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报刊上有关自由主义的讨论连篇累牍，刮起了一股自由主义的春风。其中谢泳先生不久前在《书屋》杂志（1999年第4期）发表的《我们有没有自由主义的传统？》是我读到的有关文章中较有说服力、有分量的一篇，他以鲜活的事实而不是用抽象的理论证实：中国有过自由主义的传统，自由主义是个好东西（合乎常识、人情；让自己生活，也让别人生活；主张宽容、独立、民主、市场经济等）。并用鲜为人知的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人文组）选举的情况说明什么才是自由主义的传统。同时我也读到另一位我所尊敬的知识分子林贤治先生的一些文章（如《娜拉：出走或归来》、《五四之死》等），他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只是"焦大式人物"，对自由主义与它的传统是持否定态度的。对此我有些不同的看法，在此谈谈我对自由主义的一点认识。
一、
说自由主义当然要从被看作中国自由主义之父的胡适说起，林贤治先生说胡适和新月批评家1929年发起的"人权"运动，指望一个靠暴力掌握政权的反动、野蛮的政府，一个不是在共和原则基础上选举产生的、根本不合法的政府，一个赤裸裸的一党专政、以党代政、党在国上的独裁政府来改善人权是"滑天下之大稽"，因而称他们是"焦大的骂"，"奢谈自由主义"。尽管林先生也承认胡适明确表示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在《新月》杂志上率先发表文章批评政府，呼吁人权。也认为在一个充满侵害、禁闭和杀戮的国度提出人权问题是有意义的。但又说他们不是对现行统治进行挑战，却在那里讨论如何保障人权、达到法治目的。"倘非欺世，便属空谈。"（百花文艺版《林贤治自选集：娜拉：出走或归来》21页）
1927年"四-一二"后，面对在血泊中浮起的国民党政权，正是胡适和《新月》一群知识分子最先起来说话。我们不能离开当时具体的环境来作结论，那是一个腥风血雨、白色恐怖的年代，我们还没有看到多少人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当然有鲁迅在租界里的尖锐批评，也有共产党的暴力反抗。但在国民政府的强权统治下，我们怎么可能指望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做鲁迅呢？而在当时，胡适、罗隆基这些自由主义者所发动的人权运动影响显然比鲁迅式的孤军作战要大得多，也刺痛了蒋介石、国民党最脆弱的神经，所以《新月》、《人权论集》遭到查禁，酿成了轰动一时的"新月人权案"。这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个颠峰，1929年这一页历史是怎么也抹杀不了的。
今天，当我们重读那些文章还是情不自禁的感到激动。罗隆基的《论人权》即使在整整七十年后，还让我们吃惊。他提出的"三十五条人权"在我们中国至今恐怕仍无人能超过。那时候还没有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与《国际人权公约》，他就已鲜明提出了具体的人权目标。
而胡适毫不含糊地表示对任何绝对权力、绝对思想的怀疑，他要向至高无上的孙中山、向他的三民主义挑战。他在《人权论集》序言中说："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明确要求国民党反省"国民党中的反动思想"。并斩钉截铁地说"骨头烧成灰"也"不忍袖手旁观"，要尽自己微弱的力量，以"减少一点良心上的谴责。"（《胡适文集》第五卷523页）
《人权论集》共10篇文章，其中胡适就有6篇，3篇是讨论人权与宪法的，他直言不讳地批评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呼吁宪政（我们今天可能感觉这没有什么，请回到1929年看看，那时《建国大纲》无疑是"圣经"，当然是不容怀疑、不许批评的）。
《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宣告当时执政党的中央宣传部长"在思想上是一个反动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动的思想。"（同上578页）"在思想言论自由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在这对文化问题的态度上，我们也不能不说国民党是反动的。"（同上580页）"一个当国专政的政党的思想若含有不合时代的反动倾向，他的影响可以阻碍一国文化的进步。所以我们对于国民党的经典以及党中领袖人物的反动思想，不能不用很诚实的态度下恳切的指摘。"（同上586页）
《知难，行亦不易》就是批评孙中山的经典"行易知难"说的（同上589-600页）这些言论毫无修饰，并不是隐晦曲折、含沙射影，而是指名道姓、直接把矛头指向当权者，指向执政党立国的基本原则。试问鲁迅当年言论之激烈也不过如此吧？！难道要求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全都拿起枪杆子上山吗？难道林先生要他们也去主张暴力、以暴易暴吗？试问几千年来多少次的以暴易暴又给我们中华民族带来了什么？
我生也晚，最初知道梁实秋其人是在教科书上那篇著名的杂文和注解里，鲁迅骂他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80年代末才读到他绝俗的雅舍小品，知道他不仅是一个很好的文学批评家，还翻译过《莎士比亚全集》。即使作为他和鲁迅论战焦点的文学的人性观也已"平反"。但我们似乎没有注意到《人权论集》里也有这个梁实秋的《论思想统一》，他说："别种自由可以被恶势力所剥夺净尽，惟有思想自由是永远光芒万丈的。一个暴君可以用武力和金钱使得有思想的人不能发表他的思想，封书铺，封报馆，检查信件，甚而至于加以'反动'的罪名，枪毙，杀头，夷九族！但是他的思想本身是无法可以扑灭，并且愈遭阻碍将来流传的愈快愈远。"（同上557-558）他为思想自由和发表思想的自由大声疾呼：
"我们反对思想统一！
我们要求思想自由！
我们主张自由教育！"（同上562页）
与他们同时代的鲁迅说他们是"贾府的焦大"，"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了。" 因此新月派的遭到打击只是焦大被塞了一嘴马粪而已。鲁迅先生以他惯有的冷嘲热讽的笔调，果然是深刻无比，充满了对当权者、对一切现存制度无情的批判。但不能认为鲁迅先生的话就是绝对的真理，就没有偏颇之处、没有错误了。70年后，林贤治先生完全认同鲁迅的看法，否定胡适他们的努力与贡献。这是我所不能认同的，尽管我十分赞同林先生有关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和权力靠得太近的观点。
二、
30年代初期，大量著名知识分子都纷纷支持集权、提倡新式独裁，地质学家丁文江、翁文灏，历史学家蒋廷黼，政治学家钱端升，哲学家陈之迈，社会学家吴景超等（其中不少人很快进入政府，当了部长、次长，甚至后来有成为行政院长的），他们都曾在欧美留过学，获得过各种学位，在专业上各有自己的成就，也曾是民主、自由的热烈追求者。然而，曾几何时，这些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都成了独裁的拥护者。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胡适坚持的依然是自由主义的立场。从《胡适文集》里我们可以看到，1933年至1935年他曾和过去的同道展开激烈论战，写了大量政论：《建国与专制》、《再论建国与专制》、《武力统一论》、《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里求得一个共同政治信仰》等。这些文章虽然在论述上有某些不足之处（如民主是幼稚院政治，就曾遭到张奚若等的深刻批驳），但却坚决地捍卫了民主的基本原则，主张走民主的路，反对种种专制，无论是领袖独裁、一党专政还是一阶级专政。这一点是毫无妥协余地的。当时的胡适无疑是孤独的。
贤治先生则说独裁派与民主派之争只是"贾府内部的事"，是在保证现行体制的前提下进行的，因而对胡适仍是一笔否定。李泽厚说胡适从30年代起迅速倒向蒋政权，说他"在青年中于是迅速失去地位和影响，日益成为官方或半官方的学者了。"（《中国现代思想史论》99页），更不只从何说起？
三、
在风云激荡的20世纪几乎没有人可以回避对历次学生运动的态度，胡适当然也不能例外，何况他还担任过北大校长。对于不少学生运动他都写过文章，表达自己的看法。1920年"五四"一周年，他即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一文，指出"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胡适文集》11卷48页）他的这一看法是一贯的，说这是"一条历史的公式"。以后他还多次说"凡一国的政治没有上轨道，没有和平转换政权的制度，又没有合法的代表民意的机关，那么，鼓动政治改革的责任总落在青年智识分子的肩膀上。"（同上，224页）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在对待学生运动的立场上他并不是站在当权者一边的，这就是胡适。
他在国民党政权中只愿意出任驻美大使（是在八年抗战期间，所以他自称是"过河卒子"）、北大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1933年他拒绝出任教育部长；1947年拒绝出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甚至还拒绝当行政院长。他不愿毁掉自己三十年来养成的独立地位，不做"政府的尾巴"，最多只愿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挚友。"
终其一生他不愿组党、组阁，只愿办报办刊，从20年代的《努力周刊》、《新月》，30年代的《独立评论》一直到50年代的《自由中国》，基本上走的是论政的路，本质上还是书生论政。他不是沉默地呆在书斋里，而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的一生始终遵循了"用负责任的态度，说平实的话"的言论原则。虽然现在有史料说1948年3月底、4月初"国民大会"前夕，蒋介石愿推荐胡适竞选总统，自己做行政院长，听说胡适也"怦然心动，有欲迎还拒之态"（见《读书》1999年第3期56页）。但综观他的一生，他是保持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独立性的，是个有人格尊严的知识分子。这一点不应该否定，特别是在一个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知识分子们普遍陶醉于权力、金钱的时代里。台湾的李敖说他是"播种者"，对他在20世纪中国播下自由、民主的种子这一功绩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从我上面所指出的几点来看（当然还有谢泳先生所举中央研究院选院士等事实），把胡适他们称为"贾府的焦大"，否定他们对权力的批评，否定他们身上那种独立的批判精神，尤其是否定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及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我以为是不公平的。
四、
关于自由主义，在理论上最系统的阐述应该是胡适1918年9月4日在当时的北平电台的演讲词《自由主义》。他心目中的自由主义首先是能容忍反对党、尊重少数人的自由权利，是能以法定的和平方式转移政权，反对暴力革命和暴力革命必然伴随着的专制政治。他是在国民党政权大厦将倾、"北平"就要改回"北京"的前夕做这番讲演的，他既不赞成以暴力推翻一个政权，也反对一个不能容忍反对党、不能保障人民基本权利、以武力维持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权。这与当权的国民党是有一定距离的，无疑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
贯穿着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是他对言论自由的执著。他经常说思想信仰的自由、言论出版的自由是社会政治改革、学术文化进步的基本条件。他一生追求的是真正的言论自由，他说言论自由不是天赋的人权，而是需要我们自己去争取的。无论过去、现在都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愿意把言论自由给人民，必须经过多少人前赴后继的努力才能争取来的。自由民主的国家最要紧的就是言论自由。争取言论自由必须用真姓名，负责任。他信奉伏尔泰的名言"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赞成。但是我要拼命力争你有说这话的权利。"因此他一生都强调宽容、容忍，晚年还写了《自由与容忍》。他认定民主制度是我们必须选择的方向，民主政治首先就是政治统治必须得到人民的同意。这是几百年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最富有包容性的制度，可以推行到社会的一切阶层，最可以代表全民利益。民主政治最要紧的基础就是人民可以合法地批评政府、反对政府；可以通过自己选举产生的国会制裁政府；可以通过和平的多数投票而不是暴力可以转移政权。
他倡导学术独立、教育独立，反对现任官员出任学校校长，反对官吏干涉教育，主张"政治的势力（党的势力）不得侵入教育"，由教育家独立办学。
1941年胡适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发表《民主与反民主的观念体系的冲突》的演说，把Max Eastman所列举的极权主义特征概括为21点，如：由一个象军队那样严格约束的政党来执掌国家的政权；严厉取缔一切不赞成政府的意见；以武断代替辩论，由政党控制新闻；使人民陷于文化的孤立，使之对外界真实情况，无从知晓；由政党控制一切创造性的艺术；禁止工人罢工及抗议，摧毁一切劳工运动等。并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概括为民主与极权、自由与奴役的冲突，即民主生活方式与极权生活方式的冲突。他认为自1917年以来所有的极权政治制度都是采取急进、过激的革命方式（如希特勒、墨索里尼等），急进主义总是要走上政治独裁的道路，因而主张渐进改革、逐步进步的观念。他指出极权文明与民主文明的另一个区别是，前者企图强迫划一，后者主张多元、变化和个人自由发展。在两大观念体系的冲突中，他坚信："进步总是日积月累的事件，没有自由的个人发展，根本谈不到文明。"（《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四集第二册111页）我们今天重温这些思想，在哈耶克被中国学术界炒得红红火火之时，他的这一进步观比哈耶克的经典名著《自由秩序原理》还要早19年。李泽厚说"胡适在政治上或政治思想上毫无可言。他的政治见解、主张和观念都极其浅薄、无聊和渺小到可以不予理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98-99页）我不知道李泽厚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五、
我并不认为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没有缺点和问题了，诚如林贤治先生所指出的胡适对权力者始终抱有好感，1925年他公开反对用武力驱逐溥仪出宫，还参加段祺瑞召开的"善后会议"；1932年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分裂；1947年拥护国民党政府发布的"总动员戡平叛乱案"......这些都是事实，他经常是站在政权一面，他的宪政理想也只有通过一个政权才能实现，与政权之间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们身上有着种种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或他们特殊的毛病，但我相信任何人都离不开他所生存的那个时代，离不开那个特定的环境。事隔半个多世纪，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还是得回到当时当地的环境中去 ，否则很难说清楚。
今天我们回顾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重读那些同样是热血铸就的文字，不能不为自由主义者当年曾经的抗争与思考感到温暖，感到激动！我仿佛回到了那个已经远去的时代。千言万语，总不如费正清的几句话来得精粹。他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缺乏法律和财产的保障，因此在现代中国只产生了自由主义的个人，但没有产生自由主义运动。无论是"新月人权运动"，还是后来的《观察》集团，都只是学者论政，从来没有酿成象样的自由主义运动，朱学勤先生说1922年胡适、丁文江、蔡元培等16个著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酿成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稍为有点模样的自由知识分子运动"，也不过是一些知识分子集体发表政见而已，这是中国之所以不同于西方国家之处。因此在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的传统中，我们只看到胡适的背影，只听到曾是"五四"学生领袖的傅斯年弹劾孔祥熙、宋子文的慷慨激昂声音，只读到储安平的金石般的政论，只能隐约地感受到这些早已远逝的先辈们的某种人格力量。然而，对我们来说这是非常宝贵的传统，是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值得研究、探索，甚至学习的传统，因为对我们而言，自由主义毕竟是陌生已久了，属于中国自己的自由主义精神资源太缺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