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容肇祖治学涉及哲学、历史、思想史、文学史、文献学、民俗学等多个领域，很多成果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创造性和典范性。他在数十年的治学生涯中，通过年谱、评传、思想史、学术论文等形式，呈现出泰州学派丰富的人物、思想、学脉及其历史，表现出治学笃实、超越前人、映照古今的学术特色。他研究泰州学派的历程、内容、特点及其成就，体现出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自主学术研究的积极探索，在努力挖掘中华文化深厚资源和文化重建等方面具有开拓性意义。

【关键词】泰州学派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容肇祖（1897—1994年）是中国知名的哲学史家、思想史家、文献学家、民俗学家、文史专家，是现代研究明代思想史的著名学者，被誉为“明代思想史泰斗”。从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他都从事整理发掘泰州学派人物史料、思想、历史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在前人基础上对泰州学派、明代思想史进行了开创式书写与创新性阐释，以精湛研究和文化热忱塑造着现代哲学与学术形态。容肇祖的学术人生是在近代以来的社会文化思潮、学术思想变迁背景下展开的，他为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建设贡献良多，为建设中国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贡献了富有创新性的成果。

一、务实而转进的探索历程

20世纪20年代，容肇祖开始致力于思想史研究，一些文章得到胡适、张荫麟等人的肯定。而他研究泰州学派持续时间较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容肇祖治学重心从民俗学转向到明代思想，先后发表了关于何心隐、焦竑、李贽等思想研究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收入此后出版的《明代思想史》；（2）新中国成立后，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完善了对李贽的研究，且出版了经过数十年整理的《何心隐集》；（3）20世纪80年代以后，容肇祖不断深化研究，于90年代出版了修订后的《中国历代思想史·明代卷》，其中也包括对泰州学派的新思考。可以说，泰州学派研究几乎贯穿其整个学术人生。

1936年，《何心隐冤死事考》一文刊发于《大公报·史地周刊》（天津），这是容肇祖有关泰州学派研究的重要开端。容肇祖通过勾稽史料，仔细梳理有关何心隐和梁汝元的文献，肯定梁汝元即何心隐之本名。该文澄清了后人对黄宗羲《明儒学案》的误解，指出抓捕何心隐的王之坦和王艮的孙子王之坦同名，且因时间相近，以致“俗语不实，流为丹青”，演绎出王艮的孙子王之坦挺身就戮、收骨营葬、愤而隐逸的附会故事。这篇文章解决了何心隐的身份、死难等问题，为进一步的思想研究打下了基础。

翌年，容肇祖发表了《何心隐及其思想》。这篇长文第一部分为《何心隐传》，展现何心隐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对何心隐的死因、人物纠葛、师友高义、著作刊刻、后世评价等述之详尽。第二部分为《何心隐的思想》，揭示了何心隐实践实行、淑世讲学、急人之难、养心寡欲等思想品质和学术主张。容肇祖剖析史料，精巧运思，使何心隐的形象在其笔下栩栩如生。

1938年，《焦竑及其思想》刊发。容肇祖认为：“焦竑是耿定向的门人，师事罗汝芳，而又笃信李贽，他可以说是王守仁，王艮一派的后劲。”（《容肇祖全集》，第847页）该文以年谱的形式爬梳史料，令焦竑的人生流变、师友关系、学脉流传、人事凋零尽在笔端。对焦竑的思想，容肇祖总结了几个方面：关于治学，焦竑赞同博学，反对泛滥支离；学问趋向上，焦竑注重内性觉悟，具有儒佛融通特色；焦竑还注重实行，强调为学当济于实用。

这段时期，容肇祖还出版了《李卓吾评传》，包括《李贽年谱》《李贽的思想》《李贽的文学的见解》等部分。《李贽年谱》是该书的主体部分，全面展现李贽学问传承、师友交往、活动轨迹、思想演变，其中关于李贽治学与时代的矛盾、人生波折较为突出。此书对后期泰州学派的生活状况和精神世界给予了很好的反映。容肇祖认为，李贽的思想“出于王守仁及王幾，王艮的一派”，“是很自由的，解放的；并且是个性很强的，适性主义的；他的态度是批评的”。（参见同上，第2460页）

以上研究汇聚于名闻海内外学界的《明代思想史》（开明书店，1941年），该书既是对明代思想的系统研究，也是关于泰州学派的重要著作。“该书是一部拓荒性、奠基性的学术专著。它总揽明代思想全局，对明代思想的发展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姜国柱，第195页）《明代思想史》的出版具有多方面的学术意义，除了更为全面地呈现泰州学派面貌、完善学术界关于明代思想史与精神史的研究外，更重要的是：一方面，该书之撰写明显受到近代以来思想史、哲学史研究的影响，容肇祖适应时代精神之转换，从历史人物的史料、著作、行为、思想等出发，突出泰州学派的学问境界、践履意志、淑世目的、平等观念、革命精神等内容，从而突破了《明儒学案》以来的书写方式，对泰州学派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蕴含时代新风的系统解读；另一方面，比较难能可贵的是，容肇祖能够发掘并紧紧围绕历史资料，对人物思想予以切合之解读和创造性解释，既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意，又不觉其新思想、新视角、新词汇之运用有突兀之感，做到了将新式学科、学术话语与中国传统思想研究予以较好融合，为新的历史时期挖掘传统思想资源和创造新的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范式进行了十分重要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三十年里，容肇祖继续进行有关泰州学派的研究，主要发表了《李贽反道学和反封建礼教的一生》（1962年）、《李卓吾是怎样的一个人？》（1962年），出版了《李贽年谱》（1957年）、《何心隐集》（1960年）。其中，《李贽年谱》是在他此前著作的基础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重新整理、叙述李贽的生平经历、哲学思想的著作。据姜国柱所言，容肇祖看到有学者把李贽的行年、事迹等信息都搞错了，所以撰《李贽年谱》并附《李贽著作考》，纠正把《四书评》《史纲评要》等伪书当作李贽真作的现象。（参见姜国柱，第298页）而《何心隐集》经过整理首次出版，它凝结了容肇祖数十年的心血。明天启五年(1625年)，何心隐所著《爨桐集》曾被刊刻，但数量较少，长时间都是以抄本流传，“容肇祖从1936年开始收集、抄录何心隐著作加以校勘、标点，又多方搜集有关何心隐的传记、序跋、祭文以及其他参考材料21篇，为之撰序，对何心隐一生事迹和思想作了详尽的考证和公正的评价，纠正了被歪曲的历史”（衷尔钜，第288—289页）。该书为学界研究泰州学派和何心隐思想提供了较扎实、全面的资料。

《中国历代思想史·明代卷》（1993年）是容肇祖应文津出版社之请，在姜国柱的帮助下完成的，也是他晚年关于泰州学派的更新、总结之作。他在“自序”中说：“这个《中国历代思想史》明代卷的稿子，与开明书店出版的《明代思想史》是很不同的，是在《明代思想史》的基础上，结合发掘的新资料和我研究的新成果而撰写成的。两书比较在所写人物、思想内容上，虽各有增减，但旨在求新，故新书突出了王守仁等重要思想家，增加王廷相、吴廷翰等人物的思想。这就使新书稿以一个新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容肇祖全集》，第2016页）该书完成于1992年，容肇祖时已96岁高龄，他仍旧结合新发掘资料、新研究成果加以修订，弥补开明书店版《明代思想史》留下的遗憾，足见其用力之久、耕耘之深。容肇祖的“自序”强调此番修订之“新”，乃是指集中了他数十年对泰州学派史料的苦心搜集和整理，对人物思想解读和阐释的数次斟酌、反思乃至思想斗争，同时修订了之前思想史写作方式而突出对宇宙观、无神论、认识论、人性论、知行观等哲学问题的讨论。

可见，容肇祖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中泰州学派研究的开拓者，其有关泰州学派的论述集历史与史料、哲学与思想、学术与文化等多方面于一体，是中国古代思想史、哲学史和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求真而掘新的学术贡献

泰州学派是明代重要思想流派，黄宗羲《明儒学案》专列“泰州学案”。吴震指出，“‘泰州学派’作为一种名称设置，用来指称心斋所开创的、经由王襞、王栋以及颜均、何心隐、罗汝芳等人构成的学术团体”（吴震，第2页）。也有学者将李贽、焦竑也纳入泰州学派。（参见姚文放主编，第7页）总之，据统计，以王艮为始端的泰州学脉经五传共487人之多。（参见王传龙，第336页）泰州学派在容肇祖的研究中分量很重，因为他“对‘王门的派分’十分重视，尤其重视的是‘泰州学派’，着力研究这一学派”（姜国柱，第303页）。其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为发掘泰州学术的人物、著作及相关史料，书写泰州学脉历史与交往关系，阐扬泰州学派思想、人物精神内涵及其历史价值。

1.著潜德之幽光

泰州学派多为王门后学，黄宗羲《明儒学案》有所介绍，但限于该书价值立场、观念和篇幅，所述未能周详，而后世亦少有推进。容肇祖看到这一问题，对泰州学派人物多方挖掘，为他们重新找到历史位置。

容肇祖的《自传》回忆了他撰写《廖燕的生平及其思想》一文的初衷：“当时我见到他的《二十七松堂文集》，对这位压抑了二百多年的学者要为他的不幸而呼吁，同时也产生了一种要对进步文人潜德幽光进行发掘的想法。”（《容肇祖全集》，第7页）研究李贽即与他这一想法有关，“李贽是明代著名思想家。反对礼教，批评程朱学派，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以‘异瑞’自居，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有着特殊的重要地位。然而，无论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对李贽生平的研究，却不甚了了，这样就说不清其思想产生的背景。……容肇祖撰写的《李卓吾评传》和《李贽年谱》，摆脱了历来对李贽的偏见，观点公允，是对李氏生平进行详明考证和论述的著作，核实了所见李贽著作目录23种，澄清了史实，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衷尔钜，第289页）

在容肇祖七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都致力于发掘被历史隐匿的人物及其思想。在《容肇祖集·前言》中，他坦露心迹：

选印这些论文，是因为有些材料来之不易。有些思想家由于他们的著作被禁锢或散失，还没有得到他们在历史上应有的学术地位，长期不为人所重视。如吕留良，反对清朝贵族的专制统治，宣扬革命思想，受其影响的有曾静。曾静劝说岳钟琪反清，被揭发后，清朝发动曾静文字狱，吕留良被戮死灭族，门徒被杀，著作被禁毁，其有别人著书涉及吕氏名字的，亦被抽毁。吕留良的著作，传世不多，我努力搜求，实非容易。……又如何心隐，以自己的家财在家乡办学，得罪县官，竟以反抗皇木银两充军，后四出讲学，触犯权相，为巡抚王之恒所杖死。其人其事，湮没不传。李贽著《何心隐论》，备加赞扬。我在天津《大公报》的《史地周刊》发表《何心隐冤死事考》一文，论述其冤死之故，伦明先生借给我何心隐《爨桐集》，何子培先生慨然寄我《梁夫山遗集》，我因得述其人的思想。（《容肇祖集》，第1—2页）

从中可以看出容肇祖的治学动机与学术思考，但要落实这些想法，在当时动乱纷争的时代何其不易！衷尔钜指出，“在容先生的发掘性、开拓性、求实性、创新性的学术活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非常注意从浩繁的古籍中，零星地发现那些具有叛逆精神，而又长期被湮没、压抑、禁锢，且鲜为人知的思想家的事迹、著作和思想”（衷尔钜，第300—301页）。容肇祖对何心隐、李贽等人关注和研究，是明代思想史研究的扛鼎之作，故有识者论道：“《明代思想史》已经比它之前的著作强很多，因为它注意到很多传统学术史所不讲的人物。”（朱鸿林，第33页）

2.撰学派之新史

容肇祖虽然没有类似于专门的“泰州学派史”著作，但他对泰州学派历史的书写无疑贡献很大。其特点有二：（1）他对何心隐、李贽等人的专门、系统研究，为学派史书写提供了深厚、扎实的保证；（2）泰州学派的渊源、形成和演变不是孤立的，是明代思想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容肇祖通过《明代思想史》更能反映该学派的演变过程、思想特质和历史地位。

在《明代思想史》中，泰州学派占据较大比重，具有特殊意义。该书“最突出的特色是按学派论述其源流和思想实质脉络分明，是中国当代最早的一部具有拓荒性的断代学术思想史著作”（衷尔钜，第290页）；“作者把一部纷繁复杂的明代思想发展史，经过排比爬梳，条分析缕，周密构思，放在十章三十节和一个附录中，以王学为主线、轴心，全面、系统、具体地分析论证了明代思想的思想渊源、基本内容、学术分派、学派流变、思想变迁、发展规律、民族形式、理论特点、时代特征等”（姜国柱，第298页）。容肇祖的思想史书写，注重“探索每一时代思想史的发展，一定要联系该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情况，同时要注意思想发展的继承性及其相对的独立性”（《容肇祖全集》，第1547页）。这些总结，无疑是对容肇祖明代思想史、泰州学派研究的精要概括。

近现代以来，思想史的鸿篇巨制陆续推出，《明代思想史》既可与它们深通，在文史上互较优长，又能别开新面，标立哲学新意，因而具有多方面的学术范式意义。“从它出版至今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称誉与推崇，举皆认为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与科学价值，被视为治明代思想史所必备的重要参考书，教育了几代学者，并使海外学者深受其益，被誉为‘中国断代哲学史的典范’，‘中国明代思想史研究的名著’。”（姜国柱，第295页）

3.阐人物之新论

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记载道，“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泰州之后，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传之颜山农(钧)、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黄宗羲全集》第7册，第842页）。容肇祖在黄宗羲的基础上，肯定了泰州学派的淑世主义、救世精神、平实见解、独特性格，重点阐述了王艮、何心隐、李贽、焦竑的哲学与思想。

在《明代思想史》中，容肇祖认为，王艮的“百姓日用之道”表现出他的平等观和人民性；“良知良能”既是自然天则，也是“明哲保身”的原则，“乐学”则是恢复良知本体的工夫；“淮南格物”的主要内容是明本、正物、安身，并从安身论推至人己平等和爱人礼人。（参见《容肇祖全集》，第1842—1852页）作为王阳明的重要弟子，王艮继承师说，提出己见，以实用实行影响众多追随者，但也遭到黄宗羲等人的批评。容肇祖评价说：“王艮的思想，既得‘阳明学派’‘其宗’，又与‘阳明学派’有‘其异’，而有其平民性和‘异端’性。因此，他的后学者出现一批反封建、批理学的‘异端’思想家。他因此而受王学正宗学者黄宗羲的尖锐批评。……黄宗羲虽然是从传统的观念出发，批判泰州学是‘小人之无忌惮’，‘其害如是’，但却道出其‘非名教之所能羁络’，有‘掀翻天地’之力。于斯可见泰州学派对封建统治者的反叛精神和反映平民利益的战斗性格。”（同上，第1851—1852页）

何心隐是王艮的三传弟子，是“泰州学派的嫡传”，容肇祖称其为“泰州派下的一员干将”（同上，第1972页）。在哲学思想上，何心隐宗王学、守师训，持仁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宇宙观；引申和发挥了《尚书·洪范》“貌、言、视、听、思”“五事”，以阐发认识论观点；他反对“无欲”，赞同“寡欲”，主张“育欲”。容肇祖认为何心隐一生富于战斗性，是泰州学派中最切实、最有为、最激励的一个人。“他抱着极自由、极平等的见解，张皇于讲学，抱济世的目的，而以宗族为试验，破家不顾，而以师友为性命，所谓‘其行类侠’者。卒之得罪于地方官，得罪于时宰，亦在所不惜。他不畏死，并欲藉一死以成名。它的目的太高，而社会的情状太坏，故为当道者所忌，不免终于以身殉道了。”（同上，第1972—1973页）

容肇祖对李贽深有研究，除下足史料功夫外，掘发思想亦为之重。他指出，思想渊源方面，李贽受王守仁、王畿、王艮极大影响，他称颂王阳明为“得道真人不死”；称赞王畿“圣代儒宗，人天法眼。白玉无瑕，黄金百炼”；师从王艮之子王襞，认为“阳明先生门徒遍天下，独有心斋最为英灵”。李贽本人对泰州学人王襞、罗汝芳、何心隐、焦竑等人，或师从，或神契，或相互砥砺。容肇祖认为：“李贽的思想渊源于王守仁一派，并沿着王学思想解放之路走去，因而比何心隐更进到解放之路。”（同上，第1983页）“追求个性的解放”是容肇祖对李贽的总体评价，“李贽的反封建思想禁锢的‘异端’思想，表现在各个方面，从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我们可以看出，追求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束缚是他的思想主旨”（同上，第1983页）。容肇祖认为，李贽看到了封建礼教的危害性，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儒家的圣学、经典，主张打破偶像崇拜、追求个性解放，提出“童心说”，承认人心欲望的合理性，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倡导人人都是生而知之、都可成佛的平等观，认为圣人与众人平等，男女平等。（参见同上，第1994页）容肇祖总结道：“李贽的思想是独立的、自由的、平等的。他由宗王守仁一派心学的自由思想出发，而打破封建枷锁，破除古圣贤的偶像和圣经贤传的权威，在极自由、极平等、极解放的路上迅跑，而他是尊崇自然、重视个性的思想家，在批评封建礼教刑德等方面，表现出许多创新的、独特的见解。”（同上，第1995页）

焦竑与王门后学耿定理、邹守益、李贽等过从甚密。容肇祖认为：“焦竑是耿定向的门人，师事罗汝芳，而又笃信李贽，可以说他是王守仁、王艮一派的后劲，他不是腐儒，他任心而不废学，求道而不废行，是一个最博学而又注重于内修养的人。”（同上，第2001页）在思想上，焦竑具有融通儒佛的倾向。对于心性学问，焦竑认为佛教、儒家都讲“空”，人性本空，空而无为，方可无所不为；人之心性，因外物牵诱，所以为了尽心必须复性，做主体意识的修心功夫；焦竑注重心悟、觉悟自得，认为儒家有顿门，佛教重顿悟，二者一致。“焦竑公开承认儒学与佛学的一致性、相容性，并兼采佛学之长，不目之为异端，这确实是大胆的见解，因此他常被人讥之为禅学。”（同上，第2004页）而在学问方面，焦竑认为贵在自得，“学道者当尽扫古人之刍狗，从自己胸中辟取一片乾坤，方成真受用，何至甘心死人脚下”，“焦竑注重主观精神、创新意识，与他能客观地对待佛教的心性修养、觉悟求知的直觉思想有密切关系”（同上，第2007页）。焦竑还重力行、尚实践，把为学求知和理事治政结合。“焦竑的‘行’、‘实践’不仅仅举贤与忠君孝亲的道德践履，而且包括学书、学匠等多种社会实践活动，这个见解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同上，第2009页）总体来看，“焦竑是一位博学的学者，又是一位切实的学者，他的博学与实践皆重的思想是有价值的”（同上，第2014页）。

当然，以上三个方面并不足以完全概括容肇祖对泰州学派的研究，其工作必将随着对中国近现代社会与文化转型、传统文化淬厉新生和学术思想史演变的研究推进而彰显更多的价值和意义。他对于历史人物的发掘，与近代以来渐次泛起的平等观念、平民思想有内在联系；他对学派历史与断代思想史的重视，与现代学术兴起、研究方法更新等都有密切关系；他对历史人物思想的阐发，既本之于历史文献记载，也是对近现代中国思想发展、五四启蒙思潮等社会文化观念的反映，如对历史人物的平等意识、抗争精神、淑世主义、个性精神的发掘，都无不映照当时的时代精神，并且是容肇祖个人精神、内心追求和社会思考的展现。

三、创造与创新的研究特色

容肇祖的泰州学派研究之所以能够取得丰厚成果，和其宽博深厚的学养、处于转型期的学术路径以及吸收大变革时期的社会文化都有密切关系。而容肇祖的哲学史研究中最突出的特色是立足扎实的史料文献基础与新学术研究方式和研究对象所处时代现实状况，对历史思想进行创造性解读和阐释，以及突破以学案、史传为主的传统叙述形式和认识方式，对人物著作、史料进行新的整理，通过吸取现代学术研究思想与方法、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实现了新的思想史、哲学史研究创新。

1.以史料为基石

容肇祖治学内容包含广泛，其中人物研究较为突出，有《孔尚任年谱》《李卓吾评传》《李贽年谱》等代表著作，发表有深刻、独到的人物研究文章近百篇，为后世思想史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方面也是他撰著《明代思想史》的宝贵经验：

我想要认识黄氏《学案》编述的好处，以及摆脱黄氏《学案》的束缚，想尽得黄氏所根据诸书读之。当时每每流连于各书坊，各图书馆，各家藏书中，搜罗与借阅，仍苦于不尽可得。由此直至民国二十六年夏，所搜集的材料，计已不少，亦颇有出于黄氏所根据之外，为黄氏所未见或未注意者。（同上，第925页）

容肇祖对于史料，即便在战火、颠沛中也孜孜以求：“二十七年春，迁抵昆明。四月入蒙自。这年十月，又迁住昆明。每思北平寓中书籍，不免耿耿。在南岳时，南岳图书馆有《邹东廓文集》，借阅之后，于这书中补入邹守益一节。”（同上，第926页）“他常常为了收罗整理一个思想家的著作，不仅奔波于各个图书馆，而且借读于书坊、书摊、手抄于私人家藏书，以至不惜重金购买孤本、雇人抄书等等。”（姜国柱，第299—300页）

2.以切实求超越

黄宗羲《明儒学案》是有关明代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的典范，容肇祖在肯定其价值的同时，还认为，“然一家一派，一时代，一地方的见解，在著者自不能不受种种的拘限。而尤使这书不能合今人之用的，则为时代见解的迁移。……我们认识时代，不能靠二百数十年以前人的论述，以为观察更前人思想的标准。也认识到其中的不足，力求通过全面的资料占有和切实的研究，实现对前人的超越”（《容肇祖全集》，第925页）。这里凸显了容肇祖治学师古而不泥古、力求超越前贤的自我期许。这种发于内心的学术自信与要求，正源于他对史料文献深厚积累，以及青年时期养成的综合的学术视野。他说：

我很愿日夕细读各家著作，细大不遗，一家既毕，再看他家。其值得注意的述之，不值得注意的，放之过去。做成客观的叙述，使前人的思想，明白的显现在我们意识之前。由此一个朝代的思想，或者大概可以整理出来。（同上，第926页）

容肇祖真积力久，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所以能够全面、系统阐述明代思想，尤其展现王阳明心学及其后学脉络。他还不囿旧说，揭示出“良知”在个体生命中的核心价值与伦理支撑，及其对精神、文化、社会、政治等各个层面的重大影响。

容肇祖治学主张史料先行、去伪存真、去芜存精、考镜源流，研究之前必先汇集充分资料，再加以梳理，继而进行深入的哲学、思想研究。如《何心隐集》《吴廷翰集》《王安石老子注辑本》《斐然集 崇正辨》等，既是他呕心沥血的古籍整理成果，又是思想史研究的结晶。他能够以新的文化观念与视角分析整理历史文献，明远流、著旨要，使其思想史研究避免了生搬硬套、空洞无物的弊病。

3.以综合谋新变

容肇祖在青年时期就已经具备了成熟的学术研究能力，对思想史研究深有心得。他认为，“凡是说一个人的思想，必先要知道他一生的著作的次第先后。从著作的次第先后，有以见他的思想的变迁，然后可以讨论他的哲学。个人思想的变迁，有时由驳杂入纯粹，也有时由纯粹入驳杂;因乎个人环境的影响，心力的发展，而思想也许随年月的先后而有不同”（同上，第70页）。

也就是说，人物研究必考察其著作，明晰其历史演变，进而探究其思想，同时还要注意人物环境、历史条件及性格心理的变化。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要在文史哲方面有厚重的积淀和深湛的治学方法。

首先，文学创作是容肇祖学术之路的起点，而他在民间文学、文学史方面也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文学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储备、学术方法和学问意识，促使他留意哲学思想人物的文学修养、作品内容，如阐说李贽的文学观点及与其哲学思想的联系。

其次，容肇祖受到顾颉刚的影响，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是历史研究法。具体来说，是用“历史家的态度”介绍、消化、研究中外哲学思想史，“我们无论研究本国或外国的思想史，是要用一种‘历史家的态度’去观察，不能存本国或外国的成见，不是找一个自己‘安身立命’的法子。历史家的态度，是观察各个学说的原因，评判各个学说的结果——这不是‘主观的’评判，是‘客观的’评判——把这学说的效果与价值讨了出来”；他明确指出，“我们输入外国的学说，是利用去催促己国哲学的进行，即使外国学说和己国学说根本不相容纳时，也只可用‘客观的’批评的眼光去取舍”。（参见同上，第53页）

最后，在哲学研究方面，容肇祖前期受胡适影响，善于运用明变、求因、评判、述学的考据法和归纳法，立足史料基础和考据方法来研究思想史与哲学史。他往往能够运用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等综合视角研究古代人物、典籍，紧抓核心问题，梳理文献、考辨史实、阐述义理，具有现代学科思维和治学方法。新中国成立后，容肇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唯物主义史观、唯物主义辩证法、阶级分析法等理论、概念、方法研究古代思想家、哲学史，在对何心隐、吴廷翰、王安石、胡寅、李贽、刘基等人的研究上，濯去旧见、融会新知，体现出新的哲学话语表述、研究理路和更加明显的哲学史学科意识。中国哲学学科自建立以来，就是以哲学史为主，容肇祖的思想史研究亦即哲学史研究，这是其学术思想史、哲学史研究的特色。

总之，容肇祖的治学轨迹是文学、史学、哲学和民俗学多领域交叉发展的，延续了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与研究所形成的治学规模，这些分支相互滋养，贯穿于他的思想史研究。《明代思想史》的特点就是对其学术特色的很好说明，该书的优点“就在于作者的史学家的眼光、哲学家的睿智，在充分占有翔实材料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缜密构思，而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论述，故能得出符合历史和思想家的思想实际的科学见解、准确论断，当然也就能善对先贤，而启发后学”（姜国柱，第295页）。

结语

容肇祖自幼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熏陶，刻苦自励，奋发向上，而后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胸怀救世济民之志，紧跟时代，勤奋治学，不断吸收新知识、新思想，在民俗学、目录学、文学、史学、哲学等多个领域开拓奋进，并对这些现代学科的发展、进步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其治学根基在于传统的辞章、义理、考据之学，强调文字、音韵、目录、校勘工夫，坚守文献史料，不作虚语妄言，以历史的客观、哲学的睿智来如实阐扬和批评中国哲学史，这其中深蕴着中华学问与治学工夫的传统。

容肇祖从事学术研究七十余年，经历近现代的巨大变革，可谓跨越世纪，学兼新旧，综罗中西马，通贯文史哲，诚为后学楷模、一代宗师，其学术研究也是百年来中国学术发展的缩影。而泰州学派研究贯穿容肇祖学术研究的大部分时间，成果丰硕，贡献巨大，为我们将泰州学派置于通贯文史哲、综合古今中外等视野下进行研究作出了表率。他的学术成果、治学方法、学问精神仍然值得我们潜心钻研和继续学习。

【参考文献】

《黄宗羲全集》第7册，2012年：浙江古籍出版社。

姜国柱，2004年：《容肇祖与明代思想史研究》，载《容庚容肇祖学记》，广东人民出版社。

《容肇祖全集》，2013年：齐鲁书社。

《容肇祖集》，1989年：齐鲁书社。

姚文放主编，2008年：《泰州学派美学思想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王传龙，2015年：《明儒王心斋先生弟子师承表》，载王传龙《阳明心学流衍考》，厦门大学出版社。

吴震，2009年：《泰州学派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衷尔钜，2004年：《为后学楷模的一代宗师——容肇祖先生生平和学术贡献》，载东莞市政协编《容庚容肇祖学记》，广东人民出版社。

朱鸿林，2015年：《明代思想史研究的空间与进路》，载朱鸿林《儒者思想与出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原载：《哲学动态》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