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披露，重庆市民方竹笋因在微博上发表讽刺市级官员的信息，被重庆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处以劳动教养一年。有人称此案为又一起“因言获罪”案件，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若细究起来，“因言获罪”的说法又似乎显得不够准确严谨。
按照世界各国的通例，判定罪与非罪的机关只能是法院。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方竹笋被劳教就只能称为“因言获罚”，而不能说是“因言获罪”，因为劳教委作为行政机关，并没有给人定罪的法定权力。然而在中国，历来强调自己的“特色”，对所谓普世价值是颇不以为然的。“特色”之一，就是不仅法院可以判定有罪，行政机关也可以判定有罪。《劳动教养条例》的存在，就是这种“特色”的制度依据。
在中国的刑罚中，剥夺人身自由属于主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属于附加刑。毫无疑问，劳动教养是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一种处罚，应归入刑罚中的主刑一类。《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按照法理，剥夺或者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法律，属于宪法性法律，应当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制定，而不是由国务院作为行政法规颁布施行。同时，对公民作出限制或者剥夺人身自由的处罚，也应当通过司法机关诉讼判决，而不能由以公安机关为主导的劳教委一家说了算。由此不难看出，劳教制度是严重违反宪法的非法之法。
既然劳教制度严重违反宪法，又遭到众多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的猛烈抨击，为何却迟迟不得废除呢？看了重庆方竹笋一案，人们或许会有所领悟。方的言词，不过是讽刺了级别较高的官员，应当是属于公民监督权的行使方式之一，并不能构成犯罪。如果起诉到法院，实在难以定罪。改为劳教委下判，尽管公安局长是讽刺对象，但却无需回避，照样可以拍板，可以一锤定音。如此一来，既能维护官员的官威，又能对潜在的批评者形成威慑，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
２００６年８月，也是在重庆，彭水县教育局科员秦中飞写了一条名为《沁园春.彭水》的短信，发给部分朋友、同事，批评当地的不正之风，其中涉及县委书记、县长。结果被县公安局以涉嫌诽谤罪立案侦查，并被县检察院批准逮捕。后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秦中飞被无罪开释，并获得２１２５.７元国家赔偿金。与秦中飞的遭遇比起来，方竹笋或许更为不幸。因为撇开了司法渠道，他连给自己辩护的机会都没有。由此可见，劳动教养制度作为官员的护身符，还是十分有效的。这种护身符的优点，是不需要经过烦人的司法程序，只要手中有权，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描画。这就是撼山易，撼劳动教养制度难的奥妙所在。难怪废除之声此伏彼起，而当权官员却充耳不闻。设身处地为官员们想一想，既是护身符，又是命根子，堪比贾宝玉身上的“通灵宝玉”，怎么能够轻易丢掉呢？
（２０１１年６月７日）
