学习日本，辛亥革命从制度上学习西方。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巴黎和会，五四运动之后，我们学习俄国，后来我们走自己的路。走西方人的路、俄国人的路和自己的路。向西方学习这一段路没白走，向西方学习这个过程很重要，我们到今天我们仍然要对外开放，参与全球分工与竞争，学习赶超先进。向西方、向那些发达国家学习他们很多好的、美的东西。从“师夷技”到“师夷智”，是湘人为中国近代化做出的巨大贡献，曾国藩和他的湘军集团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实践者、先行者，这个思想是深受魏源的影响。
第四，为变法维新提供了思想武器。这点我们过去讲的不多，晚清今文经学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庄存与；第二个阶段刘逢禄；第三个阶段龚魏；第四个阶段康有为。康有为是一个符合逻辑的发展。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他们三个人以今文经学为推进改革的思想武器，以微言大义启蒙民众，影响深远。我们回过头来重读《仁学》。《仁学》里面包括了张载的思想，王船山的思想，魏源的思想。所以近代启蒙的思想起源于魏源。从王船山到魏源，到谭嗣同，到毛泽东，湖南人走过了一个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革故鼎新的这么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中的一个重要的链条，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是魏源的经世致用的思想，经世理学就是对外开放的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