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教科书式的哲学史著述，读起来味同嚼蜡。其根本的原因可能在于对哲学这种思想活动的理解有偏差，即把哲学当作一种制作好了的知识，而不是一种思想方式。结果便是对某些哲学范畴或命题含义千篇一律地重复，从而失去了哲学应有的灵气。由于教科书负有向读者提供相对客观的哲学史知识的任务，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如何在叙述古代哲人的思想成果的同时，把哲学思考的方式也带给读者？后者是问题的重点所在。
冯友兰是中国哲学学科的重要奠基者，他对哲学史体裁选录式与叙述式的区分，有助于我们对问题的讨论：“写的哲学史有两种体裁：一为叙述式的；一为选录式的。西洋人所写之哲学史，多为叙述式的。用此方式，哲学史家可以尽量叙述其所见之哲学史。……中国人所写此类之书几皆为选录式的；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即黄宗羲所著之宋、元、明哲学史……”[1](P22)叙述式哲学史著作类似于现在流行的教科书类型，以编者的理解为线索，再从经典里寻章摘句，作为自己思想判断的注脚。选录式哲学史著作即传统的学案体，其基本内容是对研究对象思想文本的摘录编排，再辅之以编者的扼要点评。两者作用的差别在于：前者立足于编者，用编者的思路引导读者。后者忠实于对象，让读者有贴近原典的经验。本来，提供客观知识的任务应该由选录式的教材承担，现在的“哲学史资料选”也有类似的作用，但由于教学安排中以叙述式为主，选录式为辅，加上“资料选”的编纂往往把重点放在协助读者掌握古代语言与文献知识上，因此，叙述式的教科书成为一般读者学习哲学史的主要途径。这就导致了叙述式的哲学史也承载了提供“客观、系统”知识的负担，被迫以中规中矩实则很无趣的面目示人。我个人认为，选录式哲学史著作应该在专业教学中承担更大的任务，而叙述式哲学史著作则应满足更大范围的、有人文学术兴趣的读者的需要。不过，这篇短文主要谈论叙述式的哲学史著述。
相对于选录式哲学史而言，叙述式著作的重点应该是通过富于哲学意味的论述方式，唤起读者对历史上的哲学问题或学说的兴趣。这种论述或思考方式，应当是反思式的。冯友兰说过，哲学是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反思。对此也许会有不同的看法，但反思人类精神生活属于哲学思考则不会有疑问。反思意味着对问题特别是相关前提或预设的重新检讨。这个词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流行过，当时流行的含义主要是否定与批判。否定与批判无疑是反思的一种态度，就此而言，“五四”以来具有反传统倾向的哲学史著述，无论是胡适派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都具有反思精神。不过，这类反思通常是一种意识形态意义(包括政治、宗教)上的否定，尽管其中也不乏思想的锋芒，但与哲学意义上的反思仍然有区别。
这种以反传统为主旨的哲学史，其动机不是从传统中寻求发展哲学的思想资源，而是通过对传统核心价值的批判，表达学习西学改造中国文化传统的必要与可能。而正是这种倾向，激起了文化保守主义者通过编写哲学史的途径，重新塑造传统精神价值的热情，这就是现代新儒家工作的重心所在。这种回护传统的心态会导致反思精神的缺乏。而反传统声浪过后流行的哲学史教科书，或多或少都存在这个问题。例如，讲孔孟哲学，很少从逻辑上检讨其思想的特点及弱点。文化保守主义者讲哲学史的动机，同样不在于发展现代哲学，而是维护精神信念。
哲学意义上的反思，是对传统思想观点进行内在的检讨。哲学是讲理的学问，因此，首先是对对象说理的有效性与完备性的检验。这种反思需要一种将说理进行到底的精神。保守主义也必须作反思的功课。因为只有发现传统的弱点或漏洞，才会产生有效修补或发展传统的成果，即在更新的水平上的重构传统的观点。这就得进行哲学思考的操演，就是发展哲学。冯友兰之所以有“新理学”的创立，就因其对宋明理学问题有内在的反思，努力用新的逻辑分析的方法，论述理、气、大全等范畴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编织一个新的哲学系统。可以说，其新理学的提出，同对旧理学的反思是分不开的。不过，冯友兰对旧理学的反思，并非鲜明地表现在《中国哲学史》中，而是体现在“新理学”特别是“新知言”，即关于方法论的写作上。尽管陈寅恪称其哲学史讲理学部分“成系统而多新解”，但批判的锋芒仍嫌稍弱。
而在西方哲学领域，通过对哲学史的反思来发展新思想的例子比比皆是。当代被系统介绍到中国来的麦金太尔的伦理学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西方，伦理学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中国，伦理学几乎就是哲学的基本内容，因此，麦金太尔的例子对我们具有重要的范例意义。这位在当代伦理学上独树一帜的思想家，其伦理学思考的发韧之作是一部充满反思精神的《伦理学简史》。在这部篇幅不大的作品中，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基尔凯郭尔、尼采，等等，每一个人的思想都在接受他睿智的审视与评判。该书译者对其优点有极好的评价：“描绘一幅幅哲学观点的瑰丽图景的同时，麦金太尔又以非凡的哲学才智，高人一着地指出这些图景在逻辑架构上的破绽，使你在把握历史思想的同时，又得到新的哲学思考的启迪；因而在使你获得清晰的历史思绪的同时，又将你的思辨能力升腾到一片新的理性高空。这是因为麦金太尔并非是一般地陈述思想史料，而是以哲学大家的素养与资质，既从历史的观点，又从所论述的思想家自身的观点与问题出发，以分析哲学的分析力量来讨论问题。因此，它不仅使你获得哲学的知识，而且使你的思维得到训练。”[2](P2)除了“分析哲学的分析力量”中“分析哲学”的说法我有保留外，其他赞赏都是恰如其分的。其反思的焦点不在价值立场的褒贬，而在思想逻辑的检讨。后来令麦金太尔名声大噪的《德性之后》及其他相关著作，正是这种反思式的思想操练获致的成果。麦金太尔的例子不是孤立的，中国读者熟悉的富于反思精神的哲学史作品，还有卡西尔的《启蒙哲学》、斯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等等。
对读者而言，这样的哲学史才有哲学的魅力。我们缺少这样的成果，未必完全是才华或知识的缺陷，更可能是眼界的局限。估计有人会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太有个性的哲学史会导致理解的主观与随意，甚至会搞乱思想的阵脚。可是，问题在于，与许多不同学科的知识相比，哲学的地图从来就不那么清晰，或者说是会变动的。必须有固定说法的说法，背后的思想根源是经学思维，因为它以神圣不变的道统为前提。现代的哲学史研究，只要目的是以塑造精神文化传统为己任，就有害怕价值被搞乱的担心。这种思路其实是意识形态的。思想统一的写法，其实未必就是知识客观的介绍，对这一点，当代学术史已经有深刻的经验昭示给我们了。
要矫正知识介绍上的主观性问题，不能把脑筋动在统一叙述式的哲学史写法上，而应该发展选录式的教材。选录式教材当然不能停留在“哲学史原著选”的水平上，需要某种体现哲学思考方式的导读配合。原典永远是衡量解释的合理性的基点。在这样的前提下，应该有多种多样的贯彻反思精神的叙述式著述出现。思想的竞争是思想有活力的表现。否则，就像曾经存在的“哲学原理”现象一样，千人一面。那样会让人产生思想的疲劳，而思想的疲劳是不会产出哲学的。
当有人以西方哲学为范本在知识形态上批评中国哲学不够哲学的时候，有志于当代中国哲学事业的同道对此应有自觉的反省。我的希望是，哲学史成果不仅是展示古代思想遗产的篇章，更应是可以成为推动现代哲学发展的思想力量。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麦金太尔.伦理学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