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要摆脱前人思想的奴役，往往有赖于一群自由而独立的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和理性能力，他以超然的态度对社会现实及其问题进行观察和思考，进而将其发现和洞见传之于社会大众，并与社会大众共同努力以推动社会制度的持续改进。由此就可知，知识分子的本色就在批判特性，这体现为他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力以及对人类发展的高度关怀精神。相应地，面对自由资本主义市场所衍生出一系列堕落效应，真正的知识分子也必然会对盛行的自由资本主义体制和市场经济进行反思和批判。进而，正是由于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市场之内在缺陷的深刻揭示和批判，促使了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也促使了自由主义的复杂化发展和成熟。但是，在现代媒体的包装下，追索和思考社会的知识分子却被那些善于演说和通俗化的媒体知识分子所取代了，从而就导致“知识分子”的思想式微和地位下降，他不再是社会进步的引领者而是社会潮流跟随者。
关键词：知识分子；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批判性；媒体
一、引言
自由，首先是有思想的自由，接着才有行动的自由。其原因在于，自由本身就是知识的函数，任何人的行动都会受到思想的指引和促动；相应地，一个思想不自由的人，根本上也就不可能有行动自由。同时，无论是社会演进还是学说发展，都具有连续性，都是渐进的而不是突变和跳跃的；相应地，任何时代的社会实践和个人行动都不可能是完全自主的，而是会受到前人思想的支配和奴役。就此而言，凯恩斯很早就指出，“讲求实际的人自认为他们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可使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俘虏。在空中听取灵感的当权的狂人，他们的狂乱想法不过是从若干年前学术界拙劣作家的作品中提炼出来的。”[①]进而，正是受到前人思想的支配和奴役，社会大众的社会认知往往会与变化中的现实进展日益相脱节，以至于会展示出鲜明的保守取向；更进一步地，当这种脱节严重阻碍社会进步时，就会爆发破坏性的社会革命，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激进经济学说的（阶级）斗争理论所反映的。当然，在绝大多数时期，人类社会通常又能够避免革命式的社会破坏并跳出这种奴役状态，由此产生出连续性的不断进步。由此就引发这样的思考：人类社会的这种有序发展究竟是如何实现的？根本上说，这有赖于一批具有高度理性和坚定意志的先驱者，有赖于一群具有社会责任和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
对人类社会的有序发展来说，存在一群自由而独立的知识分子是至关重要的。罗素在《自由思想的十诫》中提出这样十点：（1）凡事不要抱绝对肯定的态度；（2）不要试图隐瞒证据，因为证据最终会被暴露；（3）不要害怕思考，因为思考总能让人有所补益；（4）有人与你意见相左时，即使这些意见来自你的丈夫或孩子，也应该用争论去说服他们，而不是用权威去征服，因为靠权威取得的胜利是虚幻而自欺欺人的；（5）不用盲目地崇拜任何权威，因为你总能找到相反的权威；（6）不要用权力去压制你认为有害的意见，因为如果你采取压制，其实只说明你自己受到了这些意见的压制；（7）不要为自己持独特看法而感到害怕，因为我们现在所接受的常识都曾是独特看法；（8）与其被动地同意别人的看法，不如理智地表示反对，因为如果你信自己的智慧，那么你的异议正表明了更多的赞同；（9）即使真相并不令人愉快，也一定要做到诚实，因为掩盖真相往往要费更大力气；（10）不要嫉妒那些在蠢人的天堂里享受幸福的人，因为只有蠢人才以为那是幸福。罗素总结的这十点大体上反映出了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所应有的必备条件，进而确定了真正知识分子对待现实社会的基本思维。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真正的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以及自由资本主义为何持有鲜明的批判态度。有鉴于此，本文致力于对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基本特质以及应有精神等进行学理性的剖析和阐述，由此来增进我们在这方面的认知。
二、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的角色
社会进步的根本基础在于人类认知和思想的提升，认知提升和思想发展又以自由的学术探究为先导。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进步和思想的洞见在任何时候都有赖于具有高度学术理念和学问精神的知识分子。那么，知识分子是如何推动人类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的呢？这大体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说明：一方面，在“为己之学”的学术冲动所驱使下，知识分子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前景以及发展途径展开自主而系统地探索，由此就可以获取不同于传统智慧的新见解，进而对当下的社会现实问题展开系统的剖析和深入的揭示；另一方面，怀抱高度的社会关怀和历史使命，知识分子进一步将其所获得的新洞见传之于他人和社会大众，由此推动并实现了人类知识的大众化和普及化，进而唤起社会的认知和努力并共同推动社会制度的持续改进和成熟。由此，我们就可以清楚地洞悉知识分子何以能够承担起引领社会发展之重任的社会机制。
首先，这与知识分子高度的社会责任和独立的学术信念有关。要认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起源学上对“知识分子”加以解悉。“知识分子”一词大体上可以追溯到l894年“德雷福斯事件”，当时一批具有正义感的学者如左拉、雨果等人都站出来为被诬陷为间谍的犹太裔军官德雷福斯辩护并使他最终获得平反。左拉在1898年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分子宣言》强调，知识分子最大的贡献就是保持异议，责任就是说出真理和暴露谎言，扮演的应该是质疑而非顾问的角色；相应地，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唯一理由就是它必须是批判的中心。自此之后，人们就将那些有教养且具有强烈的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一群社会精英称作“知识分子”，这也是维护社会正义和处事良心的基石。也就是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根本特质在于关心社会以及服务社会大众，而不是探究和宣扬某一特定专业性学说。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者就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同时，鉴于知识分子关注公共领域的社会特性，那些纯粹关注自然而非社会的理工科人士可以被称为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而非知识分子。
其次，这与知识分子高度的社会理性和坚定的精神意志有关。一般地，人类的意志力和认知力是相辅相成的，两者互为强化而促成理性的不断成长。相应地，一个具有坚强意志和渊博学识的知识分子通常也就是理性程度较高的人，他们可以洞悉社会的内在秩序，能够认识到现实社会的主要问题和未来社会的发展取向，并具有引导社会发展的能力和责任。同时，任何社会制度在发展过程中都会与其本质发生某种程度的偏离，进而就会或多或少地呈现异化。相应地，一个社会的合理发展就体现为朝其本质的逐渐回归或向理想状态的不断前进，以异化程度较轻的制度来取代异化程度较重的制度并最终克服异化问题。显然，在任何时代，对制度本质、异化的认知以及对社会改进之徒的探索，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赖于理性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群体。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就是为人类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的福祉而甘愿自己承受酷刑。
基于上述两大特质，我们就能够理解，知识分子的根本职责就在于：置身于一个与社会相对隔离的“象牙塔”内，静静而深入地观察和思考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致力于挖掘社会制度等存在的缺陷并剖析其原因；然后，将自己的发现和认知告诉给社会大众，进而与社会大众共同来探询修补这些缺陷或改进社会制度的途径，由此来缩短异化了的社会重新回到其正确发展轨道之时滞。正是基于这种洞察性、前瞻性和批判性，知识分子往往就展示出某种“反社会”特性：它在资本主义社会反对掠夺性市场，在中央计划经济社会反对集权官僚。譬如，20世纪初的罗素面对的是技术理性对社会理性以及工业文明对传统人文的腐蚀和毁灭而对西方社会及其文明展开批判，同一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则因为社会堕落和沉沦而对当时的社会具象和体制展开批判。正是基于这种特定，知识分子就成为左拉所说的“否定性的传播者”“边缘化的批判者”。但更准确地说，真正的知识分子与其说是反社会者，不如说是现实世界的批判者和现实问题的发现者：他通过反思“现实”来关怀“人类社会”，致力于揭示人类社会的异化来提出改革的方向和途径。
正是基于这一逻辑，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史上的大知识分子为何通常都对自由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一般地，自由的知识分子孕育并诞生于资本主义成长时期的公民社会中，相应地，其内在本质就会产生出这样的诉求和使命：挖掘现实资本主义和市场竞技中存在的不平等和不公正问题，并基于社会发展和人文关怀而努力改进它。由此，我们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就获得这样的应有认识：（1）学者们并不只是拒绝和敌视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相反，批判性在资本主义国家以外的知识分子中也得到广泛的青睐和推崇；（2）西方学者之所以倾向于批判资本主义，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甚至敌视新古典自由主义，主要原因并不是哈耶克、诺齐克、弗里德曼、施蒂格勒、布坎南等新古典自由主义倡导者所认定的“其物质回报不符合期待”，[②]而是根基于知识分子的角色和任务。
事实上，如果知识分子仅仅因为自己没有成为市场的宠儿而反对市场，那么，哈耶克、诺齐克、弗里德曼、施蒂格勒、布坎南等人又如何推崇市场呢？是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是市场的宠儿了还是认为自己不够聪明而不配成为市场的宠儿呢？这一思辨拷问也反衬出，市场一定存在某些令人不满的不合理之处。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市场机制决定的收入与人们所做出的贡献并不相称，而不是与人们的聪明才智不相称。究其原因，在资本主义市场中，那些攫取巨大财富或金钱的往往并不是做出更大贡献的生产者和创新者，而更多的是被某些运气光顾的人以及拥有庞大（资本）势力的人。正是这些运气的光顾，某些创新先驱失败了，而后来的某个跟随者却成功了；某些企业高管取得了显著的利润或股市业绩，而接任者却是一败涂地。但显然，根据真正的自由主义精神，一个人不应该为不受他控制的事件承担责任。同样，正是由于市场权力的不一样，人与人之间发生市场交易时所瓜分的交易剩余分割也必然不同；进而，在正反馈效应的作用下，就会形成富者愈富和穷者愈穷的社会分化。正因如此，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就会致力于揭示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实质及其无节制运行到来的恶果，进而探寻一个更为合理的制度安排。
三、知识分子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批判
基于知识分子的本色，我们就可以深刻认识当前国内媒体专栏上所散布的一些流行偏见：一方面，一些学人将宣扬而非批判现有政策和国家观念视为正能量，从而极力维护主旋律乃至美化现实；另一些学人则基于完全对立的态度来审视和批判当下中国社会，从而极力引入西方主流观念来改造现实。就前者而言，曾为苏格拉底引以为据的牛虻不仅不为世人所理解，反而会成为遭受批判和打压的对象；在这种情形下，乡愿就日益泛滥，平庸之恶不断滋长。就后者而言，尽管它体现了某种批判性，并由此激发我们去发现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但同时，它也美化了西方社会；更进一步地，它不恰当地将西方社会制度的适用对象推延到当前中国社会，往往会严重误导了我们的认知和实践。
譬如，在当前学术界和舆论界，针对“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为何知识分子仍然支持社会主义”等的流行解读，几乎都是承袭新古典自由主义尤其是奥地利学派的观点，这就对社会大众产生了错误的引导。我们以布东的《为何知识分子不热衷自由主义》一书为例进行说明。尽管这本书深受当前中国知识界的推崇，但它写作的最初意义和时代背景都是西方社会。其原因主要在于这样两点：一方面，自由主义秩序在西方社会是主流；另一方面，无节制的市场发展已经对社会秩序造成了相当的破坏作用。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会内在地衍生出一系列的堕落效应：以效率牺牲公平、庸俗同质化、实用媚俗化等。卡尔•波兰尼很早就指出，“并不是人们偏好社会主义或民族主义而发展出各种形式之‘集体主义的’相反取向，而是因为不断扩张的市场机制影响发到壮大的社会利益而引发这种相反倾向。”[③]
正是面对西方社会已经呈现出并且愈演愈烈的市场之恶，批判传统就决定了那些自由的西方知识分子必须与这种主流形态拉开距离，致力于对目前流行的自由资本主义体制和市场经济进行反思。关于这一点，布东自己也有清醒的认识：“对于现实社会的批判是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的功能；他出于自己角色的要求而鉴定社会缺陷并提出在他看来恰当的解决方案。然而，因为只有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面这个角色才被承认，知识分子才具有一个真正的社会重要性，所以，他们对该社会特有的特质——自由主义和它的伴生物资本主义——表现出的批判的态度是很正常的。”[④]甚至在为布东《为何知识分子不热衷自由主义》一书所撰写的“中文版序”中，徐贲也承认：“在西方，非自由主义的‘社会性’因素与知识分子定位以及学术影响、潮流有关。由于自由主义在西方代表着主流秩序，知识分子与它保持距离，是与他们自己的知识分子批判传统和异议者角色一致的。自由主义秩序中实际存在的不公正和不平等更会坚定他们的这种思想和立场地位，也成为他们非自由主义的主因。”[⑤]
不幸的是，日益庸俗化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人却极力捍卫个人主义，进而为基于个体自主行为的市场经济以及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甚至基于逻辑化市场而将现实中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永恒化和普世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根基于新（古典）自由主义这种意识形态，无论是布东还是徐贲等人，他们对周边知识分子的认知以及对自由主义的态度都存在明显的偏颇。譬如，在承认市场经济会衍生出堕落效应的同时，布东依然宣称，自由主义更注重机会平等而非实质平等，目标是建立并维护一个人人机会平等的社会，这种机会平等的社会有利于人们努力拼搏赢得自己的命运，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相应地，布东等人就认为，自由主义社会中之所以存在如此多的不公正和不平等现象，很大程度上恰恰是自由主义基本原则没有得到贯彻的缘故。那么，这种认知有多大程度的合理性呢？卡尔•波兰尼很早就对此做了驳斥。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二战”后恰恰是政府的经济干预使得收入差距逐渐缩小，而20世纪70年代后的自由放任政策则使得收入差距逐渐下降。既然如此，新自由主义者为何热衷于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呢？根本原因就在于，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实践也远不如早期知识分子所构想的那样成功，甚至还出现了更为严重的中央集权、社会异化、堕落腐化以及经济停滞等问题。[⑥]例如，布东就以苏联的计划经济以及中国文化大革命等为例来证明其他社会同样存在甚至存在比自由主义社会还更为严重的堕落效应，进而依据这类极端情形而宣称在“两害相较取其轻”中偏好自由资本主义。
问题是，知识分子的本色就在于他的社会正义感以及由此产生的批判特性，这种批判性体现出他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力以及对人类发展的高度关怀精神。哈耶克就写道：“凡是不抱这种偏见的人应当坦率面对的第一点是，决定着知识分子观点的，既不是自私的利益，更不是罪恶的动机，而是一些最为真诚的信念和良好的意图。”[⑦]正因如此，真正的知识分子通常不会停留在对现实的解释和鼓噪上，而是会致力于推进人类社会的继续进步；相应地，在日益偏盛的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真正的知识分子就会努力发掘市场经济中滋生出的问题，剖析商业社会所带来的无节制物欲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危害；进而，他们也就会敏锐地观察到思维和学术的庸俗化和从众化趋势，由此深刻领会到批判精神在大众时代和民主社会中的式微。然而，针对这些批判，布东却指责它“将那个由知识力比多指引的批判精神同那个由信仰伦理支配的‘批判精神’混淆起来；将康德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传统的知识意涵的批判同法兰克福学派那种对社会不满的、情感意涵的批判混淆起来。”[⑧]布东的问题正在于，他忽视了真正知识分子的根本特质就体现在对现实世界认识和改造上，而不应局限在象牙塔内寻求对现象进行解释的所谓“理性真理”。试想，如果像现代主流经济学那样自得其乐地构建复杂而优美的数理模型，这能称得上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吗？或者能称得上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吗？
由此，我们就可以审视那些新古典自由主义的信念：它往往只是将鼓吹和维护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人称为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而将其他表达反思和批判的人称为反自由主义者或伪自由主义者。但试问：对现实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合理化分析和维护式解释有助于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制度安排的日趋完善吗？赋予个人自由主义以及自由至上主义以肯定性评价就能够否定和避免极端的自由放任主义和无节制的市场化发展所滋生出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吗？在这里，新古典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存在着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似乎市场与管制、自由和制度是对立的，乃至对自由放任主义的批判就必将导向权力的集中和专制。但实际上，对纯粹市场经济和自由资本主义的审视和批判首要目的在于，纠正金钱权力过分集中所引向的新型剥削，提防个体主义泛滥所导向的新型极权。[⑨]更为甚者，根基于深深的意识形态思维，国内一些新古典自由主义者更是将当前中国社会中对流行自由主义进行反思和批判的知识分子都称为政府的依附者和顺从者，是专制的同路人，从而也就是自由主义的敌人，由此也就可以否定和无视他们的批判。但显然，这种政治化的态度否弃了我们在吸收和借鉴西方制度的同时必须加以审视和扬弃的应有态度，蔑视和打压了那些对人类社会做出更全面审视的中国学人，这不仅凸显出了更为浓重的一元化意识形态色彩，而且根本上曲解了知识分子的本质。
四、知识分子批判对自由主义的推动
上面的分析表明，知识分子对自由资本主义和无节制的市场经济展开批判性反思，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反自由主义的。以现代资本主义尤其美国霸权主义的强力批判者乔姆斯基为例，他往往被视为极端左派。但试问，乔姆斯基就是一位反自由主义者吗？我们可以审查这样两大事实：（1）乔姆斯基极力反对哈耶克等人鼓吹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却推崇罗尔斯基于契约正义论的自由主义；（2）乔姆斯基坚持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自由人理念，将自由探索、创造、选择和自我完善以及由此形成的独立人格和多样性个体视为人最重要的本性。乔姆斯基为何反对市场资本主义呢？根本上就在于他相信，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带来真正自由的实现，反而导向了更严重的宰制，这包括残酷的市场竞争导致穷人难以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劳动力成为商品使得工人失去自主性，生产组织和劳动异化严重窒息了人的生产创造性，资本的操纵致使民众缺乏真正的政治和公共参与，强国打着“自由”和“民主”的旗号侵略和控制严重违反人权和平等，等等。事实上，乔姆斯基毕生都在追求真正的自由民主，重视人的多元性和人的自由创造能力，推动参与式（participatory）民主和参议式（deliberative）民主的建设，进而提出限制寡头政治的具体举措以避免徒具形式的资本民主。[⑩]这又如何不能被称为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呢？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些知识分子对自由资本主义和无节制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所展开的深层揭示和深刻批判，这不仅促成了社会制度的不断进步和完善，而且促进了自由主义本身的发展和成熟。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自由主义的内涵以及相应的社会政策本身也呈现出不断复杂化的发展趋势，现代自由主义不仅会考虑到社会权力集中所带来的危险，而且会考虑到金钱权力集中所带来的危险。[11]就此而言，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英国政治哲学家拉斯基对欧洲自由主义发展的分析：“几乎是从它诞生之日开始，自由主义就试图限定政治权威的权力范围，用宪法原则这个框架限制政府事务。因此，它始终如一地努力，试图创立一套制度，保障国家不会再用权力去侵犯个人的基本权利。但是，在这些基本权利的运作中，它却又一次更迫切地努力去保护私有财产的利益，而不是保护那些除了劳动力之外别无他物可以出卖的人的要求和利益。在可能的时候，它也试图尊重良心的要求，要求政府按照法律履行责任，而不是凭权力的判断。但是，它所尊重的良知的范围因为它对私有财产的关注而变得狭隘了，它对法律制度的热情由于在适用范围方面的谨慎的考虑而缓和了许多”；[12]同时，拉斯基有强调，“自由主义与其说是一个信条，还不如说是一种情绪。这种情绪的倾向就是怀疑主义，它对社会行为总是持一种否定的态度。”[13]
通过对资本主义市场发展历程的考察，卡尔•波兰尼也明确指出，“如果自律性市场的需要，与自由放任的需要互补兼容时，经济自由主义者就会转而反对自由放任，并且像任何反自由主义者一样，采用管制与约束等所谓集体主义式的手段。”[14]事实上，西斯蒙第和李斯特等人早年都曾是古典经济学和自由市场的狂热信徒，但是，19世纪30年代后期每况愈下的社会现实却引发他们对市场有效性展开深深的反思和质疑，并转而倡导国家和政府对自由市场的干预，提出以立法手段来保障工人的基本社会权利和基本社会福利。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个人主义的古典自由主义就转向了民生主义的改良自由主义，这种主张不仅为社会主义者所发扬，甚至也为传统自由主义者所接受。事实上，1880-1914年期间大量的民生主义立法就是自由党政府（英国的托利党政府）的产物。进一步地，在约翰•穆勒、托马斯•格林、约翰·勃雷、霍布豪斯、马歇尔、约翰•杜威、梅纳德•凯恩斯、加尔布雷思、罗尔斯以及德沃金等人努力下，改良自由主义取得了新的名称——“New Liberalism”（新自由主义），也称“Modern Liberalism”（现代自由主义）、“Social Liberalism”（社会自由主义）或“Welfare Liberalism”（福利自由主义）。
这样，经过否定之否定，自由主义又重新回到了社会（共同体）之中。现代自由主义强调，人类的自由必须受制于一定的公共制度，否则就必然会引向掠夺和无序的“野蛮丛林”。霍布豪斯写道：“如果自由是一个社会概念，就不存在没有社会约束的自由。确实，如果去掉所有的社会约束，任何人都可能获得最大的自由。（但）这儿就成了武力的天下，最强壮的人拥有无限自由，对弱者为所欲为；很显然，强者的自由越多，弱者的自由就越少。作为社会概念的所谓自由，是所有成员都享有的意向权利，毋庸置疑，如果一个社会缺乏适用于所有成员的约束或者所有成员都接受的约束，那么，某些人的自由必定造成对另外一些人的压制……过分的自由将与自由本身产生抵触。”[15]事实上，只有将自由纳入一定约束之中，才能缓和自由与其他社会价值（如平等）之间的冲突。就此而言，德沃金也写道：“如果我们认可自由为一种价值，并且我们认为，当为了穷人而对富人课以更多的税时就违背了自由，那么我们就会认为，这样的赋税不但给富人带来的不便，而且对富人是种不公。如果我们既接受平等，又接受自由，而且认为它们有上述这些推论，那么我们就必定会认识到，不论一个政治共同体做什么，它都会违背它的责任。”[16]
为此，英国新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先驱托马斯•格林就对简单化的古典自由主义展开批判性审视，进而强调人与社会共同体的联结，强调社会政策和教育政策以及限制某些人行动的法律的重要性。在格林看来，自由并不是局限于免于强制意义上的消极自由，而是在一个伦理共同体中获得经济上和心理上自我实现的真正自由；进而，为了确保所有人的真正自由，就由必要制定相应的法律和制度安排来限制某些人的行动，而政治则是通过立法改革以实现这种自由的道德生活的重要手段。所以，希尔贝克和吉列尔说：“如果我们把‘自由主义’定义为一种个人主义意识形态，那么格林就不是一位‘自由主义者’，虽然他是一个‘自由派’，也就是说，一个主张宽容和人道的人。格林的自由主义既与保守主义态度相衔接，也与社会民主主义态度相衔接。他对生活的宗教方面和伦理方面的赞赏，他对为人所必需的保障和稳定的强调，是保守主义思想的反映。同时，还有一个命题从格林发端，那就是发展成为费边社的自由派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那就是‘没有阶级斗争理论的改良社会主义’。”[17]
一般来说，任何具有强烈现实主义和人本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在认同个人自主的同时，也都必然会致力于发觉和解决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所滋生出的社会问题。哈耶克就写道：“必须承认，大体而言，今天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越是受着良好的愿望和理智的引导，他就越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者，站在纯粹的知识分子论证的立场上，他总是能够使自己处在比他那个阶层中他的大多数反对者更为优越的地位上。”[18]不幸的是，（1）目前甚嚣尘上的新古典自由主义主要根基于肯定性理性思维，它将生物界的物种竞争简单地引入到人类社会的经济竞争中，并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中一切现象都视为合理的，从而也就失去了对现实的批判和反思能力；（2）现代主流经济学还借鉴自然科学的还原思维而将社会主体还原为同质的原子，并通过数学符号和形式逻辑来为现实世界的合理性提供论证，从而进一步导致学术的庸俗化；（3）尤其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者还进一步将“自由主义”一词“口号化”和“政治化”，将质疑和反对者都归为自由主义的敌人，称为反自由主义者。有鉴于此，真正知识分子也必然会对当前甚嚣尘上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进行的反思，反对由此得出的简单化的社会经济政策。
最后要指出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批判中也包含了更多的建设性成分，而绝非是“反社会”所隐含的破坏性。从根本上说，一个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必然是现实主义的，他必须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关心社会和谐、关怀人类进步，时刻担负起促进社会有序发展的责任。在学术层面，学术本身就主要为一群受过良好教育并具有高度学术理念的知识分子所引领，他们更关心的是整个人类的长期发展和普遍的社会正义，而不是关注特定政党或群体的利益得失。尤其是，经济学者所提出的任何理论以及相应的政策建议都涉及到社会大众的福利，涉及到公共领域的社会秩序，因而本质上也必然是公共知识分子，也必然应该关注现实中的问题以及改进之道。最后，公共知识分子与现实的结合，主要体现在站在社会利益的角度来思考社会的发展，基于社会正义和合理性的认知来引领社会的发展，而不是相反地去“适应社会、顺应社会”，并把自己牵涉到个人利益的谋取之中，更不能像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宣称的那样把自己视为社会大众的普通一员而遵循“经济人”的方式行事。
五、辨识真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是具有高度理性的人，这种理性体现为高度的自律性，而自律性又根基于人性中所嵌入的亲社会性。相应地，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不会贬斥个人在社会中应该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更不会为了个人的一点小利而牺牲社会的重大利益，从而也就不会相信乃至崇拜所谓的理性经济人；相反，他们相信人与人之间有着共同利益，相信每个社会成员都应该拥有平等的社会地位，从而支持设定良好的制度安排来保障社会成员的应得权利。根据这一特性，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必然不会是理性经济人，不会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辩护，不会简单地将人类社会等同于自然之物，不会静态地看待社会并将现实合理化，更不会致力于维护和强化既得利益的利益；相反，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人类社会中还残存的与出生相联系的社会等级以及其他一系列的显著不平等，认识到人与人之间还残存的人身依附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依存关系，从而致力于通过社会制度的完善等来瓦解这些关系和传统。
由此，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将自由主义等同于自由至上主义，不能将自由主义者等同于自由意志主义者。否则，连洛克、斯宾诺莎、斯密、康德和穆勒这样的自由主义先驱也会被罗斯巴德等人视为自由主义的敌人，其理由仅仅是，斯密主张要促进国家的普遍利益和社会大众的利益而对资产阶级的利益加以抑制，洛克并不支持出版自由，康德反对过反抗权，穆勒则认为国家权威对个人自由做出了实质性贡献，而斯宾诺莎、孟德斯鸠等人都曾断言“政府被取消将导致任何事物都不会存在”。[19]不幸的是，当今绝大多数经济学人却根本不了解自由主义的内涵及其历史演变，更不了解自由主义的复杂化趋势及其当代要求；相应地，其中不少人往往简单地接受并盲从于新古典经济学及其宣扬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另一些人则因为不认同流行的“新古典自由主义”而对自由主义本身展开批判。有鉴于此，笔者也致力于从学术和哲理上来阐述和解析自由主义，致力于恢复自由主义的本来面貌。
笔者一再强调，真正的知识分子必然是自由主义者，因为他们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必然无法容忍其思想受到“强力”的约束和统治。正是嵌入这种自由主义精神，真正知识分子就必然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致力于促进社会进步，而不是斤斤计较于个人利益；进而，他们必然拥有崇高的学术理念，既不会盲从于任何教条，也不依附于任何流派，更不愿屈从社会势力。实际上，真正的知识分子倾力于社会真理的追求，致力于人类社会和谐发展之路的探索，从而能够真正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基于这一精神和理念，他们往往能够直面世人的不解，甚至能够忍受长期遭受的边缘化处境，而甘愿作为学术的异端者和社会的牛虻。被称为自由主义预言家的阿克顿就指出，“我所谓的自由意指这样一种自信，每个人在做他认为是他自己的分内事时都将受到保护而不受权力、多数派、习俗和舆论的影响。”[20]杰出的东正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则强调，自由根本上是贵族性的而非民主性的，只有那些拥有创造性思维人才能感受到思想自由的可贵。[21]
因此，那些坚守“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的所有知识分子本质上都是自由主义者，苏格拉底如此、亚里士多德如此、卢梭如此、李斯特如此、西斯蒙第如此、威克塞尔如此。就此而言，遭受米塞斯、罗斯巴德、诺齐克、弗里德曼等现代自由意志至上主义者激烈批判的马克思以及一些社会主义先驱，根本上也是自由主义者。波普尔就写道：“马克思热爱自由，热爱政治的自由。”[22]事实上，正如身为基督教徒的阿克顿曾经挑战教会和教皇的权威一样，马克思主义者也勇于质疑国家主义和政府的行为。譬如，马克思在1842年就这样抨击书报检查制度：“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由于人民不得不把具有自由思想的作品看作违法的，因而他们总是把违法当作自由，把自由当作非法，而把合法当作不自由。书报检查制度就这样扼杀着国家精神。”[23]试问：难道这不正是自由主义精神的写照吗？同样地，自由主义者当然也可以质疑和剖析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系。事实上，真正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承担起推进社会发展的重大责任，关键又在于他长期致力于对现实社会缺陷的挖掘和改进，致力于对社会制度的修正和完善，致力于对社会认知的提高和深化。
上面的分析反映出，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和人道关怀精神的知识分子往往不可能是自由放任主义者，因为他们正视社会“现实问题”，并用其毕生精力来对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作深刻的剖析，而不是仅仅粉饰它，斯密如此、李嘉图如此、马尔萨斯如此、穆勒如此、马歇尔如此、凯恩斯如此，哈耶克也是如此。在时下流行的几大思潮中，无论是保守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社群主义、法团主义，其代表人物本质上都是自由主义者。试问：有谁能否定丹尼尔•贝尔、哈贝马斯、麦金太尔、德沃金、桑代尔、泰勒是自由主义者吗？而且，那些知识越渊博、思想愈深邃的学者，人本主义精神就越强烈，越会全面地审视社会中的异化现象。试问：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看，博学者如斯密、西斯蒙第、马克思、穆勒、马歇尔、凡勃伦、加尔布雷思以及阿马蒂亚•森，有谁会附从简单化的自由放任或主张统制式的国家管控吗？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存在这样一群真正的“知识分子”，才形成一股追寻真理和批判现实的风潮，才形塑出一套独立并高于“治统”的“道统”。
正是基于知识分子的本质特质，我们就可以深刻审视和认识大众化时代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清楚地洞悉现代媒体知识分子的腐化和堕落。事实上，随着知识的细化以及专业化的发展，学术活动和学术研究就越来越依赖于特定的组织体系，学术的认可和传播也就要得到该组织的认可；相应地，学院派知识分子也就开始关注体现组织体系的特殊偏好，以至于越来越偏重那些与现实无关的专业议题。其中的原因可从两方面来说明：一方面，为获得圈内人士的认可，学院派学者越来越偏好逻辑推导和智力技巧，从而出现了与社会现实日益加大的脱节；另一方面，受大学创立者和资助者的制约，学院派学者的研究和立场也倾向于为现实做论证性解释，从而烙上了不断增强的保守主义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学术的学院化和制度化，社会科学还逐渐变成了一种享有特权的社会语言，以至于在学院化的学术话语和非学院的社会话语之间出现了清晰可见的藩篱。此时，非学院的话语就被视为非科学的，并被贴上意识形态的、道德的和玄学的标签；相应地，非学院派的社会研究者则被贴上民科的标签，从此失去了权威和话语权，进而在公共视野就日趋边缘化。塞德曼写道：“大约从19世纪9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期刊、杂志、报纸、会议、演出团体、政治组织、公共论坛和出版公司等文化设置为独立的左翼知识分子提供了生存资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大学和政策研究机构成为知识分子的主要生存场所时，上述情况变得困难了。”[24]
当然，期间也曾出现过较为特别的情形：法国人文研究的主要承担者是公共知识分子而非学院派社会科学家，这群公共知识分子往往并不专注于某一专门社会科学，这使得法国的人文研究具有明显的道德政治性和批判性。譬如，萨特、波伏瓦、加缪、阿尔都塞、罗兰•巴特、福柯、德里达、克里斯蒂娃、利奥塔等人都不是社会科学家，布尔迪厄、克罗齐耶等按照美国的标准也算不上纯粹的社会学家，而主要是从事了带有社会哲学性质的工作。[25]即使如此，我们还是需要注意两点：（1）法国这一现象主要发生在“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这一短暂时期，此时的西方社会尤其是法国知识分子亲身经历了社会动荡之苦，从而弥漫着一种较为强烈的反思和批判精神；（2）法国的人文知识分子经历了从社会反思和批判到理论学术研究的发展和转变过程，其他国家的公共知识分子则更多是先在学院派学术圈里立住脚然后再转向社会评论的过程，因而后者的生活评论就更主要是基于所持有的学术观点而不是真正的社会反思。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持续推进带来了个人主义的不断偏盛，由此就出现了马尔库塞意义上的大众极权，以至于那些打着学院派学者旗号的社会评论家以及公共知识分子就越来越接近于钱理群所讲的精致利己主义者。
六、庸俗化的媒体知识分子之崛起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就指出，18世纪的知识分子（文化资产阶级公众）扮演着一种政治角色，他们对世俗事物尤其是国家政策进行评论和批判；但是，现代社会的公共舆论不再是批判性和制约、审察之源，而是蜕化成一个被操纵的社会心理变量。[26]其社会基础就在于，新闻的商业化发展从公开或透明意义上的公共性转向新闻、广告和政治中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性，而由大众传媒塑造出来的世界所具有的仅仅是公共领域的假象；其原因则在于，公共领域本身在消费公众的意识中私人化了，公共领域变成了发布私人生活故事的领域，与公共相关的发展和决策披上了私人的外衣并加以拟人化。这样，为了公共使用理性而培植的文化阶层所具有的共识基础坍塌了：公众分裂成没有公开批判意识的少数专家和仅仅是接受者的消费大众；相应地，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社会鸿沟：一面是公共领域的建构性幻象，一面是公共领域在社会-心理中的消解。正是由于曾经作为国家和社会之中介的公共领域发生了崩溃，这一中介功能就从公众手中转移到一些机制手中，这包括从私人领域中发展出来的社团或者从公共领域中成长起来的政党等。相应地，公共性的功能也出现了蜕变：原先的公共性是确保公共批判对统治做出合理的解释，并基于公共利益对统治行为进行批判监督；现代的公共性则是在公众前呈现了统治的合法性，并且还操纵了公众。正是由于批判的公共性为操纵的公共性所排挤，公共性原则就再也不能证明统治的合法性，更无法保障其合法性。[27]
同时，伴随着具有社会批判性的知识分子逐渐式微，庸俗化的媒体时代知识分子就开始崛起。在大众化时代，一方面，个人主义兴起带来了文化的多元化，使得统一的“知识场”不再存有，知识被分割为一块块碎片，每一个掌握知识的人都只能掌握一个碎片；另一方面，教育的普及促进了社会识字率的迅速提高，使得知识分子与普罗大众之间的鸿沟逐渐被填平，这导致学院派知识分子也就失去了公认的话语领袖。雅思贝尔斯写道：“大众也变得愈来愈统一。所有人都学习了读与写。没有这些技能，他们就不能获得知识，不能获得表明其意志的语言，也就没有办法发挥其影响力”，“大众成为了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尽管个人比以往更加无能，但作为其一员的大众，‘我们’似乎获得了一种意志。”[28]受此影响，现代社会就出现了这样的发展情势：一方面，随着学院派知识分子的理论研究与现实生活越来越相疏远和分离，他们就逐渐失去了对现实的批判和对大众的启蒙；另一方面，功利主义的盛行又促生了一群极力迎合社会大众之心理和偏好的媒体知识分子，他们上升为体现群众心声的意见领袖。塞德曼就写道：“由于社会学家们陷入了狭隘的学科问题，公共官员、活动家、政治制定者、记者和媒体评论员就担当起了公共知识分子的主要角色。不幸的是，这些群体通常褊狭地将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的问题或政治事件上；他们迫于压力而去迎合商业时间表和商业标准。因此，他们的社会思想常常缺乏人文科学特有的那种理论深度和历史深度。”[29]
正是由于知识的碎片化以及知识分子的内缩，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和群体成分在大众化时代就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就社会角色而言，知识分子不再是文化的立法者，而只是文化的阐释者；进而，推动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力量也不再是知识分子，而主要是时尚，是大众的偏好。雅思贝尔斯写道：“政治家、思想家、艺术家、作家，如果他们想有所影响的话，他们必然要求助于大众的力量。……领导者的特征是通过他们诉诸于大众的冲动、尊重以及热情来实现的。”[30]这也意味着，在大众化时代，拥有话语权的凭据就不再是前瞻性的洞察和精微的思想，而在于能够迎合社会大众偏好并唤起社会大众热情的措辞。另一方面，就群体成分而言，公共知识分子不再是运用知识来启蒙社会大众、帮助他们走向进步并塑造美好世界的社会思想家，而是善于迎合观众、善于修辞与表演的媒体评论者；这些人善于利用电视、网络等媒体技术来吸引社会大众的目光，并不时地显现出某种“幽默”和“智慧”来赢得大众的喝彩和赞赏。这样，在媒体的包装下，追索和思考社会的传统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就被那些善于演说和通俗化的媒体知识分子以及具有表演才能的“知道分子”所取代了。
问题在于，由于这些媒体知识分子缺乏独立的思考能力，从而根本不能发挥出传统知识分子在推进社会进步方面的真正作用。至于媒体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在当代社会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们善于揣摩并迎合社会大众的心理和偏好，同时又能够不断地运用断言和重复词语强化和推广他们自以为是的观点。显然，这种断言往往不理会任何推理和证据，但它经过不断的重复就会进入群众的头脑，进而在人们头脑中生根；结果，社会大众往往就会把它当作得到证实的真理接受下来，在借助媒体力量以及渲染效应而塑造出一种思潮和流行观点。对此，勒庞就写道：“一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证据和证明看上去越贫乏，它就越有威力。”[31]正因如此，一幕现实的剧场就呈现在大众化时代：一方面，经由媒体的刻意塑造，一些媒体知识分子的形象得到迅速拔高，他的言语甚至一个手势都显得富有极大魅力，从而成为世俗的宠儿；但另一方面，这些媒体知识分子留下人们和社会的永远只是影像，一旦把他们的话语转换为文本，一切光辉顷刻间消失殆尽。[32]正因如此，一旦这些媒体知识分子由于某些偶然原因而受到揭露后，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也就成为街头巷尾的笑料。
事实上，在商业偏盛、物欲横流和大众极权的时代，媒体主要关注社会大众的偏好，而根本不在乎思想的价值和意义，也无力识别思想的洞见和优劣。受此驱动，媒体致力发布的通常不是引领社会进步的思想和洞识，而更主要是能够吸引更多注意力的信息和说辞；甚至说，媒体也根本不在乎它所发表的那些观点是多么平庸和空乏，甚至于往往只是充满“误解”的“常识”；相反，媒体在乎的关键要素是，努力借助某个有身份的“名人”之口来说出这个“常识”，由此来吸引社会大众的目光，博得社会的关注。正因如此，在这个学术大众化时代，人们所追求的就不再是个人认知的增进而是能够引起关注的“身份”。由此就可以看到，人们都在倾力追逐官位、头衔、职称以及论文发表刊物等，一些平庸之士人甚至通过与媒体的结合和包装而一下跃升为“高水平人才”“著名学者”“大师”“泰斗”，诸如此类。同时，由于社会大众根本无力辨识思想的优劣和创见，而只是关注某某观点是谁说的，由此就有了茶余饭后的谈资。在这种情势下，时下学术界就像演艺界那样流行开了“替身”现象：众多的文章、课题、著作以及凑数的“工程”项目，大多由没有名气的青年学子以及研究生来写，在发表、出版、结项和演讲时却挂上某个“名人”，由此忽悠大众或赢得重视。由此就会出现这样的悖像：“学者”们往往都在尽可能多地多招各类研究生，而且，越是活跃于社会各界的“名人”，所带的研究生就越多。于是，社会知识阶层的特征及内涵就发展了蜕化：原初的知识分子受经典熏陶而承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之社会责任的仁人志士，时下所谓“公知”则是由媒体塑造并传递流俗观点而赢取个人名利的社会达人。
正是市场经济和商业主义的膨胀，媒体知识分子就逐渐排挤并取代了具有广博知识和高度责任的传统知识分子，他们以极力迎合社会大众的趣味和心理为能事，而无法站在公共视角并以长远的眼光来审视社会现实，从而也就丧失了矫正社会偏颇和防止社会异化的本色和使命。这些作为“公知”的媒体知识分子为何如此热衷跨界去讨论和争论社会热点问题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根本上就没有真正的专业，在所谓的专业领域根本就没有深入的理解和认识，以至于根本无法就专业领域的理论展开深入的交流和探讨；正因为他们既缺乏足够深度的知识，也没有高度的社会责任，从而就只是肤浅的“知道分子”，而决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当然，这不是说知识分子不应该关注和讨论专业之外的社会热点，我们并不主张“君子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更不认同“位卑而言高者罪”的教条，这些都会导致社会公权力为少数人所簒夺；但是，我们强调，每个人至少要先做到“在其位，尽其职，成其事”，然后再去关注并参与其他社会事务，这是基本的责任伦理要求。就现代知识分子而言，首先要在专业领域“精一艺”，然后才能在其他领域“通百事”；进而，因为精于一艺，他们也就乐于参与他们所精之事，对其他事务则更主要抱着学习、了解的态度。然而，当下学术界却充斥着肤浅者，绝大多数人都只是贴着某些专业标签的外行，自然也就偏好就一些引起社会关注热点问题展开相互外行式的激烈论战，最终的结局是谁都说服不了谁。
总之，正是在新闻媒体型知识分子的引领和主导下，现代主流的社会学说就不可避免地会呈现出日趋严重的实用化、世俗化和庸俗化取向，进而陷入马尔库塞意义上的单向度状态。这在当前中国社会表现得非常明显：大学教师和知识分子不是努力探究人类的理想状态并以此来引领社会进步，而是刻意地迎合大众趣味和社会潮流；同时，那些所谓的“学者”在研究时往往牵涉太多的个人利益，并把西方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极端地与“践行”结合在一起。这样，知识分子就成为芸芸众生的一员，进而也就是失去了社会大众的重视的尊重，甚至往往还会引起社会大众的嘲讽和贬斥。有学者就指出：“现在，知识分子被迫害的事件少见了，这并非知识分子受重视的佐证，恰恰相反，这是对知识分子的一种漠视。我想起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说过的一句话：就知识分子而言，迫害比漠视更好受些。”[33]显然，“利统”和“政统”畸形结合的当下中国社会就是如此：追求学术自由和人格独立的学者不仅要遭受政治的打压，而且还会因为对政治的疏离和反抗而饱受“同仁”和大众的嘲讽。[34]由此也就要反思：由社会大众来支配的社会将是怎样的情景？马尔库塞提出了大众极权主义，任何不符合多数或主流的观点都会遭受贬斥和扼杀。这种大众极权主义造成的恶并不是少数专制主义更小。约翰•穆勒就曾强调：一个观点不受欢迎不能构成压制它的理由，即使只有一个人持相反意见，那么其他人不让他说话也不比他不让所有人说话更为正当。[35]为此，尼采就警告说：任何由大众做决定的地方，真实性就变得多余、可悲，变成一种无益之物。
七、结语：知识分子应有的世界观
知识分子是社会现实的批判者和促进者，进而也成为政府政策及其当政者行为的监督者和纠正者。就此而言，真正的知识分子就绝不是自由市场的迷恋者和鼓吹者，更不是世俗风潮的跟随者和助推者。阿拉伯裔的著名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萨义德（E.W.Said）强烈主张，知识分子应保有批评的距离，应该抗拒并游离于主流之外，要防止被收编到权力的宰制体系中，由此才能以一种客观的、独立的、多角度的或跨文化的视角来观察各种事务。由此来反思知识分子发展史：市场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世俗活动和工作积极心，但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也已经充分显示出，基于权力博弈的纯粹市场机制通常并不有利于弱势者；相应地，面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和无节制的市场经济及其造成的严重困境，学说史上就涌现出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众多真正知识分子，他们不是刻意地寻求对现实的合理化解释和辩护，而是积极承担起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责任。以此为基准，我们就可以清晰地认识知识分子对现实世界尤其是资本主义体系所持的基本态度。
事实上，资本主义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产物。当时，为了给摆脱封建等级制的束缚提供理论依据，霍布斯、洛克等先驱将个人理解为完全成熟的人，它具有自己的利益、规划的能力以及追求快乐和欲望的欲望，并由此产生了财产的观念和所有权主张；而且，这些能力和特征都是先于社会和国家的形成，国家则被视为仅仅是保护私人主动性和私有财产的工具。由此，就导向了个人主义的以及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与此不同，卢梭以及随后发展出来的社会主义则开启一种逆反思潮，它重新反思了抽象而冷漠的个体主义，进而像古希腊学者那样将眼光投向共同体，强调人类是通过共同体生活而形成这些能力的，而离开社会就不会有充分发展的个体。正因如此，在个体与社会间的关系上，西方社会形成了不同认知，进而导向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其中，资本主义脱胎于封建主义，源于反抗和打破封建社会中的等级及其带来的人身依附；相应地，资本主义突出人的自主性，从而强调个体独立于并先于社会，推崇不受干预的个体自由，推崇“物竞天择”的自由竞争，由此就由（市场）交易将人与人之间联系在一起，进而在人与人之间塑造出了物的依赖关系。与此不同，社会主义认识到个体与社会存在不可分离性，认识到社会成员的责任承担以及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性；由此，人与人之间就相互影响并相互关注，从而重视社会贫困和公平正义等问题。
既然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滋生出了众多恶行，那么，它为何还没有消亡而是继续在扩张呢？张夏成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走到末日阶段，并非因为资本主义是最佳选择并一切运行良好，而是因为暂时没有替代资本主义的最佳方案出现，不得已只能继续维持现有体制。或者说，资本主义依然加在并非因为其本身生命力旺盛，而是由替代路线缺失造成的。”[36]那么，资本主义为何还没有更好的替代性选择了？其原因又在于，一方面，在资本主义250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除马克思及其《资本论》外，迄今没有任何哲学家或经济学家提出过资本主义的替代体制，从而只出现过社会主义理念和体制取代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最早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最终没有克服资本主义的矛盾并实现全体成员共同发展的理想型社会主义社会”而于1991年走向解体，相应地，当下可以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力的唯一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但“中国同样面临着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问题，收入不平等、贫富差距、劳动者工资待遇收入差距等社会问题甚至比资本主义国家更突出。一部分暴发户的奢侈行为酷似社会主义革命之前的封建地主。”[37]就此而言，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同样会反思和批判当前中国社会所存在的问题，进而致力于促成社会主义制度的进步和完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缺乏持续进步和完善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人们对自己的行为尤其是经济活动缺乏较为明确的预期；相应地，社会中滋生出了一群见风使舵和阳奉阴违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而他们的得势则导致社会文化和道德伦理的全面沦丧。
总之，真正的知识分子拥有渊博的知识结构和高度的社会责任，由此产生出敏锐的现实问题意识，能够深刻地发现现实社会中的问题及其成因，从而往往就偏好针砭时事以期推动社会进步。正因如此，诞生于物竞天择之自由资本主义的自由知识分子，自然就会致力于剖析和揭示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缺陷。事实上，正是在批判和改造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孕育出了社会主义思潮。基于这种认识深度，真正的知识分子通常就不会简单地以当前社会主义所遭遇的重大挫折来讴歌自由资本主义，进而为现实市场经济保驾护航；相反，他们清晰地认识到自由资本主义和无节制市场经济所暴露出的日益增多且严重的问题，如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逐渐偏盛，社会合理价值的日益衰败、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等等。与此同时，真正的知识分子也不会简单地宣扬社会主义理念并以此来替代资本主义，而是会深层次地审视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和教训，由此探寻一种更具可行性的社会体制。尤其是，无论持有何种哲学信念（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真正的知识分子都不会像理性经济人那样成为一个精致利己主义者，而是会努力担负起社会责任；他所追求的也绝不仅仅是个人的经济自由，而更主要是自我实现和独立思想的自由。不幸的是，由于个人主义和物欲主义的膨胀，批判精神在当前学术界却显著地沦丧了，进而导致整个社会都呈现为一种单向度状态。正因如此，笔者一直呼吁，只有存在一群具有真正理念的公共知识分子，当前的学风才会改进，学术才会进步，社会才有希望！
[①]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6页。
[②]参见秋风编译：《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③]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9页。
[④]布东：《为何知识分子不热衷自由主义》，周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2页。
[⑤]徐贲：“中译本序：自由主义与知识分子”，载布东：《为何知识分子不热衷自由主义》，周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⑥]在很大程度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偏重甚至唯一性方法论的强调使得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领袖偏重于物质生产领域而忽视了人性、人道、自由等方面的关注，进而丢弃了道德层面的社会批判。
[⑦]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03页。
[⑧]布东：《为何知识分子不热衷自由主义》，周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99页。
[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⑩]参见周保松：“左右为难的乔姆斯基”，《南方周末》2010年9月9日。
[11]朱富强：“新自由主义的十大考辨（中）：自由主义的演化及现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1期。
[12]拉斯基：《思想的阐释》，张振成和王亦兵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13]拉斯基：《思想的阐释》，张振成和王亦兵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
[14]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4页。
[15]转引自卡多佐：《法律的成长、法律科学的悖论》，董炯、彭冰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页。
[16]德沃金：《身披法袍的正义》，周林刚、翟志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2页。
[17]希尔贝克、吉列尔：《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当下》，童世骏、郁振华、刘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365页。
[18]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03页。
[19]霍尔姆斯：《反自由主义剖析》，曦中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285页。
[20]阿克顿：《自由史论》，胡传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21]别尔嘉耶夫：《精神王国与恺撒王国》，安启念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22]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3页。
[24]塞德曼：《有争议的知识：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理论》，刘北成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页。
[25]参见塞德曼：《有争议的知识：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理论》，刘北成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页。
[26]奥斯威特：《尤根•哈贝马斯》，载斯通斯主编：《核心社会学思想家》，姚伟、李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95-296页。
[27]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王晓珏、刘北城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页。
[28]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李雪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47页。
[29]塞德曼：《有争议的知识：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理论》，刘北成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导言第1-2页。
[30]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李雪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47页。
[31]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87页。
[32]《王元化：知识分子意淫有知识》，http://zouhengfu.blog.sohu.com/168554062.html.
[33]《王元化：知识分子意淫有知识》，http://zouhengfu.blog.sohu.com/168554062.html.
[34]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在当下的自由知识分子是极其悲催的，因为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如此的压抑和匮乏，尽管在物质生活上并不是那么惨。
[35]穆勒：《论自由》，孟凡礼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
[36]张夏成：《韩国式资本主义：从经济民主化到经济正义》，邢丽菊、许萌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260页。
[37]张夏成：《韩国式资本主义：从经济民主化到经济正义》，邢丽菊、许萌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254、2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